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的博客

    注册日期:2007-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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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水,大家都清楚表示这个字与水有关。那么两点水呢?是不是也与水有关呢?

    两点水原始意思是与冰有关系,而不是水。

    冰的金文

    这是两个单波,如果连续,就是流动的水流。但一个波,则表示水凝固了,这就是冰。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冰块。

    冰的小篆,

    左边是仍然是两个单波,右边是水,表示冰是水变的。

    到了隶书以后,为了书写的方便,左边的两个单波变成了两点,成了我们叫做“两点水”的偏旁。

    常见两点水的字如:冻,冷,凝,凉,与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有些看起来与冰无关的字,如果追溯到篆书,或甲骨文,就会发现,它最初是与冰有关的。比如冯字。

    金文大篆

    左边是冰,右边是马,表示“车马依托冬日硬实的冰层通过平时不能通过的河湖“ (象形字典)

    小篆

    左边仍然是冰,右边是马。现在我们只知道“冯”是姓氏,不知道它上面的原始意思。

    三点水与两点水有时候可以互换,比如“凉”字,原来是三点水,后来写成两点水。

    一直到楷书都还有三点水的写法“涼“,但唐楷以后就是两点水的“凉”了。水(三点水)当然凉,但冰(两点水)则更凉。所以这个变化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些原来三点水,后来误写成两点水的字。

    冲,古体字沖,三点水。

    决,古体字決,三点水。

    况,古体字況,三点水。左边是水,右边是跪着的人。“祭祀祷告,祈求缓解冬季枯水势态“(象形字典)

    净,古体字浄,三点水。

    凄,古体字淒,三点水。

    凑,古体字湊,三点水。水流汇合 (象形字典) 

    两点水也可能是另外的意思:

    冶,是指溶化金属再凝结的过程,与水凝固成冰类似。

    次,是一个人打喷嚏,左边两点水是喷出来的唾沫。

    总之,两点水的原意是“冰”,不是水。那些与水有关的两点水的字,其实原来是三点水,后来误写成了两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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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叫唐顺银,是我当年插队的水宽拾担大队清水冲生产队的青年农民。

    清水冲是从水宽丘陵进入山区拾旦的第一关口。沿着简易公路进入拾旦,到了与清水冲交界处,一堵大山拔地而起拦住去路。爬过这个垂直高度约70,80米,平均坡度约45度的山口,才能进入拾担。即便是之字型路,最陡处的坡度仍然超过35度。坡的中部处有一个90度的急转弯,每隔一两年,就会有汽车或拖拉机因为转弯时失控,直接冲下山坡,造成车毁,人或亡或伤。

    爬上山口,就是清水冲地界。路旁一侧树木幽幽,一侧是陡峭的山坡。沿蜿蜒盘旋的公路,走约一公里,公路开始向下,坡度较为平缓。一条小山谷中出现面积很小的梯田,小的大约只有三个乒乓球桌大,大的也不过半个排球场大。往下山谷逐渐开阔,在两个山谷的汇合转弯处,出现比较大的山谷,路旁的一栋二层木楼就是生产队部。

    娃娃家就在公路左侧,离生产队部大约几十米的一座小山坡上,四周山腰上零零星星散落着一些其他农户。

    因为山高水冷,清水冲都是望天田。风调雨顺则有收成,天旱就欠收甚至颗粒无收。没有什么特产,山上有些木材,但山太陡,砍了也很难运到公路边来,所以清水冲当年是非常贫困的生产队。

    但山高水险,也使得清水冲成为一个修建水库绝好的地方。早有专业人士进行过勘测,在生产队部边,公路右边大约一百多米处的两座小山,相隔不到一百米,一旦建成水坝,库区大面积的降水区域,可以形成一座小型水库。不但拾担受益,周边的地区也将受益。

    1975年冬,水宽公社启动了清水冲水库的修建工程,组织全公社的力量一起来修,我们知青也参加了修建水库。

    我们当时住在清水冲唐会计的家里。女知青挤在人家的两间房子里,男知青则爬梯子上天花板打地铺。四周没有板壁,上面就是瓦,冷飕飕的寒风无阻挡地吹过,靠着被盖和年轻火气旺,我们住了两个月没有人生病。

    修水库,主要是挖土担土送到坝上去。大坝专门设有挂有大称的架子,专人负责称土,挑满8000斤为10分工。这个定额对知青是很大的挑战,每天干到6点多,回来骨头都像要散架了一样。晚上还搞过什么加班,但因为意见大,搞了两次就没有再搞。

