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天的原子弹爆炸
就在这种「瘟疫」流行的时候，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希，来了中国。
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达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于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极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李淑娴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
后来知道，总统的告别宴会邀有500位客人。就是我和李淑娴真的到了场，也不过是五百分之二的数量而已。不能不承认，总统智囊的计算是很精密的。
然而，智囊的计算，还是错了。他们忘了(或不知道)，中国的宴会政治文化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会连在一起的。相比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京戏中的宴席场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于此。大凡戏一唱到「摆酒设宴」场，就知道，高潮要到了。
五大对策 当局阻止赴宴
因此，泱泱中国岂容得美利坚总统也来一次摆酒设宴的政治戏？总统的德州牛肉宴，是选错了地方，也选错了对象。中共领导人绝难接受，在他们是客人的场合，居然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在，那怕只有五百分之二，也不行。我知道此中的厉害。但三天过去了，直到我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约。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们赴会。
当局的闷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呢？ 一时真不好猜了。
确实，智商正常的人绝猜不到当局会采用如下的五大对策达到一个极简单的目的：阻止我们赴宴。
第一对策：戒严截车。
2月26日下午5：30，林培瑞夫妇和我们夫妇一行四人同乘一辆小车从中关村保福寺出发，一路向东，直奔长城饭店。后来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的车一上路，他就发现有另一辆车尾随上了。但是，当时我们都没有注意。
6：00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一切车辆通行。开初，我们还以为是为了布希一行的安全而实施的。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拦截，戒严遂即解除。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了我们这辆车。
第二对策：最高特工当场指挥。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打手，他上来就架住我，接着说：「我是这次布希来访安全的最高特工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所以你们不能参加宴会。」
第三对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只好向后。我们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证所谓「特工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只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警察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电车汽车都被警察命令不准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也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楣。
第四对策：陪同「散步」。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00，天色昏暗，气温下降。
我们四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车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个以上。至于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了。
总之，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或一个自由人，至少要抵得上100个全副武装的警察。
8：30，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进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在一级待命状态。
最不可理解的事最后一个，即对策之五：「护送」我们去记者招待会。
8：30—9：30，在霍雷先生的家一小时中，我们同许多记者联系上了。早在宴会进行时，许多记者已发现李淑娴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变。因此，我们决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饭店，那里住有上百个专为采访布希访华而来的记者，可以让更多的媒介知道今天倒底发生了甚么。我们与香格里拉饭店的电话联系，当局必有窃听。因此，我们很担心，在离开霍雷家去香格里拉时，可能又会遇到警察拦截，以阻止我们会见记者。一上路，确实又有警车紧随。但是没有拦截，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而准时地到达香格里拉饭店。晚11：30，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我们的「晚宴」经历。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画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希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晚宴事件后，当局对我的「照顾」又增加了三分。
1989年2月6日晚，我乘京沪特快列车从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苏州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大会。同车走的还有其他三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小顾，他原来是我当科技大学副校长时的助手。一夜顺利，7日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进入上海新站。
一下车，就看到有三个人专来接我，而不管其他几个同行。为首的迎接者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杨缢泉。我明白，他们是当局特别委派来特殊「照顾」我的。因为杨等都天文界的熟人，我不便为难他们，所以很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照顾，坐进他们准备好的车，立即离开是非之地上海，去苏州。
杨缢泉倒也相当爽快，轿车开出上海站后，他第一句话就说：「老方，这次可不要在苏州爆炸原子弹。我们是老朋友，一言为定。」
我当然明白「原子弹」的含义，答道：
「我这次只有宇宙大爆炸，不会有『原子弹』爆炸。」
后谢天谢地，虽然有点小插曲，五天的会议总算圆满结束。散会的时候，杨缢泉非常高兴地来和我道别，似乎也是对我这个老朋友的一种感谢：「原子弹没有爆炸！」
其实，在这时，「原子弹」已经被引爆了。
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国社会形势，的确十分准确。
(摘自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的「方励之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