“红小鬼”源流考：从胡耀邦到胡青帮
注：本文摘自苏晓康《晨曦碎语》
胡耀邦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不仅代表著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政治世代的开山宗师，即未来可能主导中国前景的“团派”。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或可看到一种传承与变异：从“红小鬼”到“胡青帮”。
胡耀邦因著力“平反冤假错案”，而为这个濒死体制，注入一股政治清明期望，成为中共历史上仅见的“好人政治”（胡适语），成为“八九”学运的深层驱力。它与赵紫阳代表的所谓“改革派”，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光谱；而更加具有前瞻意义的是，“改革派”经“六四”屠杀几乎全军覆没，“团派”虽“神龙之首”遭覆没，却因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而“见尾不见首”，倒是埋下中国的一缕变数。
“红小鬼”的长幼观
这些“革命少年”的成长经历，与中共的“列宁党体制”和越来越呈凌驾之势的毛泽东崇拜，融为一体，是他们人格、理念的唯一来源；他们又侥倖从极残酷的战争（以陈丕显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为最），和更为血腥的党内绞肉机中倖存下来，而胡耀邦竟可以童心未泯，天良可鉴，真是奇迹。
“红小鬼”自然都是他们同龄人里的佼佼者，毛泽东有点偏爱。下面这个细节耐人寻味，文革中陈丕显落难上海，其子陈小津来北京找赋閒的胡耀邦，胡给他出主意：“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胡甚至具体指导信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麽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一九七四年秋陈丕显给毛写信，果然八天后得毛批示获救。很显然，“红小鬼”跟毛的关係，超出一般上下级程度，甚至带有某种父子关係的意味——毛不仅是“领袖”，更是“长者”，是名副其实的“老人家”，所以对他“认错”是天然合理，跟你自己究竟错没错完全不相干。
从这里便不难理解，胡耀邦在八九年可以委屈而死——邓小平之于他，是跟毛泽东一样的长辈，岂能违拗？但他终于吞咽不下，以命相抵。他的政治祕书刘崇文回忆他逝世前的状况写道：“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迴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曾经为多少人洗冤的“红小鬼”，自己离开人世前竟陷入如此的恐惧，难道不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特大奇冤吗？
借著胡耀邦的悲剧性格，蘸上“六四”之血，再加上后来二十年的冷酷“稳定”，历史会给中国人铸进怎样的“长幼”型文化性格，又如何接榫中国传统君臣之道，岂非一道思想史景观？
共青团只得半壁江山
中共的世代，粗放划分是红军、八路、解放，所谓“打江山”的三代，坐江山（四九）以后的干部，似无资格构成“一代”，乃是一种典型的军事集团模式。
早在江西瑞金的红军割据时期，“红小鬼”便是“儿童团”头头，到抗战时期他们才随年龄增长，而升任共青团领导人。共青团作为共产党的预备队，其任务是将社会上所有的青年人都改造成这种“预备队”，可是，它自己是否列于中共的接班序列，却从未成为一个事实，因为直到文革前，中共尚无“接班”需要。
倘若中共体制也勉强具有韦伯所谓“科层制”的话，其资历、级别与升迁，皆有矩可循，“打江山”的三代也是论资排辈的，而共青团干部具有越级擢拔的潜在优势，亦是成规，如五二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人选有二：胡耀邦、陈丕显，毛泽东将后者派去上海主持工作，那年陈才三十六岁。