    水库修完,知青回茶场,林场。

    但第二年冬天,我们茶场知青被要求到清水冲水库区建立公社牧场。

    这是公社领导头脑发热想出来的,既无科学论证,也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就决定立项上马。叫做“千头牧场”,就是要养一千头以上的猪。

    这是一个投入资金为0,“空手套白狼”的项目。除了茶场二十四位知青,加上带队的场长,再无别人。连人住的房子都是借的清水冲一户农民一栋还没完工的木屋,板壁是没有整形的毛胚板钉的,缝隙大的地方有一厘米宽,冷风从四面八方往房子里灌。

    住房离大坝一百多米,三面环山。牧场建在哪里也没有定,更没有图纸。公社领导唯一清楚的就是要建砖木结构的牧场,所以第一步就让我们烧砖。

    知青没人烧过砖,很多人连烧砖都没有见过。场长请了一位师傅来指导我们烧砖,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在清水冲队部房子边上挖了一个砖窑,并在窑边设了一个制砖场。然后在边上的田里挖了踩泥坑。

    做砖的泥需要先用牛踩均匀,然后将泥巴割成篮球大的泥团,砸进一个木模,用一个崩在一个弓上的铁丝将泥模子子外的泥切去,小心把模字与成型的泥分离,就做成了砖胚。然后风干砖胚(需要几天),就可以装窑,烧制。

    踩泥需要牛,但我们没有牛。公社领导让我们用人踩,在到处都有悠闲吃草的牛,我们却要自己的脚踩泥,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牛踩一坑泥,三四个小时可以踩好。而我们身体很轻,踩几天时间效果仍然不如牛踩的好。

    娃娃家离窑场大概三十多米。她妈妈大概四十岁,高挑漂亮,气质高雅,贤惠端庄的模样。她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娃娃爸爸约四十多,憨厚老实,会些木工手艺,经常帮人做木工,盖有两栋宽敞的瓦房,生活明显比其他农民要好一些。

    在他们家边上的窑场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和他们打招呼,慢慢就有点熟了。

    当时已经十一月,虽然没有下雪,但气温已经很低,我们每天赤脚在泥坑里踩几小时,常常冻得清鼻涕直流。

    娃娃妈妈天天看着,很同情我们。让她先生喊我们去他家坐坐,喝点开水。我当时是踩泥时间最长,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泥坑的人,她对我格外关心,我便成了去她家坐得最多的一个。娃娃妈妈总夸我懂事,能吃苦。常念叨说:这么年轻,离开父母下农村来,细皮嫩肉,做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的粗活,很不容易。

    他们家杀猪或过中秋杀鸭的时候,她让娃娃叫我去他们家吃饭。说你下乡,父母不在身边,吃得很差,需要补一补。我觉得他们家人都很友善,我们围在火坑边烤火聊天,就像自己家的人一样。

    想起在自己落户的水牛田,我们被要求给寄宿家庭每天交八毛的伙食费。这相当于当年县运动会的伙食标准,运动会是一桌八个菜,大部分是荤菜。我们几天也吃不到肉,即使菜都很少。相比之下,娃娃一家对我无私的关心,让我非常感激。

    千头牧场的事很快便不了了之,这种头脑一热就上马,头脑一热又下马的事当时很普遍。我们烧了一窑砖以后便被遣散了。有些回了茶场,有些去了生产大队。我和林场的陈晓洪被调去了大队小学教书,星期天和放假则需在大队农科队干活(不干活就没有工分)。娃娃当时也在大队农科队,我们和娃娃就经常朝夕相处了。

    农科队主要做杂交水稻制种,需要学一些农科知识,比如“雄性不育”,“母本”,“父本”,“自花授粉”,等。我们很快搞懂了杂交制种的理论,然后就是实际操作。按照生育日期分开播种父本,母本,然后分开插秧。一行父本,然后三行母本,再一行父本,按此循环。到了开花时,两人拉着长绳子在田埂上走,让绳子将高高的父本扫低,使花粉撒在低矮的母本花蕊上,达到授粉的目的。

    当时我们已经插队两年,农活还不能说是得心应手,但也基本熟悉,大部分情况下做得有模有样了。又瘦又黑,与农村青年没有什么区别。和农科队的其他年轻农民关系融洽,休息时大家都聊得很投缘。

