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的博客

    注册日期:2010-01-13
    访问总量:9427291次

    menu网络日志列表menu

  • 发表时间:

    中国的人口流动

     

      从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可看出,北上广深是过去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不过2017年北京、上海和天津人口负增长(恐怕有行政干预的原因);其它大城市人口增长依旧。

     

    2010年中国城市净流入人口前30:

    1  2010年统计.jpg


      上海、北京、天津、苏州、深圳、广州、东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依然保持着强劲的人口流入势头,长三角的宁波、杭州、温州、南京、无锡、嘉兴等城市人口净流入也在快速增加;其他经济中心城市如成都、厦门、哈尔滨、武汉、青岛也都表现出区域发展的龙头作用。

     

      从下面这张图可以很好的看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北部,都是人口净流入地区。

    2人口变化图.jpg

    人口变化图 .jpg


      此外,新疆的克拉玛依、乌鲁木齐,青海西宁,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也是人口净流入地区。

      净流出人口最高的两大区域分别是苏北-鲁西南-河南-皖北-湖北地区和成渝贵地区,其次是广西。即图中蓝色连成片的部分。

     

    几点结论:

     

      1)根据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数据,全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很多媒体包括人民网说,这意味着我国住房刚需旺盛的时期已经过去;其实这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迁徙问题。

      中国近30年的人口迁徙,是世界人类史上最大一次人口迁徙,近6亿人从农村进到城市,还有几亿人口将在未来进入城市。

      很多人离开农村到城市,他们在农村有房子,但回不去了,他们想在工作的城市买房。这个人群的数量,不可小觑,上海有900多万,北京有700多万。这也是这些城市房价高涨的推动者和受害者。

     

      2)马太效应是世间的基本规律。资源集中程度越高的城市,人口流入越多。人口流入越多,想来的人更多。经济越落后的地区,人口大量流出。

     

      从美国、日本的城市圈看,中国的几大城市圈人口在未来将越来越多。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高企等等,然而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

     

      横向看几个大都市圈人口占比:

      日本东京都市圈(面积1.34万平方公里),人口3700万,占全国人口的28%;

      法国首都巴黎都会区(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占全国人口18%;

      英国首都伦敦都市区(面积8400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占全国人口22%;

      美国纽约都市圈(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占全国人口6%,广义纽约都市圈6500万,占美国人口的20%;

      德国鲁尔城市群(面积1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万,占全国人口13%.

     

      我们再来看北上广:

      北京(面积1.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占全国的1.5%;

      上海(面积6340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占全国人口的1.7%;

      广州(面积7400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占全国人口的1%.

     

      从城市人口聚居比例来看,中国的特大城市与国外差距相当明显,中国目前的人口还在加速流动中,远没有均衡。基本稳定,可能在30年以后。那时的大格局是,人口主要集中在22个城市群,其他地区人口相对少得多。

     

      3)城市规划问题。京津冀北部、长三角、珠三角那么多人,未来更多人,是不是应该多腾出建设用地,修更多的房子?人口净流出的地方,以后人更少,是不是相反?

      特大城市的房子不是修多了,而是修少了。人口那么多,还会越来越多,房子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这才是造成房价高企最重要原因。

     

      4)房价问题。人口净流入的地区,房价将会持续攀升。所以这幅人口净流入地图也是投资地图,照着越深色的地区买房,基本不会错。原因很简单,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涌进来,中国的人口分布远没有均衡。很多现实不符合我们的理想,可这就是现实。

     

      近期中国各省市2017年常住人口数据相继出炉,出现了新的景象——北京、上海常住人口齐减少!此外前五年人口流入量全国第一的天津常住人口减少更多。那么,这些逃离大城市的人都去哪了?未来我国城市人口会如何演变?哪些城市正在成为新的人口增长点?

     

      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看看2016年以前的十几年里人口是怎样流动的。

    01.png


      2000-2010年人口流向较分散,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以及西北、西南地区均存在一些人口增速较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

    02.png


      2011-2016年人口流向变得集中,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北部,确切的说是东北三省几乎所以地级市常住人口增速都低于全国增速水平,人口重心越来越往南移。

    03.png


      经历过2016年以前的迁移,人口分布呈现怎样的特征呢?从2016年我国人口密度等高线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密度最高,此外中原地区人口也较为密集,重庆、成都也存在两个人口高密度点,可见,人口扎堆聚集在这些区域。

      这是过去人口迁移塑造的人口分布格局,从下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以2017年为转折点,我国人口流动方向发生了新的实质性变化,未来人口分布格局或许也将从此发生改变。

     

      2011-2017年部分重点城市常住人口逐年增量示意图

    04.png


      数据来源:省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公报

     

      2011年到2016年,曾经人口流入最多的北京、上海、天津的流入人口在逐年减少,2017年同步转为负增长,更多流动人口分摊到广州、深圳,还有重庆、成都、长沙、武汉等南部和中西部核心城市,人口流动大势可以说在2017年迎来转折。

     



  • 发表时间:

    “洗脑”的作用

     

      万维网上见到转载刘家驹先生回忆他参加朝鲜战争的经历。文中披露了志愿军失败的第五次战役中的一些事情,如对掉队并有抗命企图的士兵的处决,杀害朝鲜向导灭口,搜刮朝鲜农民藏起来的粮食,掏死去的战友的心肝充饥等,相当令人发指。刘家驹先生的回忆是真实的吗?我不想提出疑问,否则不能就此讨论下面的问题。

      我是在另一个方面思索的,就是为什么志愿军在这种状况下没有溃散?志愿军发动第五战役时,在装备上显然不如联合国军,后勤供给极差,战士们每人除了不多的武器装备,每人就背仅够一个星期吃的炒面。彭德怀指挥第五战役,旨在速战速决;而他的对手,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则胸有成竹,战役开始大踏步后撤,一个星期后转入反攻,迅速截断进攻志愿军的后路,准备全歼。

      想想看,在联合国军猛烈反攻时,进攻的志愿军措手不及,他们有多么被动?可整个战役,除了180师对命令理解错误,没有迅速撤退,最终被全歼外,剩下的志愿军进攻部队都在被合围或被半合围状态下,虽然损失惨重,但建制完整的撤退到三八线附近。李奇微将军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奇迹。我感觉,志愿军能大部分撤回来,主要是军心没有涣散。

      共军自毛泽东在失败的秋收起义后改编,那时是一支溃败的队伍。毛当时就在改编的小部队中的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后来他总结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共军的政委制比苏军甚多了;连队有指导员,营级是教导员,团以上是政委;而且政委实际上别同级别的军队首长权力要大。这主要的目的是“党指挥枪”。另外就是更好的对军队上上下下进行系统的“洗脑”;同时,在基层连队的党组织特别要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不但毛泽东,当时共军中的军官们也同样认同“宣传鼓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这种“洗脑”真有那么灵吗?要是没作用,毛泽东就不会强调“支部建在连上”;事实也确实证明如此。这里最突出的,不是共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是“不溃散”。设想一下,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在如此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在不断的被攻击时能成建制的撤退下来?刘家驹先生披露出那么多阴暗面,我更加相信当时共军政工干部的“洗脑”作用。

      但是,“洗脑”洗出来的激情是不能长久的。今天的共军士兵大概不会被“宣传鼓动”工作教育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了。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上上下下的军队政工干部们不能以身作则,其二是士兵们的想法也不同。

      既然如此,为什么共军还要实施政委制?难道他们不知道“洗脑”已然失效了吗?是这样,“洗脑”虽然没用,但“党指挥枪”仍是必须的。现在党军是中共统治者的保卫者。



  • 发表时间:

    林东与中国的海流发电

    2017年01月21日

     

      潮汐能正真的应用何如?中国大陆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中国大陆是杭州绿盛集团进行投资的。其董事长林东曾被称为“牛肉干大王”。中国大陆研发了目前世界上装机功率最大首台潮流能发电机组。在此之前,全世界能够进行潮能发电的国家只有3个:美国、英国和法国。

      林东是杭州绿盛集团的董事长,中国最大的牛肉干生产与销售商。他自掏腰包上亿,历时7年自主研发出世界首台3.4兆瓦LHD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

      据中国海洋报报道:2017年1月12日,国家海洋可再生能源资金项目——LHD-L-1000林东模块化大型海洋能发电机组项目(一期)在浙江舟山通过专家验收。该项目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海流能发电并网的国家。

      而在此之前,我国的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研发最大规模为0.3兆瓦。国际上由英国国家实验室等研发的潮流能发电站装机容量为1.2兆瓦,为当时世界之最。

      2009年,由林东把持的绿盛集团已是一家成熟稳定的企业。这一年,林东联合美国南加州大学流体力学专家黄长征博士和美国新材料领域专家丁兴者博士一起创办了美国联合动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瞄准了海洋潮流发电领域多年的林东,先期投入了100万美元开启了海洋潮流能发电项目的研发。

      海洋潮流能是一种公认的清洁能源,美、日、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看好这一领域,但都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据林东介绍,发电规模小、转换效率低、稳定性差、难以实现商业化应用,是现今多数潮流能发电项目所需要突破的技术瓶颈。“现在全世界潮流能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不是能不能发电,而是发不多、发不稳,不突破规模化难题就谈不上走向市场。”林东说。

      据林东介绍,他们研发的水下涡轮机最大的亮点就是多达70多片的叶片。“其他企业研发的叶片一般是3片,还有6片的,文献上我看到最多的是16片,因而我们设计制造的超多叶片在全世界范围都是独一无二的。”林东说。

      叶片多,低水流的环境下能发电稳定,模块化技术路径突破了瓶颈,规模化效益明显。但如果发电效率低,发电成本就会水涨船高。“我们当初设想,如果发电转化率能够达到20%以上,那项目就可以运行下去。”后来,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科研人员最终越过了这一技术障碍。

      2012年,林东投入1800万元建立了一个模拟海洋潮流能大型实验室,实验水流速度最快可达每秒4米,且可24小时实验。因项目涉及的学科太多,从总成平台系统、水轮机涡轮系统、传动系统,到增变速系统、发电机组系统、制动系统等,没有一个总规划根本行不通,随后,由他控股的杭州林东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起该项目的自主研发生产。“几乎每一个系统,就是一项世界级课题,每个课题的破解都是领先世界的先进技术,足以写一篇技术论文。”

      为了项目的最终成功落地,资金的持续投入是最重要的保障。林东说,这个项目一期投入超过2亿元,平均每月一到二次的千岛湖高流速发电测试,每次试验外协船舶租赁费用就高达50万元,单次测试成本高达100万元以上。在充满一切未知数的未来,7年间不断地将钱扔进大海里,义无反顾地进行海洋潮流能发电研发……其投资代价、精神压力、意志考验都不同寻常。

