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是怎样炼成的？
2021年8月21日晚，第32届金曲奖将“特别贡献奖”颁发给了罗大佑。颁奖典礼上担任引言人的台湾著名乐评人马世芳评价说：“（罗大佑）让我们知道，一个歌手，不但可以拥有诗人的灵魂，也能拥有思想家的精神和革命家的气质。一张唱片，也可以成为震撼时代的启蒙事件。”
我想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成就了罗大佑，让他变成了这样一个近乎全能的华语音乐教父？他旺盛的创造力究竟来自何处？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去他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去寻找。
想象中的鹿港小镇
噪音过后，一个尖利的音符从喇叭里冲了出来，虽然那时的我根本分辨不出这是哪种乐器在演奏，但声音中蕴含的力量却像一把刀子直插心脏。简短的前奏过后，录音机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
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
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我当时并不知道鹿港小镇在哪里，也不明白妈祖庙意味着什么，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思想对于刚刚才用上录音机的我来说有点超前了。但不知为什么，这首歌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愤怒的歌词，也从来没有意识到中文歌同样可以非常摇滚。后来我才知道我不是唯一被它打动的人，这首《鹿港小镇》不知唤醒了多少80年代大陆年轻人的心，这盘名为《之乎者也》的磁带不知让多少热爱音乐的叛逆青年走上了摇滚的道路。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知道那个声音来自罗大佑，但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直到多年之后，我才从一张同样模糊的复印纸上看到了那个戴着墨镜，留着披肩长发的冷峻面庞。
2010年的某一天，我去台湾采访，专程绕道去了趟鹿港小镇，我想看看当年那首震撼过我的歌究竟是如何写出来的。结果却令人失望，那是个“俗气”的小县城，到处是小商小贩和封建迷信，似乎和“摇滚精神”没有一点关系。
2018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我终于在台北复兴南路的一幢外表极为普通的公寓楼外见到了那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脸。如果不是资料里确凿无误地表明罗大佑生于1954年，我肯定不会相信这张脸的主人已经64岁了。
罗大佑带着我走进他的工作室，然后迅速把鞋子脱了，光着脚盘腿坐进沙发里。他个子不高，身材保持得极好，肚子上一点赘肉都没有，脸上的皮肤光滑细腻，几乎看不到皱纹，说他40岁都有人信。
我仔细观察着眼前这个人，和那张我熟悉的唱片封面照相比，虽然一头披肩长发被剪成了板寸，一袭黑衣换成了蓝绿色的居家型绒线夹克，遮住大半张脸的墨镜也被一副标志性的彩色眼镜代替，但罗大佑骨子里依然还是当年那个愤世嫉俗的年轻人。
“我从前是个比较孤僻的人，后来媒体采访多了才变得比较和善一点。”说这话的时候他终于笑了，眼角额头现出了几道很深的皱纹。
咖啡来了。我努力地把话题转移到40年前，请他回忆一下刚开始做音乐时的峥嵘岁月。原来，当年那个性格孤僻的罗大佑，并不是《鹿港小镇》里那个“当年离家的年轻人”。事实上，他在写那首歌之前根本没有去过鹿港，他的父亲也不是开杂货店的，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他家的经济状况非常好，他本人也一直是个好学生，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这让他顺利地考上了台中的一所医学院，准备毕业后子承父业，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
既然如此，是什么原因促使罗大佑放弃医生职业，玩起了摇滚乐，并写出如此愤怒的诗句呢？“应该是受当时台湾的社会氛围影响吧。”罗大佑对我说：“当年台湾到处都在卖进口唱片，我听了特别多的美国摇滚乐和爵士乐，我玩摇滚乐应该就是受了这些唱片的影响。在歌词方面，那时候台湾出了一批很好的诗人，我非常喜欢读余光中、洛夫和杨牧等人写的新诗，在思考方式和开拓思维空间等方面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关于这段历史，有个人比罗大佑更有发言权，他就是著名的滚石唱片公司董事长段钟沂，罗大佑的大部分唱片都是在滚石出的。我后来又去了位于台北光复南路290巷的滚石唱片总部拜访了这位台湾流行音乐的传奇人物，也请他回忆了一下当年台湾的情况。