    娃娃家杀猪时,一如既往仍然会叫我,这时也叫上同在农科队的陈晓洪一起去他家吃饭。

    77年秋天,恢复高考已成定局。我们有课走不开,就只好靠早晨,晚上复习。娃娃经常会来学校看我们。有一天当他看到我们的纸上写满了X,Y,Z时,很惊讶:“你们还懂外文,太厉害了!“,其实我们不过在演算数学题。

    1977年10月底,我们辞职回城复习。后来参加高考,体检,最后等通知,都在城里。78年1月接到入学通知后,我回水宽公社办户口转移手续,并去水牛田领取1977年分配的钱粮时,才与娃娃在大队部见了一面,但没有时间去见他家见他妈妈。

    大约是78年的4月份,妈妈写信给已在北大学习的我,说:水牛田托人带信来,根据最后的分配方案,我又分得100多元钱,300多斤稻谷,让我去领取。那时候这些还是值点钱的。

    对水牛田在我离开了仍然还公平分给我钱粮让我吃惊,这些农民虽然不大方,但还是很守规矩的。不过如何把这钱粮拿回家我感到困惑,我远在几千里以外,怎么去拿?这时我想起了娃娃。我回信给妈妈,说你问问娃娃,看他能不能帮助把钱粮领出来送到城里来,没想到娃娃一口答应了。于是我写了一个委托书寄回家,让娃娃拿给水牛田的会计,把钱领出来,把稻谷打成米。拾担到县城有五十几里,他找了公社拖拉机站的人,在他们进城时娃娃亲自把钱和米送到了我家。娃娃为这事花了很多时间,但不要任何酬谢,这让我很感动。

    1980年暑假,我和陈晓洪约好一起去了趟水宽,看望过去帮助过我们的一些公社干部,农民。也到了拾担,去了清水冲,在娃娃家吃了饭,还住了一晚。娃娃和他妈妈,还有全家人都很高兴我们能回去看他们。

    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出国,读学位,找工作,办身份,很忙很紧张。到2006年才第一次回国,也是来去匆匆。2011年第三次回国时与当年的水宽知青一起坐车去过水宽,因为是集体行动,没有机会去看娃娃。

    直到2014年5月我回国看望病重的爸爸时,过去同学,同时也是水宽知青的祁建华自告奋勇开着他的车带我到处看看。一天,我们加上另外一个同学周金良三个人一起,开车去了水宽。我想去拾担看看。于是我们开到清水冲,在原队部的转弯处,我让停车。我下车问路边一栋房子的人:“唐顺银在吗?”,里面的人说,他们是来清水冲水库打工的外地人,不知道。

    我只好走出来,见右边坎下,清水冲大坝下面稻田里有两个人在插秧,就走过去问他们。结果其中一个人认出我来了,我很惊讶他还记得我。他大概50多数,与我差不多年龄,所以记得我。他指着右边坎上的两栋房子,说那就是娃娃的家。我问他原来的家呢?他说他妈妈住着。我很高兴,忙问:他在家吗?这人回答:他赶场去了,但他堂客(夫人)在家。然后就高喊娃娃夫人的名字:“你家来稀客了!”。

    我喊同学一起去,但他们不干。说没有礼物不能去人家,田里的人也点头。我想娃娃应该不会生我的气,就自己上去了。

    娃娃夫人看起来很能干,我们没有见过面。还没有等我介绍,她老远就说:“娃娃总念叨你,我早就知道你了。快上了坐,我这就打电话给娃娃”。她又去了老房子去通知娃娃的妈妈。

    娃娃妈妈马上就过来了。一见面就激动地说:“那阵风把你吹来了?真是稀客,难得你三十多年了还记得我们”。可不,77年离开已经38年了,80年回来看过,也有35年了。

    娃娃妈80了,腰杆挺直,说话清晰,穿着得体,举止仍然优雅。她告诉我,娃娃爸爸已经去世多年,妹妹们都出嫁了,一个小弟弟是我们走了以后生的,也成家离开了。

    娃娃二十分钟后回来了。过去的小伙子今天变成了中年大叔了,黑黝黝的,但样子轮廓还差不多。我们很高兴能再次见面。他们要留我吃饭,我说我还有两个同学在路边的车子里,他说喊他们来一起吃饭。我就去喊他们,但他们仍然死活不肯,说没有礼物是不能吃人家的饭的。

