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注册日期:2010-01-13
    访问总量:9687374次

    menu网络日志列表menu

  • 发表时间:

    人们的渐行渐远

     

      当前中国大陆社会严重撕裂,人们的价值观左右分明,左派与右派势同水火,大家从微信群就都能感同身受:无论同学群、老乡群、亲友群,只要一涉及到价值观的话题,尤其涉及到毛与文革、美国与民主,马上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最后不欢而散,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彼此谁都想说服对方,但都休想说服对方,只落得个相互对骂不已。渐行渐远再见时才发现当年的伙伴大多已脑残。

      左派骂右派为:卖国贼、引路党、美狗、西粉、西狗、西奴、民猪和汉奸等等。

      右派骂左派为:爱国贼、五毛党、毛粉、毛左和脑残等等。

      毛左的特点是:怀念文革,崇拜毛、强权,崇尚暴力。仇恨美国,亲近苏俄,怨恨改革开放。害怕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怀念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不懂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对自由民主没有真正的认识,把国家祖国政党政府的概念混为一团,脑子一根筋,从不独立思考,不了解或自觉抵制历史真相,主奴性人格,英雄情结,渴望救世主,民族主义,民粹思想,等等。

      今天有点不开心,一个群里因为一些事,彼此熟悉的人吵了起来,我只能沉默。沉默是我对这类事情唯一的能做的事。现在通讯发达了,想了解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通过微信群,朋友圈都可以。只要你发言了,转发了,就可以窥探到你的世界。而这种窥探,其实让人很难受,一些熟人、朋友的价值观让你大跌眼镜,但你还什么都不能说。也没有必要说。只能感叹下,原来我们如此陌生。

      有一次,我在朋友圈看到从小认识的一位朋友的言论,真把我恶心住了,我想在下面评论,又怕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就只能把那段话截图给知道价值观还相近的同学看看,然后发了一通牢骚。最后还是实在没忍住,在朋友圈写了这么一段话:“相隔的不仅是岁月,还有渐行渐远的价值观。从年少到现在还能保持三观一致太难太难了。相忘于江湖,才是最好的结局。”有人以为是同学聚会后的感言,其实不是,聚会一般只聊过去,只喝酒,只谈青春,而在朋友圈,在微信群,在QQ群,才能把这些基本的观点暴露出来。

      没过几天,一位朋友就说,这段话,她借用了。随后,她和我说,她用了一个美国品牌的杯子,在朋友圈发了张图,而被一位曾经要好的同学用民族大义教育了一番,感觉难堪,干脆直接把好友都删除。而这同学,在整个中学期间关系都还不错。可能一起上厕所,一起学习,相互鼓励。这些曾经的温情,都被这一番民族大义式的言论给毁掉了。

      那一刻无奈悲哀笼罩了我,我们这儿有多少思维已不正常的人类?年岁渐长,已经没有说教别人的欲望,也不想被别人说教。我们从一个原点出发,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那就彼此相忘于江湖吧。

      这是个巨大裂痕的社会。不是多元,而是裂痕。我们连基本的价值观都没有,怎么会有统一的共识?我想说的是,随着时间流逝,相互之间的裂痕太大太大了。如果你有一个三十多年还保持着三观一致的朋友,请你珍惜,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更多的是,我们彼此已经不再了解,价值观也已经完全改变。

      新闻联播是很多人的“饭前甜点”,而我一年也看不了一个画面。很多人教科书上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全部知识,而我就算最无聊的时候,也会保持着一个月两三本书的阅读量,多的时候一周可能三四本。我对权力和管教他人一点欲望都没有,而权力却是多少人的梦想。

      方舟子和韩寒之争让多少好朋友分裂,而争吵王宝强和马蓉之间谁是谁非,让一对夫妻离婚了。到底是支持日货还是抵制日货,让多少人智商暴露了;然而就是鲜有人抵制蠢货。南海战争到底打不打。朝鲜战争到底是不是正义。爱国家还是爱政府,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等等等。可能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让你和许多人产生强烈的分歧。有些分歧可能谈谈就过了,而有些分歧,可能让你难以释怀。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吧。

