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文在寅惨败，说说“青瓦台魔咒”到底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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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是怎么变成韩国政坛上最大的那捆墙头草的。
这俩人都是好人，也都有很远大的理想，上台前用其真诚感动了一批拥趸，都发誓对内要推动社会平等，对外要追求世界和平。
但过于丰满的理想有时会超出他现实翅膀的承载能力，卡特当年一届任期干到最后，什么愿景基本都没实现，民意一落千丈，黯然下台。很多人在回忆起他时，总会说：哦，那个理想家……兼牛皮大王。
而最近几天的行情看来，文在寅有复刻卡特悲剧的趋势——当地时间4月8日，韩国地方领导与议员的初步选举结束，在野党以压倒性优势拿下了首尔和釜山市长这两个重要职位，其中，首尔的吴世勋和釜山的朴亨埈分别以57.5%和62.97%的优势，将文在寅力推的执政党候选人打落马下。
结果公布后，文在寅通过青瓦台发言人表态，称将严肃接受国民的问责，执政党领导层不久后也宣布集体辞职，以对此负责。
很多不了解韩国政治游戏规则的朋友可能觉得，不就俩市长选失守了吗？用得着吓成这样吗？
用得着，首尔和釜山为韩国最大的两座城市，人口分别占据整个韩国的20%和7%，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韩国南北的经济产业中心，对周围形成了强烈的辐射，首尔都市圈和釜山都市圈分别生活了50%和30%的韩国人。
考虑到韩国明年就要大选，这次补选几乎是当之无愧的大选“晴雨表”，文在寅以这么大的劣势输掉这次补选，明年大选前韩国政坛只要不再出个重大意外（比如他们北方同胞闹个妖，文成功化解之类的），文在寅的执政党基本已经算输掉了。
虽然按照韩国的现行法律，总统一任五年，任满后不得谋求连任，所以执政党（韩国政党名字换的比总统还勤，不用记了）即便再赢了，文在寅也不能“再赢”。但如明年大选文在寅领军的左翼失利，韩国政坛再次翻烙饼就成了定局，韩国熟悉的剧情要重新上演：右翼重新上台，对左翼展开清算，找个什么罪名把文总统推上被告席，让他去前任云集的首尔监狱吃牢饭……
当然，文在寅之败会在东北亚产生相当的外溢效果。韩国左翼是相对亲北、亲华而反日、反美的，右翼则刚好相反。文在寅的失败，从地缘博弈来说，对中国是个利空，而对美国则是个利好。
但我并不同意就此推论文在寅的失败是美国的什么“阴谋”，因为通过颠覆韩国总统给中国下绊子，这招实在是太绕了，而美国鬼子的战略思维远没有咱们中国一些“民间战略家”那么曲折，就跟布林肯最近发表的那个啥啥声明一样，美国人想要干你一般都直接说“我要干你”，追求的就是个直抒胸臆，从不整那些弯弯绕。
而且，韩国这个总统，压根不需要美国人来动手颠覆。论“政坛翻烙饼”，韩国在美国钦定的“成熟民主国家”当中若称第二，恐怕就没人敢称第一了。
这方面韩国跟我们另一个邻居日本还不一样，日本首相虽然也经常换的如同走马灯，但走马灯好歹是围着一个中轴来转的，这个中轴就是万年执政的自民党，所以日本政治其实在领导更动频繁的同时，其实是超稳定的。
而韩国就不同，左右翼之间那是真的势同水火——一方上台恨不得把对方当场火化，再把骨灰也给你扬了。
不信你去看看文在寅这几年对右翼几位前任老伙计（朴槿惠、李明博、全斗焕）的处置方式。刚开始审的（朴槿惠）要给你从重，审到一半的（李明博）要给你加码，已经被特赦的（全斗焕）还要再找理由抓回来重审一遍。
为什么？就因为韩国左右翼之间从司法、立法到行政都没有达成最基本的信任。你的做法我完全不认同，要彻底否定、推倒重来。这一切必须从打倒前总统开始，所以韩国总统没一个好下场，所谓“青瓦台诅咒”就是必然的。
但在这个表象背后，又有另一个引人深思的“元问题”：这样两个连基本互信都没有的左右翼，为什么又能在韩国政坛上长期共存，并周期性左右摇摆呢？
这个事儿，其实触及到韩国的民主制度、乃至这个国家的某些本质。
2
正如很多分析者已经指出的，此次文在寅大败，主要原因是曾经狂热支持他搞改革的韩国中青年群体集体“变节”，把票投给了右翼。而中青年群体“变节”的主要原因，又是韩国这几年房价涨的实在太快。
文在寅上任时，曾许诺遏制房价，做到居者有其屋。但韩国房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空账暴涨。截止2020年5月，韩国首尔公寓售价从2017年5月的8.4亿韩元（约491万人民币）飙升至12.9亿韩元（约合754万人民币），平均上涨4.5亿韩元（约263万人民币），涨幅高达53%，为近30年来最高。
今年年初的时候还出现估计这样的奇景，在首尔一个并不繁华的楼盘，三万七千多人争抢购买110套公寓，原因仅仅是因为该公寓的卖出了“超低价”：“仅仅”需要十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80万）就能在首都拥有一套自己的公寓。按韩国首尔的平均月薪算，也就是不吃不喝二十来年的事儿。