段钟沂生于1948年，是标准的“战后一代”。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旧的国际秩序，一大批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融入了国际社会，像段钟沂这样来自第三世界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接触到了全新的文化理念，和信息相对封闭的父辈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当时的台湾当局虽然非常保守，但对美国的流行文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段钟沂说：“这就相当于在台湾开了一个天窗，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看到天空。”
为了给驻扎在台湾的美国大兵提供娱乐服务，1950年代的台湾出现了一大批电声乐团，在高级俱乐部里为客人翻唱美国流行歌曲，内容多半是通俗的爱情小调，没什么内涵。今天的歌迷也许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表达深刻内容的流行歌。但是，这种歌曲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早年的流行歌曲纯粹是为了娱乐，在今天听来都是“靡靡之音”，唱片公司并不认为把高雅的现代诗歌谱成曲唱出来会有人买，美国同样如此。
这种状况直到1960年代才发生了改变，鲍勃·迪伦（Bob Dylan）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那个年代的美国正经历着冷战、越战和民权运动，社会气氛动荡不安，很多人有话要说，迪伦只不过把大家憋在心里的话写成歌曲并唱了出来而已，大众接受起来相对要容易得多。但在当年的台湾，起码表面上并没有那么多社会矛盾，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所以台湾乐手们依然唱着不痛不痒的口水歌，只不过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木吉他而已，因为美国乐坛刚刚经历过一次民歌复兴运动，台湾歌手依样画葫芦，也跟在美国同行的后面唱起了美国民谣。
真正的变革要等到1976年才到来，一位只比段钟沂小一岁的民谣歌手李双泽在参加一场“西洋民谣演唱会”时把一瓶可口可乐摔到地上，呼吁大家“唱自己的歌”，从此开启了台湾的新民歌运动，这就是后来传到大陆的校园民谣。罗大佑早年的创作深受这场运动的影响，比如那首脍炙人口的《童年》就是典型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是罗大佑在1976年写成的，那时他正在读大学3年级，正好是回忆童年的年纪。另一首校园民谣风格的《光阴的故事》则是他大学毕业那年写的，因为台湾的医学院要上7年，所以那时的他已经26岁了，也正好是回忆青春的时刻。
“创作者必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是一定的。”罗大佑回忆说：“不过，我有时会主动寻求一种不是自己现状的情境，这是一种创作的技巧。”
这两首歌流行度非常高，但罗大佑最具革命性的歌曲还得说是创作于1980年的《鹿港小镇》。这首歌是概念先行的，相当于命题作文。音乐风格终于摆脱了民谣的束缚，变得非常摇滚。歌词更是充满了批判精神，愤怒的情绪溢于言表。“我因为是学医的，不是音乐圈里的人，经济上也比较没有压力，所以我比较没有顾忌，这才写出了《鹿港小镇》。”
1980年，罗大佑从医学院毕业。虽然因为大学期间玩音乐耽误了学业，导致学习成绩掉到了班里的中下游水平，但仍然足以让他考到了医生执照，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但罗大佑骨子里是个叛逆青年，他感觉自己有话要说，便从父亲那里借来一笔钱，自费录制了一张唱片。几乎与此同时，段钟沂和弟弟段钟潭联手另外几位朋友成立了滚石有声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进军唱片业。段钟沂听到了别人翻唱的《童年》，非常喜欢，便托人找到罗大佑，说服他把这张唱片交给滚石来出。
滚石唱片当年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独立厂牌，罗大佑也是个没什么名气的乐坛新人，这次签约纯粹是因为双方在音乐理念上的相投。段钟沂当年也像罗大佑一样留着一头披肩长发，也喜欢听来自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两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美国摇滚乐的核心并不是民权和反战，这只是表面现象。美国的问题是道德问题，这才是摇滚乐真正想要表达的主题。”段钟沂对我说：“台湾虽然没有民权和反战的问题，但台湾同样有道德问题，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想要打破的是伪善的传统道德观，这个诉求和美国摇滚乐是一样的。”
虽然理念相投，但这次合作在经济上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次冒险。段钟沂告诉我，当时曾经有位业内人士打赌说这张唱片最多也就能卖2000张，结果仅在台湾地区就卖了20万张，盗版更是不计其数，这次冒险取得了成功。
好旋律与共情能力
当年由于两岸交流不畅，这张唱片是通过某种特殊手段进来的，并迅速被翻录成了磁带，在北京的音乐圈子里广为流传。这是罗大佑出版的第一张个人唱片，从此开启了一段辉煌的音乐历程。这是滚石唱片公司出的第9张唱片，一举奠定了滚石在华语摇滚乐坛的霸主地位。大陆歌迷熟悉的李宗盛、赵传、潘越云、齐豫、齐秦、张洪量、任贤齐、莫文蔚和陈升等人都在其生涯的某个阶段签约过滚石，而且在滚石出的唱片往往是他们演唱生涯中最好的唱片。后来滚石的一个子品牌魔岩文化更是进军大陆，帮助大陆音乐人把自己的创造力彻底释放了出来，这才有了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