    我只好回去对娃娃他们说,这饭就不吃了,我们聊聊天吧。

    我们坐在屋前的凳子上,左边不到一百米处就是清水冲水库大坝,山谷对面一百米左右就是当年我们知青住过的牧场农舍,右边公路边生产队部,下面就是我曾经踩过泥巴的地方,一切尽收眼底。

    他们问起我在美国的生活,我都一一回答。我坦诚“洋插队”一点也不比当年“土插队”容易。

    走之前,我拿出两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告诉他们这是美元,留给他们做纪念。

    我怕同学等太久,执意要走。娃娃和他妈妈见挽留不住,就送我到公路边。我叫祁建华下车,以清水冲水宽大坝为背景,给我们三个怕一个合影。

    回去以后,我请祁建华在城里洗出照片,寄给了娃娃。

    第二年,就是2016年,5月份我回国看望妈妈。当时爸爸已经去世,妈妈也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弟弟四毛在照顾,外加两个保姆,我除了每天去看看她,和她说说话,帮不上什么忙。但妈妈对我的呼唤已经没有了反应,偶然睁开眼睛,但看不出她是不是听懂了我,她基本上处于植物人状态。

    想起头一年在娃娃家来去匆匆,未能好好聊,深感遗憾。所以这次想再去清水冲一次。刚好半年前当年在拾担大队小学教过的学生曾祥荣在文学城上与我联系上了,他父母当年都是哑巴,生活很困难,他也常常因为父母的缺陷而被人欺负,所以总是沉默寡言。但他学习很认真,是班上最好的两个学生之一。后来他考上黔阳农校(现怀化农校),也就是袁隆平任教的学校。毕业后因为工作努力,成绩突出,被多次提拨,最后成为怀化市残联主席(处级)。刚刚50,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却以副厅级待遇为条件被劝退。

    当听我说要回拾担看看,他满口答应一定协助。

    他事先通知了娃娃我要去,让他有所准备。当我坐高铁从北京到达怀化时,他接了我,亲自开车送我到芷江城家里。第二天一早他来接我,我们一起开车去拾担。

    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我们边聊边走,得知他父母都已经过世,他在拾担基本上也没有亲人了,早已在怀化安家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清水冲。娃娃夫妇,娃娃妈妈,还有娃娃的大妹妹,小弟弟,和儿女都来了。曾祥荣还找了两个他的同学,也是我的学生来了。娃娃专门杀了一只羊,还杀了鸡,鸭,另外有大块的腊肉,炒了满满一大桌菜。这场面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边吃边聊,他妈妈仍然感叹:“快四十年了,你到了美国还能记得我们,真是有情有意的人”,还说:“你把娃娃当亲兄弟,是娃娃的福气”。我由衷地说:“当年感谢你们一家对我像亲人一样的关心,与你们相识是我的福气”。

    饭后,娃娃,曾祥荣,和我一起出门登上清水冲水库大坝。看见山峦环抱的水库,平静的水面倒映着山上的大片松杉树木,想起当年我曾在这里度过的岁月,感想很多。但最让我留恋这里的还是这里娃娃兄弟,像母亲一样的娃娃妈妈,还有奋发向上的学生曾祥荣。正是他们,赋予了这片土地的特殊意义,让我不论走到那里,都永远记得我曾经在这里得到过无私的爱,有最亲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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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春,我和陈晓洪从插队的芷江水宽拾担大队农科队调入大队小学做非正式民办老师,就是没有工资,只记工分。我教初一的语文,化学,音乐,体育。晓洪和先我们进来的知青杨跃明在小学部。

    生活是清苦的。除了米饭可以吃饱,其他都急缺。蔬菜,食油都不够,更没有肉吃。文娱生活则完全没有,没有报纸杂志,没有电视,电影队几个月来一次,放映的都是放过几十遍的《南征北战》,《地道战》,还有样板戏。白天放学以后也无处可去,学校前面的简易公路,偶然开过一辆拖拉机,或拉煤,拉木材的解放牌汽车。远处田里有些劳作,或挑着担走在田埂上的农民。到了晚上更是一片寂静。我们住在学校,背后是山,前面是梯田。晚上一眼望去,黑黝黝的山川,和散布在山川山坡上几十栋农家发出微弱的灯光。