      林东回顾了项目资金筹集的艰辛和酸苦。在项目开始之初,林东找到了当地银行请求贷款,但无一例外都被拒绝,无奈,林东只能用自己其他产业的资金来维持这个项目的研发,也就是绿盛集团的盈利资金作保证,林东笑谈道:“投入到海里的大部分钱都是工人包牛肉干赚来的。”

      困难还不只这些。有一次,林东需要找厂家加工一个潮流能总集成平台的零部件。他找遍了当时浙江所有能加工这种零部件的厂家,均无功而返。有一家企业答应可以做,却开出600万元的要价。在他看来,由于不能批量生产,厂家觉得无利可图表现得并不积极不足为奇。最终,林东远赴欧洲,与丹麦的一家厂商合作,才解决了难题。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随着资金的持续投入,林东的潮流能项目开始从图纸变为现实。2014年5月,世界首台3.4兆瓦LHD林东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首套发电机组项目在舟山市岱山县秀山岛的东南海域开工。

      2016年1月12日,随着一声长笛,船用起重机将一台宽30米、平均高20米、重达2500吨的庞然大物缓缓举起,准备下水作业。经过6年的研发和反复实验,2年的施工,LHD林东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首套发电机组正式下海。

      2016年8月15日潮流发电机组发电成功;这是一个科技新能源发展路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台完全自主研发生产的装机功率最大的潮流能发电机组系统,由15大系统构成,拥有核心技术专利52项,其中基础发明专利均已获得授权。模块化的自由取放解决了设备维修的世界难题。

      根据设计,该发电机组总成平台可抵抗16级台风和4米巨浪,深入海里的水轮机涡轮受月球引力变化产生涨潮退潮的影响,潮流带动转轴传动,再通过增速变速系统驱动发电机组将潮流能转化为电能。

      2017年1月,首套发电机组自下海测试发电后,已安全平稳运行了168天,哈尔滨工程大学,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对该项目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察验收。经过现场考察、专家质疑、资料审查,专家组给予肯定,对项目的创新性、先进性,以及在推动大规模开发海洋清洁能源产业示范引领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3.4兆瓦的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并网发电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到600万千瓦时(1度=1千瓦·时),相当于3000户人家一年的生活用电。”如今,模块化的发电机组突破海洋潮流能发电设备大型化的技术瓶颈,实现海洋潮流能发电的大面积应用,标志着我国潮流能发电进入“兆瓦时代”。

      据悉,“3.4兆瓦LHD林东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申请了包括中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内的五十多项国内国际专利。

      “如果英国的潮流能发电研究是引领世界的话,你应该是吓着世界了。”得知林东的项目,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朱莉女士打来电话说。

      “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等很多国家的专家的都跑来舟山参观调研设备。一家杭州企业能做到世界领先,你会发现创新驱动是有很大魅力的。”

      LHD联合动能项目的在舟山的成功,仅仅是林东清洁能源版图上的一个小角。林东说,下一步发电机组系统将不断优化提升,未来可以做到单台总装机15兆瓦左右或者更大,潮流能大规模开发将成为现实。到时,发电成本也将大幅降低,并将有可能与火电竞争,改变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格局。

      林东透漏说,现在已在滨江装修总控中心,未来将用来监控世界各地的电站,在高端装备制造方面,林东也将持续发力。

      潮流能发电要有较好的市场前景,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发电成本问题。大规模的装机容量将可以大幅度降低发电成本,最终实现企业盈利。舟山群岛是我国潮流能功率密度最高的海域之一,根据现有权威勘测数据,舟山海域装机容量可达7000兆瓦,相当于1/3三峡大坝的装机容量。在林东看来,潮流能发电成本如果能大幅降低,将来就有可能与火电竞争,改变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格局。

    海流发电.jpg

     

    …………………………………………………………

      这是个新事物。中国的海流发电,现在看还很初级,3000个家庭一年用电规模确实不大。但海流发电前景广阔。林东是个私企老板,他投资海流发电科研,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民营企业的力量。



  • 发表时间:

    爆笑——第一次给了母驴

     

      哥伦比亚北部沿海地区的一所中学里,一位女老师在课堂上提了一个外人看来瞠目结舌的问题:“男孩子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驴子?”课堂里的男孩们齐刷刷举起了手。老师接下来的话更加让人匪夷所思:“嗯,毕竟在这之后,你们的父亲才会允许你们找女朋友…”这不是什么荒诞的搞笑节目,而是在讲述哥伦比亚北部乡村的一个流传数代的传统——当地人认为,“和驴子XX”,是当地男孩必经的成人礼,一个没有和母驴XX过的男孩,不能最终和女人在一起。

      这个看起来荒唐的习俗,竟然是来自于一则古老又离奇的轶闻。相传很久以前,哥伦比亚沿海一个名叫San Antero的村子里,一位叫Juancho的年轻男子养了一头勤快的母驴,母驴每天为他驮着无比沉重的东西去市场上卖,还帮Juancho驮运行李。

      Juancho对他的母驴无比感激,也无比宠爱,久而久之,他开始对自己的母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每天在出去干活之前,Juancho都会和自己的驴深情地吻上半个小时。之后,他对邻居表示,自从驴子被自己吻过之后,干活比以前卖力多了。

      渐渐地,接吻已经不能满足Juancho对自家驴女友的“爱”,他开始想着突破禁忌,和自己的驴女友完成恋人之间才能做的事,不过,在他看来,自己对母驴的感情是“真爱”,不能像禽兽一样只为了释放肉欲,而是要有恋人般的“灵魂的交流”——也就是在做羞羞的事时,要有眼神的交流。

      然而,怎么想这都是不可能的吧。于是,Juancho想了一个办法,他去市场上买了一面镜子,把镜子挂到墙上,让自己的驴女友看着镜子,为“她”和Juancho走心的XX做好准备,之后,他绕到驴女友的身后,开始一边看着镜子里的驴女友一边XX,同时也命令驴女友从镜子里看着自己的眼睛。

      就这样,Juancho和自己的驴女友完成了第一次灵魂的XX。从那以后,Juancho和自己的驴女友开始“爱”到不能自拔,他自豪地向外界宣称,母驴就是自己的女朋友,这还没算完,同时他还大力提倡,男人应该和驴子发生感情,成为“驴爱者”。为了宣扬这一伟大的“爱”,他还喊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口号:“如果一个男人拒绝和驴子XX,他就会拒绝尊重自己的母亲。”

      神奇的是,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Juancho不但没有在当地引起反感,反而成为了整个北方沿海地区许多乡村家庭争相效仿的榜样……从那以后,在很多有男孩的家庭,父母都会买回来一头母驴,喂养它照顾它,等男孩长到10多岁,父母便会鼓励男孩和母驴进行“禁忌之爱”……

      甚至到了后来,在哥伦比亚北方沿海地区的父母们眼中,家里的男孩和驴子XX,好过和同样未成年的女孩偷吃禁果。作为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天主教国家,理论上男人和女人在结婚之前是不能发生性关系的,然而,10多岁的男孩正值性发育期,又迫切地需要释放自己的压力,于是,“驴爱者”Juancho的带头行为,神奇地赢得了这些北方乡村父母们的赞同。父母们认为掌握性经验是有必要的,然而又不能违反“婚前和女孩发生关系”的宗教禁忌,

    于是,和母驴XX,积累“性经验”,便成了这些北方沿海乡村家庭的一条“聪明的策略”。

      就这样,在父母的默许和鼓励下,很多北方沿海农村的哥伦比亚男孩,就这样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了家里的母驴。

      然而,这样的“禁忌之爱”带来的也有很多困扰:不少男孩因此陷入“人驴之爱”无法自拔,反而对正常的人类性交彻底没了兴趣。于是,和其他学校男孩聚在一起炫耀自己泡妞的场景不同,这一地区的学校里常常是这样的奇景:“他很厉害,14岁就XX了好几头驴子…”“XXX更强,现在已经有了20个驴子女友。”

      外国人看来这简直是一堆又污又重口的玩笑,一般人不会相信是真的,但在哥伦比亚人自己看来,这已经是北部沿海乡村里司空见惯的传统。

      如今,北部沿海乡村的居民眼中,“和驴XX”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首先,“和驴XX”能让发育期的男孩们“弟弟”变大,很多当地医生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如果觉得自己“那方面”不行,可以去XX一头驴改善性能力。其次,“和驴XX”能为婚后的生活积累经验。

      很多北部沿海乡村的男人们相信,如果自己能满足母驴,结婚后一定能很好地满足妻子。

      然后,他们还觉得,跟驴女友谈恋爱更省心,毕竟“不用给她买衣服买鞋子”……再次,这些地区的父母们还坚信,男孩们从小和母驴XX有助于防止他们变成同性恋,能为婚姻带来好运。

      “和驴XX”作为一项文化传统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每一年,当地都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庆祝人们对驴的“特殊的爱”,每逢过节,当地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为一些母驴盛装打扮起来,仿佛待嫁的新娘,然后,所有人围着母驴载歌载舞庆祝节日,而在庆典过后,这些盛装打扮的“驴新娘”们,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不过这项传统并不是像那个古老的传说中那样“百利而无一害”的。因为久而久之,“母驴”也成了当地人婚姻稳定的巨大障碍之一。虽然“和驴XX”是当地男人们年少时被鼓励的行为,然而,在很多人成年之后,依然抑制不住对母驴的“禁忌之爱”,开始背着妻子和“驴小三”偷情。甚至有不少男人公开承认,自己爱母驴胜过爱妻子。

      近些年来,随着信息传播的发达,哥伦比亚国内对此也有了越来越多批评的声音,对于外界的批评,当地人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理应得到尊重。”

      好吧……可是母驴又做错了什么啊喂!