所有这一切，都开始于1982年问世的这张《之乎者也》。当时的中国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没多久，所以这张唱片才会显得如此超前，罗大佑才会被我和我的同学们视为天神下凡。不过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这张唱片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唱片销量就是证明。同样，罗大佑也不是突然从石头里冒出来的孙悟空，他和段钟沂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创新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巨大飞跃，而是对边界的一次次勇敢的探索和尝试。台湾歌坛经过30年的摸索和尝试，其边界不断扩大，那时的台湾即使没有罗大佑，也会出现和他类似的创作歌手。事实上，1980年代的台湾歌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作型音乐人，比如侯德健、李宗盛、李寿全、梁弘志、黄舒骏、马兆骏、小虫和齐秦等等，各有各的拿手绝活。这些人合力带来了台湾乐坛创造力的大爆发，并不是罗大佑一个人的功劳。
话虽如此，罗大佑之所以被尊为华语流行音乐教父，与他的一些个人特质密不可分，比如他写旋律的能力就是一绝。
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歌词好只是一个方面，很多时候旋律更重要，对于中国听众来说尤其如此。罗大佑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先有曲后有词的，只有《之乎者也》等少数几首歌例外。
“我写歌一定要求曲子先成立，我必须确认这个曲子是好听的，旋律是有说服力的，才会继续写下去。”罗大佑对我说：“我在这方面好像比较有灵感，有时候一觉醒来脑袋里就有旋律跑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天生比较适合干这行。”
这段话听上去很可能会让一些有志于从事音乐创作的人感到心灰意冷，如果作曲靠的是天赋，而自己又天生没有音乐细胞，是不是就不适合干这行了呢？我和罗大佑就这个问题聊了很久，发现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首先，罗大佑亲口承认他没有绝对音高，这一点曾经是某些家长判断自己孩子适不适合搞音乐的重要指标，但起码在罗大佑身上这个标准是不成立的。所幸他父亲也不信这个，从小就鼓励罗大佑弹钢琴，最终达到了7-8级的水平。高中时罗大佑以键盘手的身份加入了一支学生乐队，虽然只演出了两个月罗大佑就去上大学了，但这段经历让罗大佑接触到了台湾的流行音乐圈，为他后来的成功开了个好头。
更重要的是，钢琴对于作曲家的帮助极大，罗大佑的早期歌曲大都是在钢琴上创作出来的，像《摇篮曲》和《稻草人》等旋律优美的慢歌都是如此。另外，电子合成器和电脑作曲用的也都是键盘，所以会弹钢琴对于像罗大佑这样的创作型音乐人来说几乎是一项必备技能。
其次，受哥哥影响，罗大佑又对吉他发生了兴趣，水平很快就超过了哥哥。吉他适合边弹边唱，也是摇滚乐的标志性乐器，对罗大佑从校园民谣转型到摇滚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像《鹿港小镇》这样的摇滚歌曲一定得用电吉他来写才正宗。
正是因为罗大佑在钢琴和吉他这两样重要乐器上都下过苦功夫，所以他才能自由地在两种风格之间任意穿梭，这一点对于他的成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罗大佑的例子充分说明，天赋并不是创造者的必要条件。当然了，某些遗传特征确实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天生对色彩或者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在美术或者音乐领域取得成功，但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这样的人有什么别人没有的才华，而是在于这样的遗传特质会让一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发展出对某个领域的兴趣，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充足的时间在这个领域深入下去，比其他人更早地接触到该领域的边界，然后有所突破。
罗大佑生平创作的第一首被发表的曲子是《歌》，这件事和他早年玩乐队的经历有关。原来，那支学生乐队的鼓手后来担任了电影《闪亮的日子》的副导演，这部摄于1977年的电影讲的是台湾年轻人玩乐队的故事，需要很多插曲，于是那位鼓手找到罗大佑，希望他能为电影写音乐。当时罗大佑已是医学院的四年级学生，学业非常繁重，但他一直没有丢下音乐，平时积攒了不少旋律，于是他把自己在大二时写好的一段旋律贡献出来，由片方根据电影情节配了徐志摩翻译16世纪英国诗人克里斯蒂娜写的一首诗，这就是那首优美的《歌》。这部电影公映后反响不俗，台湾民众正是通过这部电影认识了这位乐坛新人。