    唯一算得上消遣的活动就是打篮球。

    学校篮球场极其简陋。不但没有标准场大,地还不平,有些地方的石头没有完全整平。篮球架显然是自己做的,高度差了很多,加上年久失修,柱子前倾至少10度,球框松了,下坠15度。我脚尖一踮,就可以摸到篮圈。而标准篮圈,我全力跳也只能勉强摸到。这里,我轻轻一跳便可以扣篮。

    虽然不标准,但有胜于无。我常常在放学以后,或星期天没事之时在球场上投投篮,扣扣球。有时晓洪也一起来打,算是我们的唯一的娱乐了。

    到校不久,公社通知要举办全公社小学篮球赛,学校领导让我组队参加。我就变成了篮球教练,选拔了十几个男生(只有男生的比赛),每天放学后组织学生训练。

    我初中时曾经混进校篮球队一年,接受过一点训练。因为当时太瘦弱,个头不算高,球技也不出众,第二年我就被落选了。但我家住在学校,去篮球场打球很方便,比一般同学有更多的机会练习和观看比赛。我当时19岁,比初中学生大5,6岁而已,连正式篮球赛都没有参加过,当篮球教练,指挥比赛更是属于赶鸭子上架了。

    农村孩子完全不知道怎么打球,连稍微正式一点的篮球比赛也没有看见过。我就把自己学过的一些篮球基本技术,如运球,传球,投篮,三步上篮教给他们。练了两个月,他们刚刚有点进步,比赛就开始了。

    比赛在公社中学进行。我请杨跃明做助手,主要是帮助做饭。我们带学生走了二十里路去了公社中学,在事先安排的一家农户里安顿下来。我带学生去中学参加比赛,跃明留下给大家做饭。

    第一场比赛不久,我的队员因为基本功不好,也没有比赛经验,打得一团糟。我暂停了两次,但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一生气就离开了,不管学生了。过了二十分钟才回来。学生仍然坚持比赛,很努力,但最后还是输得很惨。就这样我们被淘汰了。

    回到农家,我很生气。学生看见我铁青的脸,也不敢做声。跃明安慰我,说输赢没有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吗。等大家吃了跃明做的中饭,我们就打马回巢了。

    这事学校没有说什么,因为本来条件就很差,根本就没有期待拿名次。

    过了很多年后,我反思自己,觉得当时做得很不好。尤其作为教练,中途离开,是极不负责的表现。说明当年我很不成熟,心理上有问题,输不起。

    不久,怀化中方那边有一所小学,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打友谊赛。他们有几个喜欢打球的老师,经常约周边学校打比赛,已经打遍能邀到的学校无敌手。听说我们这里来了两个知青(晓洪和我)会打球,就邀请我们去打友谊赛。

    我们几个老师一合计,决定接受邀请。有老师说,他们早就邀请过,但那时我们没有来,整体水平不高,就没有接受。现在,我和晓洪加盟,实力大增,没有理由不接受。

    于是,在约好的那个星期天早晨,吃了点东西,我,晓洪,跃明,加上三,四个其他民办老师一起,走了二十几里山路,大概11点,到了中方那所小学。

    我们老远就看见他们的球场。平展的水泥地面,很新的标准篮球架,地上的线非常醒目。与他们比,我们的球场都不能叫做球场了。

    几个年轻人正在打半场,个头都比较高,最高的可能有一米八五,运动服很艳丽,动作优雅漂亮。我们纳闷:这是他们的球队?那我们可不是对手。

    这时有老师走向我们,简单寒暄以后,带我们走进办公室。经过询问,才知道,那些年轻人不是他们学校的老师,是这附近一家三线工厂的子弟。

    当年因为与苏联,美国关系都很紧张,很多军工厂都搬到湖南西部,贵州,四川,号称三线。一线是边界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二线是长沙武汉郑州等中等内陆城市,三线是边缘山区小城离前线比较远,山区,比较安全。这些工厂都用代号,比如331厂,770厂。一般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稍事歇息,我们便开始比赛。

