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习近平 处理香港手法为何大不同？
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6月30日毫无悬念地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并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签署生效实施。该法标志北京不惜以破坏一国两制承诺以及进一步加深与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关系的裂痕为代价而全面收紧对香港的管控，并致力于对香港实现彻底的政治转变。
有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从审议到通过仅用不到两周时间，凸显习近平专制的领导风格以及对异见毫不包容的态度。这与其父亲习仲勋在1978年至1980年在广东省任职期间处理中港事务的行事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习家父子两代中共领导人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大不相同？两种不同的行事风格当中哪一种更有利于解决矛盾，化解分歧？
习近平的性格决定对港政策
香港时事评论员、畅销专栏作家陶杰说，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国家。邓小平统治中国的时候说过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中国对外政策要韬光养晦。如果是韬光养晦、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的话，如果他（邓小平）真是个皇帝，他就得把这个圣旨写到天安门前面的一块铁碑上面，以后生生世世的继承人都要跟着这位高祖的指示来办，这还可以。
邓小平那个时候对香港人说当然是50年不变，50年不够再给你50年。你们不要再问啦，要不要我烧香赌咒啊这样。邓小平不知道，他死了以后，接他的位置的人和他的想法不一样。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对不对？邓小平留学过法国，经历过一二次大战，在40年代读过大学，会英文。后来的胡锦涛受大学教育的时候已经是共产党时代了，意识形态已经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毫无关系。
现在这位的父亲受到迫害，本人受过邓小平排挤，性格和心理会留下创伤。他觉得自己已经退让足够。中国是人治，没有办法。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是西方人的思考方式，会假设中国把香港破坏了对中国也没有好处，这是外面的理性思维。但是中共的思考方式是和外面的文明世界完全不同的。
香港作为西方与中国的窗口已经关闭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学者唐志学说，《国安法》是个里程碑，有三个原因。
第一，改革开放初期时，中国政府最怕香港会腐蚀国内政治，现在完全相反了，是中共影响香港的政治制度。这是和“一国两制”精神不同的。
第二，香港本来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窗户，但是就像陶杰说的一样，现在因为有“勾结国外或者境外势力、威胁国家安全罪”。昨天我的一些同事在twitter上讨论，我们现在去香港的话是不是已经不安全了？但是几十年前西方的中国通为了了解中国，很多时候都是去香港做研究采访人家。这个窗户可能已经不是以前那样。
第三个，其实八九十年代，中共考虑香港问题，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能把香港问题处理好的话，也能让台湾人放心。但是现在让台湾人看清中共对“一国两制”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种食言。
习仲勋比同期中共领导人更了解港人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78年至1980年曾在广东省担任过省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当时他面对了大批内地人逃往香港的局面。当时习仲勋是怎么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继续处理中港关系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唐志学说，习仲勋是62年下台的，从62年到78年没有工作，他一恢复工作就去广东，一到广东就发现偷渡问题严重。1978年6月他去深圳，发现这么多人要离开中国前往香港，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他去了中英街，一条路，一边是香港，一边是大陆。他看了发现中国很落后。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信奉社会主义，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跑到资本主义那边当奴仆、受人剥削。刚开始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79年6月份，中央开了个会议，李先念还批评他和广东的领导人，说他们没有把工作搞好。习仲勋还做了检讨，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第一个是发展生产，要治本，肯定是要让人活得更好；第二是爱国教育，让人们信任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第三个是抓所谓的蛇头、做好堵截工作。本来也是因为偷渡问题，习仲勋感觉到可以通过特区让这些人找工作，但是要把特区搞好的话，也需要香港人来投资。所以马万祺、李嘉诚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习仲勋，所以习仲勋那个时候比其他中共比较高级的领导人更早了解香港人怎么想，比较早了解到他们的感受。而且香港人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领导人就是习仲勋。
习仲勋的人性多一点 党性少一点
为什么习近平和他的父亲在处理香港以及很多问题上的态度、手段截然不同？陶杰说，在中国的人治中，儿子的作风不必和父亲一样。中国的父权压抑很厉害，有时候儿子压抑之后，要逆反才觉得自己有了完整人格。
斯大林的女儿都跑到美国了，跟她父亲一刀两断，尤其是这种共产党的国家，父亲左儿子可能很右；父亲很右，儿子可能很左。所以这里面或许有逆反心理。习仲勋自己在西北陕北这种地方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这个人生下来的性格比较慈悲一些，党性比较弱一点。
他看到深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他人性的那一方面浮现出来。而且到底是100多年前生的人，他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可能是满清末年，或者民国初年，可能早年受到一些孔子思想的影响。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完全没有这种思想了。
习近平和习仲勋对港也非绝对不同
唐志学说，习仲勋80年到中央工作的时候分管统战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与香港的工作就有关系。1983年，香港有两位年轻律师去北京见了习仲勋，习仲勋对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解决问题，我们的政府就是清政府，而我们就是李鸿章。如果改变，就不是特区，宪法三十一条就成为空话，这不但是这一代的想法，和谁死谁活没有关系，会有下一代维护下去。
但是我们不能把习近平和习仲勋的不同太绝对化，因为习仲勋也接着说，香港一切我们都保证不变，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绝对自由，什么制度都垮。
习仲勋80年代管理统战工作的时候，不止在香港，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习仲勋的作用也很大。但是有一点习近平和习仲勋很像。
习近平和马英九见面的时候说，马英九回忆录里说德国总理默克尔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和我们德国人不一样？我们德国人很多几年前的东西说丢就丢掉，你们却这么在乎。
习近平的回答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谁丢掉，谁就是卖国贼。所以习近平在这方面肯定是很民族主义，这一点上，他的父亲、老革命那一代的使命感起的作用很大。
习近平会继续其强硬的对内对外政策
有分析说，习近平靠反腐巩固权力，但权力越大反而越发没有安全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一步步走到今天，手越伸越长。
习近平的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对此，陶杰表示，习近平下面的目标要保证中共明年成立100周年有一场大阅兵，要向第一代所谓的老革命有一个交代。所以他会维持非常强硬的对内对外政策，不会轻易让步。如果川普连任，美台关系密切，中国是否会对台出兵？如果不出兵，他怎么向党交代？如果不出兵，是否会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些都是值得观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