     

    驴女友.jpg


    ………………………………………………

      不禁爆笑。不过别让有这习俗的哥伦比亚当地居民知道人们听说此事后的态度,他们会生气的。然而,如果这仅仅是个传闻,那……



  • 发表时间:

    新疆见闻

     

    1.对维吾尔族的“网络化管理”

     

      漫步于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发现贩卖新疆瓜果的维吾尔族小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内地来疆的汉族小贩。后经了解,朋友才介绍说,现在没有乌鲁木齐城市户口的维吾尔人都已被遣回原籍了,他们离开户籍地需要政府批准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政府还为这种管理模式起了个很时髦的名称:对维吾尔人的网络化管理。维吾尔族在异地生活或工作,如果户籍不在当地,需经政府批准并有汉族朋友为其提供担保。本人到一家单位找朋友,亲眼目睹了两名维吾尔族少妇找汉族朋友为他们提供担保,态度诚恳、卑微(那位汉人愿意提供担保且十分友善)。

      在乌鲁木齐美美购物步行街出口,维吾尔族保安直冲冲地拦住了两位步入步行街的维吾尔女学生,要求查看他们的手机,两位女孩子静悄悄地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让这位保安检查,一切都活生生地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他们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环境。

      近些年来,维吾尔族在内地旅行和住宿都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俞正声在任国家政协主席时期,当时的国家民委曾就此提出批评,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现在,这已是正式的政策了,还有谁敢提出异议吗?今天,即使在新疆本地,也不容许维吾尔族自由旅行。

      这让我想起了北京,游览天安门广场需要出示身份证并接受安全检查。由天安门徒步前往西单,一站之遥的路程,途中需经过中南海新华门。新华门周围也被警察设置了路障,路过的行人都要查看身份证。中南海围墙西侧的府右街人行道已被封闭,禁止行人行走了。据说整个中南海府右街对面的民居都得搬迁,按每平米十万零五千元人民币的标准给予补偿。

     

    2.学校不容许教授维吾尔语

     

      早有传闻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学校已经禁止教授维吾尔和哈萨克语了,这次到了当地,才知道这是真的,该政策是从2017年秋季开始实施的。

      自2005年以来,新疆教育及出版系统的少数民族官员编辑出版了一系列针对新疆各级学校少数民族的文化教材。他们在这些少数民族语种的语文及历史等教材中编入了大量的疆独思想,并大肆渲染以往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屠杀和迫害。这类教材在新疆中小学流行的时间长达十三年之久,受此教材影响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学生超过百万。由于新疆的汉人大多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故此类教材在新疆流行多年却未被当局发现。

      这些教材在新疆流行如此之久,除了因为汉族官员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接触和使用这些教材的少数民族官员、教师、学生及家长无人向政府反馈。而了解相关情况的人数应该不少于三百万,占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近四分之一。可见事态之严重及新疆的少数民族期盼分离的心态之强烈。

      据此情况,中国政府被迫废止了这些教材并禁止在学校传授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少数民族官员和教师的行为直接影响了政府对他们的信任,再加上汉族官员一时无法实施监控,由少数民族官员和教师编撰和继续传授民族语言、文化及历史知识已无可能,这些都是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在新疆各级学校全面被禁的原因。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新疆社科院、喀什师范学院、新疆教育厅的少数民族正副校长及正副厅长全部被捕,被抓的还有新疆出版系统的大批少数民族官员。

     

    3.清真寺空了

     

      为了在新疆加强控制,当局给每个清真寺都派住了监督员并安装了图像监视系统。少数民族因为恐惧,已经不敢去清真寺做礼拜了。

      曾有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新疆当局进行调查摸底,要求居民填写调查表格,表格里有年龄、职业、工作单位、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内容。一位业已退休妇女,系前政府职员,维吾尔族,在宗教信仰栏目下填写了伊斯兰教。第二天这位老人就被抓并被送往再教育营,所谓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老人的孩子急得不得了,找到了自己的童年汉族玩伴,这位童年发小现在已是警察,他告诉这位维吾尔族朋友,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你母亲心里信仰伊斯兰教就行了,何必非要把它填进调查表格里呢?那位维吾尔朋友听取了警察发小的建议,在探望他母亲的时候说服了他母亲,没过几天他母亲就被放回来了。

     

    4.责任连带

     

      新疆这些年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外界缺知之甚少,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是新疆当局实施了一种责任连带制,通俗点讲,就是株连制,一人出事儿,全家受株连。最早这种制度是用来对付暴恐分子的,那些人不要命,为此官方想出了此策,你不怕死,那好,我让你九族都为你受株连,看你怕不怕。之后,这一政策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任何人犯了官方认定的错误,其亲友都要受到惩罚。中国老百姓目前使用最广的社交工具就是微信,新疆居民的手机都被政府强制安装了监控软件,只要是国外来的信息、语音等等,100%受到监控,新疆当地的居民早已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言谈举止都十分谨慎,外界绝少能从当地居民的口中得到信息。

      乌鲁木齐所有机构和居民区都有围墙、安检和门卫,外部人员进入需出示身份证件。笔者本来还想拜访一些朋友,考虑到于人于己均不方便,只好作罢。新疆,这块生活着两千三百多万人口,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面积第一大省,现在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这和一个对外宣称开放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5.汉族人口大量流失

     

      新疆局势的持续恶化,导致了大批汉人内迁(往内地迁移)。仅2017年一年,迁往内地的人口就达一百二十多万,而新疆的汉族总人口还不到一千万!

      随着新疆经济建设的发展,部分城市居民需要搬迁,最初政府给发放搬迁费,拿到搬迁款的汉族居民随即就把它当做自己的安置费而迁往内地。政府发现之后改为发放代金券,只能在本地买房使用,再往后政府干脆连代金劵都取消了,为搬迁户直接分配住房,没有商讨的余地。

      为了杜绝汉族人口进一步流失,新疆各级政府已经冻结了户口迁移,边境地区更加严格,据说已经暂停了汉族人口的出国旅游。

      乌鲁木齐人口高峰时期曾达三百七十多万,政府规划要达到五百万以上,据说现在已经不到二百万了(官方数据:2013年346万,2015年266.83万)。2017年一年,乌鲁木齐流往内地的户籍人口就达四十多万。由于乌鲁木齐人口的急剧下降,原计划在乌鲁木齐修建七条地铁,现已改为一条半,即地铁一号线(已建成),地铁二号线建一半,其余的已经开建的全部回填。这已经成为天大的笑话,更别提什么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了。

      新疆局势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无疑是新疆各族民众的悲哀。传说中央某位领导已经发话,国家下决心,不惜牺牲两代人的利益来换取新疆的稳定,不知有多少当地居民愿意当政府的这种殉葬品?更可悲的是政府已有定论,表示建国七十年来,未能在维吾尔人心目中建立起国家意识。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把整个维吾尔族群确立为国家的敌人。消灭他们的文化、同化他们的族群,这好像已经成为既定的国策了。这些都为新疆维吾尔族今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

      以上文章披露的是不是真实的?至少部分为真吧?这只能说明中共的腐败无能。

      其实作为中共官员贪腐,少数民族官员更甚。



  • 发表时间:

    如何处理人性:美国与民国开国精英的一点对比

    谌旭彬

     

      托克维尔说过:“人心中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自由并不是他们期望的主要的和稳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爱慕的对象。”

      托氏道出的,是人性中固有的缺陷。

      所谓“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大体可以理解为“如果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也会希望其他人和自己一样”,亦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喜欢见到有人在同等的合法规则下比自己过得好,也就是所谓的“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

      如何处理这种“人性的固有缺陷”,其实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出发点。

     

    美国开国精英接受人性的缺陷

     

      美国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确立了“人民”这一概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美国的开国精英们看来,“人民”不但是革命最强大的道义后盾,也是新政权最终极的合法性来源,亦即“人民”是国家主权唯一的所有者,是政府一切权力的来源。

      但开国精英们所赞美的“人民”,只存在于抽象的政治概念里。对具体的“人民”,开国精英们并不信任。

      譬如,在纽约批准宪法大会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宣称,在“自由的共和国”,“人民的意志构成政府的根本原则”;但他随后又说,“(人民)不具备系统的政府管理所必需的辨别力和稳定性”,他们“经常被错误的信息和激情引向最严重的错误”。

      再如,在弗吉尼亚批准宪法大会上,埃德蒙·伦道夫一再称颂抽象的“人民”,但却在发言中用“herd”(牧群)来指代“大众”,以至于被人责备用词不慎、蔑视人民。

      其实,这并不是用词不慎的问题,而是一种对具体的人存在的人性缺陷的警惕与怀疑。

      这种怀疑,可以说是一种“欧洲传统”。18世纪英国的“乡村辉格派”就认为“人民”具有双重性,他们赞颂抽象整体的“人民”,将他们描述成政治权力的终极源泉;同时确有对那些具体参与社会政治的“人民”满怀戒备。

      美洲的清教徒也喜欢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但在涉及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民”时,却又断言“在几乎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人民作为一个集体始终难以在行动时带有任何一点节制和智慧”,将他们描述成“愚昧而轻率的大众”。

      基于这种对人性缺陷的戒备,多数美国开国精英,不相信具体的“人民”拥有自己统治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譬如,约翰·亚当斯曾以回顾历史的方式,如此描述具体的“人民”的“可怕”面目:“民众的忌妒的呼声、猜忌、疑心、自负、傲慢、骄横、野心和某个地位优越者的暴躁”,一旦被用来对付某个人,结果必然是,“一群不受节制的乌合之众的愤怒和狂暴,通过擅长蛊惑的专制者的暗中挑唆,就会爆发为各式各样的攻击、毁谤和怒火,往往以谋杀和屠戮而告终”,其程度之可怕,在专制主义的历史上随处可见。

      在亚当斯看来,“人民的统治”很可能沦为“人民的暴政”,在地域狭小、人口甚少的雅典式城邦,“人民的统治”尚且不能很好地处理政府事务,在美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居民分散的国家,“人民的统治”自然更加靠不住。

      不过,开国精英们并不打算因此放弃共和体制,也不打算将具体的“人民”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前者决定了“人民”将成为国家正当性与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后者则考验开国精英们对人性固有缺陷的处理能力。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制度设计。

      如汉密尔顿所言,“人民是动乱而多变的,他们很少作出正确的判断或决定”,因此,“唯有一个永久的机构才能制约民众的轻率放肆”。

      詹姆斯·麦迪逊的主张更具体。他建议设立一个任期较长的第二院,因为“人民”对他们的真正利益缺乏了解,容易犯错误,而他们的直接代表也会出于同样的原因而犯错误,于是就需要在政府中设立第二院来制约第一院,匡正它因“易变和冲动”所犯的错误。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端的意见。比如,主张将政府管理定性为一种“专门技艺”——“政府管理是一门科学,如果不鼓励人们用三年甚至一生奉献于它,这门科学在美国决不会得到完善”——所谓“用一生奉献于它”,其实是主张推行“政治职业化”,也相当于将普通民众排斥在政府的大门之外。

      最后,开国精英们用“代表权、选举权、同意权和知情权”四者,确立了“人民”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人民将“代表权”出让给“政治精英”,不必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如此可以避免“人民直接统治”带来的种种弊端;通过“选举权”,“政治精英”与“人民”之间互通流动,“人民”可以上升为“政治精英”,“政治精英”落选后也须回归“人民”(当然,这只是整套制度设计的一部分)。

      简言之,这种制度设计,核心前提是承认“人性存在缺陷”(或谓之“人性恶”)。

     

    民国开国精英不接受人性的缺陷

     