    他们是东道主,以逸待劳,我们远道而来,有点疲惫。在我们那极不标准的场地混久了,一下来标准球场,一下篮筐高了很多,我们投篮找不到感觉。他们熟悉场地,投篮很准,一度大幅领先。但我们慢慢找到感觉,而且我和晓洪都是一米七七,七八,身材比他们高,篮板球占优势。慢慢适应后,我们越打越好。我和晓洪一抢到篮板,跃明就已经飞奔对方场地,一个长传,没等防守队员反应过来,他已经接球顺势上篮得分了。后来他们专门留人在中场防我们的快速反击,我们就改打打阵地战。篮下优秀加上外围投篮越来越准,逐渐将比分追平。下半场我们坚持能快则快,内外结合,打得顺手。他们很顽强,而且配合默契,一度与我们相持。但我们毕竟年轻体力好,基本功扎实,逐渐将比分拉开,最后赢得了比赛。

    打完以后,已经1点了。东道主准备了中饭,请我们一起吃饭。正当我们准备去吃饭,一直在球场边看我们比赛的那帮年轻人中的那个高个,走过来问:能不能与他们打一场比赛?

    我们感到惊奇,问为什么?他说,你们的球打得很好,这里很少有这种水平的球队,我们想能与你们切磋一下。我说,我们刚打完一场,还没有吃饭,可能没有体力了。他说,你们先吃饭,在休息一下,我看你们的体力完全可以再打一场。

    大家交换了一下意见,觉得吃饭以后可以和他们打一场。

    于是,我们就去学校食堂吃饭。他们很热情,专门买了肉,做了一些好吃的菜。当年肉是凭票供应,城市居民一个月一斤,我们知青和农民是没有的。只能等到偶然哪里有农民杀猪时,去买点高价肉来吃。但因为粮食少,农民养猪也不多,杀猪的时候很少,所以即使有钱也常常买不到肉。我们只有回城时,父母用自己省下来的肉票买肉给我吃。但我们一般一个月才可能会去一次,两三个星期没有肉吃是常有的事。所以有肉吃如同过节了。当地人的风俗,对于邀请来打球,或演出的人都会买肉招待。我们来打球,潜意识里有来这里搓一顿的想法,只是大家都不明说罢了。

    席间东道主队长表示很高兴能与我们打球,说我们是他们碰到的最好的球队,打得很过瘾。我们感谢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能够一起切磋球艺,很有意义。

    我们聊得很高兴,吃得很满意。吃完后稍微坐了十分钟,我们就出来了。外面那帮年轻人正在等我们,而我们也希望早点打完回家。

    于是,我们还穿那身湿透了的背心短裤,又披挂上阵,与这帮年轻人打起比赛来。

    这些小伙子身材高,动作好,投篮也准。但因为是学生,或刚刚当工人的青年人,家庭条件好,没有吃过苦,与我们经常干农活,修水库,挑重担的知青,或农村出生的民办老师相比,力量差很多。一碰撞,他们就会失去重心,抢篮板,投篮都大受影响,而且很难防住我们的快攻。我们逐渐占据优势。到了下半场,他们体力不支,动作走形。我们也放慢节奏,保持体力,不再全力猛跑,只要维持领先就可。最后,我们还是以较大的优势取胜。

    打完以后,年轻人表示非常佩服我们的球技和体力。喝了点水,我们告别了他们往回走。虽然走了两个多小时,又打了两场篮球,我们似乎不觉得累,说说笑笑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回来了,到家6点多了。

    这一打,使得周边一些学校知道我们这个球队不错。又有人来请我们去打球,我们也去过几次,都轻松赢来下了,也顺便改善了生活。

    放暑假后,全体教师去城里参加县教师暑假培训。这个培训班时间长,至少两三周,有时可以长到一个月。培训时期的伙食很好,现在不记得当年学了什么,但却记得那时天天有肉吃。

    培训期间有篮球赛,以公社为单位组队参加。我们水宽公社队由我,晓洪,跃明,加上公社中学的体育老师,和其他小学几个篮球打得好的老师参赛。结果出乎意料地过关斩将,一直打进决赛。决赛时的对手是芷江二中队,全部都是体育老师,都是我们熟悉的老师。我们上半场还咬得很紧,直到下半场体力下降,才被经验丰富的体育老师们将比分拉开。但我们的表现还是让大家大吃一惊,也创造水宽教师队在县教师篮球比赛中的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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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1970年4月,我在芷江红卫小学(原来的,也是现在的荷花池小学)上六年级。当时每到4月20日左右,学校都会放一周春假。老师们要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插早稻,学生也要求找机会支农,比如拾粪,或割草(喂牛)交给学校,再转给农民。做多做少没有规定。或参加父母单位去城边的支农活动,一般一天。