《歌》的旋律是如何写出来的呢？罗大佑在作曲方面的才能究竟从何而来？真的有一位音乐之神暗中相助吗？罗大佑自己并不这么看：“其实写旋律的过程并不玄妙，流行歌毕竟不是交响乐，没那么复杂。我会把平时生活中偶尔得来的灵感记下来，就这样积攒了很多短小的动机，至今还有一两百个没有用呢。写歌时，我会从中选出比较好听的动机，有时只有几个小节而已，然后我会通过各种试验来逐步地完成它。这是个很漫长的探索过程，有时甚至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据罗大佑介绍，这个探索过程有时是非常理性的，比如他会根据音乐的基本规律尝试不同的和弦，或者根据歌曲的性质尝试不同的节奏和唱法。但是，有两个关键步骤是非常感性的：第一，他需要知道这个旋律是不是曾经被别人用过，或者会不会和已有的旋律太过相似。第二，他需要判断这个旋律是不是真的好听，能否支撑起一整首歌。
事实证明，这两点才是区分作曲家好坏的试金石，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第一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否则就不叫原创了。今天的作曲家也许可以通过检索的方式看看自己有没有和别人撞车，但罗大佑的时代显然做不到，这就对作曲家的音乐阅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父亲的关系，罗大佑从小就开始听古典音乐，长大后又迷上了摇滚乐和爵士乐，听了无数唱片，各种类型的都有，这就让他比别人更容易判断出哪个旋律值得继续做下去，哪个旋律已经被别人玩过了。
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培养了自己的美学观念。“任何一个创作者，在取得成功之前一定是个好观众，比如好的作家首先一定是个好读者，好的音乐家首先一定是个好的听众。”罗大佑对我说：“音乐的创作过程是主观的，但音乐的欣赏过程是客观的，我以前听过很多音乐，而且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听，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音乐美学。”
第二条当然就更重要了，因为音乐的好坏没有固定标准，歌迷的耳朵是唯一的参考系，这就要求作曲家能够判断出自己创造的旋律能否被大多数听众喜欢，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能力。
很久以前流行过一种说法，认为音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莫扎特应该是所有人的大师，于是有不少科学家研究过音乐的标准问题，试图找出好音乐的规律。研究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音乐并没有所谓的“内在标准”，一个人长大后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由他小时候听到的声音决定的。比如，在接触外来音乐之前，原始部落的民间音乐风格差异极大，甚至连和谐音都不是绝对真理。爪哇岛的民间音乐就充满了不和谐音，于是这个岛上的原住民觉得西方古典音乐很难接受。但随着西式流行音乐在全世界的普及，如今爪哇岛人的音乐口味已经彻底被西化了，莫扎特终于变得好听了。
既然如此，一个作曲家是如何判断自己脑袋里产生的旋律到底好听不好听呢？答案就是共情能力。共情能力越强的人就越容易判断出一段旋律会不会被其他人喜欢，罗大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共情能力甚至已经强到会把动物当成人来看待的地步，比如当我问他如今唱片卖不动了，他是否还有创作的冲动时，罗大佑突然激动了起来：“唱歌是人类的原始冲动啊！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意义。这就好比说，鸟为什么要叫呢？即使找到了伴侣还要不停地叫？因为这是它的本性，鸟不叫就会死掉。或者，鹿为什么要不停地奔跑？即使后面没有猛兽在追它还是要跑？因为这个动作是鹿与生俱来的东西，它不跑就失去了本性。还有，牛为什么长犄角？哪怕一辈子都用不上还要长？因为这是牛作为一种动物的尊严，不然的话它就什么都不是了。”
罗大佑的说法从生物学的角度讲也许不一定对，但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罗大佑的共情能力异于常人，非常善于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对旋律的判断能力如此之强，以及他的创造力为何如此旺盛。他自己也承认，早年学医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父亲在他19岁的时候就带他去观摩手术，他小小年纪就知道了生命丑陋的一面，这让他更渴望通过自己的音乐去捍卫生命的尊严。
另外，从上面这段分析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艺术创造力有很强的年代和地域限制。罗大佑的作品不会在非洲走红，因为非洲人对好音乐的评价标准和中国人很不一样。同理，罗大佑的第一张唱片也不会被100年前的台湾人喜欢。别说100年前了，恐怕连10年前都不行，因为那时的台湾听众还没有做好准备。