当然，这种奇景在咱们这儿的一线城市也见怪不怪，但问题是，韩国是一个早已经完成城镇化的发达国家，而且目前还面临着严峻的少子化问题，它的房地产市场情况按说应该参照日本：泡沫破裂后原地踏步个十几年不变才对。
所以岔子出在哪儿呢？出在文在寅的货币政策上。
韩国总统虽然下场普遍不好，但在任时职权一般都极大，有“民选的皇帝”的外号。在不触碰财阀利益这个大前提下，在任总统几乎可以随意指定自己认为可行的经济、货币政策，并一般不会受到议会的有效阻拦（隔壁美国的拜登总统都馋哭了）。
文在寅上台以来，为了兑现选举承诺，刺激韩国底层中青年的就业，一直奉行十分积极的货币政策，去年遇到疫情危机，文总统更是含糊都不含糊，接连两次宣布降息、并一口气宣布了50万亿韩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可市场上的钱多了，总要有个去处，经济疲软期各行各业都不看好，唯有房子最保值，于是大家就会本能的都去买房子。
在一些政府超强力的国家（比如我国），可以通过调控的方式直接将流向楼市的资金流堵死。（当然能堵多久这个也说不准）可韩国政府虽然强力，却也没强力到这个地步——前面说了，韩国总统虽然是“民选皇帝”，可韩国财阀却是不用民选的太上皇。而房地产又刚好是财阀们的禁脔之一。
韩国的几大财阀，三星、现代、乐天等等，都有他们直接冠名的地产公司，面对涌向房地产的资金流，韩国政府是根本无从在供给侧釜底抽薪的，只能对着需求侧使劲，搞扬汤止沸。于是我们就看到文在寅政府在3年内接连出台二十多项政策遏制楼市，把房产税加征到最高30%，却越涨越有人买的奇景。左翼政府的增税措施，搞到最后，在老百姓看来似乎成了跟财阀一起打劫他们的钱包，底层民众对文在寅“背叛”的愤怒之情，就可想而知了。
3
这里就要说到文在寅和卡特最大的相似之处：这两个人虽然都有很美好的“远大理想”，但施政手段上都透露出一种浓浓的智商欠费感。韩国一旦执行货币量化宽松，首尔和釜山等地的房价应声暴涨，本来是可以预判的。而且这种暴涨中受伤最深的是底层民众同样也可以预判。因为首尔的底层民众真的是没地方住，买套房子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刚需。
前几年韩国电影《寄生虫》不仅拿了奥斯卡奖，还获得文在寅的实名点赞。
该剧推动剧情发展的核心主线其实就是房子问题——很多人不看这部电影恐怕很难想象，在韩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居然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居住差距会那么大。
但这其实是现实，而且很可能是经过美化的现实。
韩国国土研究院2020年时曾经发过一个名为《住房在资产不平等中的作用》的报告。这个报告揭示了韩国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如果只看收入差距，韩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36，首尔也只有0.35，属于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较为合理”的区间。
但这个漂亮数据其实没用。因为韩国的房地产资产不平等度（可以理解为房地产资产基尼系数），在全国都高达0.6，首尔更是达到了夸张的0.72，20至30多岁人群的房地产资产不平等度更是接近于顶值1。
在韩国，前百分之二十的富裕阶层拥有的住房资产是底层百分之二十的贫民的77.6倍，首尔地区则超过一百倍。是国际罕见的“完全不平等”。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在韩国当一个的底层青年，你可能与一个高富帅接受同样的教育，出来做相似的工作，拿着相似的薪水，你们一起在首尔某个财阀大企业上班，午休时一起谈笑风生、喝咖啡、逗女孩。
可是下了班，高富帅回他的江南区豪宅该吃吃该睡睡，你则要挤俩小时地铁，回你在郊区的地下室，在昏黄的灯光下扑倒在泛着霉味儿的床铺上倒头就睡。
而你知道，你跟高富帅同事在房产上的这种差距，是一辈子也无法抹平的。
这是一种比教育、收入不平等更深的绝望——我们明明已经做在一起喝了咖啡，可我们一个活在天堂、一个活在地狱，彼此永不相通。
所以《寄生虫》里最奇幻的幻想是穷人儿子最后买下豪宅那段，在韩国，这根本不可能。
在这样一个房产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一个真的想为穷人代言、给他们办点实事的总统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压制房价，从而调整房地资产在民众资产中的占比，至少让那些首尔有着白领工作、却没有自己房子的底层青年，能在一个合理的年限内买得起自己的房产。