这个接班阶梯，被毛泽东自己以文革打碎，代之以毫无资历可言的“四人帮”，实属毁方败常，难以为继，所以邓小平“拨乱反正”，擢升胡耀邦（红军）、赵紫阳（八路）主持改革，乃回到原点，顺理成章。但是“八九六四”一劫，邓又重蹈毛泽东覆辙，罢黜胡赵，进而一并废弃红军、八路、解放“打江山”之三代，代之以毫无资历的江泽民。同样的政治体制，会犯同样的错误。邓小平临死前隔代指定胡锦涛做接班人，是不是意识到了“犯错误”，我们不得而知，而他再次启用一个共青团头头，无疑是回到中共的“原教旨”接班序列上。
但“六四”却是一个“不可返回之点”（the point of no return），在权力继承上，江泽民启动了另一个接班序列：太子党——对原教旨中共而言，这也是毁方败常的。邓小平虽是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受害者，但他跟毛一样，也克制不住地对这个政权倒行逆施，将之置于死境。即便是在“党天下”（专制）的含义上，共青团接班仍不失一种程式化，而将江山交给自己的子弟，则纯粹是“家天下”，背离“非人格化”的文官制度。
为抢救历史而主办《往事》的郑仲兵，向哈佛教授傅高义分析毛邓的区别（《往事》第八十九期），一针见血：毛泽东喜欢利用群众，搞“群众专政”，邓小平则反感这一套，比较注重官僚系统。但他在“六四”血腥镇压群众之后，也对这个官僚系统失去信任感，只相信自己的子弟，极为戏剧性地跟毛泽东殊途同归。
“交城阿斗”华国锋
郑仲兵进一步颠覆“十一届三中全会神话”，指出“它事实上也是因文革而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的专制官僚体制的集结和复甦，为邓小平的专权——建立他个人的权、威、势，铺设了道路。这个历史的大不幸，不少人还没有看到。”（《改革的神话及其他——傅高义访问郑仲兵》）
这是自“六四”屠杀二十年来，在中国人视野里对邓小平最为清晰的一个描述。原来在一手遮天的毛泽东身后，比他矮一头的邓小平也能一手遮半天。历史短如三十年，已经面目全非，中国算什麽“古老民族”？我们既不清楚林彪怎麽逃的、“四人帮”怎麽落网、更不知道邓小平如何自我“再造强人”，或许对那个华国锋，也多半是道听涂说？
至少破除“改革神话”以后产生了一个新说法，即胡耀邦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其一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华国锋时代；而启用这位“红小鬼”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而不是邓小平——那时候他还在巴巴儿地等著平反呢。但无论厚道还是胆小，抑或颟顸，最有时运做强人的华国锋却没做成，成了一个“交城阿斗”。
华国锋下台的含义只有一个：为邓小平大权独揽让了道，此乃权力制衡的常识。最后悔的人是叶剑英。胡耀邦与华国锋曾有一场龃龉，引来议论纷纷，无论真相如何，胡未意识到“唇亡齿寒”，是无疑的。在当时中共的权力结构上，能挡住邓小平称王的，只有一个华国锋。几乎所有人都在为邓小平抬轿子，驱动力则是人人恨透了文革。引虎拒狼之谓也。
邓小平仅以两隻“猫”便自我造神成功，实在是中国人造神毛泽东留下的一个报应。大家穷怕了都去拜灶王爷似的，把邓小平哄抬成“英明远见”的设计师，十几亿人叫他用仨瓜俩枣就给收买了，等他看到“小平你好”，知道江山坐稳，头一个翻脸的人，正是“红小鬼”！而“八路”华国锋不认识的另一个“八路”赵紫阳，届时也并无“唇亡齿寒”之感。那年头中国的政治学，就是“如何再做强人”，最后邓小平赢了。
毛邓选储如同儿戏
“强人”后嗣难产，权力继承是列宁党的死穴。毛邓都是打江山的第一代，皆难逃“接班人”危机。毛泽东不可一世，最后就死在自己那尊泥胎神像的坍塌中，那是林彪为他打造的；邓小平的“中兴奇迹”，亦废弛于轻易罢黜胡赵，并因此将中国推进深渊。
不甘心被鞭尸与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矛盾，导致毛邓选储形同儿戏：非理性且戏剧性，而且一犯再犯，十几亿人就这麽陪著他们一玩再玩。林彪机毁人亡后，毛泽东黯然将王洪文从上海点来北京继承大统，野史说他要王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就是儿戏的一例：“工总司”司令怎会懂得，汉室血统的放牛娃刘盆子跟他有何相干？而老毛毋宁是在奚落自己：这个王洪文也不过是个放牛娃而已，江山能交给他吗？
