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地下党员开的小铺子,现在总资产近2万亿

血钻故事 2021-11-25 00:11+-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建国之前为我党赚钱的人。这个群体关注的人比较少,但在我党早年历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群人早年开了许多店铺,办了不少企业,其中有一家存续至今,而且渗透至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巨无霸的多元化企业,即华润集团。

  最近,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公布了2021年度上半年经营业绩。数据显示,业绩增长良好,营收、净利润分别为3474亿元及315亿元,实现同比增长27%及41%。

  尽管增长比率不及一季度,但与一季度营收1595亿元、净利润145亿元的成绩相比,依旧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华润目前的总资产已逼近2万亿大关,整体运营状况已超出疫情前水平。

  如果你不熟悉华润集团四个字,那你听过或喝过怡宝纯净水吗?没有?那雪花啤酒呢?东阿阿胶、蓝剑啤酒、双鹤药业、万象城、太平洋咖啡,或最常见的华润万家超市?没错,它们都属华润集团旗下产品。

  我今天就结合华润的诞生史,讲讲这群特殊的“生意人”。

  大隐隐于市

  1948年12月底,卢绪章结束了香港的工作,坐苏联货轮阿尔丹号,回解放区大连,同坐一船、回去参加政协会议的章乃器看见了他,非常愕然地问:“咦,这不是卢总经理吗?”

  后来,卢作为上海市市长陈毅倚重的干部,公开亮相,再次引起骚动,大量的工商界人士,甚至一些上海地下党员,纷纷给陈市长发急函:“他是CC头子陈果夫的红人,中统、军统是他家的座上宾,务必请组织查清他的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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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绪章

  发急函表示担忧的人并没看错,卢绪章的确跟国民党高层走得非常近,是富裕、大家都认识的资本家。在重庆、上海,他创办的广大华行鼎鼎大名,股东中包括国民党高官。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在纽约开了分行,专门代理美国施贵宝药业中国区销售。

  卢绪章跟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处长梁若节、民航检查站站长严少白等人,往来密切,也已众所周知 。

  1947年初,施公猛把他介绍给了陈果夫,从此卢成为陈的心腹,为其经营一家颇为赚钱的药厂(陈任董事长,卢任总经理)。有一次陈高兴了,将自己的著作《维生论》送给卢的儿子卢贤栋,在扉页上写:“卢贤栋惠存,弟果夫呈。民国三十六年初。”

  既然如此,卢绪章怎么一下子就成我党重用的干部了呢?其实广大华行员工、乃至卢最亲密的家人亦感觉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卢的确为红色商人,只不过穿着白色的外衣。

  卢绪章,原名卢植之,191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一户经营米行的小商人家庭,14岁去上海学做生意,年轻时爱国、进步,后与朋友合资做了一家小企业叫光大行,为外地教会医院、客户办理医药邮购业务,有点类似现在的代购,但经营不善,不到半年就夭折了。后来他们把光大行改成广大华行,在原有业务上加上了邮寄业务,这一次做成了。

  1937年,经由上海地下党员杨浩庐考察、引荐,卢绪章加入我党。组织命他留在被日军包围占领的“孤岛”上海,以合法商人身份继续经营广大华行,同时经营一个叫华联同乐会的合法组织,暗中组织募捐、支援抗战。

  截止1939年,华联同乐会发展至1万多人。卢绪章的出色工作,得到组织重视。1940年夏,重庆红岩村,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面授机宜,要求他不要暴露党员身份,以资本家身份留在上海经营企业,其中有几个要点:

  “单线领导,不与其他同类机构和人员发生横线关系;社会化、职业化,即有合法的正当职业、社会地位;不与其他左派人物来往;即使家人乃至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身份;广交朋友,尤其国民党高层。”

  就这样,多年来,广大华行为我党赚钱、兑换法币、运送药品物资、作为地下党员联络站,忙得神不知鬼不觉。

  有一次深夜,卢绪章让妻子毛梅影帮忙把一批支援八路军前方部队的药品搬上车。妻子有点疑惑地问:“你卖药做生意,为什么非要在半夜三更呢?还要你总经理亲自装车,你……你莫非是共产党吧!”

