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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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何是“苦行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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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何是“苦行僧”?

 

  父亲过世快10年了。他去世时已经92岁,很高寿的。我知道他作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就一直在政治上“挨整”,职位不断被贬,1957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22年的“文革”之后才算“平反”。在我开始有记忆起他已经是个“摘帽子右派”了,怎么也看不出这个兢兢业业的小编辑曾是个“中共高干”,也听不到他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半点抱怨。他总是表现出绝对“听党的话”的劲头,议论起“埋葬帝修反”是那样的情绪高昂;每天大清都早认真地听“新闻联播”,然后在“新闻联播”结束的国际歌声中匆匆去上班。在我上小学后知道他是“右派”后,当时心里真不明白,父亲这样的人居然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在歧视的目光中长大的,有时我真纳闷,为什么父亲一点也不自卑呢?为什么他总好像自己仍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呢?我把父亲的“从不自卑”理解为随遇而安,可他自视自己永远是“革命者”让我难以理解。您明明已经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了嘛。他给我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极其敬业地努力工作,据说他做编辑完成的工作量总是其他编辑们的两三倍之多。我对父亲还有个极深的印象,我在“上山下乡”时期,他总是给我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父亲总是鼓励我“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

  对父亲是出于什么具体原因在“解放后”一路遭贬我知之甚少。直到他去世后我在网上看到写悼念他的文字和介绍他“解放”初期工作的一些情况才略知一二。同时,我也了解到,中共刚建国时,对地下党干部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内部政策。不管这个传闻是否是真实的,建国初期对南方中共地下党干部的排挤是事实。

  有关父亲建国初期的“严重错误”有“公私不分”。我看了不禁哑然失笑。这多半是无中生有,不然父亲为何从不解释呢?他被划成“右派”的罪名是“反党”,硬是把他和一位总是在工作中与他有矛盾的另外一位干部凑在一起成为“反党集团”。这些资料读后我的感觉只是证实了后来盛传的一些说法。刚“解放”时,一般是军队转下来的干部——“南下干部”排挤地下党干部。而后者往往知识水平远在“南下干部”之上。我父亲属于地下党系统,被排挤是必然的。

  不过有关资料中让我有些意外的是,当时“组织”上先是组织,甚至驱使地下党干部相互整肃,然后再将整过人的地下党干部排挤掉。很多地下党干部就这样丢了党籍,或被强加上各种“错误”清除出党。1957年“反右”,更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比如我父亲。当时中共排斥知识分子干部是非常明显的。可是,为什么像我父亲这样的人还始终认为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呢?

  1979年下半年,父亲的“右派”问题正式平反。他实际上早就听到很多风声,是有思想准备的。当他所在单位代表“上面”正式宣布他的“右派平反”政治决定时,他还是激动不已。“右派”问题的平反最让他兴奋的是他的党籍也恢复了。他马上提出要将补发22年的工资都交党费。最让我不解的是,当天回到家中,他结结巴巴地谈到当年错划他“右派”,竟说“我当时也确实犯了违反党纪的错误”。什么“错误”?还不是客观地说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回想1979年,我作为“知青”刚从“北大荒”返城,对父辈们相信的所谓“共产主义”已经否定之,甚至思想上有些反社会的情绪。我同父亲在对待中共的政治态度上太不一样了。虽然我当时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马列主义。那时我们父子俩总是进行政治认识上的交锋,彼此都很动感情。现在想想,自己当时真没必要这样做,最起码是徒劳,因为根本不会改变他对中共的一贯忠诚。

  后来我渐渐发现,“解放后”,在政治上遭到父亲这样命运的中共地下党员太多了;父亲在政治上被整还不是最惨的。可以说中共建国后,一大批地下党知识分子干部都被“南下干部”以“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方式排挤。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其中很多很多人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所谓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然而,这些人受冤屈几十年,却始终表现着对中共的忠诚。这些人是“火星人”,不是人间烟火吗?不是。他们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吗?也不是。实际上中国真正明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没几个人。中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充其量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不过他们能将各阶层中相当多的人凝聚在中共里。农民不必说了,活不下去就造反,跟着中共打江山,反正是成王败寇。从古以来中国的造反者都是如此。