    老师们则会去几十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住上一个星期,与农民一起插秧。那是比较艰苦的,能去并能坚持下来,回来讲他们的经历都让人很敬慕。

    那时文革初期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已经过去,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学校开学了,但讲的大部分是毛选。生活缺吃少穿,肉要凭票卖,一月一斤。食用油,米,布都是要票证的。就是远一点的探亲访友都要介绍信,不然就有麻烦。文化生活更是贫乏,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新华书店只有毛主席著作,地图册,革命书籍,和《艳阳天》- 很革命的小说。

    我们觉得没有地方好玩,生活很乏味。于是我就想是不是跟老师们一起去支农,冒一次险,做一次让人惊奇的事情。

    问了一下学校我是不是可以去,被告知说学生太小,不允许去。当时记得有一位年轻老师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你如果真要去的话,就早点来,早点去。等领导发现了,你已经到了,他就没有办法把你赶回来了。

    这让我胆子大起来了。我回家和父母说想参加老师的支农小分队。爸爸本来就是一个很敢闯的人,当年武斗时还让我进城侦查情况,而且我完成得很好。而支农一点危险也没有,便爽快地答应了。妈妈似乎也不反对,给我准备了背包,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并给了钱和粮票。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到了学校,结果发现还有几个同学也来了。我们之前没有通过气,所以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一起了。男生有李泽成,向光雄,女生有马宗湘,周丽华,李元芳。

    当时几个年轻老师已经准备走了,记得有数学田志建老师,语文全帮达老师。他们也才二十几岁,与我们几个十三,四岁的学生年龄相差不大,很欣赏我们的勇气。正当我们想是不是征求一下领导的意见时,他们说:“走走走,趁领导还没有来赶快走,你如果请示的话肯定会不让你走。但你到了那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于是我们就跟着几个年轻老师先上路了。

    当时要去的地方是罗旧公社。沿着舞水河边的湘黔公路往东走三十几里就是罗旧,如果再往东三十几里就到了怀化。罗旧差不多在芷江到怀化的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集镇。

    一路上,我们像飞出鸟笼的鸟儿,兴奋地不时东张西望,蹦蹦跳跳,时跑时走。初春的早晨仍然有些凉意,但我们年轻,极端的兴奋,浑然不觉冷。略带凉意的清新的空气,蓝蓝的天空下,田野里飘着轻软的雾气,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美好。

    我们沿着湘黔公路往东走,舞水河在公路右边往东流。河对岸是岩桥公社的四方园大队的大片冲击平原,很多水田已经插上了早稻。公路左边是山,山上有些稀稀拉拉的手臂粗的杉木和茅草。公路边是山坡或被劈开的陡峭的山坡,公路路面是碎石子,有养路段的护理,路况不错。路随着河道的弯曲而弯曲,河道在这片冲积平原地带,平缓婉转。公路也平缓,没有急弯。车辆不多,偶然有路过的省粮运队,新晃汞矿的卡车开过。因为长时间没有车辆驶过,大部分时间,我们走在公路中间。

    年轻老师也一反过去不拘言笑的样子,与我们说笑,并一起不时在公路上用粉笔画上向东的大箭头,标上“红卫小学支农小分队”。

    四个小时后,我们到达罗旧镇,住进了靠公路的几户农家。女生,女老师,和年纪大的男老师安排住在房间里。我们男生与中青年男老师则住在天花板上,四面透风,只有中间可以直起腰来,边上很容易碰着屋顶的瓦。上下楼梯需要爬梯子。我们从来没有住过这种

    校领导晚我们一个小时才到,对于我们几个先斩后奏,生米做成了熟饭的学生,还没有发作,几个年轻老师就在领导面前一个劲地表扬我们,说我们如何听指挥,能吃苦。领导还能说什么呢,算是接受了。

    我们在天花板上打地铺睡。早春四月,睡在没有一点遮挡的天花板上,冷风嗖嗖,晚上还很冷,睡觉得用被子盖住头。我们第一次出门,觉得很新鲜,加上年轻不怕冷,不觉得睡天花板苦。