但我们看到，文在寅却刚好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任内，韩国、尤其首尔和釜山等地房地产价格屡创新高。从这个角度讲，眼下韩国下层民众聚集在光华门前大集会，怒斥他是“骗子”、“叛徒”，真的一点都不冤枉他。他真的辜负了曾经支持他的那些穷苦青年们。
这些在广场上现在要他下台的人，不知有多少当年是欢呼着把他推上去的。
可是，文在寅也没有办法，在韩国，想打压房价就要先解决财阀，而想要解决财阀，没有个十几年的谋篇布局不能成其事。你看看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到普京上台，俄罗斯金融寡头们只有不到十年的家底，普京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连庄”二十多年了，当初对民众“还你一个奇迹俄罗斯”的许诺还没有兑现。
财阀是种顽疾，一旦形成就很难根除。
而韩国的财阀可远比俄罗斯的金融寡头树大根深，即便从朴正熙时代算起也有半个世纪的积聚了。而文在寅只有五年任期，还不许连任。政策再猛也是要时间才能体现力量的，你能让他怎么办呢？
他只能绕开那些最棘手、最难解的顽疾，去搞一些速效政策来维持民众对他的支持。而这些政策必然是难以治本、甚至连“标”也治不了的。
4
这里就要提出一个命题，韩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与韩国民众想依靠这套制度实现的目的，其实是不匹配的。
伟大的里根总统有句名言：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这句话至少对于美国和它的政治体制来说，是非常精准的。
美国这个国家——按照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当中的描述——在建立之初时就已经有了相对较为良好、合理的社会、财产体系，美国民众是为了维持和保卫他们已有的私产，而不是希求改变它才建立了美国的联邦政治体制的。
所以这套体制当中政府对民众财产的重新分配作用天然是有限的。
归根结底，美国的繁荣与成功成就了美式民主，而不是美式民主成就了美国的繁荣与成功。
但韩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这个国家在封建王朝和日据时代本来就贫富差距巨大，朴正熙的军政府时代，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又给财阀集团极大的资源倾斜，等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在美国外力的帮助下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改革后。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的，就是一个事实上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韩国民众希望新制度给其带来变革，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让居者有其屋。
而这个目的，又是美式民主不可能达到的。
诚然，韩国人为了压制财阀、防范财阀与政府的互相勾结，对制度做了很多符合自身国情的改革，比如给了总统、检察官系统极大的权力。但这些改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韩国财富在社会中分布极不均匀的问题，因为有些“工具”，在这套制度的“工具箱”中根本就没有。
这就是韩国政治总在左右翼之间“翻烙饼”，大量韩国民众在左右翼政党之间“墙头草”来回颠倒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无论左右翼，都无法在现行体制下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达成民众为他们设立的目标——让韩国的阶层矛盾缓和到可以构建共识的那个程度。
两千多年前，孟子在见齐王时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是的，资产保有和生活稳定是一个人构建稳定世界观、进而构建稳定的社会的前提。一个政治稳定，左右翼都有其稳固施政主张、并能够互相理性对话的成熟现代国家，一定首先具有一个相对合理社会财富分配体系。
而这种社会的建立目前对韩国来说遥遥无期——这个国家里大量无房、无产，漂泊在首尔、釜山的底层民众们，就宛如轻飘飘、毫无根基的墙头草垛，政客们的许诺之风一吹，就立刻会改变自己的政治倾向。
而一个成熟的国家中，富裕生活稳定的民众，本来应当是国家稳定的压舱石。
而对韩国来说，
那样国家困住了它的民众，
那样民众也困住了他们的国家，
这成了一出近乎无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