  卢望着妻子严肃说道:“八路军抗日出大价钱买我的药,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卖呢?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说了是很危险的。”

  因此,一直至1948年,他的家人才知道卢绪章的真实身份,跟其他许多人知晓的时间是一样的。

  从1937年至1948年8月的11年中,广大华行为党组织筹集经费、赚取利润近400万美元。1948年8月,由于与公司相关的一位党员被捕,其妻子叛变,中央决定结束广大华行内地一切业务,开始清理资产,转至香港,截止1949年3月,广大华行上缴党组织315万美元、20万港币以及一些金条、法币和其他物资。

  1950年,广大华行与另一家红色企业合并,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家红色企业,即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华润。

  小店主

  华润跟广大华行不一样,一开始就是党产。

  它的创始人为杨廉安先生,也称杨琳,原名秦邦礼,出生于1908年,无锡人。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要说起他的哥哥秦邦宪,即博古,大家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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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廉安

  年轻时,他跟卢绪章一样,爱国、进步的好青年,年纪轻轻去了大上海学人家做生意,在小店铺里做店员,学会了记账和开店。

  1931年,杨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秋天正式入党。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契机,比较特殊,受命于危难之际。

  这一年,上海中央特科,因顾顺章被捕叛变,遭遇重创,大量特科人员暴露被捕,周恩来紧急转移设相关机构。5月,中央特科改组,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云,接替周恩来,成为新负责人,需启用身份未暴露的新人,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博古,将弟弟介绍给了陈云。

  从此,秦邦礼化名杨廉安,接过组织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开启了他秘密红色商人的革命生涯。陈云主要交给他两项任务:开店,建交通站。

  当时上海租房,需要“殷实店铺具报”,开些小店铺,可为革命组织和个人“打保单”,有时还能作为地下党员开会碰面的场所,以及后勤补给。

  比如,杨廉安开的家具木器店,就经常作为会议室,如果发现可疑迹象,或遇到敌人搜查,大家就把文件往家具夹层一塞。杨作为店主,可在安全时再取出来。他开的米店和文具店,则经常提供后勤和生活保障。

  当时开这类小铺子,一般不怎么盈利,有时还要贴钱。杨廉安比较厉害,他先开了一家米店,将无锡的大米贩卖至上海,很快就盈利了。接着,他用赚来的钱,又开了家家具木器店,之后一年之内开设了塘坊、南北货店和文具烟纸店等店,店生店,利滚利,个个红火,生意革命两不误。

  杨廉安的另一项工作,建立交通站,也很重要。所谓建交通站,即为打通从上海到江西苏区的路线,沿途建补给站和接应点,以便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和营救同志等,其形式,主要也是各种小店。

  因为有人叛变,原来的交通站废了,需建新的站点。新的路线确定为香港—汕头—潮州—大埔—青溪—永定,为此,陈云特意派杨廉安去汕头开了一家药店,叫中法药房汕头分房。

  在红军离开苏区前,大约四年时间里,杨一直在上海汕头两头跑,为苏区采购和转运物资、护送干部和转送文件等。

  这类工作非常辛苦,同时也非常危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身份一旦暴露,随时可能被捕被杀。

  1933年初,上海临时中央,将部分机构和人员迁往江西,包括博古、张闻天、刘少奇和陈云,都要分批前往苏区。

  为了护送好这些干部,杨廉安多次往返沪、汕和苏区,有时打扮成商人,有时乔装成当地老百姓。护送陈云、博古时,至永定县,遭遇国民党千余人围剿,当地一名叫卓雄的交通员,带领另两位同伴,将敌人引走,博古和陈云才化险为夷,可谓惊险万分。

  1933年3月,陈赓被捕,被押送至南京。老蒋亲自审问,称其“救命恩人”,威逼利诱,劝陈自首、归顺,但陈宁死不从。后经宋庆龄营救,老蒋无奈释放陈赓。陈带着一身伤,自南京逃出,抵达上海时,就住于杨廉安家里。他身上的伤完全痊愈后,杨又将其护送至汕头中法大药房,接着送往苏区瑞金。

