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水救得了妈妈，救不了中国人

8月5日，14岁的中国选手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女子10米跳台跳水金牌。她在比赛中三次跳出满分，被称为“统治级表现”。曾有“跳水皇后”之称的吴敏霞也忍不住为她尖叫，称她为自己的“小小偶像”。

在赛后接受采访，谈到自己的动力时，这位新晋世界冠军却说了一番令人意外的心酸之言：“我妈妈生病了，我需要得冠军挣好多好多钱给她治病。”因为妈妈2017年底遭遇车祸，被撞断肋骨，多次就医后仍然落下了后遗症。

她很快就不用为此操心了。第二天，她老家湛江市卫健局、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领导赶往病房看望全红婵的爷爷，当场拍板将为患病的全红婵妈妈、爷爷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服务，“请全红婵放心”。媒体上也放出豪言：“湛江人喊话：‘你在奥运赛场拼搏，我们在后方照顾你家人！’”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她夺冠的消息传回后，家乡合迈村全村沸腾，乡里乡亲自发地放鞭炮、舞狮庆祝，表彰她“光宗耀祖”。一夜之间，这个原本被四邻冷落的家庭，变成了人人都想沾光的香饽饽。

全红婵一家本是村里的低保户，穷困潦倒，又生了五个孩子，她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她这个老三当年是怎么超生的，现在当然没人再提，但可想而知，她父母多半担负“超生游击队”的污名多年。那时恐怕没什么人愿意跟这种穷亲戚有什么瓜葛，因而全红婵母亲才说：“嫁过来这么多年，现在才知道家里有这么多亲戚，全冒出来了，还有拿着医疗箱跑来的。”

原本逢年过节也不曾露面的许多远房亲戚，也都赶来和她家人合影后，然后纷纷到社交平台晒出照片，借以炫耀。网上因而有人说：“人家妈妈车祸受伤，她哥哥辍学，家里很困难的时候，这帮所谓的亲戚有没有对人家伸出过援手？现在人出名了，有出息了，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就跑出来想分一杯羹了。”

从媒体发布的视频来看，这两天来，全红婵家的院子门庭若市，俨然成了网红打卡地，数百人围堵拍照。许多村民、游客到此直播，为了取景，甚至还有爬上她家墙头的、开着摩托和三轮堵在门口的，完全无视全红婵家人的感受。

不堪其扰后，全红婵家人不得已关上大门，但这又激起了这些不速之客的反感，他们开始骂骂咧咧，纷纷指责这家人架子大，得势之后看不起人了。仿佛只要他们想来沾光，对方就必须接待，无权拒绝似的。

本来，分享荣耀与喜悦，这也无可厚非，中国选手奥运夺冠，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哪怕与之非亲非故，也会情不自禁感觉与有荣焉，甚或放个鞭炮，那也是人之常情——这既不需要得到那位冠军的同意，也不必让他/她知道。然而，现在很多人对全红婵一家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这种限度。

出现这样的闹剧，很多人都感叹世态炎凉，古话所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当下则可说是“十年寒苦无人问，一跳成名全是亲。”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间常态，毕竟世间事大抵如此，雪中送炭的人少，雨后给伞的人多。

当然，确切地说，这次骚扰全红婵家人的，看来大多倒也未必只是直接讨要什么好处，只不过都想沾沾光，宗亲们也忽然都想起来还有一段早被遗忘的关系，这将来总不是坏事。像这样一幕幕的，在这土地上也不知发生了多少回，如果说现在有什么不一样，那只不过因为这是第一届在自媒体时代举办的奥运会，因而短视频、朋友圈、直播平台更方便了人们放大和传播这种“沾光心态”，也很明白可见这些看客利用沾亲带故的关系才是真。