      与约翰·亚当斯等人相似,中华民国的开国精英们,也是一方面赞颂抽象的“人民”,一方面对具体的“人民素质”心怀戒备。

      以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为例。

      近代史学者高华有一段精辟的总结:“孙中山对中国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之下,未能接受现代教育,与现代国民的水平相距遥远,以这样的国民素质不能迅速适应并享受现代民主政治。‘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因此,国民党有责任以‘保姆’身份‘训导’、开化民众,才能为国家进入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再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为例。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梁通过观察旧金山的华人社会,就已得出了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够资格享受共和体制的结论。

      在梁看来,华人没有政治思想,缺乏自治能力,旧金山的华人,生活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共和政体下,犹不能达文明之境,形成一个有秩序的华人社会。旧金山华人尚且如此,国内华人自然“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今日中国:“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若实行共和政体)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

      不过,同样是对具体的“人民”怀抱着不信任,相比美国开国精英以制度设计来防范“人性的固有缺陷”(或谓之防范“人性恶”),中华民国的开国精英们则集体走上了“不接受人性的固有缺陷”、“改造国民性”(他们喜欢把普遍的人性上升为“国民性”)的路径;而在“国民性”改造完成之前,他们一致选择了“开明专制”。

      比如,袁世凯的幕僚杨度,在1915年4月为袁氏撰写了两万余字的《君宪救国论》,文中大谈国情论,说中国人素质太低,与其共和不如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袁还借了外国幕僚古德诺之口,强调中国民智未开、权利观念淡薄,目前“应当强调的是权威而非自由”。

      梁启超与孙中山,则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即真诚地认为中国民众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以求提高素质,成为合格的共和国国民,然后共和政体方能落地实施。

      孙的“开明专制”模式,是通过革命手段,实施“一党训政”。这种意见,在革命党人中颇为常见,比如,陈天华曾说过:“吾侪……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

      梁启超的路径,则是以和平改良手段,与当政的实力派人物“合作”,在既成体制内,造一个“开明专制”的内核。故而,在“二次革命”中,梁选择无原则地支持袁世凯;1916年,又与自己所创的“进步党”无原则地支持段祺瑞。先后试图将袁、段二人打造成“合格的开明专制领袖”。

      简言之,美国的开国精英,将“人性缺陷”当作一种社会常态,并不曾奢想以某种手段去改造“人性”。如约翰·亚当斯所言,“民众的忌妒的呼声、猜忌、疑心、自负、傲慢、骄横、野心和某个地位优越者的暴躁”,这些都是人性当中难以消除的东西,必须正视、承认这些东西很可能会伴随人类社会直到永远。在这个前提之下,通过政治制度上的设计,将其负面影响制约到最小,是一种合理的路径。

      民国的开国精英则逆其道而行之。比如,梁启超批评国人“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且将这种人性中固有的自私归咎为“专制政体”的戕害,言下之意,即是认为人性中的自私,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来祛除(后世也确实出现了“斗私批X”之类改造人性的政治运动)。

      其实,如果梁启超等人所谓的“国民素质”指的是“无代表不纳税”、“天赋人权”等现代政治、文化、科学常识,那么“提高国民素质”的说法自然没有问题。不过,这方面素质的欠缺,并不妨碍共和政体的建设,也不成其为必须搞“开明专制”的理由。但梁的批评触及“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等内容,则明显可知他所想要改造的乃是“人性中的固有缺陷”。

      梁启超等人的这种做法,虽是真诚地想要实现共和,实际上却背离了“共和”的本意。在共和政体下,“人民”是共和的主体,但不需要所有民众都具备参与共和政治的能力。理由很简单:

      (1)全民直接参与政治事务是很恐怖的。如约翰·亚当斯所言,“一群不受节制的乌合之众的愤怒和狂暴,通过擅长蛊惑的专制者的暗中挑唆,就会爆发为各式各样的攻击、毁谤和怒火,往往以谋杀和屠戮而告终”。

      (2)代议民主共和体制是一种精英“委托—代理”模式,对普通民众素质的要求并不高,并不需要他们“灵魂深处闹革命”,消灭“各营其私”的“个人主义”。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国开国精英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改造人民”的执念,走到极致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

      转载了此文。有关“人性的缺陷”我是同意的,也就是托克维尔说过的:“人心中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自由并不是他们期望的主要的和稳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爱慕的对象。”但我还是觉的,儒教文化的中华民族(其实就是汉族)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白种人之间,在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上有差异。正是因为这样,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理念很难自发地产生于中华民族中。



  • 发表时间:

    当下中国就缺一样东西(外一篇)

    易中天2016-05-20

     

      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

      于是冲突迭起,于是舆论哗然。不是“当惊世界殊”,是“世界当惊殊”──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这样?

      奇怪并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为突破的都是底线,比如“恻隐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原本都是常识,却被丢到九霄云外。被严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会重现江湖。

      可见,底线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底线,企业就会弄虚作假,学者就会指鹿为马,裁判就会大吹黑哨,官员就会贪赃枉法,警察就会刑讯逼供,法院就会草菅人命。从这个角度说,底线就是生命线。

      人类为什么要有底线?为了生存。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能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只有让别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让别人活得好,自己才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的生存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境界”。至少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是“底线”。其中,通过立法程序明文规定下来的,是“法律底线”;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线”;各行各业必须坚守的原则,比如商家不卖假货,会计不做假账,医生不开假药,是“行业底线”和“职业底线”。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有,底线却不能旦夕缺失。因为底线是基础,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防线失守,全盘崩溃。

      中国人从来就有底线。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不夺民财,不伤无辜;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正是靠着底线的坚守,中华民族虽历尽苦难,中华文明却得以延续。

      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因为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开头,其他的造假就挡不住。假烟、假酒、假合同、假学历,就都来了。当下中国缺底线,这是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就是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

     

    ……………………………………………………

    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易中天

     

    一,挤压中华泡沫史

     

      所谓“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有人说从地下挖出了几万年前的陶罐,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文明包含三要素:

      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

      宗教——人类心灵的寄托;

      艺术——人类对万物之美的诠释。

      哲学、宗教、艺术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中华文明史没有5000年,只有3700年。

     

    二,揭穿中华谬论史

     

      比如: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

      ——“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

      ——“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

      ——“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封建制 —— 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集权制 —— 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而且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

      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

     

    三、对比中华古今史

     

      比如:“奴隶制”和“极左制”,一对比就明白了,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四、必须借用世界史

     

      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言简意赅,醍醐灌顶。“经济民有化”(自由经济)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

      作为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约翰?洛克的警世之言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

      ——宪政就是契约,契约精神只能源自于经济私有化(民有化)的“自由经济”中。

      就是说,没有“自由经济”的“自由选举”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如“坚决不走私有化邪路”的委内瑞拉、纳粹德国、前伊拉克、现伊朗,由于百姓的生计和生活统统依附于“公有制、国有制”,就算东施效颦实行了“自由选举”,选民也空有民主权力,毫无民主能力,只能把查韦斯、希特勒、萨达姆、内贾德、穆兄会、哈马斯等各路骗子或疯子选上台,只会让右翼民族主义、极左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得逞。这绝非宪政民主,统统是垃圾民主,比开明专制更不如。

     

    五、还要总结阶级史

     

      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

      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却不可以模糊“阶级”之分。人分三六九等,当然有阶级之分,不同的阶级力量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走向。《马论》错在用“贫富”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

      ——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

      ——依靠创造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

      ——特权无门、竞争无能的,是“无产阶级”。

      此标准能启迪读者,为啥有的社会进步成了民主?而有的社会依旧轮回在专制?规律是:民主=竞争,同样面对垄断为本的“特权阶级”造成的社会不公,竞争为本的“资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而暴力为本的“无产阶级”再怎么造反与革命,都只会重蹈专制。

      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工人暴力团伙(法西斯)、红色高棉、红卫兵、造反派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各路“无产阶级”暴力团伙,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我重写的《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选票派看了会怒骂、毛派看了会咒骂、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

      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华史!

      ——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悄悄告诉你: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文革。

      不晓得大家为啥只盯着文革骂?文革无非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许多朝代都搞过这种把戏,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既洗劫了社会财富,又骗取了底层民意。

    ——大明王朝的无产阶级领袖朱元璋就是这么干的,把大批大批的富庶百姓抄了家,一批又一批地发配滇边“劳动改造”;

      ——委内瑞拉的无产阶级领袖查韦斯也是这么干的,带领穷棒子选民联手洗劫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争相流亡海外,国民经济大幅倒退。

      “路线斗争”就是同室操戈,都是为了坐稳头把交椅。

      ——太平天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洪秀全、大顺王朝的无产阶级李自成都是这么干的,为了坐稳头把交椅,搞掉的都是自家兄弟;

      ——前苏联的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更是这么干的,残酷清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兄弟。

      所以“文革”并非史无前例,而是老酒装新瓶,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因此,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

      ——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

      ——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

      几亿人口啊,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业、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个复辟制度造成的直接恶果,文革就算折腾了十年都没能死这么多人。

      改革开放进步在哪里?莫言说:“倒不是因为恩赐给了老百姓多少钱,而是因为归还了老百姓最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从这个角度看,改开确功莫大焉。但,改革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我们当然要警惕文革回潮,但更要警惕先秦时代的第二次复辟!这才是殃及全民、无一漏网的最大浩劫。



  • 发表时间:

    当年美国的种族歧视

     

      1958年一个七月的清晨,在收到匿名线报后,三名弗吉尼亚警察闯进了Mildred和Richard Loving的卧室。当他们质问黑人女子Mildred(其实是有黑人血统)和白人Richard是什么关系时,Mildred Loving答道:“我是他的妻子。”——卧室的墙上,挂着这对年轻夫妇不久前在华盛顿特区获得的结婚证书。然而警察告诉他们,这张证书在当地不过一张废纸。

      根据弗吉尼亚州《1924年种族完整性法案》(Racial Integrity Act of 1924)中“禁止种族通婚”的法条,跨种族婚姻与性行为(特别针对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结合)违法,可被处一至五年监禁。Loving夫妇被捕,在之后的判决中,他们被处一年监禁、暂缓执行——缓刑的条件是这对年轻人必须离开家乡弗吉尼亚州,并且二十五年内不得返回。

      五年后,Loving夫妇回家探亲时,被以“共同旅行”的理由再次逮捕。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帮助下,Loving夫妇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1967年6月12日,最高法院通过对Loving v. Virginia一案的裁定彻底废除了反对种族通婚的法律。

    Mildred和Richard Loving夫妇.jpg

    Mildred和Richard Loving夫妇

     