      我们学着不同的历史,许多事件的看法便自然完全不同,甚至对人本身的看法都不同。我们在分裂。这种分裂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大。有一次,在同学群里,看到某个明显是谣言的言论,我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堆个人的观点,发出去之后,虽然有人认同,但彻底把发言的同学得罪了,然后就渐渐陌生了,从那以后,每次遇上热点话题,我几乎都沉默。

      越熟悉越如此。熟悉,并不代表了解。只是时间把你更早的推到我前面。我们唯一的相似点可能就是对故乡美食的热爱,性取向可能都不同了。我们相隔的不仅是几十年的时间,还有渐行渐远的价值观。

      感谢包容的城市,会让你总会寻找到和你相似的人,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而不至于让自己无话可说。我们不需要对不懂的人说太多,而懂你的人,自然你说一个词就会明白。这里总能找到和你价值观相似的人。

      我们可以找喜欢诗歌的人聊诗歌,找喜欢打球的人聊打球,和工作的人聊工作,和八卦的人聊八卦,和有着过去的人聊过去。总能找到和你兴趣相同的人。

      “一堆堆人头走向远方。我在他们中间缩小。没人看到我。但在仍然/活着的书里,在儿童的游戏里我将从死者中/升起来,太阳在照耀。”(曼德尔施塔姆《积聚如山的人头走向远方》)越来越觉得没有辩驳的必要了,越来越抗拒一些言论,越来越觉得在人群中独立真好。

      时间会让我们遇见谁,而你的心决定谁将留下。十年不见,我们聊点什么。还是谈谈我们曾经的青春吧。思想就像内裤,别轻易露出来。只有知根知底了,我们才开始讨论深一点的话题。现在我们就聊聊曾经,聊聊彼此熟悉的人。忠实的老友,伸出你的手,让我们握手聚一堂,再来痛饮一杯欢乐酒,为了往昔的时光!(罗伯特.彭斯《往昔时光》)

      来,我们为往昔干杯,然后别谈未来。愿你出走多年,归来还是少年。最近流行这么一句话。那是多么艰难。少年时期的那种梦想,活力,没受沾染世俗的清澈,那种蔑视日常的勇气,有多少人能够保持?

      其实价值观,只是一种调剂,并不影响一个人日常生活,不影响你在生活里是一位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就像没有阅读也可以活着,没有精神也可以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走过。在拥挤的地铁里和公交上,谁会在意你的思想。所以,十年不见,我还渴望遇见你。因为,可能价值观不同,但我们有着彼此的过去。

     

    …………………………………………………………………………

      以上的这个帖子如果是个男的写的也太“娘”了点儿。不过文中提到的很多相熟的人们的价值观渐行减远我是有着同感的。回国后,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我只叙旧,被问及政治,我用“我不关心政治”来回避。每个聚会中都有“智叟”,他们夸夸其谈,看到我这个在美国生活快30年的人,还在教训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无知。他们表现的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更是些政治形势的预言家。

      但我内心深处总有这样的怀疑,他们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能有多少钱和权势。在现在中国大陆一个人能否被人羡慕除了权钱还有什么呢?

      我有个画家朋友,她被采访时谈及“文革”时代,说“那时我们的内心总是很充实;我们爱画画的聚在一起总是很亲切,无话不谈”。现在呢?当年曾聚在一起一心一意画画的人们多已分道扬镳;她觉得自己倍感孤独。

      我是个极其普通的人,但内心也一样,和过去有过共同“上山下乡”经历的很多人,聊到现实,几乎没有共同语言。我只好在聚会上默默的喝酒,或“不合时宜”地提起当年。微信里总是扮演“潜水”的角色。

      时代的变迁让活在现世的人们有了新的分化组合……



  • 发表时间:

    民国为何三年就被打垮

    温靖邦 

     

      现在有所谓“公知”居然说民国是一个风清气正的时代,文官武将不是清官就是廉吏,蒋先生仁义礼智信齐全。那么这样一个君仁臣忠的朝廷治理下的国度无疑应该长治以安才是。为什么仅仅用了三年,“共军”就打垮了“国军”呢?我们来看看蒋介石先生和国军高级将领们在无意中透露出的历史真相吧。

      军事检讨会是1948年7月底至8月上旬召开的,历时七天。参加者除了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这三个军事首脑之外,各主要战区的主将、陆海空军的一线将领、国防部和参谋总部的厅局主官都到场了。会议由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轮流主持。

       8月3日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他把两年来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战场指挥官的贪腐、贪生怕死、缺乏奉献精神、缺乏指挥才能。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强过共匪十倍、二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远较过去在江西剿匪时有利。但是由于在接收日伪物资的时候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中,以至将骄兵惰,纪律败坏,兵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从接收开始的!”他用警告的语气说:“现在共匪的声势日益浩大、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警醒、再不奋起,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一旦共匪控制了中国,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抗战胜利以后,我个人的事业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完全有资格优游林下,过闲适的生活;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过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以后生活无着,没有饭吃。为了你们能有个立足之地、有一碗饭吃,我又才被迫勉强带领大家继续奋斗!不料我军很多将领不争气,军队士气低落,屡战屡败,这使我非常难过!”最后他又慷慨激昂地说:“但是我既然已经负起了责任,我就一定要为本党同志和广大官兵的生存奋斗到底!希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团结起来,发愤图强!”

      蒋介石这一番话感动了与会的不少人。当天下午分组会上讨论时,就有人这样说:

      “上午总统讲话,太沉痛了!”

      “是呀,我心里又难受又愤激!”

      “是呀是呀。不过,”也有人这样说,“话很沉痛,但是说担心大家没饭吃,是不是说得过了,有失体统?”

      第二天上午是对1948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进行检讨,寻找失败的原因。着重探讨的是胡宗南部刘戡指挥的宜川战役(刘戡阵亡,三万多人被歼)、区寿年指挥的豫东战役(共九万余人被歼)。与会者都明白胡宗南乃蒋介石亲信中的亲信,所以对他的无能,只轻描淡写地说说就算了;不少人十分反感邱清泉,集中火力炮轰他的骄横跋扈以及当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

      这个上午,蒋介石亲自授给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以表彰其救出了区兵团的一个师,谓为战功卓著。

      然后黄百韬报告帝邱店战斗经过。第五军高吉人军长报告其奉命解榆箱堡之围的经过。讨论睢杞战役(页末注:中共称“豫东战役”。)惨败时,直接参与者或间接参与者居然不是吹嘘自己就是开脱自己,并未去反省失败的原因。

      上午11时蒋介石训话,占了一个多小时。最有趣的只有几句话。他拿起面前案上的一本书,不无轻薄地挥了挥,说:“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至、机警疑忌、严密笃实,如此而已!共产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对付他们。这次我发一本辩证法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认真研究!”

      他的秘书当场人手一本发放给大家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唯物辩证法。尽管如此,也没人读得懂。回家后不是束之高阁,就是扔进废纸筐。

      下午分小组讨论共军作战方法。

      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趾高气扬地发言,大谈其包围不如突破的理论。据说这是他编写的教材,在教坛上贩卖过多次了。

      在场者不少与共军较量多年,感觉他全然是纸上谈兵。有人当场指摘他对共军战法一窍不通。共军一般无固定阵线,“打不赢就走”,人家不接受攻击,不接招,走得鬼都没一个,你突破什么呢?对方秉承“打得赢就打”,总是窥准你的弱点,集中数倍优势兵力,疾风暴雨般将你包围,“其势险,其节短”(页末注:《孙子兵法·势篇》云:“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你还来不及稳住阵脚,人家就已将你解决了。这就是共军的速决歼灭战。这样的闪电行动,你“突破”个球呀。