  杨廉安“小店主”生涯,一直持续至1935年秋季,期间营救和护送的党员干部多达200余人。自始至终,他的真实身份从未曝光,关键,他完全解锁了生意密码,为他后来创办华润提供了便利。

  他后来离开他经营的店铺,陪着陈云去了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春夏之交,他再次回到上海经营店铺,但8月31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他被迫卖掉店铺,转至延安。

  联和行

  有了做生意的诀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在延安教了一段时间马列课的杨廉安,再次被我党充分利用起来,派去了香港“八办”工作。

  “八办”,即八路军办事处,为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依据国共达成的合作协议,在各大主要城市建立的办事机构,曾前后在15个地区设立过17个“八办”,主要工作包括宣传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调运物资、掩护和联系中共地方组织,营救和护送进步人士等。

  香港“八办”,具体地址在香港闹市区皇后大道中18号2楼。它比较特殊,因为当时香港在英国人手里,周恩来特意跟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协商争取而来,毛泽东亲自任命有海外资源的廖承志筹建、负责。

  由于英国人忌惮国民党说他们偏袒共产党,因此香港“八办”对外以经营茶叶的名义挂牌,叫“粤华茶叶公司”,跟何香凝(廖承志母亲,原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妻子)和宋庆龄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为两块牌子,同一套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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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中国同盟成员合影,右一为廖承志

  香港“八办”,主要工作跟其他“八办”也不太一样,它充分利用了香港特殊性,以及何香凝和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外国友人,以及国民党高层募集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资金和物资。

  比如,宋子文曾出10万块钱,资助廖承志筹办香港“八办”,宋氏三姐妹也曾一起亮相香港,声援抗日,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冯玉祥、印度革命领袖尼赫鲁,以及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都曾通过香港“八办”支援抗日。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以及他们的医疗团队,也经由香港“八办”送至内地支援抗日。再有,它也是东江游击队的组织者。香港沦陷之际,香港“八办”成功将800名文化名人营救和护送至内地,成为一时佳话。

  当时不少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国友人非常热心,香港“八办”募集的钱财和物资挺多,包括药品、毛毯、手术器材、文化用品,甚至还有大型救护车和大型X光机等,其中第一年就筹集了25万港币。

  毛泽东说八路军每个团应至少装备一部电台,宋庆龄立马就在香港购置了大量军用电台;1939年,“保盟”还出资,委托西北制作了10万件棉衣,送往西安“八办”;1938-1941年间,通过香港送往延安的卡车达30余辆、资金500万美元、药品120吨。

  为募集资金和物资,廖承志和宋庆龄等人,必须利用他们个人的影响力,有时还需组织义演和公开拍卖活动,所以身份肯公开的,因此也免不了产生风险。

  1939年,香港“八办”被港英警察查封,5个人被捕,原因是当时日本人跑来香港,与英国人谈判,英国人表现出退让之意,宋庆龄发表公开演讲,抨击英国人投降法西斯,惹来港英政府震怒。

  所以为安全着想,与公开募捐相反,保管和运送募捐来的物资和资金,需要绝对保密,以避开各类特务、沿途军阀、地痞流氓和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干扰。

  为此,香港“八办”、“保盟”,成立一个获得了合法身份的秘密贸易机构,专门负责保管和运送物资,这就是“联和行”,由杨廉安负责,名字,即取自他的名字“廉安”的无锡发音。

  联和行,就是华润前身,当然它成为真正的华润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初联和行的规模很小,启动资本不过两三万港币,工作人员也就杨廉安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

  联和行成立后,除了转运“八办”募集的物资外,还有两个事要做:一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和交通器材,二是每次回内地时,顺便将重庆、西安、武汉等地“八办”募集来的外币带来香港换成国币,汇回国内。

  从这三项任务可以看出来,华润前身联和行,最初并无盈利或赚取利润的功能,至少非主要目的。但靠着贸易机构的牌子和商人身份,杨廉安也积攒了不少生意场上的朋友。

  有意思的是,杨廉安第二任妻子,后来联和行的会计黄美娴,也是他在一家叫灿华的公司里采购无线电器材时所认识(也有说是何香凝介绍)。

  黄美娴年轻漂亮,出生于加拿大,美籍华人,第一语言为英语,会普通话和粤语,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多才多艺。她家境殷实,祖父是墨西哥华裔,经营果庄,还建过华侨学校,父亲在上海做过律师和建筑商。他们家在上海、香港都有房产,她叔父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所以在广西桂林也有房产。

