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贺伟建

大约是一九八二年春，我大学毕业分到湖南农学院不久。一天我在宿舍，来了一个中年人，高高的个头，壮实的身材，黝黑的皮肤，声音洪亮，底气十足。说起话来，几十米外也听得清清楚楚。一见面他就说是专门来找我的，没等我说话，就用带点衡阳一带的口音滔滔不绝地介绍起自己来了。

他说他叫贺伟建，是我生父曹仲先的发小，从小一起读书，还有我二伯父，三人一个班。但他与我生父年龄相仿，玩得最好。二伯父一来年龄大两岁，二来没有他俩聪明，关系没有他俩那么紧密。他说1950年以后，他上了大学，学探矿选矿，毕业后成了地质队员，天天在野外做勘探工作。怪不得他皮肤黝黑，身板挺直。

他一直说着和我生父的往事，我一点也插不上话，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我对他还是搞不明白，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样，是我生父的发小，同学？没有人和我提起过有这么一个人。但他说的好像都对得上，比如提到我的大姑，满姑，还有其他一些亲戚都对。能这么了解，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人。

聊了一阵后，他说今天来得匆忙，也不知道是不是见得到我，提出哪天他请我去他家吃个饭。走的时候，我一直送他到公共汽车站。

后来通过询问亲戚，知道他所说都是真实可信的。他是我大姑父的侄儿，所以算是亲戚，而且是同辈，算下来他是我表哥。但都是知识分子，不讲究这些，我们之间直接叫名字。他除了第一次来找我时叫过我“商乐维”，后来都是叫“志坚”，这是生父给我取的名字，但两岁以后就改名了，只是生父这边的亲戚仍然用“志坚”称呼我。伟建谈起生父也是直呼“仲先”，其实他要小一辈，但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亲密，也就没有了辈份的约束了。

果然，没有多久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又来了，说请我去他家吃饭。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去了他家，一个远郊的公寓房，应该是他单位的房。

他夫人，一个家庭主妇出来打了招呼。他小女儿在家，比我小几岁，好像没有读大学，已经工作了。大女儿已经住出去了，不在家。后来听说他大女儿是大龄女，在市三医院做护士，看上了一位四十多岁，离了婚的主任医生。据说他医术很高，是三医院的水平最高的医生，或者是水平最高的医生之一，人品也不错。离婚并带一个孩子。当后妈本身就是一大考验，当年因为计划生育，规定如果双方有一方有孩子，结婚以后不能再生孩子，这对于自己没有孩子的大女儿来说很残酷。很多人不赞成她与他谈，好像家里也反对，但伟建没有直接和我谈起过这事，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态度。但大女儿打定主意要要这位王姓医生结婚，即使不能生育也在所不辞。不记得当时是已经结婚了还是快要结婚了，当天没有见到大女儿。后来我又去过一次，那一次见到了大女儿。

伟建每隔几个月会来看我一次，是当年曹家亲戚中来看我最多的，让我很感动。他对我的关心其实是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挚友，我的生父的一种责任：把他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

有两次，在冷水滩的满姑来长沙，也会叫上他一起吃饭。他们也很熟，从小就认识。伟建比满姑大七八岁，但小一辈。他有时喊“满姨“，有时又叫“衡菊”（满姑的名字）。

伟建总是那么精神，红光满面，身板挺直，声音洪亮，滔滔不绝。他喜欢谈他的打算，他在矿物勘探上很有研究，想法很多。我有一次回国，见到他。他那时好像退休了，但仍然在什么单位兼职。他有一个宏大的开采和精炼黄金的计划，好像是怎么从金含量很低，不具开采价值的矿中高效提炼黄金，还写了洋洋洒洒的上百页的可行性报告，说正在找人投资。听起来确实不错，但好像后来没有听说他做起来了。我想国内的情况，不是有技术就可以的，很多因素都会制约。

他大女儿结婚后反悔了，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王医生很大度，支持她生。在怀孕期间，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说如果坚持生下孩子，会因为违反计划生育而被开除。但他们还是生下了孩子，结果两人都被开除。据满姑说，女婿后来找到了工作，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看来当时对他的打压还是让他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不然也不会英年早逝。大女儿自己找了工作，一个人把孩子抚养大。满姑说，大女儿和她的孩子现在好像过得还不错。

虽然和他大女儿只见过一面，但好像她对我印象很好。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我联系赴美留学后，她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这位亲戚没有任何关系，完全靠自己才能和努力联系留学成功了。看来她真得是很看重有才的读书人，不然也不会不顾一切嫁给王医生了。

