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致命伤：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席
作者: 李劼
1989年“六四”学潮的一个最大致命伤，在于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席。不能想象90年代初苏东巨变中的那场捷克天鹅绒革命，没有以哈维尔为首的独立知识分子主导，可以获得成功。虽然80年代的启蒙思潮深入人心，尤其深入莘莘学子之心，但并没能因此在中国形成一个不依附于权力体制而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80年代，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拜体制内的改革需求所赐。无论是西方思想的译介还是出版，还是一次次思想文化的研讨，几乎都是出自官方机构的组织。甚至连知识精英的声望，也来自最高权力者乱点鸳鸯谱式的成全：通过官方的中央文件，使三个被点名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心和公共良知的象征。那部几乎家喻户晓的电视片《河殇》，与其说是“六四”学潮的一个引子，不如说是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准备拥立新主赵紫阳的宣言。
80年代，有不少人在扮演精神导师，知识精英，京城里甚至一度号称已经出了四大导师、四大领袖，然而这些个导师、领袖们，没有一个愿意挺身而出，站到学生前面，而不是躲在学潮背后。即便是躲在背后，除了企图助赵倒邓而很不负责任地提出过打倒现代慈禧之类口号，他们也并没做出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高层的权力斗争；他们的心思，始终聚焦于高层争斗的行情。倘若要说他们十分可怜，他们的自我感觉却好得很，一个比一个自以为是。倘若要说他们极其聪明，他们的政治智商又实在令人怀疑。凡是学生不懂的事情，他们也全都茫然无知。学生不知道在谈判桌上，要紧的并不是扮演英雄，而是取得富有成效的谈判成果。他们也不懂得如何抓住政府愿意跟学生公开谈判的时机，把已经席卷全国、引起全世界瞩目的学潮，引向和平的结局，开创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政治格局。相反，他们怀着一种由官场权争所惯有的古怪心理，等着形势走向不可调和不可收拾，走向开枪，走向流血。比起捷克的哈维尔们，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的是独立和因为独立而产生的智慧。比起中国历史上的汉末党锢英豪，这类知识分子显然已经在权力面前做惯了附庸，做定了奴才，丧失了应有的脊梁骨。
那些个所谓的黑手，真是冤枉透顶。他们假如稍许插手一点学潮，即可令人肃然起敬。可是事实上，他们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在学潮面前，他们纯洁得就像处女一样。他们时刻准备着的，并不是把自己交付自由，而是如何把自己献给权力。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赵紫阳和邓小平的较量。他们当时非常明白的是，赵紫阳很可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假如当时的局势是邓小平坚决站在学生一边，赵紫阳站在学生对立面的话，他们也许早就全身挺入了。他们本来是竭力要跟学潮划清界线的，是在努力向党表示自己的纯洁和忠贞的。只是人家不领情。当局把他们打成黑手的逻辑是，这么好的机会，你们怎么会不沾边？如此的阴差阳错，就像邓小平当时认定自己输定了，认定自己又要落到当年文革中被打倒的地步了，结果却意想不到地胜出了。邓小平没想到赵紫阳根本没有他那样的魄力，没想到赵紫阳竟然比他邓小平怕民众还要怕他邓小平。借用所谓圈内人的行话来说，赵紫阳见了邓小平，好像天生有一怕。而历史的游戏规则却向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邓小平胜了。邓小平也没想到他所害怕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自由化，骨子里不过是一帮权力的附庸，专制政治的奴才。比起历史上的陈蕃李膺，他们是卑怯的。比起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平庸的。邓小平因此喜出望外地成了大赢家。邓小平一面擦去心中的冷汗，一面向屠杀学生平民的暴徒们表示感谢。虽然赢得很不光彩，赢成了一个被马克思当年在《法兰西内战》中痛斥过的梯也尔，赢成了一个阳性的慈禧太后。
事过境迁，权力的附庸者们非但没有丝毫的忏悔，非但没有因此走向独立，而且还一个个竞相标榜自己在1989年是如何的重要，一个个比赛自己当年与权力中心的距离有多么贴近。假如把这些人称作知识分子，那么得小心他们身上依附权力而散发出来的腥臭。假如按照当年他们的自我标榜，将他们称之为新权威主义者，那么他们那点狐假虎威式的权威，早就随着主子的失势而烟消云散了。从他们“六四”以后的言行，可以判断出，他们非但不是什么民主斗士，而且是专制政治的寄生虫。他们习惯了专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即便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都不懂得什么叫做民主。他们既不学习自立和独立，也不认同自由以及因为自由而获得的思想。在文化心理上，他们与断然开枪的邓小平，一样的专制成性，一样的无可救药。