  黄美娴对杨廉安的事业帮助很大,对华润也有很深的影响,曾拿出香港房产做抵押,支持丈夫的事业。

  1938年广州沦陷以前,联和行自香港往内地转运物资还算方便。可广州沦陷后,路就不好走了,一开始改经广西桂林-贵阳-重庆这条路,后来广西不安全了,又改经越南河内-镇海关-南宁-贵阳路线,再后来,越南也不能走了,再改缅甸运输线,经缅甸入云南-贵州-重庆,即著名的滇缅运输线。

  可以想象,这工作有多折磨人。每走一趟都得掉层皮,何况常年来回。我们以其中一次转运的物资、人员和路线情况为例,大家感受下其中的难度:

  10辆运输车,外加大量医疗器材、药品、无线电零件、电子管、电线、灯泡、广播器材和发电机等,另有衣物、被服20大箱,同时还带着20个准备回内地抗日的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

  走越南线,一路经海运、陆运、河运,跋山涉水、翻山越岭,途中,货物反复装卸打包,为避免国民党哨卡找麻烦,类似电讯器材这类战略物资,还要塞进装衣物、被子、军毯和鞋袜等救济物资的木箱里。

  做得如此辛苦,儒雅的杨廉安,很难保持老板的派头,更像个搬运工。

  当时杨廉安和家人的家庭生活也过得一般,时任上海“八办”秘书长的刘少文,曾去香港看过杨廉安与联和行的账目,他说:“杨廉安的账目很清楚,家人开销非常节俭。租的房子很小,三代人挤一个小单元,沙发两用,每晚拉开沙发就是床。”

  联和行这工作,杨廉安一直干到1941年12月日军入侵并占领香港为止。它成为赚钱的公司,并演变成庞大的集团企业,还要等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

  润泽中华

  1946年8月,杨廉安(此时已改名为杨琳)抵达上海会见周恩来,预备接受组织安排新的工作。他非常期待,也有点忐忑。

  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被迫暂停香港联和行,辗转广州、香港、桂林、梧州等地。近5年来,他继续以联和行名义做了些生意,虽然在桂林时遭遇日军查封,损失惨重,但他去面见周恩来时,手里竟然还积攒着近1000万元的货物——当时法币还未贬值。他经商的奇才,由此可见一斑。

  刚一见面,周恩来就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杨廉安,并问候他家人的情况。可刚没说几句,他已泣不成声。

  话说香港沦陷时,他除了帮助“八办”转移文化民主人士外,还要负责取出并转移联和行的资产。

  可他自己的家人也属难民,反而顾不上了,全靠他爱人王静雅挑着两支箩筐,一头装孩子,一头装生活必需品,再搀着裹小脚的婆婆,一路颠簸逃至广东湛江。后来杨在各地奔忙做生意,直到抗战胜利,杨才重新看见他们。

  更令他痛苦的,是他的哥哥博古,4个月前,与叶挺、王若飞等人乘坐飞机从重庆至延安,途径山西黑茶山时,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他的老母亲并不知晓这个消息,因为自1933年博古从上海转移至瑞金后,两母子就没再相见过了。

  1946年这次布置新任务,对周恩来来说同样相当沉重。因为国共两党和谈眼看就要崩裂,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到时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生灵涂炭。

  作为党的领导,他未雨绸缪,需为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做好万全的准备,其中包括转移、安置当时还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谈判的中共组织和人员,找寻新的可合法联络的大城市。

  更重要的,他还必须找到新的”生财之道”,为转移安置人员、为未来的战争提供不竭的“燃料”,否则,很难抵挡得住背后占据着财源优势、且有美国撑腰的国民党。

  杨廉安这次来上海,接到的新任务,跟过去相比,丝毫没有更轻松。

  周恩来要求他发挥善于经营贸易的长处,利用身份未暴露的优势,回香港继续办联和行,打通国内外贸易和物资运输线,培养对外贸易干部,顺便赚点大钱,同时安排好自上海和南京办事处转移至香港的人员,给他们找事做,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隐蔽下来。