  读书人的思想就没那么简单了。在我的观察中,父亲他们这样的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当年追随和参加中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感情。当时的中国是“东亚病夫”,饱受列强欺侮。而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口头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这对他们这样的人太有吸引力了。另外,由于当时苏共夺权后建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成就”特别能迷惑人,于是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便疾呼“只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再者,中共当时出于革命党地位,相应地提出了许多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口号,当时的中国左倾的知识分子非常欣赏之。因此,从抗日战争到后来的国共内战,越来越多的思想左倾的中共知识分子厌恶国民党政府的日益腐败,投身中共的队伍中来。而他们的思想差不多都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一旦义无反顾地投入中共领导的革命,差不多都一辈子不会改变初衷,内心深处总是满怀激情。他们还有个不自觉的逻辑:假如日后证明他们投身革命之路是认识上的迷途,他们便会认为自己的人生选择是失败的,很难接受。以我父亲为例,他至死都认为相信共产主义是他人生正确的选择。正是因为这样,在中共建国之后他虽然屡屡在政治上被整肃,然而不公平的待遇根本不会动摇他对的理想追求。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多得很,在我的朋友圈中总能听到类似的悲剧故事。这就是父亲为什么看起来像个“苦行僧”。

  我现在可以说:其实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研究,仅仅出于因为感情上的需要才相信了这种从根本上违背人性的错误理论。但我对他人生的选择还是尊重的;最起码他是为了自己认定的理想奋斗终生。而我,还真没有这种思想境界。

  父亲走了快10年了,我也渐渐步入了晚年。我在想,一个人若是有终生为之而奋斗的理想,何尝不是件幸事?为此我还真有些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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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6)
  • 当前共有6条评论
  • 不洁之人

    幼河兄好!

    非常理解那代人的思想和生活,这是时代的悲剧。

    多谢美文,感人至深。 余不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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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lehe

    钱穆主张研究历史要“带着同情”,良有以也。时不过两世,现在大谈历史的人既不能理解李慎之曾彦修,也不能理解黄仁宇王鼎钧。以前那个世代可以被蔑视如无,今天这个世代也可以。

    趁着还能大谈无妨大谈,只是不知与历史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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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落积山人

    苦行僧是为孩子修前途。幼河要是留在国内,一定是飞黄腾达了!文革时先严在奉贤关牛棚,有一个难友叫申高山是上海地下党。申伯伯现在也是90高龄,也是苦行僧。他有个儿子叫申一尘,是我发小,智商平平,大学都没考上就“接班”了,现在也是官僚资产阶级一员!我等现在是不能望其项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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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geren 回复 幼河

    见以下2个网页:

    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 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http://huanghuagang.org/hhgLibrary/july2008/pingfan_youpai.htm

    右派改正时,所扣的22年工资,分文未补发,一般只恢复反右前的原工资。

    李昌玉:补发右派工资,中共中央认为“应该”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07/12/blog-post_8072.html

    其实,据我们所知,给右派补发工资问题,中共中央早就有过考虑。史若平先生收到过右派朋友的复印件,有中共中央80年(落)字第6号《全国政协给全国人大 的情况报告摘要》和国务院81年(落)字第81号文件《关于错划右派改正后补发工资的通知》,都是打算给右派补发工资的,后来,据说,是因为没有钱,所以 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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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幼河 回复 gugeren

    是扣发22年的工资,从1958年到1979年。老爸被定为“右派”后,行政级别降了两级,大约六十多元。补发是一次性的,一、两万块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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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geren

    【他马上提出要将补发22年的工资都交党费】

    博主是否确定,那是22年的工资?还是仅是“文革”中被扣的工资?

    据本人所知,“右派”被扣减的工资是不补偿的;原因大概是时间太长,人员也多,那时国家又穷,拿不出钱补发了。

    “文革”中被扣发的工资,大概由于掺和了许多高级当权派,基本上都补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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