我2015年回国，在长沙住在满姑小儿子一兵的家，当时满姑从冷水滩也来了。准备找亲戚一起聚一下。当时准备请伟建来，但后来满姑改变想法，说不请伟建了。她说伟建现在有老年痴呆症，怕他走丢了。我一听也不好说什么。

伟建专门写了回忆我生父的文章，以及回忆我伯父的文章，打印后送给了我。他和他们俩都是同学，只是与我生父关系更加紧密。他写他们一起上学，1950年时，他们高中毕业，17，18岁的豆蔻年华，怀着对共产党的好感，对国家的责任感，告别了家人，各自走向了急需人才的岗位。我生父参加了工作，到了黔阳（今怀化）地区农村办工作。伯父参军，在一个驻大连的军部做参谋。伟建就是这时把自己的名字从贺汝愤改成贺伟建，就是要为建设伟大的新中国而奉献自己的青春。他考上北京的大学，文章里没有说是哪所大学，但提到“1953年我正在北京沙滩北大红楼教室下课后。。。”，所以应该是考上了北大。他毕业后在河北从事地质工作，后来也一直在地质部门工作，由此推测他读的应该是北大地质系。

他在文章中提到1957年，他们三人都感到了政治上的压力和对当时的局势不解的苦恼。1957年春夏，在我生父寄给的信中，提及对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不理解，无法接受。伟建也对这篇文章不理解。其实那就是反右的号令，接下来就开始了全国大范围地反右，迫害知识分子。让伟建没有想到的是，那封信竟然就是生父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从此音信全无。

过了两个月，就是57年8月，他的叔叔，我的大姑父贺世昌写信告诉他：我生父已经被划为右派，伯父在辽宁不久也被打成右派，伟建自己差一点被打右派，多亏他的领导全力保他，才幸免于难。我生父被打右派，随即被发配边远农场，而当时我才刚刚出生。1960年生父含恨饿死在右派农场。这些伟建虽然猜到了我生父已遇不测，但具体发生了什么，是我们见面以后，我告诉他的。

伟建与我生父性格差不多，都很聪明，也很耿直，但轻信了大鸣大放，提了一些意见，结果生父成了右派，他侥幸没有被打右派。生父的领导，一位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女知识分子，很赏识他，当时也说了他的好话，或许没有伟建领导那位坚定，也或许政府部门压力太大，或许没有料到反右运动的残酷性，总之最终生父没有逃脱被打右派，饿死农场的厄运。她后来见到我时说：“对不起，我们没有保护好你的父亲”。听起来有一丝无奈，一丝自责，还有一丝愧疚。

在长沙的十年，伟建来看过我很多次，是远房亲戚中来得最多的。

我出国后回国，他知道了就会来看我。仍然很健谈，仍然有很多想法，与被平反后的伯父不同，伟建对社会不公仍然敢于批评，当然只是在熟人圈子里。与伯父总喜欢讲自己过去的革命史，不敢批评现状不同，伟建不怕打压，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让人敬佩的优秀品质。除了政治，他对地质方面的新技术也一直关注，并坚持研究。他的新法冶炼黄金的技术非常新颖有效，可以大幅度降低污染，提高产量，让他充满激情，跃跃欲试。一聊起来就神采飞扬，一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

图片说明：贺伟建与曹石先（伯父），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

2017年以后，我就没再回国。最近我问满姑，伟建怎么样了？她说前几年他老伴被车撞死了，现在一个人过。我问他有老年痴呆能照顾好自己吗？她说，他没有老年痴呆，身体不错。我不知道为什么2015年满姑说他有老年痴呆症，是不是当时她得到了错误的信息造成的？按照生父的出生年月，伟建马上就要90岁了，得知他仍然健在，让人很欣慰，以他的身体，活到100岁应该没有问题。

后记

上面是我个月写的。今天（1月15日）微信满姑，问她怎么样了？她说全家都阳了，但已经差不多好了。但她告诉我，伟建元旦前两天去世了，让人唏嘘。我问是不是新冠，满姑说没有问。但我基本可以肯定，他是感染了新冠去世。以他的身体，其他的病基本上不可能放倒他。他堂堂正正地活了一辈子，不讲假话，不阿谀奉承，在中国是很不容易的。原想下次回国一定去看望他，如果他不方便，我会去他家。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以这篇文章寄托我的哀思，为他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