      美国历史上的反种族通婚法条特别限制的是白人和“有色人种”的结合:主要针对黑人,在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犹他等十六个州,也包括亚裔。这样的法条本质要维护的是一种建立在歧视基础上的种族秩序: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被看成是一种对“血统”的“污染”。种族通婚被看成是“不正常”“违反自然规律”的。在反通婚法条的执行中,非白人的那一方受到的是更严苛的处罚:就以Loving夫妇为例,两人第一次被捕时,白人Richard被关押一晚后即被释放,而当时已经怀孕的Mildred则在监狱中度过数天。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黑人,因为(被怀疑)与白人发生性关系,遭私刑处死。

     

      美国联邦法律曾一度默许了种族主义的合法性,并给予白人受法律保护的优待和权利,而这些权利不为美国原住民、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以及拉丁裔美国人所享有。从17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欧裔美国人(尤其是英裔美国人)享有法律所赋予的特权,这些特权了包括受教育权、移民权、选举权、公民权、土地征用权以及刑事诉讼权。

      种族歧视的正式废除发生在20世纪中叶,但这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种族歧视也被视为有悖道德;然而种族政治现象仍然显著。社会经济不平等中依旧保有种族主义,并且采取了一种更加现代、更加委婉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成了一种最为普遍的种族主义符号。种族分层仍继续存在于就业、居住、教育、贷款等和政府治理中。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般美国民众所持观点本质上已经有所转变,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等组织的调查发现,许多美国人承认还是有歧视性观念;例如,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2007年的一篇文章说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承认对拉美裔美国人有种族偏见,而四分之一的人承认对阿拉伯裔美国人有种族偏见。

      根据泛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在1626年到1850年期间,大约共有30万名奴隶通过美国船舰被强行运到了美国。并且,内战前,美国内部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使用奴隶。1860美国人口调查显示,在150万白人家庭中,大约有38.5万位奴隶主。

      虽然美国宪法在1808年就已禁止输入奴隶,并在1820年将奴隶贸易视同海盗罪行,可判死刑,但奴隶制仍继续存在了半个世纪。1863年1月1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发表解放奴隶宣言,宣布解放美利坚联盟国未受合众国政府直接控制地区的所有奴隶。虽然林肯个人反对奴隶制,但在转向解放奴隶之前,他认为宪法是支持奴隶制的,而且也是他签署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1961年科温修正案并没有得到通过) 来确保国会不会废除或干预联邦的“国内体制”,包括奴隶制。林肯在他的第一任就职演讲中就说他“对奴隶制的明确性和不可终止性没有异议”。出于对“科温修正案”的支持,林肯也曾试图将他的这一想法变为法律条文,但是内战的爆发却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权力。对于黑人所拥有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林肯这样说道,“我不赞同,也从未赞同让黑人成为选民或者陪审团成员,也不赞同他们从政和与白人通婚,我和所有人一样认为白人生来高人一等。”

      1865年,约有400万黑奴获得自由,95%的黑人生活在南方,占南方总人口数的3分之一,而在北方,黑人只占到了百分之一。

      内战后,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于1865年批准实行。并且,国会通过了1866年的民权法案,这项法案拓宽了所有出生在美国的公民的一系列权力。尽管如此,“黑码”(指一系列压迫黑人的制裁法案)仍然阻止着美国黑人获得其应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868年批准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强化了这一结果,1875年的民权法案同样如此。在决意破坏阻止私人种族歧视的联邦权力时,1875年的民权法案被废除了。然而在重建时期最后的修订案——美国宪法第15修订案中,给予了美国黑人男性选举权。通过联邦做些的这些不懈努力,美国黑人开始抓住解放的机会。美国黑人开始投票,谋取官职,利用公共教育。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重建期的结束时期,依靠红衫军、白色联盟这些准军事力量掌权的暴力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颁布了吉姆·克劳法,以废除美国黑人的投票权,通过实行不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他们还制定了一套全面地歧视性政策。

      当年在美国这片土地之上存在着的冷酷的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以及对美国黑人的后代的合法歧视。在整个内战后时期,为巩固之前存在的社会秩序,种族分层已经被非正式地系统强化了。严格从法律意义上说,黑人的投票权仍然存在,然而,投票税,像美国私刑(通常由自称3K党复活的团伙实行,多建立在重建后的南方)这样普遍性的恐怖活动,以及例如祖父条款这样的歧视性法律法规都使美国黑人,尤其是南方的美国黑人依旧不具有投票权。不仅如此,这种歧视还延伸到了国家立法中,在对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经济援助分配上显示出了极大的不公平。”除此之外,有时候县级官员还会把明确标记要给黑人的资源重新分配给白人学校,从长远考虑,这种做法破坏了受教育的机会。为反对这种法律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出现了抗议和游说组织,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1909年建立的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段时期有时也被视作美国种族关系低谷期,因为有关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以及白人至上主义的叫嚣都在这一时期增多了。与之相应地,反黑人暴力运动也大大增加了,种族骚乱事件频发,例如1906年的亚特兰大种族骚乱事件和1921年的塔尔萨种族骚乱事件。

      随着大迁徙的到来,原本被视为主要是南方诸州的问题的种族主义扩散为一种国家意识。一战后,扎根于南方诸州的数以万计的美国黑人重新定居到了北方的工业中心城市,尤以波士顿、芝加哥和纽约(哈莱姆区)等城市最为集中。以芝加哥为例,仅在1910年到1970年间,美国黑人的数量就从2%跃升至32.7%。

      人们对待南方移民的态度和业已存在的种族分层保持了一致。黑人的涌入打破这些城市的种族平衡,激化了黑人和北方白人之间的敌意。人们对南方黑人的刻板形象常使他们将例如犯罪和疾病等城市问题的出现归罪于美国黑人的存在。总的来说,北方的美国黑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都遭遇了一系列歧视对待。在职业发展上,适合黑人的总是地位低下,晋升受限的经济机会。在房地产市场中,应对黑人涌入的是更为强硬的歧视政策,这导致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暴力,限制性契约,经济歧视和种族倾向”。

      1876年到1965年期间实行的吉姆.克劳法是在南部和美国边界诸州执行的地方法和国家法。它们授予美国黑人“隔离但平等”的状态。但事实上,这导致了黑人的待遇和住宿条件总是次于它们给美国白人的。最重要的法律规定,公立学校,公共场所,火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应为白人和黑人提供不同的设施。1954年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国家资助的学校隔离行为违反宪法。门德斯诉威斯敏斯特案是联邦法院中首批反对学校隔离的个案之一。

      针对不断攀升的歧视和暴力,非暴力抗议行动出现了。例如,1960年2月,在北卡罗纳州的格林斯博罗(Greensboro),四个黑人学校的学生到了伍尔沃斯商店,他们坐在柜台边,但没人愿意为他们服务。这几位同学在学校里了解过非暴力抗议,所以当白人在柜台边折磨他们,把番茄酱倒在他们头上,还用香烟烫他们时,他们仍只是平静地坐着。这之后,许多抗议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静坐示威活动相继发生。静坐活动席卷了整个南部并蔓延至其他地区。最终,在许多场静坐示威和游行、抵制等其他非暴力抗议活动发生后,不少地方开始同意废除种族隔离。

      16街浸信会教堂爆炸案是公民权力时期的转折点,它也是当时全国瞩目的焦点事件。1965年9月15日是一个星期天,3K党用一箱藏在室外楼梯间的炸药炸毁了伯明翰教堂的一边。炸弹炸到了大约26个在地下会议室做准备的孩子,四名黑人女孩死亡。这一爆炸发生在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进军之后,它也因此成为对美国黑人认知条件发生转变的整合面。它影响了1964年公民权力法案和投票权法案的通过,这两项法案颠覆了业已存在的吉姆.克劳法。然而,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两部法案从未真正执行过。

      即使是吉姆·克劳法废除以后,种族隔离仍然存在。有关房价和人们对融合的态度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中叶,种族隔离是白人集体选择的结果,他们想把黑人从其社区中排除出去。种族隔离也采取了经济歧视的形式,像是拒绝提供服务或增加服务费,这通常发生在在一些由种族决定的领域,像是银行业,保险业,求职入口,医疗入口,甚至是面向居民的超市。尽管在美国,非正式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一直存在,但是经济歧视是随着1934年国家住房法的颁布而产生的,这部法令新增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首先反对这一行为的是1968年公平住房法的颁布(这部法律反对那些以种族,宗教,性别,家庭地位,残疾或种族出身为基准实行的经济歧视),接着是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的颁布,它要求银行对所有群体实行相同贷款标准。尽管经济歧视是违法的,但有人认为这种歧视仍然以其他方式继续存在着。

      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产阶级和公共就业都有了极大发展和提升,黑人的贫困和缺乏教育仍然深深扎根于整个去工业化时期。偏见,歧视,制度上的种族主义仍然影响着美国黑人。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爆炸案后虽有所改善,但针对黑人教堂的暴力还在继续,2015年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枪击案。

      1981年到1997年,美国农业部对成千上万的美国黑人农民实行了不公平对待,拒绝向他们提供在相同情况下可以提供给白人的贷款。这一歧视是皮克福德诉克里案的主题,这一诉讼案由美国全国黑人农民协会的成员上诉,结果达成了两份解决协议,分别是1999年价值12.5亿的解决协议和2009年价值11.5亿的解决协议。

      许多人都会把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看成种族关系向前发展的一步:巴拉克·奥巴马被选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有一半黑人血统总统。种族划分存在于整个选举过程中,在总统预选中,绝大多数黑人投票人都投票给了奥巴马,约有80%的美国黑人都投票支持奥巴马。

      社会学家芮思龙(Russ Long)在2013年做出断言,现在存在一种更微妙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把种族和性格联系了起来。在一个1993年由卡茨和布罗利负责的研究中,其结果表明“黑人和白人对彼此形成了多样的固有印象,并且多是负面印象”。

      当第一代中国移民来到美国时,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后裔在内的亚裔美国人也遇到了了种族歧视。第一代移民、他们的孩子、非亚裔家庭收养的亚洲小孩均受到影响。当年的一张嘲讽“排华法案”的政治漫画,图中一个中国人四周围满了中国移民得到的好处,但却被挡在了”“金色的自由之门”外,而其他群体,如“共产党人”,“流氓分子”等却被允许进入。图片下方的文字充满了讽刺意味,“你知道的,我们必须在某些地方划清界限”。

      19世纪,美国工业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矿业和铁路方面的劳工大量短缺。通常会用华工来填补这些空缺,最知名的就是太平洋铁路的修建。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中国移民。由于他们为了廉价的报酬而替白人工作,同时受“黄祸论”的影响,中国移民并不被尊重。“黄祸论”预言中国移民会是西方“文明”的终结者,这一论断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随着1882年《排华法》颁布,对中国移民的歧视达到了顶点。《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这也是首次通过法律来排斥一个国家的主要群体,其排斥理由是因为种族和阶级。