      会议的第三天,国防部长何应钦作军事形势报告。

      这是会议期间最紧张的一幕,因为触发了深藏着的蒋介石与何应钦的矛盾。

      何应钦报告的头一段是攻击共产党、共军,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对方;第二段指点着悬挂墙上的军用地图介绍各个战场的态势,着意指出国军无处不处于劣势;第三段是用确凿的数字揭示了在场者未必了解的可怕情况,比共产党所公布的数目还多。那是两年来戡乱作战损耗的数字:兵员的阵亡、被俘、失踪总共三百四十六万五千二百一十八人;步枪一百余万支,轻重机枪共七万多挺,山炮、野炮、重炮共一千余门,迫击炮、小炮共一万五千余尊;还有不计其数的坦克、装甲车、汽车、通讯器材、多如山积的各种弹药。

      何应钦披露这些数字的意图在于,蒋介石三年前完全褫夺了他的兵权,把他驱逐到美国去当中国军事参谋代表团团长,因此军事上的失利应由蒋介石和陈诚去负。局势是他俩搞糟的。言外之意显然是:如果何某人当时还在权力中枢,情况将会完全两样。

      何应钦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人说,这个仗实在不能再打下去了;更有人说,陈辞修太可恶了,这个仗就是他极力主张打的!当初他保证三五个月就灭掉共军主力,结果弄得一败涂地,他应该负完全责任;也有人说,党国存亡和美国息息相关,应赶快催促他们出兵。

      蒋介石这天并没有到会。

      次公子蒋纬国上校始终在会场上,无疑要将全部情况向父亲汇报。

      此外蒋介石还特别安排了两名侍从秘书守在会场上,记录每个人的发言、观察会场的大小情况。何应钦报告的内容以及与会人员的情绪,他们在散会后就向蒋介石做了详细禀报。其中一名秘书叫曹圣芬,是宋希濂的湖南同乡,后来在闲聊时把蒋介石的反映聊给了宋希濂。他说:“我们两个秘书把会场情形、何部长的报告向先生细禀时,先生气得满脸通红,两手撑着腰在屋子里走了许久,嘴里咬牙切齿地咕噜着什么,我猜一定有娘希匹之类的!”

      第二天,也就是会议的第四天,蒋介石特意穿上了军服,佩戴他自己发给自己的最高勋章,驰往会场。

      进了会场也不向任何人点头招呼,气势汹汹冲上讲台看着台下。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开始说话。

      “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历经许多的艰苦危难,任何时候都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抗战胜利以后,戡乱剿匪,军事上遭受了诸多挫折,这当然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津津乐道于我们损失了多少部队,还是夸耀敌人锐不可当?显然不应该是这些!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狂澜于既倒,去夺取胜利!而不是一味的互相埋怨,什么陈辞修怎样,刘经扶又怎样,甚至蒋中正又怎样。更不应该互相倾轧,什么斩谁谁谁的头以谢天下。胡说八道嘛!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不能丧失信心,处在这样的风雨动荡之际,更宜力持镇定,决不宜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至影响士气、影响全局!”

      这一席话,有不少是针对何应钦的。而何应钦坐在主席台上,表情漠然,镇定如常。动心忍性的功夫真好。

      蒋介石批评别人达一个钟头。最后说:“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空两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经济方面,我们有九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政府仍然占有很大的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仍然比共产党强大,完全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盖‘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曾国藩喜欢引用的话),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打破广大官兵的‘恐共’心理。”

      他接着讲了一段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清廷鹰犬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革命运动的历史,勉励大家同心同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乱,挽救国家民族的重大责任!”