    罗旧镇基本上就是沿着湘黔公路两边几百米的一些商店和民宅,东边有一座很短的公路桥。我们每天五点多就起床,向东走,过桥以后就往北走下路基,就到了我们拔秧的田。

    四月中的早晨温度很低,我们仍然穿着长衣长裤,一些年纪大的老师还穿上绒衣。脚上是凉鞋,或皮草鞋,就是用废轮胎皮做成草鞋的样子,比农民穿的真草鞋要贵一些,但走在湿滑的田埂上就没有真草鞋那么止滑了。下水田之前,得把裤腿卷到膝盖,脱下皮草鞋,赤脚下水田。一接触到水,感到的是刺骨的寒。但下水以后,腿从麻木慢慢恢复,感觉会好多了。

    拔秧就是把秧田里密集的秧苗拔出来,将根部洗净,然后用稻草捆成一把,扎紧的中间大概手臂粗。把一把把秧放在竹子织的簸箕里,然后挑到已经犁耙好的田边,一把把均匀地抛甩进田里。

    我们小孩大多第一次拔秧,不熟,老师们教我们。看农民是一拨一大把,我们是几根几根的拔。

    到了八点多,就是早饭时间了。大家先在田边或河边把手洗净就往住处走,而我们几个男生一溜小跑,为的是抢盖在放桶上的锅巴。那锅巴黄焦焦的,又香又脆。我们几个一腿的泥巴,衣服上也贱得泥巴点点,可能脸上也有,但只要有锅巴吃,我们就开心得像过年一样。

    吃了早饭,再出工。这时天气稍暖,我们开始插秧。左手握住一把秧,大拇一分,少则5,6根,多则7,8根秧分离,右手拇指,食指无名指接住,握住根部与颈部交界处,顺手插入泥巴两寸左右。然后反复。熟练的农民,动作协调,一秒钟一插,快的甚至不要一秒钟,而且间距一样,几分钟就可以插出一大片行列整齐的秧苗来。

    老师们有些农村出生,干过,做起来也熟能生巧。有些支农多次,虽然不如农民,但也还可以。只有我们一点都不会,只好照猫画虎,笨手笨脚,四五秒才能插一次,还插得东倒西歪,也不成行成列。有时农民看不过眼,还下来移动一些秧苗,让行间距变得好一点。让我们很有挫折感。

    慢慢改进以后,也要三四秒才能插一株,行列也稍微直一点了,但仍然还是不好看。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其实不能帮什么忙,只要不帮倒忙就不错了。

    还有一件让我们提心吊胆的就是蚂蝗,不声不响地叮在腿上,扒也扒不下来,扒下来后会流血流很久。当时可能是因为天气冷,蚂蝗好像不算多。但偶然叮上还是很害怕的。

    虽然没有做什么,但一天下来我们总是累得腰酸背痛。真正体会到了农民们的辛苦。因为年纪小,恢复快,睡一觉,第二天有精神了。

    刚开始我们在老师们面前还有些拘谨,但朝夕相处很快就混熟了。于是胆子大起来,开始在老师面前开玩笑了。我醒得早,爬起来以后就学木偶剧《半夜鸡叫》中周剥皮,拿着一根棍子,敲着地板,高喊:”起来,起来,怎么还不起来?你们这把懒骨头!都给我起来!“。把还在睡觉的老师吵醒,让他们很烦,但又不好生气。一来这很搞笑,二来也是要起床的时候了。所以就忍了我这样没大没小,毫无师道尊严的恶作剧了。

    生活是艰苦的。虽然饭可以吃饱,但肉很少。不过农民厨师的家常菜做得很好吃,春天有油菜苔,青菜,蚕豆,豌豆。印象最深的是新鲜豌豆,非常好吃。还有农村的米,是头年收的新米,很香很香。城里吃的米都是放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存米,完全没有农村吃的米那种香味。我才知道原来新米可以有如此香,而且新米锅巴更香。当然也因为很辛苦,肚子很饿,吃什么都会香,连我这个“地主周扒皮”也与人抢锅巴吃。

    最难的是洗澡,因为没有地方。我记得我可能洗过一次澡,挺麻烦的,要到房间里洗,别人得让出房间。天天都出汗,还有泥巴,只能擦一擦,换衣服。女生们稍好一点,因为住在房间里。但也不能天天洗。

    这样,一个学期以后,我们结束支农,回到了家里。

    学校重新上课后,在全校的支农总结大会上,我们六位混到老师队伍里的学生得到了校长的表扬。班里评比支农积极分子,我们六人无异议全票当选。

    当时的感觉就是自己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很有点自豪感。觉得自己长大很多,自信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