      当地歧视法律法规同样也用来扼杀中国人做生意和工作的机会;例如1886年的一桩最高法院案——益和诉霍普金斯案,旧金山准许开设洗衣店(主要是华人经营的)的城市条例命令突然废止了,这很明显是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当禁止令实施后,这座城市又准许了所有非华人的开店申请,与此同时,只有200分 的华人洗衣店被批准营业。而华人洗衣店继续营业时,这座城市又试着对店主罚款。1913年,许多华裔的家乡——加利福利亚州颁布实施《外国人土地法》,这明显是限制亚洲移民的土地所有权,这部法律一直实施到了1920年,最终导致几乎所有亚洲人的土地所有权被收回。

      1907年,尚未受《排华法》影响的日本移民开始迁至美国,解决了曾由华工填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一涌入也招来了种族歧视和阻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曾限制日本移民。不久,日本签署了《绅士协议》,拒绝给那些想迁来美国的日本劳工发放签证,日本移民就中断了。

      二战期间,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联邦政府赞扬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抵抗,国内反华情绪有所减少。1943年,国会通过《麦诺森法案》,废除《排华法》,重新开放中国移民。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抗击轴心国成员—日本帝国。珍珠港被袭击后,反日种族主义倾向明显,这也被政府所默许。政府会在宣传海报上用类似“小日本”(Jap)这样的潦草书写,甚至在列举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时,直接这样称呼被扣留的日裔美国人。这种歧视在战争结束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

     

      美墨战争(1846-1848)之后,美国从墨西哥吞并了一大块土地,构成了今天美国西南地区。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墨西哥人遭到了歧视。据估计,1848年到1928年期间至少有597名墨西哥人被私刑处死(由于许多私刑都缺乏记录,所以这一估计十分保守)。1880年到1930年间,每10万名墨西哥人中被处以私刑的人有24.7。这一数据仅次于这一时期美国黑人群体被处以私刑的数量,每10万名美国黑人中被处以私刑的人数是37.1。1848年到1879年间,墨西哥人被处以私刑的人数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每100000人中就有473人被处刑。

      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发起了一项墨西哥遣返项目,旨在鼓励墨西哥移民自愿返回墨西哥。然而,许多人都是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被遣返。据统计,超过100万墨西哥先民被驱逐出境,在这些人中,本来就是美国公民的人数约占60%。

      1943年,发生在洛杉矶的阻特装骚乱事件生动地展现了拉美人(例如墨西哥裔美国人)遭到的种族暴力。驻扎在一个拉美社区中的海军士兵和这一人口密集的社区中的年轻人发生了冲突。小团体和个人之间频繁的摩擦演变成了持续好几天的暴乱。大量海军士兵在民众中寻找墨西哥裔美国青年并袭击他们,当时一部分年轻人穿着阻特装,在那个群体中这是一种十分夸张的装扮。动乱持续未加抑制,当地警察甚至还援助了这场动乱好几天,直到基地指挥官宣布士兵禁止进入洛杉矶人市中心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

      许多公共事业单位,企业和房主协会都制定了正式的“排墨”政策。一些小孩因为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后代,在公共学校体系中,受到了种族隔离的待遇。在许多区县中,墨西哥裔美国人不能担任法律案件的陪审员,尤其是当被告是一名墨西哥裔美国人时。在西南地区的许多地方,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地产企业的政策,墨西哥人被单独分居了出来。

     

      美国原住民在北美大陆上生存了1万多年,他们对美国历史和种族关系产生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影响。后来白人通过战争,强制移民,制定条约等方式,美国原住民被夺去了土地。随着种族主义的到来,一些美国原住民选择或者只被允许滞留原地,禁止迁移。虽然美国文明化进程的努力在切罗基人、奇克索人、克里克人和乔克托人那里均有成效,但白人仍把所有美国原住民习惯性视作“残忍的印第安野人”(就像美国独立宣言讲到的那样)。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头两年,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原住民死于其中。1850年,上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自由州正式加入美利坚合众国,但奴隶制和印第安人签卖身契的行为并没有立刻废止,直到1863年才被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视为非法。

      开拓西部的白人以征服为法,打着文明的旗号,成了美洲大陆的主人,解决边界争端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消灭所剩无几的印第安人。1890年12月29日大屠杀发生后,鲍姆写道:“先驱们之前就已宣告,我们的安全只能靠灭绝印第安人来实现。几个世纪以来,通过驱赶印第安人,我们的生活更好了,为了保护我们的文明,我们需要做的更绝,需要把这群完全无法驯服的物种从地球上抹除。我们这些侵略者和执行不当命令的战士的安全是由这些谎言维护的。要不然,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的生活里可能充斥着由印第安人引起的各种麻烦中,正如他们曾经所是的那样。” 一旦印第安人的领地被并入了合众国,存活下来的印第安人在法律面前也不具有平等的权利,他们被视为国家的病灶。

      许多美国原住民都搬去了预留地——这部分面积占到了美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四。和美国原住民签订条约后又反悔的事例不胜枚举。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被迫学习“居住管理办法”,通过对他们的再教育让他们接受白人殖民者的价值观,文化和经济。

      当前,尽管法律已经规定了形式上的平等,但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和大西洋岛民仍然生活在这个国家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国家心理健康调查研究显示,美国印第安人族群酗酒、抑郁、自杀的几率要更高一些。

     

      在政治上,人们认为像犯罪、福利这种概念的种族编码已经被用于对公共政治观点施加影响。种族编码是隐式的,它包括涉及种族的语言和暗示种族的态度和思维的图像。例如,在国内政策的制定中,人们认为罗纳德.里根在19世纪80年代曾暗示过“特殊利益”和“大政府”与可忽视的少数群体这两种概念之间的联系,通过对少数群体的条件否定以在竞选活动中质疑一些政策和项目。在一个分析政治广告的主要态度的研究中,瓦伦缇娜把看过乔治.W.布什宣传广告文案及搭配的三种不同图形的选民的投票结果和其所嵌入的不同的种族线索做了对比,结果剖析出了三种情况:中立、种族判断、蔑视黑人。比方说,当陈述人说“民主党是想把你交的税用在没有实用的政府项目”时,就会以在办公室中的黑人女性和孩子为视频图像。瓦伦缇娜发现,蔑视黑人产生的最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种族化的政策上,像反对平权行动和反对福利开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律教授伊恩·哈尼·洛佩兹将这一现象称为“狗哨政治”。他认为,“狗哨政治”促使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投票反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惩罚“不值得的少数群体”,他们认为这些“不值得的少数群体”以他们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过多的政府援助。根据洛佩兹的观点,保守的白人中产阶级将那些少数群体视为经济利益上的敌人,他们因此支持那些许诺控制非法移民并打击犯罪的政客。

     

    ……………………………………………………

      以上网上有关资料摘编读起来冗长,且缺乏趣味性。但我认为,你如果想了解一点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读些这样的资料对自己理性地认识美国的种族歧视有帮助。下面这段资料摘编引起我的思索:

     

     美国所谓“种族隔离”本质上属于社区政治、而非全国政治或国际政治,一开始就跟州权和小共同体权利互为表里。排斥黑人的乡约民规通常来自私人或法人团体的明确或默示交易,没有或不需要联邦法律的支持。严格说来,美国早期的宪法解释没有授予联邦政府制定种族政策的权力。宪法没有明示的权力属于各州。契约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限制了司法机构对社会偏见的救济范围。在宪法意义上,种族隔离是多数暴政在种族问题上的体现。北方各州的自由黑人在宪法上拥有广泛的权利,但地方小共同体的偏见使他们无法落实这些权利。

      在纯民主共同体内,少数族群基本上没有修改宪制或推翻多数派政策的机会。他这种理论造就了州权和奴隶制的致命联盟,反过来刺激促成了韦伯斯特—林肯的联邦主义—废奴主义联盟。因此,黑人地位始终与联邦权力共进退。联邦权力的扩张就是黑人地位的上升,反之亦然。历史上,联邦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经历了南北战争、新政和冷战三次大规模扩张。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这三次扩张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黑人的地位,削弱了各州在种族问题上自行解释宪法的权力。黑人民权运动在冷战时期取得了最大的进展。

      依据十九世纪的宪法解释,联邦政府在冷战时期行使的许多权力都是违宪的。在废除强制种族隔离和实施强制种族平等之间,边界模糊、解释混乱,很容易从一种错误跳跃到另一种错误。强制穆斯林女生揭去面纱、强制满族人剪去辫子,到底是维护平等、还是侵犯自由?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废除种族隔离(desegregation)也是这样的问题。

      种族歧视问题玷污了美国的道德形象。苏联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伪善性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开发这个富矿。苏联报刊经常收集美国左翼媒体和地方小报涉及种族歧视的零星报道,教育本国人民,煽动亚非拉有色人种。这些报道在美国的读者不多、分量不大,一旦经过苏美两国宣传和外事部门的辑录、整合和分析,就能以小搏大、引起美国最高层的重视。民权活动家虽然目标不同,也并不是不精通这种技术。有色人种国民协进会(NAACP)向联合国请愿,主要目的在于引起联邦政府的尴尬和不安,借助联邦政行政当局向司法系统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自南北战争以来,后两者一直是黑人权力的主要障碍。

      其实美国联邦政府从未强迫黑人集中居住。居住区源于黑人的贫困和白人邻居的社会性偏见,当时和以前的政府对这两者都没有干涉的权力。从宪法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中央政府扩大干预社会的力度,更加明确地指向有利于黑人的肯定性行动,而非仅仅维护没有特定对象的一般性法律规范。由此即可看出:黑人权力运动和美国宪法原则的张力其来已久,绝不像图解化的“白人压迫黑人、黑人争取平等”那么简单。虽然南北战争前后的黑人问题主要是法律歧视问题,但新政以后的民权运动大体上已经转化为社会歧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权领袖开始策划向华盛顿进军,他们并不打算借助社会力量,反对政府;而是希望政府更加积极地干涉,消除社会偏见。



  • 发表时间:



    ZT:我被学生举报了

    凡人钒语

     

      周一上午,我被学生举报了!

      我在上课时讨论穷人对社会贡献大,还是富人对社会贡献大。有个女生很愤怒,说我歧视穷人,要举报我!