      会议的第五天和第六天,是与会者登台发言。只要预先向大会秘书处交个条子,说“我要发言”,就会得到安排。据若干与会者后来的回忆录说,这两天几乎所有发言的人,都是申诉本部队处境的艰难,向国防部要求补充兵员、增加部队、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就是全部内容。

      封疆大吏张治中讲了三个让蒋介石十分烦恼的问题。

      他回南京途中,路过兰州、西安、武汉,会见过不少军官。这些军官无一例外都认为戡乱作战很艰难,部队上上下下充满了悲观厌战的情绪,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仗。是呀,师出无名,拿什么来提高士气呢?此其一;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银元,而物价仍还在逐日飞升。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天减少,离心力一天天加大。若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战场上的颓势是挽回不了的。此其二;其实第三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萎靡不振;许多中下级军官的月饷(都不会发给银元,一律用纸币支付)不足以维持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军官们利用手中权力和枪杆子干些非法勾当以弥补家庭,实在情有可谅。但这样的军队能进行大型战争吗?

      会议进行到第七天,当晚蒋介石把钱卓伦中将叫到官邸。这钱某人是参谋总部总长办公厅主任,这次大会担任的是秘书处处长。大会的重点发言都由他来审核,认为有价值的也由他决定印刷并分发所有的与会者。

      蒋介石没叫他坐,把一份印刷品当胸甩给他。叫着他的表字喝斥道:

      “企裴,你这个是搞的什么名堂?”

      钱卓伦大惊,展开一看,原来是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的发言稿。他反复看了几遍,却怎么也没看出问题。抬头困惑地瞧着蒋介石,说:

      “部下不明白,请总统明示!”

      “你怎么这么蠢呀?你看看上面对共匪是什么称谓?这个是……还有那么多对共匪溢美之辞!”

      “可人家盛军长原话就是那样说的呀!”

      “你就不可以修改一下吗?什么‘解放军’、什么‘军民一家’,这种字眼居然出现在我们的印刷品上!”

      “部下这可是执行总统事先的垂示!”

      “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混账‘垂示’?”

      “总统说,这次检讨会要提倡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又特别垂示秘书处印发别人的发言稿,不许擅改,要保持原貌!”

      蒋介石顿时语塞。记起了确乎有过这样的“垂示”。他屋子里转了几个来回,挥了挥手说:“你还强词夺理!你走吧!”

      原来盛家兴军长作为前线将领,作为与共军打了多次仗的军官,大会发言时说了不少真话。当然,出发点还是在于寻找戡乱作战对付敌方的办法。他说“解放军注重军民一家,尊重人民利益,在这方面纪律十分严明。由于有人民的帮助,他们对国军的动态洞若观火;此外,战斗力旺盛,具有牺牲精神,战术也灵活巧妙。国军今后要想取胜,必须效法解放军,要效法解放军经济公开,严禁公款吃喝,纪律严明,才能提高士气……”

      刚愎自用的蒋介石还没读完这份发言记录就勃然大怒,骂盛家兴公开为敌人歌功颂德,精神已当了人家的俘虏;又骂大会秘书处,“这种东西,怎么不加研究就印发了?不长脑筋,不负责任!”


    …………………………………………

      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并不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某种程度讲,有点历史的必然。



  • 发表时间:

    他们不让我们知道真相(摘编)

    作者 :罗马主义

     

      有种足以撼动整个人类现代社会政治基础的研究,却被美国政府深深的掩盖,并且禁止做进一步的研究。

      某人参加了一次内分泌的体检,发现一些指标不正常。他有点紧张,又做了几次复检,确实内分泌不正常。然而几个医生看了这个报告,一个正常两个字,就把他打发走了。可有关指标确实不正常啊。于是他就挂了一个专家门诊。

      专家听了他的担心以后,笑了,他说:“你应该感谢老天爷,如果不是你内分泌这些偏差的话,你就不会过得比一般人略好一些。如果你真的要治,你就会变得平庸,你很可能就会丧失这点优势。”

      这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专家让他回家去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结果,无意之中此君发现了前所未闻的,被美国政府和知识界掩盖了多年的秘密。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教育学家富尔顿发现一些小孩,不论用什么办法,就是教不好。

