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医生 在阿富汗为妇女接生

上观新闻 2021-10-13 14:45+-

8月15日,经历了30余年战乱的阿富汗再次迎来了新一轮的政权更迭,塔利班军队攻占了首都喀布尔,原国旗在总统府缓缓降下,全世界屏息凝神,等待这片土地的新命运。远在中国北京的阿依夏·那万看到新闻,再次想起了霍斯特——一座位于阿富汗东南部、邻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偏远小城。

2016—2017年,供职于北京某三甲医院的麻醉科医生阿依夏·那万作为公益组织“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于2016年、2017年两次远赴阿富汗霍斯特的一家妇产医院,为当地妇女提供免费的医疗援助。

150多个日夜里,阿依夏在一个“路上见不到女人”的地方救助女人,目睹了约5000名产妇在医院分娩,也看见了阿富汗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

去往霍斯特的路途比阿依夏想象的更加周折,一共中转了三次。她先从北京乘机前往香港,再转机至迪拜,然后飞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最后,乘坐一架小型载客飞机,降落在霍斯特机场——一小片荒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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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任医生和阿依夏在机场紧急会面,在两个小时内将所有工作交接给她,便匆匆离开。抱着厚厚一笔记和病历,阿依夏既紧张又兴奋,乘坐“无国界医生”的越野车从机场赶往妇产医院。

这是她早就期盼的时刻。阿依夏是哈萨克族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学生时期就听说过“无国界医生”,一直期待能成为其中一员,到发生天灾、战争、疫病的地区提供医疗援助。阿依夏在北京某三甲医院麻醉科已有三年的工作经验,正是霍斯特妇产医院急需的人才。得到去阿富汗的机会后,她没有告诉父母,用调休和年假凑出近两个月假期,便动身前往。

坐在汽车里,她忍不住贴着窗户张望,打量起这个陌生的地方,尽管她早已在安全培训中被告知“东张西望是危险的”。阿富汗在近40年间经历了6次政权更替,而霍斯特则是阿富汗最不稳定的边境地区之一,历尽战争的洗刷,它向阿依夏展现出一幅颓败的图景。

偏僻、荒凉、贫穷,这是阿依夏对霍斯特的第一印象。据她形容,如果首都喀布尔是“停滞在上世纪80年代的繁华都市”,那么霍斯特就是“从未拥有过繁华的上世纪乡镇”。这里的基调是灰蒙蒙的,一切都如此“滞后”,建筑多为平房或复式楼,最高也不过五六层。市中心的街道上见不到多彩的衣饰,唯一的商业痕迹是路边兜售小吃的摊贩。

“路上没有一个女人。”阿依夏发现,与喀布尔相比,霍斯特的女性好像被消除了,街上只能见到消瘦、黝黑的当地男性,身着长袍,围着围巾,满脸严肃。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目睹这样的街景,她心底还是涌上一股难以言说的不安。

第一个夜晚,阿依夏入住医院的营地后刚躺下不久,不远的地方就传来了“嗖、嗖、砰”的声音,“是枪声!”阿依夏在惊恐中再次意识到,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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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过濒死的心跳吗?在霍斯特,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那是一种非常遥远的声音,‘怦、怦、怦’,很微弱、很微弱。”心跳来自一个休克的母亲,当她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失去意识了,阿依夏摸不到她的脉搏,量不出她的血压。

阿富汗是世界上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阿富汗每10万次分娩中就有638名产妇死亡,而在中国为18名,前者高出后者约34倍。

在霍斯特,阿富汗最不稳定的边境地区之一,孕育新生命是一件如此危险的事情,大多数女性还在以近乎古代的方式生产——在家里由接生婆协助分娩。子痫、难产、大出血……分娩的风险在临盆时爆发。

当分娩发生意外,产妇就医之路又面临着重重阻挠。没有男性亲属陪同、凑不出交通费、家人不希望其身体被看到、夜间出行风险太大……每一个原因都可能造成她们就医时间被拖延,不少产妇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她们的血液似乎流光了,身体苍白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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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的妇产科医生卡鲁瓦尔茨(左一)正与病人母亲交谈。病人5天前在家分娩,经历了产后出血,正在霍斯特妇产医院里慢慢康复。