  因此杨廉安很快又回到了香港,并将联和行改为“联和行进出口公司”。不过此时公司依然只有他、黄美娴和一个会计三个人,势单力孤。

  真正改变这一局面、让这家小贸易公司变成大企业的,是杨廉安的幕后大老板、直属领导钱之光。

  钱之光,出生于1900年,年纪比杨廉安要大,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更早。当年杨廉安去香港“八办”工作,即受命于他。

  他也是我党最早主持贸易、经济、物资和财源的干部,长征时负责征粮和后勤保障。他最著名的身份,莫过于”纺织工业的奠基人”,以及建国后首任轻工业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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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光

  其实,钱老还有一个身份,更加传奇,即早年中央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在位期间,他制定外贸规则、培养外贸干部和筹建外贸机构,成功击碎了国民党经济封锁阴谋。

  对这事,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当年老蒋封锁苏区食盐流通,导致食盐奇缺,相信很多人知晓。

  当时苏区许多民众因为缺盐,无力走路、身体浮肿、发育不良、“少白头”,盐比黄金还珍贵,弄得人们只能利用厕所、厨房、坟墓下沉积的土熬制硝盐(很难去除有毒成分)。

  以钱之光为首的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带领苏区人民斗智斗勇,使尽了各种办法突破国民党封锁、往苏区带盐,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将盐水浸透在棉衣里,然后带给游击队,为当年真实场景再现。

  苏区外贸总局,后被视为“共和国外经贸事业的源头”,其实也是我党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放开手脚搞进出口贸易(主要指苏区与白区间贸易),因为受左倾思想影响,与白区做生意很容易被扣帽子,而白区商人受制于国民党封锁,同样有顾虑。

  怎么打破封锁,利用经济规律、制定合理公平的制度,发动民众、私商自主开展贸易,是一项需要高度思想觉悟的技术活,跟后来的改革开放有一脉相承之妙。

  这有意思的是,后来钱之光担任第一任董事长的华润,同样也是以突破经济封锁著称的公司,而且在特殊年代,也担负着对外贸易部的角色。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确定崩了后,我党陆续撤离南京上海。撤离有三个方向,一部分人回延安,一部分去烟台这类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前往香港和南洋。

  其中撤至香港的人最多,因此还成立了几个组织负责协调管理。此时的香港,取代上海和南京,成为中共最重要的可公开活动的大城市,同时还承担着“发展海外经济关系”的重担。

  中央指定有在苏区外贸经验的钱之光,赴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自1947年2月开始,至他1948年8月正式成行,前前后后中央一共给他发了六次电报,催促他尽快赴港。

  但钱老并没有立刻赴港,因为他赴港之前,花了大量精力部署。他的部署如今看来也非常绝:以杨廉安掌控的香港联和行为基础,发展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将我军控制的东北、华北地区的农产品,包括大豆、猪鬃、皮毛卖到香港,再从香港采购解放区需要的医药、钞票纸、医疗器材、军工用钢材,互通有无,从而可持续的经贸往来。

  但要搞好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办贸易公司需要大量资金,当时钱之光向中央要了两万两黄金充盈香港联和行。联和行因此鸟枪换炮,一下子成长为大公司。

  另外,既然发展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要有个内地的协作公司,所以钱老又先去了烟台(烟台后来被国民党占领,所以改为苏联控制的大连)成立了一家对口协作贸易公司,叫中华贸易总公司,并找到当时负责东北局的陈云解决了农产品货源问题。

  最难的当属海运,因为海路基本被国民党完全掌控和封锁了,硬来没戏。钱之光的对策为:先租用两艘3800吨的苏联轮船,阿尔丹号和波尔塔瓦号,然后通过火车将货物运至朝鲜,再从朝鲜罗津港运抵香港,以避开国民党盘查。

  所以一直等至1947年11月,香港和东北间的第一趟贸易才正式做起来:

  押着1000吨大豆,以及各类中药材和黄狼皮的阿尔丹号,顺利抵达香港,船上的货物除了黄狼皮(当时做生意没经验,香港太湿热,这玩意没人要)外,均被香港市民一扫而光。杨廉安忙得不亦乐乎、大喜过望,到了12 月初,满载各类解放区急缺的医药、军工物资的阿尔丹号又顺利北上了。

  这条贸易线打通后,联和行繁忙起来,仅一趟贸易后,公司就从3人发展到了20多人的规模。为了适应公司发展,杨廉安在香港皇后大道与德辅道之间的毕打行租下一间100多平米的办公室。

  1947年圣诞节那天,整个公司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杨廉安尤其高兴,历经10年打拼,公司终于有了新起色,背靠香港,外加钱之光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公司前途不可限量。

  这一天,他突然向公司全体员工提出:“应该给公司取个新名字了,因为现在的公司已经不再是他一个人的,再用他的名字谐音已不合适。”

  最后也是他提议,将“联和进出口公司”更名为“华润公司”。

  他解释:“华”代表中华民族,“润”取毛润之名字的中间一个字,寓意润泽中华。当时公司所有员工鼓掌一致赞成。而英文名字则确定为“china resources” ,由杨廉安第二任妻子黄美娴所取。

  自此,华润公司正式诞生了。

  1948年后,原来在上海的广大华行,搬到了香港,后与华润合并。与此同时,其中在港的党产店铺贸易行,也都尽数合并到了华润。

  华润,因此一跃而成当时最大的党产企业,并有了第一任坚强的领导班子:董事长,钱之光;总经理,杨琳(杨廉安);副总经理,袁超俊、李应吉,总会计,刘恕。

  结尾

  以上就是华润诞生的历史了。

  1952年,机构改革,贸易部一分为二,变成负责“内贸”的商业部和负责“外贸”的外贸部。与此同时,华润结束作为“党产”公司的历史,核算转为国有资产公司,划归外贸部。

  在上世纪50年代,受制于冷战、西方资本主义封锁影响,具有外贸性质的红色公司非常少,常年在香港做外贸、跟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的华润,几乎成了“对资贸易”的总代理。

  以猪鬃这类稀缺的战略物资为例,国内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出口,再由外贸部出口至国外,但当时外贸部能找到的做出口的唯一代理公司,也就华润,因此叫“一个窗口、统一对外”。

  华润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身上的担子自然更重了,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在中国最初与外国进行贸易那会儿,华润几乎成了我们国家外贸的规则制定者、秩序维护者、标准制定者,以及外贸人才的教育者。

  比如,怎么建立商品检验标准、建立相应的合同范本、完善报关手续,以及怎样推动各省市县乡领导重视外贸、遵守合同、提高出口商品质量等等。

  以商品规格为例。过去咱们国家出口土纸,但因为土纸未能建立统一的规格,大小、重量、质量、包装都不一样,种类多达一千多种,如此一来,要分差价就很困难,自然出口就不方便。

  再比如桂皮,原定每包60斤,但到了华润手里,每包只有59斤-57斤,包装尺码反而比原规定大,这要怎么卖给外国人呢?许多时候,只能先运到香港,华润再加工一次才能出口。

  作为外贸唯一窗口,华润责无旁贷,必须担负起外贸教育者的角色。事无巨细,具体而微,一项一项手把手地教。

  华润转为国有企业后,早期领导干部也都有了新的安排,其中钱之光调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杨廉安则调回外贸部,任计划局局长,袁超俊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原华润驻京办公室主任刘恕调往外贸部,任党组秘书。

  所以无论从人才输出还是外贸文化的推广来看,说华润为中国外经贸领域的“黄埔军校”也不过分。

  在建国前后,除了做外贸外,华润始终承担着大量赚取利润以外的政治任务,比如1948年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朝鲜战争时期突破禁运采购军用战略物资,为解放西藏转运、采购军用物资,以及平抑上海物价、帮助我党接管上海等。