在一个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极其封闭的专制传统里，知识分子通常选择做奴才。赵紫阳的成不了中国的叶里钦，是因为这样的奴性，用他们的术语可能叫做党性。就像当年的光绪皇帝，无法反抗慈禧太后。赵紫阳宁可向学生说再见，也不敢向邓小平说不。这样的奴性具体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则是宁可慌慌张张地一头钻进美国大使馆，也不愿坦然直面鲁迅所说的那种“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1989年，是多么需要领袖的时刻，即便政治人物不肯扮演，知识精英也可以补缺。哪里知道，赵紫阳会当众甩手而去。而那些导师和领袖们，则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哪怕犹抱瑟琶半遮面也不肯。他们宁可被人当作黑手冤枉，也不愿意真的做一把黑手，更不愿意大大方方地站到广场上，与千百万学生同甘共苦，同进共退。
1989年的中国，有两个中国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方励之。然而，那年的和平奖最后颁发给了达赖喇嘛。1989年，全世界最大的事件、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就是中国发生的“六四”学潮。然而，偌大的一场学潮，竟然没有一个精神上的领袖，甚至没有一个领袖为此像当年的谭嗣同等六君子那样抛了头颅，洒了献血。比起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学生和无辜平民，中国的政治领袖、知识精英乃至学生领袖，上上下下，通通心照不宣地把存活的侥幸留给了自己，把牺牲的机会让给了他人。倘若说是卑怯的奴性，使他们没有一个肯挺身而出，那么因为奴性造成的惊人世故，使子弹全部被挡到了那块叫做世故的盾牌面前，转而飞向可怜的平头百姓。
更令人惊讶的是，事过之后，从领袖到精英，没有一个对此有所忏悔。仿佛平民的生命理当那样献出，学生的鲜血理当那么流淌。赵紫阳的晚年谈话，说的都是自己如何有想法，如何壮志未酬。至于脱身的精英，面对“六四”亡灵，连一声对不起都不曾说过。更令人吃惊的是，最著名的精英在屠杀面前战战兢兢，惊慌失措，害怕受连累害怕坐牢，有道是，共产党的牢不好坐，从而在专制高压底下能妥协尽量妥协。然而一个转身，却朝不顾一切地救他脱险的美国政府摆出一付民族英雄的大义凛然，又是抱怨，又是指责。仿佛不是专制者的屠刀太残酷，而是美国人的救援让他感觉不称心。于是，一场血案过后，屠夫赢得了差点丧失的专制权力，精英和领袖获得了空前的声誉。这是一场既可笑又可憎的双赢，以学生和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拿无数中国人丧失本来就小得可怜的生存空间作抵押。
在1989年的中国历史上，作为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是缺席的。那些政治学者、历史学者们，那些曾经到处演讲，四处亮相的精英和明星们，始终在云雾里飞翔，神龙见首不见尾。其深刻和神秘，几近若有若无境界。一直等到“六四”血案过了，甚至等到赵紫阳也撒手人寰了，他们才高调出场，高举着赵紫阳，前进，前进，前进，进！“六四”之际没有作出担当的历史人物，被夸张成了“六四”的象征。中国的知识分子，非但没能在这样的夸张中寻找独立，而且在这样的夸张中准备着再度重复成为权力附庸的历史。谈及“六四”当然避不开谈论赵紫阳，但必须坚指出的是：赵紫阳虽然是一个正直而忠贞的共产党人，并且在软禁中至死坚持自己的人道立场，但他并不意味着“六四”所蕴含的自由精神。
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上，自老庄以降，自由思想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直至消声匿迹。嵇康可能是最后的绝响，陶渊明如同一个微弱的历史回声。曾国藩的改革，只能仰仗朝廷的恩准。及至邓小平，改革开放竟然与挽救一个垂死的朝廷紧密相连。由于权力的重重挤压，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空间被压缩到难以生存的地步。不要说嵇康那样的高傲不屈，即便是陈蕃李膺那样的坦然担当，也成为一种被遗忘了的文化品质。知识分子一说起高层权争，如同谈论房中术或者色情故事一般兴奋。跟哪个权力者有什么关系，宛如跟哪个绝色美女睡过一觉似的，将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刺激得膨胀不已。赵紫阳由此成了李香君、柳如是那样的传奇。一些中国知识精英，则成了大大小小的康有为或者有为康，不断向人出示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沉缅在对先帝的无限怀念里。事实上，光绪皇帝的血诏也罢，赵紫阳的晚年谈话也罢，都只能让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已。不必夸张成精神的标高，更不具备历史的未来指向。