      本学期,我上《实用文体写作》。教“事务文书”一章的“计划”时,按书本内容讲写作要求。其中的第一点讲写计划要“加强政策学习,树立全局意识”。我跟学生说,解读政策要用法律和常识去解读。有时,有些政策会背离常识,比如“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就背离了常识,致使文化和文物遭受破坏。浙江兰溪诸葛村的村民就很有智慧,他们把古建筑糊上泥巴刷上灰浆,把精美的木雕巧妙地掩藏起来。改革开放后,这些精美的木雕重见天日,为人类遗留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文成南田的刘伯温帝师庙,有一副珍贵的木刻长对联。当时村民怕对联被打砸毁坏,在背面刷上革命标语,倒过来挂在墙上,得以保存,如今成为镇庙之宝。

      因此,有些常识性的东西是无需用高深的知识去判断的。就像穷人对社会有贡献,还是富人对社会有贡献这样的问题,就是常识性问题。

      穷人,勉强维持温饱,甚至要靠国家的福利保障维持生活。而富人呢?我问学生:富人对社会有啥贡献?有学生说,纳税。我说是的,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富人可以利用财富扩大生产,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当人们物质生活满足了,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人生价值。他们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从事慈善事业,建造精美建筑等等,为社会积累了物质财物和精神财富。但是,一个文明国家,要善待穷人。要利用公共政策,为穷人提供福利保障,让穷人过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我侃侃而谈,突然,有个女生站起来说:“老师,你这是歧视穷人!我要实名举报你!

      我说:“有不同观点可以讨论,等我说完,你可以说说穷人对社会的贡献。”她涨红着脸,愤愤地说:“我不想讨论,你这是歧视穷人,我要举报你!”

      “好吧!举报是你的权利。对你的实名举报,我给你点一百个赞!为你的光明磊落。”我伸出大拇指为她点赞!

      有些学生匿名举报,在我看来就是个告密者。大学课堂,很多问题观点思想都是可以相互交流探讨碰撞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才会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学生搞得像间谍暗探似的,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阳光型人格。

      去年,我被学生匿名举报过。在课堂上,我告诉学生要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否则要吃亏的。我说,文革中有不少红卫兵,年纪比你们还小,年纪轻轻地就光荣牺牲了。武斗的两派都宣称自己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他们死后,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他们的父母至今还希望政府对他们死去的儿女有个交代,这对于一个家庭是多么伤痛的事啊?文革发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人崇拜,所以我们党吸取教训,把禁止个人崇拜写入党章。想不到有好几位学生红着脸:“老师,你说毛主席的坏话!”我说,我讲的都是有依据的。十年文革给我们国家造成的灾难,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阐述。禁止个人崇拜,在现行党章中就有规定。

      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校领导就电话通知我到校长室谈话了。从谈话中得知,举报流程是这样的:学生向班主任反映,班主任反映到学院,学院上报到教务处,教务处向校党委报告。

      我对举报的学生没有任何成见,也不想刨根问底去深究举报者是谁。我非常厌恶这种做法,我担任班主任管理学生工作时,也从不用线人。我常常跟学生讲,兼听则明,要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要多读好书,拓展视野,训练思维,提高认识。但总有学生容不得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文革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文革的思维依然存在,时时有死灰复燃的危险。

      这位女生,尽管也采取举报的方式来表达对我的不满。但光明磊落,比起告密者要高尚许多。她也许是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为穷人着想,为国家负责,为民族担忧。亦或是怕教师在课堂上散布不良言论和思想,毒害青年。因此,我没有丝毫怨恨她,只是心底里感到悲哀。

      尤其让我深感不安的是,这事竟然还惊动了在外学习的书记。刚一下课,书记就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回事?你怎么又被学生举报了?我说,就说了穷人和富人谁对社会贡献更大?书记说,凡是学生实名举报的,一律要立案调查。

      第二天,果然有好几个学生被叫去谈话。现在多所高校的教师被学生举报导致换岗、下岗甚至开除公职。好多朋友发来微信叫我小心,注意保护好自己。看来,教师也是个高危职业。作为教师,讲解时总难免有些个人的见解和观点。照本宣科,又可能会被学生轰下讲坛。所有的教材,都要充实课外的内容,课堂才会生动有趣。但是,到底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心里真的没底呢!

     



  • 发表时间:

    如果中美达不成共识,经济铁幕将降临——

    2018年11月7日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的演讲

     

      2018年11月7日,新加坡保尔森基金会主席及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今天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发表讲话。他的讲话主要涉及美中之间正在加剧的紧张局势。他在演讲中指出,如果两国不能达成一个可行共识以解决当前争端,会有经济铁幕降临世界经济的风险。下面是保尔森部长的演讲稿。(摘编)

     

      当下是一个世界经济充满变化的时刻。各种革命性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同时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冲击。当下是一个地缘政治挑战高发的时刻。由于美中关系降温,这在本地区尤其明显。同时当下也是一个危机潜伏的时刻。从乌克兰顿巴斯到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激化并存在无意间演变为军事冲突的危险。今天,本区域必须谨慎关注美中之间由良性竞争变为全面冷战的可能性。

     

    01

     

      我们看到互相排斥的各种民族主义,关于历史的多元表达,截然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不同的长期远景,竞相塑造本地区的未来。在我看来,在这种多元和复杂的环境下,保持和平和确保繁荣不易。

      现在很少听到关于美中两国共同利益的说法。这让我很担忧。坦白的说,每个人都应该因此而担忧。当前显然存在的是美中两国政府大量互相指责。以我三十多年和中国打交道及美中关系方面的经验来看,这体现了当前局势的快速变化和战略关系正在发生根本转变。

      我想讲三个问题:

      美中关系是如何到现在这个高度紧张局面的。

      两国各自最大的风险因素。

      讲几点关于如何促进长期美中关系稳定发展的个人看法。

     

    02

     

      今天这个局面是如何产生的?在我看来,目前恶化局势的诱因不复杂。虽然我所讲的可能并不全面,但我认为它描述了美方情况的变化。

      首先,美中利益渐行渐远:

      在如朝鲜问题等很多美中应该有共同看法的问题上,美中经常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案。因此,共同利益并没有带来持续的合作。更糟的是两国缺乏合作使许多人认为美中从来都不存在共同利益。

      其次,美中对国际体系的一些重要规则无法达成共识。一个例子就是由于对海权和航行规则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两国军舰近期几乎相撞。

      第三,美中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看法相反。比如,我们两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就截然不同。例如,中俄两国主张互联网主权,并主张政府有权控制信息和跨境信息流动。美国和欧盟,尽管看法不完全一致,共同反对中俄在这方面的看法。包括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做法和南海在内的所有这些例子使得美国政界达成新的共识,即美中不但是竞争者,还很可能成为长期对手。

      美国长期实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现在被广泛认为其本身并没有太多价值。没有人反对对话。但几乎所有人都主张美中对话和接触并没有带来什么成果。

      美中贸易战最终有可能很快会达成和解。任何一方都不会从贸易战中获利。中方可以接受特朗普总统足够多的要求,包括两国开始雄心勃勃的贸易或投资协议的谈判,以让他感到满意。就算如此,我认为潜在的冲突仍将持续。这是因为两国间存在大量问题和分歧,即使在经济领域,挑战也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问题。除非这些涉及面更广和更深层次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面临两国关系的严冬。

      首先讨论经济领域的问题。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领域一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中国入世贸17年之后,在很多领域,中国还是没有对外资开放。合资和股权比例的限制依然存在。除此以外,在贸易和外商投资领域还有技术标准,政府补贴,办理许可证和管制等非关税壁垒。在中国入世近20年还是这样,这是不可接受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主张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我同意这个观点。也正因如此,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主张美中两国经济“脱钩”,尤其是在科技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方面,而这些都会破坏现有的供应链。

      这些主张不会很快消失。基于这些主张,本届及未来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相关行动。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对中国问题上看法一致。两党虽然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对华贸易损害了部分美国工人的利益,他们已经通过选票表达了不满。因此,尽管很多人都把对华关系转向归于特朗普政府,我不认同这个看法。

      当前的趋势很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界长期持续下去。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不但对美国是个战略挑战,同时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利益。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支持美中关系是有帮助的。现实并不如此,这反映了美中关系中的另一个失败。

      由于中国入世后对外资开放速度不尽如人意,美国商界从过去对华关系支持者的角色变为对美国之前对华政策的怀疑甚至反对者。虽然美国商界并不想要贸易战,但他们想要美国政府对华手段更有对抗性。

      是什么导致了那些对中国最了解,在中国工作,做生意,赚钱并长期支持两国富有成效的关系的群体现在反而支持更多对抗呢?答案就是中国过去近二十年在公平竞争和对外开放方面进展缓慢。这给美国商界带来了挫败感,并导致商界内部对华态度分裂。商界的这种变化无疑进一步增强了美国政界和专家们对华看法负面化。

      总之,虽然很多美国企业继续在中国盈利,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为外企永远不可能在中国获得公平对待。很多企业不得不接受浮士德式的交易,用接受对他们长期在华发展的种种限制,以换取今天的利益。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满意这种种限制。同时,这些企业其实是非常明白中国政策环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而且已经在努力发展中国以外的市场。

     

    03

     

      但与此同时,外国企业在中国不能做的,中国企业可以在海外市场做。这进一步加剧了潜在的紧张。因此,我相信美国对华态度强硬化部分是由于中国对外资开放不足导致的。在过去五年,在美国人的眼光里,中国政府发出的信号是这样的:首先,共产党统领一切。因此,党委,而不是公司董事会,作为加强外部监督的手段,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的作用都加强了。

      其次,民营企业除了市场或商业考虑,还要支持政府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企改革强调混合所有制,通过把民间和国有资本合在一起来支持和加强国有企业。

      第三,很多领域“不需要”外资企业,同时外企需要帮助推进中国在技术,知识,商业流程等方面的自主化。这一点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局势中非常关键。问题并不只是外国技术的对华转让和吸收。而是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对外国技术的加工使得之变成了中国的技术。很多跨国公司的CEO都和我抱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公司的核心研发和创新人员非常不公平。

      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等计划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各种标准推广到其他地区可能成为对抗升级的原因。例如,大多数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都集中在港口,发电站和高速公路,而“数字一带一路”并不广为所知。通过“数字一带一路”,我先前提到导致美欧与中国关系紧张的中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将被介绍到其他国家。

      同时,我也很了解中国决策者对美国政策也有很多不满。美国政府也需要尽力解决这些使中方关心的问题。比如,我不想看到在没有国家安全风险,尤其是能创造大量美国就业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否决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但坦白的说,两国的政治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如中国领导人长期反对美国试图同化中国,我建议中国领导人也需要认识到美国内部情况的变化。事实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除非新的情况使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趋势被改变或让美国政府认为正在形成的对华政策共识是错误的,中国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

      美国人越来越相信中国是一个同一级别的竞争者,在推行有敌意的政策,并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我之所以用这么严峻的语言形容目前的情况是因为我相信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这会成为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

      当下的风险因素,不可低估。如果我们退一步,纵观全局,假如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但这不会影响经济及日常生活。那以上的这些讨论都可以放到一边。可不幸的是,我认为一个动荡的新时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大略如下:

      这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年,美中关系表现为四方面的融通:产品,资金,技术和人员。在过去四十年中,两国间经济融通被认为有助于缓解国家安全竞争。但是,客观的评估,这不但不成立,现实反而恰恰相反。

