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航空难和徐州八孩案看中共言论控制的逻辑
2022年3月21日，编号MU 5735、搭载132人的波音737东方航空客机坠毁于广西梧州。在事件发生后，中共采取了极度严格的资讯言论管控：在空难后所发布的记者会中，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全程照稿念，对于外媒记者提问避而不答。中国与外国记者到空难现场采访却被工作人员阻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国信办）则以遏止网路谣言为由，删除27.9万多条违法违规信息，处置2,713个帐号。
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影响中共回应
东航坠机发生在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于2月20日攻打乌克兰，原本普京（甚至外界）认为俄国会快速取得胜利，但乌克兰的抵抗使得战事延烧至今。北京似乎也没预料到战事会拖延，加上其在俄乌之间暧昧不明的态度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批评。对于中共来说，目前时机非常敏感，东航坠机事件的相关讯息很可能会引发与战争有关的联想，造成国内的民意动盪。因此，严格管控坠机事件的相关言论与讯息可能是中共为了要维稳所作出的因应。先前对于战争的误判也会促使中共更加谨慎，而最谨慎的做法就是封锁资讯。
徐州八孩事件的关键影片于1月28日被公布，在中国境内及海外网路上延烧了一个多月。事件之初正值北京冬奥，是中共向全世界展现中共强大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绝佳时机，对于寻求连任的习近平及需要政权合法性的中共来说特别重要。在此状况下，中共高层可能无暇顾及徐州八孩事件，就如地方政府也未将其视为重大社会案件，导致网路上形成舆论风暴。
事件主责的层级影响中共回应
中共中央与地方可用委託—代理关係来比拟。根据委託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中共中央为委託人，地方为代理人，中央委託地方政府替其治理。中央与地方存在著资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代理人拥有资讯上的优势，会出现投机利益行为，倾向对中央隐瞒甚至扭曲资讯。根据此理论，越接近中央的代理人越难隐瞒扭曲资讯，也就可让中央迅速的作出决策。
因中共五级政府体制，形成冗长的“委託代理链”，代理链越末端的代理人则越容易隐瞒扭曲资讯，影响中央的决策。在东航事件中，负责主管航空飞安的单位为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办公室，由国务院下辖交通运输部管理，为中央副部级部门。危机发生后，中共高层可以快速要求主责单位即时回应、掌握情势并作出收紧言论的决策。
徐州八孩事件则是发生在基层。事件初由县级政府回应，在网民压力下才由徐州市政府和江苏省政府介入。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政府为了怕被问责，而经常性的隐瞒资讯。“委託代理链”过长的状况导致从基层而上的层层隐瞒，确实可能造成高层在事件最初无法立即收到正确的资讯，而低估了此事件所引发的舆论风暴。
假设中共高层后来得知徐州八孩事件的严重性——毕竟事件在网路上发酵了一个多月，这时间足以使中共高层收集到相关的资讯——那中共高层为何迟迟不介入？一种可能是中共高层要藉由网民的讨论来收集更多资讯。前面提到，中央与地方存在严重的资讯不对称，单靠地方政府非常可能无法得到事件的完整样貌，所以中共意图透过舆论探讨来减少资讯落差，因此在初期并未收紧网路上对于徐州八孩案的讨论和质疑。
再者，中共高层可能觉得民意的批判不会影响到他们，因此在初期未做出收紧言论的动作。事件初期，网民虽然要求政府调查影片中八孩母亲的身世，当丰县及后续徐州市政府作出回应后，网民大部分是对这两个层级的地方政府批评与施压。一直到2月15日，北京大学的100位校友向最高当局发布联合公开信，恳求升高调查层级，而此举也促使了北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友也一同展开连署，弔诡的是公开信一发布没多久就在网路上被封杀，在那之后微博上关于徐州八孩案热蒐的讨论度也下跌，显示中共自那时才开始收紧关于徐州八孩案的网路舆论。
北京大学的校友公开信或许成功惊动高层，进而出动省级政府介入调查，但此举也可能使高层意识到民意开始将此事件与中共高层连结，一旦连结后高层就很可能遭受批判。北大校友的举动与后续效应甚至可能唤醒中共高层对于六四事件的记忆，提醒中共高层要避免民意串联形成政治抗争。因此，中共高层初期放任八孩母亲案的舆论发酵，但当民意开始对高层问责时，高层为了避免遭受到后续的批判而缩限言论。
强力控制言论将导致政权与社会更加对立
东航坠机与徐州八孩母亲事件有一个共同点：从地方基层到中央高层，中共在面临危机时皆企图掩饰资讯，漠视人民需要真相的声音。为了要维护其政权稳定，中共大力箝制内部言论空间，深怕来自民间的异议引起挑战。中共预计在今年秋天举行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将寻求连任，因此对中共而言，今年的目标是将局势稳住直到年底。
笔者认为，今年可预见中共面对危机的因应将更为僵硬，会比以往更加缩限言论空间，而这样对社会过度的压制，将导致更多的不满累积，加深政权与社会的对立。（作者：方琮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