“台湾新民歌运动的最大贡献并不是为台湾培养了几个未来的音乐制作人，而是为台湾本土摇滚乐培养了一大批听众。”段钟沂对我说：“1980年代的台湾为什么会出现罗大佑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当时的内部外部条件都已具备，听众们无论是对抗议性的歌词还是对激烈的音乐表达方式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条不仅适用于罗大佑，而且对于其他任何领域的创造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新创造都不是只为自己服务的，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成立。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好想法，如果太过超前，都不太会有好的结果。
让信息和人才流动起来
要想在流行音乐领域取得成功，光有好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还不够，还要有高质量的音乐制作，这包括编曲、演奏和录音，三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现在的录音技术进步太快了，电脑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任何音色，所以如今的年轻音乐人不会碰到这个问题。”罗大佑对我说：“但在当年的台湾，我找不到合格的人能够做出我想要的那种摇滚乐的声音，幸亏我在医学院有个叫坂部一夫的日本同学，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罗大佑非常重视技术，他认为流行音乐包括文化和技术这两块，后者才是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它超越了地域和文化差异的限制。坂部一夫就是那个能在技术上帮助罗大佑的人，他比罗大佑低一届，来自京都，年轻时在日本时也玩过乐队，对日本乐坛有些了解。当他得知罗大佑需要寻找摇滚音色时，便推荐了一位叫山崎稔的日本音乐人。此人来自大坂，当年在日本摇滚乐坛小有名气，出过唱片。罗大佑托人买来他的唱片，一听之下非常喜欢，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声音，便给山崎稔写信，邀请对方为自己的唱片编曲。
当年台湾还处在戒严期间，大学生是不准出国的，所以罗大佑无法亲自去日本和山崎稔面谈，两人只能通过写信的方式相互交流。可因为山崎稔不懂中文，罗大佑的日文又很差，所以罗大佑只能把歌词大意翻译成英文寄给山崎稔，他再根据歌词的意境和主旋律的走向进行配器和编曲，并找来一批日本摇滚乐手进棚录音，录好后把母带寄到台湾，罗大佑在此基础上配唱。第一张专辑中的《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和《蒲公英》都是这么制作出来的，花了很多钱，多亏罗大佑父亲慷慨解囊，罗大佑这才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的音乐梦。
当年两人一共用这种办法制作了8首歌，剩下的《青春舞曲》《盲聋》和《稻草人》则收录于罗大佑的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当中。这张专辑的几首主打歌曲都是罗大佑在台湾录制的，请的是当时台湾最好的乐手，但仍然费了很大劲才录完，光是《亚细亚的孤儿》开始的那两小节吉他伴奏就录了3-4个小时才得到罗大佑想要的那种音色。
“日本对流行音乐贡献蛮大的，当年全亚洲只有日本乐手才能录出我想要的音色。”罗大佑说：“二战后美军一直驻扎在日本，所以日本流行音乐深受美国人的影响。但美国流行音乐里有太多黑人元素，日本人没受过那种苦难，唱不出布鲁斯的味道，所以日本音乐人将美国摇滚乐改造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流行音乐，更加符合亚洲人的欣赏口味。”
罗大佑把自己也定义为是一个异域文化的翻译者和传播者，身为医生的他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闯入流行歌坛，用《鹿港小镇》为台湾听众普及了摇滚乐，用《之乎者也》为华语歌坛引入了雷鬼节奏，用《恋曲1980》告诉大家爱情歌曲可以有另一种更加诚实的写法，用《未来的主人翁》向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摇滚乐队披头士致敬……在罗大佑的带动下，台湾歌坛开始大量吸收来自其他文化的音乐元素，一跃成为国语流行音乐的创作中心，来自宝岛的声音一度响彻整个中国大陆。
与此类似，同样受到异域文化很大影响的香港也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华语流行文化的创新基地，并从中诞生了金庸这样一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通俗小说大师。
事实上，198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大爆发也正好是台湾社会从封闭转向开放的10年。据段钟沂回忆，台湾的出版报批制度正是从1980年开始逐渐松动的，像《之乎者也》里的一些歌曲，虽然电台仍然不准播放，但唱片终于可以出了。到了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同时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1989年更是取消了存在已40年之久的“党禁”，接着又彻底取消了出版报批制度，台湾歌坛终于迎来了大爆发，罗大佑就是这次大爆发所绽放出的最耀眼的一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