不产检是孕产妇死亡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每一个重症病例送到医院,就像开盲盒一样,医生对她一无所知,都来不及确定病因。”

阿依夏不会忘记自己目睹的第一起产妇死亡病例——那是她到霍斯特妇产医院的第二天,被担架抬过来的产妇呈晕厥状,挺着大肚子,浑身是血,舌头肿到了嘴外,身体一侧无法动弹。经过初步诊断,医生认为可能是孕期高血压引起的脑卒中。她们立刻稳定其血压,尝试进行剖宫产手术,但太迟了,腹中胎儿已窒息,产妇也因脑卒中死去。阿依夏因此自责不已。

妊娠高血压导致脑卒中的病例在中国非常罕见,发生概率不到0.0003,因为有定期产检,包括妊娠高血压在内的各种孕期并发症都能得到较好地控制。而在阿富汗,产检是奢侈的:一方面,女性不允许私自就医,必须在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才能成行;另一方面,霍斯特的大多数人口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产检费用对普通家庭来说过于昂贵。这也是为什么当地孕产妇经常死于本可预防、治疗的疾病。

从北京来到霍斯特,阿依夏 那万要很快适应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去救治病人。

在贫困和习俗的限制之外,部分人群对妇女生命的漠视,让霍斯特的母亲离死亡更近。

有一次,一名产妇刚到医院便去世了。阿依夏回忆当时的情景,“她的婆婆站在一旁面不改色,脸上没有露出丝毫悲伤的神情。后来,产妇的妈妈也赶到了医院,她双眼通红地跑进来,抱起自己的女儿放声大哭。那位母亲痛苦的样子,我到现在都没法忘记。”阿依夏听当地医护人员转述,产妇正是因为婆婆迟迟不肯送医,耽误了治疗时间。

分娩这场大劫,这里的女性经历了一遍又一遍——2020年,阿富汗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数为4.2个,而在霍斯特妇产医院,生育了5个以上孩子的女人随处可见。医疗条件有限,是顽强的生命力让她们在每一次高风险的分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比利时医生卡鲁瓦尔茨(Dr. SéverineCaluwaerts)曾在6年中9次前往霍斯特妇产医院支援,她永远记得那个生下第11个孩子后被送来医院的女人,“我一看她,以为她已经死了,感觉不到脉搏,血压也不存在。”经过二十分钟的心肺复苏,正当医生们准备放弃的时候,突然,一个非常轻微的脉搏出现了。

“奇迹般地,她开始好转,出血减慢,然后停止。五天后她回家了。我仍然不敢相信,我从没想过她会成功,但她活了下来——像一个战士,就像我在阿富汗遇到的许多女人一样。”

更多的时候,霍斯特的母亲们没有死去,她们撑了过来,回到了家里,回到了丈夫和孩子身边,医生们常常为这样的生命力而震撼,阿依夏说:“前一天晚上她们被送到医院时,裹满泥和血,头发凌乱,不省人事。可是第二天你再去看,她们已经在病房里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脸颊红润,眼神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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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霍斯特妇产医院之后不久,阿依夏对于阿富汗的刻板印象逐渐融化,在“荒凉、贫穷、落后”之外,阿富汗的第二张面孔浮现出来。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那个“一脸凶相”的丈夫。当阿依夏带着当地的助手作为翻译,打算告诉家属产妇死亡的消息时,她远远看到等候室里有一位大胡子男人,双手交迭着放在胸前的围巾里,眉头深蹙,表情严肃。“我一瞬间觉得非常害怕,害怕这个家属会从围巾里掏出一支枪,把我们都给毙了。”

但是男人没有,听完医生的说明后,他脸上甚至没有任何责怪的神色,只是一个人转过身去慢慢走远,他将近1.9米的个子,高大的肩膀抽搐着,“就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过了一会,他才走回来对两位医生说,他早就观察到妻子怀孕期间的种种异常。“他开始责怪自己不够关注妻子,并没有来责怪我们。”

还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阿依夏发现,霍斯特妇产医院的血液存量似乎总是很充足。当地大夫告诉阿依夏,假如血库缺血,只要拿着大喇叭在患者家属等候区呼唤献血者,当地男性很快就会聚集到输血区,伸出他们的手臂。

