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日的韩国 对中国有“芬兰化”味道
秦胆评论文章：三月中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日韩，举行外交和防务二加二部长级会议。对美国来说，此行是其在连横抗中的重要步骤，不过两国会谈的结果温差显著，美日联合声明点名批判中国的行动与国际秩序不一致，造成美日同盟与国际社会面临挑战，在日美二加二会谈以来尚属首次，此外还重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对阐明瞭中国海岸警卫队使用武器权力的《海警法》亦表示严重关切。美韩联合声明中省略了“中国”和“朝鲜无核化”这两个本应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的字眼，只模糊地声明保持和平与稳定、不干涉合法贸易和尊重国际法的共同意愿。
本次会谈模糊表态之前，为求取经贸红利避免萨德覆辙，文在寅对中国态度一直暧昧顺从，迟迟不愿做出美国希望看到的积极回应：对美国封杀华为要求不配合、对反修例示威和再教育营保持沉默称其为中国内政，对中国韩战70周年纪念大会和BTS辱华猎巫模糊以对，对四方安全谈话举棋不定，春节前夕的对中国领导人致电问候更到达谄媚的程度，这种顺应默从的言行已有几分“芬兰化”的意味：冷战时期，作为民主国家的芬兰处于苏联与西方阵营对抗的前沿地带，为避免触怒苏联而对苏联侵略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行径保持沉默，甚至取消了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岛》的出版计划。
跨越政治光谱的仇日情结
除了对华经济依赖之外，韩国亲中姿态源于共同的“敌人”——日本。九〇年代以来，韩国对日本的“历史战争”持续展开，韩国始终坚持日本应对殖民统治谢罪和赔偿，尽管日本方面做出了法理之外的巨额补偿和多次谢罪表示，但韩国方面依旧永不满足，始终认为缺乏诚意。中韩在对日问题上，包括日本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等议题上同气连枝。不仅如此，建交后历任韩国总统访华时都会到访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既宣示独立的“道统”，也传达韩中近代史的交汇点。
韩国仇日思维经不起推敲。首先，并肩作战、共御外敌是一种奇怪的想像。战前韩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采取法式殖民的日本更将其视作领土的延伸，彼时日中（ROC）之间是交战关係，韩战时PRC助朝侵韩就更不必说了，而韩国独立运动在华的客卿关係也是基于ROC而非PRC，更何况韩半岛的解放是盟军胜利的副产品而非民族抵抗的结果，韩国本身也是殖民地建国的新国家，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具法理上的继承关係。
从民族情感出发，韩国民众印象中日本殖民时期是一个加害－受害黑白分明的惨痛一页：经济剥削、民族抹杀、强迫劳动和性奴役，但事实上，殖民统治汲取与压迫的一面被夸大和过度强调，现代化的一面，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工农业的建设和教育和卫生水准的提升等功绩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日韩建交后，日本对韩现代化也助力良多，作用不亚于美国：《韩日基本条约》的经济协力金为韩国经济腾飞奠定基础，朴正熙任内重化工业的体系的建立更师承满洲经验，八〇、九〇年代韩国企业产品和经营战略上也都著力学习日本，韩国IMF外汇危机时，日本援助金额也在已开发国家中占比最大，即便是今天引以为傲K-pop，早期的模仿日本的痕迹也十分明显。
二十世纪八〇年代，教科书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进入九〇年代，冷战终止，韩国民主化落地，慰安妇、日韩并合条约合法性、靖国神社参拜、竹岛主权等历史·领土争端接踵而至，尽管村山谈话、小泉谈话、菅直人谈话、安倍谈话中都反复就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谢罪，历史问题依旧成为阻碍日韩关係的显性因素。2005年对日外交战争、2011年宪法法院就慰安妇议题的判决和2012年大法院就徵用工的判决都严重衝击1965年体制，为文在寅任内对日关係崩坏埋下伏笔。
弱者“恨”的心态沉淀为特殊的“受害者意识”，对日情结也正源于此。现代韩民族意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期的民族主义动员过程中生发的，尽管时空环境丕变，韩国人在民族主义情结之下产生的受害意识却是延续至今，对日的种种事宜围绕著国民情感展开，包括日韩并合合法性认知、日本海·东海的称谓、日章旗的移除请求和殖民统治的反复求偿，抱持坚定不移的受害者意识出尔反尔，这种罔顾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的诉求在日本看来当然是不能接受的，种种反日操弄不只是提振选情的“策略”，更是根植于民族无意识的“本能”。
九〇年代以降，韩国步入民主转型和巩固期，民主体制下，政府施政受到民意限制，对日态度较之冷战体制更加强硬，即便是保守派执政期间，日韩合作·和解依然遭到民间反日情结的掣肘，所谓“进步派就是极端反日，保守派就是温和反日”，本应在李明博任内完成的慰安妇合意议和GSOMIA功败垂成，拖到朴槿惠任内，而在进步派文在寅“积弊清算”的口号下更是被推翻，韩日关係从历史问题延伸至经济领域（日韩贸易战）乃至安保领域（GSOMIA），原本薄弱的日韩关係更加疏离，日韩不睦既损及自身，更危及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战略佈局，使中国／北韩渔翁得利。