邓小平急功近利“脱贫”，迷信“科学生产力”，下令组织部遍寻名牌大学生，“催肥”干部知识化。这期间，陈丕显推荐了哈工大的王兆国，而邓小平只看中他一点：文革中“反对打砸抢”。大致来说，毛邓选储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馀”，如老毛最初看中王洪文，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他从武汉到上海，深夜坐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上海市革委会门前，有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站岗，这位阴谋大师对此甚为著迷，竟幼稚到幻想造反派可以替代整个共产党官僚系统。
这幅画面，二十多年后又在邓小平眼前出现，不过是在中央新闻电影製片厂专供中南海放映的内部绝密片上，这一回是在拉萨街头，一九八九年三月初，主角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头戴钢盔、手提衝锋枪，令邓小平大为讚叹，扭头问祕书：这个人是谁？
三个月后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邓小平，不再对“改革”有想像力，转而焦虑身后江山的安危，杀戒已开，“经济救党”不够了，此时他的心情，跟毛泽东在外滩的那一夜，如出一辙，他的“接班人标准”只剩一条：敢不敢开枪镇压群众？其馀免谈。
由“红”变“青”的遗传性退化
再去多说胡锦涛个人的乏味、僵化，已成絮叨，摆摆他的局限性，还有点意思。第一条自然是“合法性缺失”，他的发迹本来就是一个偶然，邓小平的一次衝动而已，就像前面那个王兆国，在这台绞肉机里能存活下来，已属万幸，二十几年来从共青团、中办，一路转悠到总工会，就差没去全国妇联了。列宁党建制“工青妇”，只是党的二级机构，好像跟权力继承不搭界。不过有首《共产儿童团歌》一直在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著！”从中央苏区瑞金唱起，掐指八十年，迟迟没有兑现。
胡耀邦那次起于百废俱兴之际，也不是“共青团接班”，但他选定死后葬在江西九江共青城，未预期地成了合法性来源的一块神牌。胡锦涛曾想去磕个头，后来忍住了。清华“五”字班水利系的这个学生有文化，又兼政治辅导员，所以还是一个“红小鬼”，成为“团派”掌门人，根正苗红，但共青城那个墓塚的神圣性，来自八十年代的“平反昭雪”，它主要不是关于权力的，而是关于道德和终极意义的，这种合法性不是昏庸之君所能接济得上的，于是问题便涉及接下来的第二点。
坊间戏称的“胡青帮”，因“团派”从宗师到当今总舵都姓胡，又以共青团发家的“团棍”为主，清华校友居多，大都出身平民，且多成了“红军”、“八路”们的姑爷。出身、学历、官场历练、婚姻，样样具备，只缺心肝儿肺。这帮理工科大学生从政，可谓具有“中共特色”的新科举，至少它是对毛泽东“读书无用”反智主义的反拨，但又拨向唯“科学”的另一种蒙昧。
比如清华的这个五字班，前未遭遇“反右”、“大跃进”，后面躲开了“文革”，据说“受教育最全面”，却人文涵养几乎是零，既昧于古典，也盲于西洋，所知仅限苏联，难怪中国从九十年代便进入一个枯燥而冷酷的“工程师治国时代”，在那个凶暴且无廉耻的“上海帮”里，是成堆的“工程师”。
所以，由“红”（小鬼）变“青”（华），既是知识化，也是理想主义退火的“冷血化”，与胡耀邦的政治清明资源，背道而驰。这也是一种“遗传性退化”，既指施政能力、名望魅力，也包含打天下一代的革命牺牲精神、绝对服从、含辛茹苦、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六亲不认，斯大林所谓“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已不复存在，列宁式政党的寿命，大致到打江山的第一代死光，这是苏联和东欧的命数，中共呢？于是要看第三点。
在给定的前提下，胡所继承的这份遗产，确乎太沉重了，他们面对的世道和难题，跟他们的能力太不相称——他们一群是靠听话、看上级眼色、忘掉了自己还有脑子，才混到今天的，哪里还剩下什麽创造力？即便从邓小平的角度来说，当初隔代指定他，想必是要他来擦江泽民的屁股——“财富的极大涌流”与人心的极大坏死，不仅叫共产党坐在火山口上，也叫中国面临万劫不复。
可胡锦涛非但没有沾上胡耀邦的清誉，反而是坐享其成“上海帮”的恶政、恶名。也许他最大的能耐，不过是为“团派”争得半壁江山，果若如此，他真是无颜以见九江共青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