  我们挑接管上海这事简单说下。1948年8月,中央决定将广大华行合并到华润,其中一个原因,即考虑当时急需大量懂大城市和经贸的新干部接管上海。

  前面说了,上海广大华行有人叛变,全体党员陆续撤离到了香港,其中就包括创始人卢绪章。所以中央决定,将撤离至香港的广大华行合并到华润,一部分原广大华行党员干部回内地协助接管上海——上海,内地最重要的经贸中心,接管工作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广大华行合并到华润后,卢绪章乘着华润的阿尔丹号货轮回内地,后来领命成了上海市长陈毅的得力干部,参与接管工作——即我们开篇讲到的故事。其实前后脚的工夫,1949年,钱之光也去了上海。

  接管大城市并不简单,旧秩序没了,新秩序还没建成,投机分子浑水摸鱼,囤积居奇,何况还有一些专门搞破坏的,弄不好经济秩序大乱。光如何用人民币替代以前的金圆券,就够复杂的。

  当时上海流通的金圆券超过40万亿元,新政府从丹阳运来40卡车人民币,还不够。因此军管会迅速启动印钞厂印货币,当时上海还出现了面额200元的新版人民币。而变成废纸的金圆券则堆满了各大银行的库房、营业大厅、走廊、甬道,甚至厕所。

  更麻烦的,是新政权不可能立刻获得人民群众信任,所以他们担心人民币贬值,因此钱一到手,就立马换成黄金、白银,或换成粮食或其他物资,如此一来,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同时还有大量银元倒卖贩子推波助澜。刚兑换人民币时,一块银元100元,一个月不到,已经涨到1100元了,而物价也在不到半个月内跟着涨了2.75倍,其中大米、棉纱分别涨了1.5倍至2倍。

  投机者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最后新政权采用了市场和行政双重手法,才顺利解决了所有问题,即后来引为传奇的“银元之战”和为稳住物价的“两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战争,华润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当时卢绪章和钱之光,为了稳住上海物价,利用华润地处香港方便搞外贸的优势,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进出口计划,上海缺什么,华润就及时进口什么,充分保证了上海物资充盈、物价平稳,也让大量囤积居奇的人亏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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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润大厦

  最后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1947年4月,袁超俊(华润副总经理)刚到香港,他的爱人钟可玉怀孕了。当时他们已经有一对双胞胎,因此实在没精力再多要孩子。更关键的,是当时华润设立了秘密电台,而这电台就设在袁超俊家里,所以没法请保姆。两人商量后,用老乡建议的土方法把孩子打掉了。

  可4个月后,钟可玉不小心再次怀孕。这次不敢再打胎,否则非常危险,因此只能等孩子出生。但问题依旧:孩子生下来要怎么带呢?

  夫妻二人再次商量,最后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孩子送养。袁超俊回忆说:“1948年4月27日,小女儿出生了,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啊!我们轮流把她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当汤校长(收养人)来医院抱她走时,我们与可爱的女儿真是难舍难分……”

  • 最新评论
  • 求d三真

    坏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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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理书

    看看腔调就知道是CCP编造的狗屎文章,谎言需要看完吗? 也好意思说! 中共的这些白手套公司,都是利用政府职权发财,或者说是从全体国民身上捞取的不义之财。这对一个一手遮天的独裁政权,很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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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rdlyconfused

    看看腔调就知道是CCP编造的狗屎文章,谎言需要看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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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xnews

    “华润”非是“润泽中华”,而是“中华润泽”。很贴切,这个公司就是靠吸中华的血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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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蜜蜂

    这是真正的党产!哈哈! 以说明“改朝换代就是换一批人发财!”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本质!没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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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局者迷

    也好意思说! 中共的这些白手套公司,都是利用政府职权发财,或者说是从全体国民身上捞取的不义之财。这对一个一手遮天的独裁政权,很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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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冰

    这个我也认识一家,父母解放前就在上海以资本家身份为中共工作,他们本来就是富户出身,因为相信中共为社会平等穷人翻身而秘密加入组织,解放初又被派往香港做贸易,为中共购买紧缺资源,可孩子留在国内上大学,因资本家身份不能报考热门专业无线电,后来在学校被打成右派,还好毕业后被父母接出去,直到父亲去世才知道父亲身份,以前的苦都白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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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蔚河

    这个侧面的介绍不多见,挺新颖的,希望多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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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ry

    华子头的多是党产,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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