除了罔顾法理外，韩国追求历史正义还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日本多次就战争和殖民议题向受害国家谢罪和援助，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的安倍谈话；与之相反，中国从未就韩战向韩国道歉，中国官方至今以第七舰队巡防台湾、丹东误炸和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为由认定韩战是中国反侵略的正义之战，去年中国官方高调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大会，民间对感谢美军帮助的BTS口诛笔伐，面对日本涉及历史的发言稍不如意（如安倍2013年侵略定义未定论），韩国外交部马上召唤日本驻韩大使积极抗议或取消访日行程，对真正歪曲历史的中国对此却保持沉默。
正如李荣薰在《与反日种族主义的斗争》的序言中指出的，文在寅政府奉行“反日种族主义和亲中事大主义”，基于地理位置，韩半岛一直列强环伺，多次受到中国和日本的侵略和干涉，韩国对二者却持有事大的“双重标准”尊卑观念，即对上位的中国保持顺从，对下位的日本保持傲慢，韩国自认为是将文化传给日本的恩人国家，日本一直忘恩负义，折射在历史正义上便是对中国比其日本宽容得多，甚至对日议题上同仇敌忾，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朴槿惠以战胜国的姿态参与二战阅兵式，但战前韩半岛是日本殖民地，战时不少朝鲜人成为日军的一部份在华作战，韩中“抗日统一战线”是角色错置。
美韩联合声明中省略了“中国”和“朝鲜无核化”这两个本应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的字眼。（汤森路透）
错位的敌友关係
九〇年代初期，韩国弃我投匪，既是透过接触中国减缓韩半岛安全困境为半岛统一铺路，也有经贸市场的考量；中国（PRC）则是为突破六四国际制裁，挖走台湾在亚洲最后一个邦交国，也有吸收韩国资金和技术上的考量。建交后韩国对中国市场依赖逐步攀升，经济依存关係亦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结合对北约束力和对日共同仇恨，中国也透过拉拢韩国来离散美日韩之间的三角合作关係。相应的，建交后韩国无论是进步或保守阵营执政，都十分重视崛起的中国，试图左右逢源，对中态度都较为亲善，其中最高峰和最低谷当属朴槿惠任期。
朴槿惠不顾华府意见，加入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优先洽签韩中FTA，甚至参加二战70周年阅兵仪式，彼时中国对朝态度也转为罕见的冷淡，中国对南北韩呈现重南轻北的取态，韩中关係达到顶峰，但一年过后局势逆转，为应对北韩威吓引入萨德，分明是朝核危机下的正当防备，却被中国祭以限韩令反制，令对华市场依存度高企的韩国损失明显，萨德危机正是韩国安保和经贸两难的典型写照。
五年过去，韩国对华再度陷入类似的路径依赖：去年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炸毁事件更使得来之不易的和解回退至阴晴不定、反复无常的原点，在拜登重建多边主义的连横佈局中，韩国又一次站在了美中的十字路口，在美中逐鹿日益激烈，两相平衡日益困难，与中国对抗会损失经济利益，向中国倾斜则无法拨动朝核局势，也折损国家安全和国际观感，去年日本以亲中从北的言行不符合盟国利益为由拒绝韩国加入G7便是一例，避险策略到了重新评估的时候。
回溯历史，韩中双方交往的摆幅始终受同盟关係所限。中国即便受朝核之害，重新制定对朝政策，出于地缘政治利益（战略缓衝区）也不可能抛弃北韩，中国以苏联解体和颜色革命为鉴，抱持反美的敌我思维，对美国盟国之一的韩国自然不可能如北韩一样信赖。相应的，韩国也不可能脱离美韩同盟；此外，北韩对中国亦多有提防，从韩战后几年便撤回驻朝志愿军防止中国势力干涉，苏联解体中韩建交的背刺更令北韩心存芥蒂，遂开发核武自保，所以虽近水楼台，中国也未能遏制或延缓朝鲜核武研发，韩国寄希望于中国解决半岛安全的期望自然落空。
不仅如此，亲中反日的敌友关係定位也不符合历史脉络：韩战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让金氏王朝在延续至今，是阻止朝鲜半岛统一的主要力量；朝核制裁中，中国屡次防水，持续为北韩输血，在中国的庇护下，制裁和会谈的交替反倒使得北韩得以喘息，稳步推进军事力量，助纣为虐的角色使其大方向上与韩国利益违背。
韩中本质仍是衝突的
高估了中国对朝影响力之馀，韩国也低估了在华经营的政策风险。轻描淡写的“遵守当地法律”背后，是变幻莫测的政策风险，法律“政策”化甚至“上意”化，根据时势伸缩解释，透过自由裁量权和选择性执法明里暗里的使绊子，五年前的萨德危机时，乐天超市突然面临消防、食安和虚假宣传指控，新疆棉花猎巫更是最新典例。更重要的是，动辄得咎的风险不完全来自官方，相当数量的辱华猎巫是民间自发的，对一条可能令当局不悦的贴文点赞，就可能遭到口诛笔伐，继而被合作方以国族大义为由解除商约，入华的政策风险需重新评估。
韩中之间虽不是零和博弈，但本质上是衝突的，美中两大板块的矛盾在韬光养晦时代被遮蔽和淡化了，美中在价值观念和战略上存在著显而易见的分歧，“修正主义”的中国的对亚太区域的威胁逐渐升高，相邻的韩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冷战遗绪在韩半岛和东北亚只是暂时消退而从未远去，经贸热络只是将板块对撞的时间推迟，防御性的萨德也遭到中国无理制裁，明确昭示了韩国外交策略不能脱离美日民主阵营，拜登多边主义重建道路中，韩国何以自处，何以有为，这将是提振疫后经济和修补日韩关係之外文在寅最后任期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