“医院里的所有血液都是男人捐献的。我想,或许这里的男人们没法改变阿富汗的现状,可是他们会主动献血来表达自己的爱意,拯救身边女性的生命。”她意识到,霍斯特的男性在用另一种方式,庇佑他们的妻子、母亲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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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后,阿依夏时常想起阿富汗,但她想起的是营地厨师的微笑,是助产士们认真学习产科知识的模样,是女患者们来复查时一眼认出她,然后奔过来用力拥抱。

有时候她觉得,当地女性身着的蓝色波卡罩袍是对阿富汗人最准确的映照:波卡罩袍看似简陋,甚至有些廉价,可是如果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上面绣着精致繁复的花纹,在这动荡、贫瘠的小城里,对美的热望没有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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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身着蓝色波卡阿富汗妇女带着孩子前往无国界医生的流动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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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斯特妇产医院统共只有两间手术室,60张病床,规模并不大。阿依夏估计,这里的医疗水平仅相当于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镇医院:手术室里可用于监测生命体征的只有一台老式心电仪,可用于麻醉的药物只有寥寥数种,包括氯胺酮(一种在中国的妇产科早已被淘汰的麻醉药品)。

“但就是这样一个医院,一个简陋又非常精心筹备的免费医院,对于这里连穿衣打扮都要受到限制、出门看病都要受到限制的妇女来说,如同上天的馈赠。”医院创立于2012年,开业那天有15名孕产妇就诊,接着数量飙升至30、50、100,至今每年约有2.5万女性在这里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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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霍斯特省妇产医院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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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斯特妇产医院,妈妈们和新生儿挤满了病房。

为协助更多普通产妇能够就近分娩,免受战乱和恐怖袭击的影响,在阿依夏前往支援的2016年,霍斯特妇产医院开始支援周边的3个医疗中心,并持续扩大范围,到2018年,可协助分娩的医疗中心已经增加至8个。

同时,妇产医院还成了霍斯特目前最大的女性雇主之一,雇用了大约430名员工,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她们成为了接待员、护士、助产士和医生。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

比利时医生卡鲁瓦尔茨是最了解医院情况的国际救援人员之一,她发现当地的女性员工都非常渴望学习新技能并获得任职资格,她在手记中写道:“助产士成为了医生,接待员成为了助产士,清洁工成为了接待员。仅仅一年后,我看到我教过的医生自信地做剖腹产手术,不需要我的帮助。如果你在这儿种下种子,就会开花,偶尔还会长出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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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斯特妇产医院,卡鲁瓦尔茨医生(左一)与当地医生一起为病人做超声检查。

医院是一个全女性的空间,几乎所有的医生和工作人员都是女性,也许正因如此,病房变成了难得的开放的空间,卡鲁瓦尔茨观察到,“在这里,女性可以脱掉罩袍,可以露出头发,可以给孩子哺乳。这是因为病房里没有男人,是女人照顾女人。”

自2020年起,受疫情影响,霍斯特妇产医院的国际救援人员减少,主要依靠本地工作人员继续维持。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塔利班重掌政权,美军撤出阿富汗。

“最近动荡的局势也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医院的病人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原本专注于接收重症病例的霍斯特妇产医院不得不扩大收治范围,尽力满足当地的医疗需求。”“无国界医生”组织向记者介绍,冲突加剧之下,周边的私人诊所纷纷关闭,许多人因失去工作而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更多的孕产妇涌向免费的霍斯特妇产医院,所有职员都在超负荷运转中。

不过,医院里的霍斯特女性还在照常工作,尚未受到政权更迭的影响。

阿依夏依然保留着营地厨师在临走时送给她的红色格纹围巾,阿富汗的新消息一次次牵动着她,“希望他们能迎来一个和平、安全的新世界。期待有一天,阿富汗女性可以和我一样,自由地出门、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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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斯特妇产医院,当地大多数病人不认字。墙上的插画提醒人们生病时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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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斯特妇产医院,一名儿科护士为新生儿病房的婴儿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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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夏 那万(右二)与霍斯特妇产医院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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