未来在于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未来在于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未来在于不再把追求仅仅停留在谋生和生存的层面，而应该具有心灵的维度和精神的标高。当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像东欧的哈维尔们那样，独立思考，自由思想，那么中国的未来就已经出现了。当中国人能够像9.11以后的美国民众那样，在屠杀面前显示自信和自尊，慈悲和关爱；能够像维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的美国大学里的师生那样，将凶手和死难者同样视作受害者，建造包括凶手在内的三十三个墓碑，升空三十三个气球，那么中国的未来，也就已经到来了。假如中国民众能够组织一个像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倒台后、由图图大主教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让各种犯过罪、作过孽、有过错的人们，坦承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所做所为，从四九年以后的大屠杀，到五○年代的反右，再后来的大饥荒，再后来的十年浩劫，以及“六四”血案，等等罪案。然后该审判的审判，该宽释的宽释。或者干脆就像图图大主教那样，泪流满面地听完之后，挥挥手，开释他们，让他们当庭走出。假如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能够把历史的冤孽上升到灵魂的清洗，那么中国的未来已经曙光初露了。
不是GDP的能否继续增长，而是能否产生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将成为衡量中国能否走进未来文明社会的基本指标。中国人失去了太多的历史机会。那样的机会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就赢得了。那样的机会又在二十世纪90年代由前苏联和东欧诸国抓住了。但愿在又一个类似于“六四”那样的历史关头到来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把目光紧盯着高层的权争，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权争双方最终是由谁胜出上，而是把目光投向具有历史创造热情的学生和民众，投向由自由引导的未来。当人们问出赵紫阳何以没能像叶里钦那样登高一呼那样的问题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再以赵紫阳没有实力加以搪塞，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那是因为赵紫阳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没有看到自由思想之于历史创造的巨大潜能。叶里钦看到了，所以叶里钦改变了俄国的历史。东欧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所以他们改变了东欧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把眼光全都集中在高层的权争上，所以他们错过了创造历史的机遇。
不知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会重蹈这样的履辙。不知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借助商业文明的力量，从专制权力的封闭空间里，完全彻底地独立出来。不知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否具有图图大主教那样的心胸，能否具有美国民众面对9.11和校园枪击案那样的宽容。不知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否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唯有独立的思考，才会有自由的思想。唯有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至于奴才，不管什么意义上的奴才，不管什么层面上的奴才，都不可能担当起历史的创造。这也许就是“六四”死难者的生命和鲜血，换得的历史教训。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2007年6月1日写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