昨天看到媒体报道上的这一幕，不由想起鲁迅曾感叹的“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不免感觉“跳水救得了妈妈，救不了中国人”——在这样功利主义的心态下，个体的成功可以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但却无法动摇全社会的结构性心理。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人性，放之四海而皆准，难道欧美就不这样了吗，你那句话应当改成“跳水救得了自己母亲，救不了地球人”。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种势利在中国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或许也正因中国人感触特深，世态炎凉也是中国民间文学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正因中国人对此特别敏感，所以奥运赛场上的另一件事才在国内引发舆论波澜：几天前，加拿大游泳选手Margaret MacNeil在100米蝶泳中以0.05秒的优势击败中国选手张雨霏夺冠，但她却长着一张东亚人的面孔——没错，她其实是华裔，出生于江西九江，被亲生父母遗弃后，1岁被加拿大家庭收养。

很多人欣喜于“她是中国人”，也有人对这个结果感到宽慰，因为“中国人败给中国人，那也一样”，这难免引来嘲讽：“这么急着认亲，人家认你了吗？”

当时微博上一位“白鱼Fiasili”，也是作为弃婴被收养的，她说：

2016年，我考研那一年，才知道自己是一个90年代南方弃婴，我是这个生物家庭的第三个女儿，被扔了完全是因为要生男孩，而且果不其然，后来就有个弟弟。

而且生物父母家人们纷纷找上来，微博私信我，视奸我，骚扰我，还把我的照片、歌曲、视频都发到他们家族微信群里炫耀，说什么三女儿现在发展得真好，也不管我考研压力大不大，执意要见我，各种道德绑架，各种哭天抢地。自我感动，感天动地。而我呢，当时第一反应是报警，问中国有没有限制令。

被这些人一直骚扰，导致我改了自己的微博名字。

这不是偶然的，而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基底之中。中国人都能理解，其实就算是亲生、也没扔掉的，如果你成了家里负担、耻辱或不遂父母心意，他们也会威胁断绝关系；反过来，如果你混得好，就会突然多出很多亲人。

也就是说，那种“血缘关系”乍看起来是原生的、割不断的，但其实又是工具性的，有用的时候就彰显它、强化它，没用的时候就淡化它、无视它，甚至断绝它。

从表面上看，全红婵出名后的遭遇是所谓“世态炎凉”，但撇开这种道德谴责意味的话语更进一层看，说到底还是因为在一个由“关系”构成的社会中，人我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以至于势利者可以采取前后不一的灵活态度来对待，哪怕在明明已骚扰到别人时仍不把自己当外人。

尽管很多人痛斥“虚伪恶心的宗族社会关系”，但能够真正摆脱它的人却不多——事实上，在传统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差不多就意味着自我流放，需要非常决绝的执拗态度和自我依靠的能力。

这种社会结构性的变动，仅靠个体努力是不够的，跳水当然改变不了，学医、学文也一样，只能有赖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权利意识的高涨，重新厘清群己权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什么都不用做，因为这样全社会的变动，无法离开无数普通人的自我觉醒。

我11岁那年，经历了一件难忘的事。父亲的表哥从海外归来，远近亲友轰动，大摆筵席。他是姑奶奶的长子，1949年去了台湾，我爸是第二年才出生，因而此前从未见过这位表哥，人生轨迹却因他而彻底改变。因为父亲年轻时的梦想就是当飞行员，无论品德、学业、体格都过关了，最后却卡在政审上，“有海外关系”，怕你将来开飞机去台湾找表哥。

三四十年后，“美国人”回来了，我还记得看到他相册里在金门大桥和埃及金字塔前的照片，他也给每个孩子1美元，大概让我们见识一下。此外就再没有了。当着他们母子重逢、悲喜交集的时刻，父亲也没和他说自己曾因为他而被改变的命运，只是低头喝酒。

回家的路上，父亲一言不发。到家后，看到我手里那张美元，他忽然有几分生气，夺过来锁进箱底。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妈妈懂他，后来悄悄地跟我说：“你要记住，你不能选择亲人，也可能无缘无故被牵连，但他们即便飞黄腾达，说到底也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不能指望别人，只能指望你自己——但如果有一天你过得好了，别忘了那些在你落难时对你好的人。”

我一直记得这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