      这种变化的关键促成因素之一是科技。在当今的世界,科技不但是商业成功的重要一部分,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换句话说,国家安全竞争正在广泛渗入到经济和商业之中。进一步的,经济领域的紧张局势也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在四十年美中经济融通的背景下,两党有不少政治领袖和智库都在主张美中两国经济关系在上述四方面断然脱离。随着对供应链被强行打断,尤其是涉及到敏感技术的,双边货物贸易,将会受到重大打击。在美国全面收紧对中资的审查情况下,双边投资也将遇到严峻考验。

      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我们要预料到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就是由于美中两国互相排斥对方,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一体化会崩溃。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正在通过一系列高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方面的政策和战略来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并达到自力更生。因此,美国有一些人现在主张冷战式的全面对华技术封锁。

      除此以外,窃取外国技术,通过合资在内一系列手段强制技术转移,不同的互联网治理理念和对跨国信息传播的管理,也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创新和技术是不可能和商业竞争力分离的。因此,技术的巴尔干化,即各国开发自己的技术及技术标准,将会进一步威胁全球创新及各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最近美国政府将可能会禁止中国学生在美国任何科技领域学习,人员交流,尤其是有才华的年轻学生,也可能停滞。

      如果在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四方面的脱钩持续下去的话,我担心全球经济的一大部分将不再允许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 “经济铁幕”有可能降临,即美中双方互相封闭并使经济全球化后退。

      今天,中国仍然非常依赖全球资本,贸易,投资和外国技术。中国政府不愿如此,但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因此,对于 “脱钩”最强烈的呼吁实际上来自美国,在较小程度上来自欧洲,而不是来自中国。

      但美国一些提倡美中“离婚”的人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当你真的是一对伴侣时,“离婚”会更容易。但事实上,美中并不是一对伴侣。美中关系不仅涉及到两国。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都有发言权。

      因此,美国可以通过限制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来试图与中国离婚。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不想效仿呢?在亚洲及其周边地区多年的工作经验教会了我: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能负担得起,甚至愿意与中国离婚。这是由他们每日面对的地理,经济引力以及战略现实所决定的。

      确实,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和企业都同意美方目前的担忧。有时,这些政府和企业正在寻求类似的政策和商业决策,特别是在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筛查方面。尤其一些西欧国家正在加强这方面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准备好了和中国“离婚”。虽然现在美国政府内外一些人希望如此。相反,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依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没有哪个国家会与如此重要的国家“离婚”。因此,美国如果想要孤立中国,会面临自我孤立的风险。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跨国公司决定要另设总部,他们既想要抓住中国经济增长的浪潮,又希望找到对与中国政府有商业往来的公司不那么敌视的地方,这个公司会如何决定?拥有国际领先的一流跨国公司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之一。如果美国无法与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快速增长经济体正确建立联系,美国面临失去这一优势的风险。

      坦率地说,去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方面甚至是必要的——尤其是在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方面。但是,在所有美中融合问题上一概而论是绝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中“离婚”对全球企业来说全无益处。那些驱逐公司和国家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

       美国政府近日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中插入新条款,旨在阻碍甚至否决美国盟友通过贸易谈判打开中国市场,这正是让我担忧的。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亚洲国家正在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这些亚洲国家怎么可能在美国的要求下终止谈判,尤其考虑到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我认为他们不会。

      相较于寻求专注于敏感和关键领域,经过精心校准的去一体化,美国似乎在尝试全面性进行去一体化,并且,通过像美墨加贸易协议新条款这样的举措,在很多人看来,美方试图瓦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

      这有可能导致美国政府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产生新一轮的冲突——若要改变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所需要的正是这些盟友和伙伴的帮助。

     

    04

     

      但是要明确的是,如果中国希望避免美中关系失控,中国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一些选择和政策。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中国需要重新拾起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开放精神,这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批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带来利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上,由邓小平等领导人发起的重大转变。这四十年来,中国蒸蒸日上。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更是日新月异。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已由2001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为13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其2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至惊人的3万亿美元,其中一些目前正投入海外直接投资和收购。

      但是,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失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胆精神。这种精神让朱镕基这样的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准备。

      朱镕基将竞争视为中国长期经济成功的关键。在那些日子里,中国的未来似乎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今天,在美国的普遍观点是,中国越来越满足于追求本土标准,强化本土规则,竖起而非推倒外国竞争者所面临的阻碍。

      因此,我一如既往地鼓励中国领导人进行改革,尤其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竞争政策改革。准许外国公司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公司竞争。就此而言,中国民营企业也应该被准许以同样的方式与国有企业竞争。

      第二个领域涉及市场的作用。我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与五大洲数十个国的数百家公司合作。我认识到:成功的公司是作为商业公司经营的,而不是作为国家的代理人。

      这些企业让市场主导关键决策。他们回应市场信号,而非政府信号。当然,中国将始终拥有庞大的国有产业。因此,中国应该推进这些支柱产业,支持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进行商业化运行。这意味着加强公司董事会,而不是党委作为外部监督的工具这也意味着允许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作为真正的管理者来运营公司。与此同时,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企业,所有企业一律商业运营也将有助于为外国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中国必须培育和保护创新。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需要退出。中国应努力防止网络盗窃,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不应借助自主创新规定,包括使用本土标准等,来限制竞争。

      所以中国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避免经济铁幕的关键是让中国明确认识到这些改革和变化将为自己带来益处。如果中国不迅速行动,我怀疑对美中“离婚”的呼声将会加剧。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两国达成了一种美中双边关系,然而现在,我们显然面临着过渡到一个新型关系的艰巨任务。这个新的双边关系要扎根于更为实际,更可持续的战略框架。在这一个时间点上,美中“离婚”是一个很现实的风险。

     

    05

     

      我认为目前美中关系的前景并非轻易可以扭转。这由来已久。

      美中关系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也是非常需要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然而任何有价值的问题从来都艰难。

      作为第一要务,为了两国和世界的福祉,我们必须阻止恶化的趋势。但要做到这一点,有识之士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为促进这样的决策,我先行为双方提供以下一些建议:

      对中国的建议:

      首先,不要造成伤害。例如,实行强有力的管理准则,以防止类似上月解放军海军在南中国海与美国海军近乎发生碰撞的行为。

      第二,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建设性地合作。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或菲律宾的关系严重恶化,这些压力也影响到美中关系。不再可能将美中关系与中国在亚洲的态势分开。

      第三,要大胆。开放中国的经济。相信你的公司可以竞争,不再需要躲在政府保护墙后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相信这种竞争对中国也有好处。

      第四,积极主动地保护外国专有技术,终止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

      第五,在美国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上与其合作,尤其是朝鲜问题。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美中显然有很多共同利益,然而近年来双方的做法频频背道而驰。

      对美国的建议:

      首先,弱化激烈的言辞。战略竞争是一个事实。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对于国家安全的观念显然存在冲突,尤其是在南中国海。但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文明构成存在性威胁。在美国伟大的民主实验的第242年,我们应该对自己国家和制度的韧劲更有信心。

      我们应该对中国带来的显著战略挑战做好准备。但在面对挑战的同时,我们不应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和保持开放的承诺。这些观念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具竞争力和最受尊敬的国家。

      第二,争取合作伙伴。然后,与这些合作伙伴联盟,努力与北京建立一些可行的共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我们不同。所以这一任务并不容易——也从来都不容易。但是,虽然中国不支持自由主义秩序,它确实需要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就像我们一样。因此,我们仍应深入研究中国是否有意愿确保我们所依赖的机构能够更为高效地应对当今紧迫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也许是最好的例子。世界贸易组织迫切需要改革升级。难道中国和美国不应成为引领世界贸易组织进入数字时代的主要动力吗?因此,虽然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确实需要一个新的方向,但我完全不能理解特朗普政府拒绝那些能够使亚洲贸易架构更为强健有效的方案。坦率来讲,我希望特朗普总统重新考虑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决定。TPP 2.0将提供现成的工具来塑造中方所处的贸易环境。

      第三,与中国谈判。当你进行谈判时,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意味着找到框架不仅来讨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如果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几乎必然要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例如,与中国签订多方投资协议——携手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市场准入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作为与中国政府结构性谈判的一部分,旨在测试是否能开放中国市场,并且设立明确的激励措施和有效的抑制手段。

      第四,在任何情况下,加大力度投资美国:

      一个强大的军队。

      一个强劲的经济。

      强有力的教育机构。

      对科学和工程的大力投资。

      对世界开放。

      投资盟友。

      投资各大洲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

      如果美国要在21世纪的世界中竞争和繁荣,这些措施至关重要。没有什么能取代做好自己的政策规划。

      如果美国要与中国巧妙地竞争,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通过利好而非恐惧,信心而非胆怯,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毫无疑问,我认为美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将塑造本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

      美中战略互动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今日美中关系的前景让我十分警醒。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它可能威胁整个国际体系的运行。

      作为财政部长,我主导应对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以我对系统性风险略知一二。美中两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和全球增长的50%,当这两个国家目的相悖,试图使两个经济体互相脱离,并且在每个节点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根基,我完全无法看到国际体系如何持续下去。

      确实,华盛顿和北京并不总是利益共通。但是,在可能决定全球经济成败的各种实际问题上,他们仍然需要以互补的方式开展工作。或者如果不这样做,他们需要应对并尝试减轻双方矛盾的后果。如果美国和中国无法达成可行的共识,这将构成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不仅仅威胁我所应对的全球经济,更会波及现存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

      两国都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国际体系——因为国际秩序是那些大到不能倒的事物之一。任何其他的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政治韬略能够胜出。

       现在,我们正在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进,并且我们面临着一个漫长冬天的危险,然后才能迎来一个仍旧零落的春天。但我相信春天终会到来。所以问题是,这个冬天会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沿途会造成多少不必要的秩序混乱和痛楚?

      答案将取决于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能力和意愿进行创造性思考——有时甚至是破坏性创新思考。

     

     

    简介:亨利·保尔森

     

      小亨利·梅里特·“汉克”·保尔森(Henry Merritt“Hank”Paulson, Jr.,1946年3月28日-)曾担任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席和行政总监。2006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2006年5月30日,美国总统布什提名为财政部长以接替约翰·威廉·史诺。6月28日,美国参议院确认他的提名。7月10日,保尔森在仪式中宣誓就任。任期于2009年1月20日届满。

      保尔森现为美国保尔森机构主席,该机构于2011年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清洁,目前主要在美国和中国开展工作。

     

    …………………………………………………………

      我感觉中美达成共识只能是中共进行政治体制实质性改革。这可能吗?当然,就目前状况看,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恐怕会趋缓;但长远看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