      传统上,会把这些归罪于家庭或者教师没有尽到责任。但是富尔顿发现,这些家庭和教师都非常的尽力。所做的完全符合教育理论,但是依然没有任何改观,而且在每一个学校里头,都有相当数量的一些这样的青少年。

      于是富尔顿就想,会不会和他们自身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就找到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内分泌专家柯西,让他来看看这些孩子和普通孩子之间,有什么不同。柯西对这些孩子的内分泌水平进行检测,结果一不留神之间,捅出了个惊天秘密。

      柯西发现,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通常基础代谢水平高于同龄人,而且睾酮素的分泌量也远远高于同龄人。因此这些孩子过分的喜欢表现自己,如果高到一定水平以后,这些孩子自己的大脑便无法控制自己。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只要这些孩子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分泌一直明显的高于一个阀值的话。实际上用任何教育方法,都无法改变这些孩子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大脑在替他们做主。柯西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中有一些孩子也会逐渐变得听话,但实际上并不是老师或者家长的功劳,而是这些孩子的内分泌水平,回到了正常。

      柯西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内分泌的模式,会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种族的人,内分泌的模式是不同的,因此导致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也是不同的,这下就捅了马蜂窝。并非耸人听闻。

      柯西发现,学校中的孩子,他们学习成绩的好坏,实际上和家长老师的努力没什么太大关系。柯西做了一个实验,让一群小孩分别读一些他们都没有读过的书,并思考其中的问题。然后用红外测温仪,来测小孩的体温。柯西发现,有些小孩,最多半个小时以后,脑部的温度就急剧上升,然后这些小孩就开始表现得疲惫,分心,因而显得不耐烦。而另外一些小孩,即使阅读了几个小时,脑部的温度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他们可以专心致志的边看边思考。这让柯西突然明白,原来有些人大脑的工作模式,就是不能够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并不是这些小孩不听话或者学习不努力。这是一种客观原因,而不是主观原因。

      进一步,柯西发现这种能力和种族有关,大部分的黑人小孩,持续思考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否则其大脑就会急速升温。而白人和东亚人种,一般都可以进行三个小时以上的思考,大脑才会升温,出现不适。

      在白人和东亚人种中,约有20%的人,能够进行长达7到8个小时的思考,大脑的温度没有任何变化。而黑人中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只有千分之几的比率。柯西还发现,在白人中的那些成功者,都是大脑能够进行长时间思考,而不会明显升温的人。

      柯西调查了将近8000多个对象,发现没有例外,他发现凡是最多只能进行一个小时以下思考,大脑就会明显升温的白人,基本都处于贫困线以下,在3到5个小时左右的,基本都属于中产阶级,超过7个小时的,基本上都是富裕阶级,而且这种特性,是可以遗传的。

      柯西还发现,这些实际上在青少年的时候,就都可以通过检查基础代谢和内分泌水平,进行明确的判断,看这个人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阶级的人,事业成功还是失败,柯西发现,这个方法的准确率高达92%以上。

      柯西对不同人种表现差异这么大的现象,给出了生物进化学上的解释,他认为早期人类都来自于非洲,大家的基础代谢水平总体比较高,但是随着人类走出非洲,逐步走向欧洲和亚洲迁移的过程,以及他们随后的农耕定居生活中,环境远比非洲恶劣,必然经历了多次的饥荒和灾祸。这导致欧洲的白人族群和东亚人种,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淘汰,其中基础代谢水平较高的人,不能长时间思考,智力较低的人,大部分都在一次次的饥荒中被淘汰掉了!

      而淘汰剩下的人,大部分是基础代谢水平较低,身体可以在低功耗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工作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度过严寒和饥荒。相反,留在非洲的黑人,就没有经过这样的自然选择。

      柯西把他这些发现,写成了一篇论文,寄给了自然杂志,但是自然杂志的编辑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大惊失色。他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而且出于高度的政治敏感,他打电话给柯西所在的大学校长,要求他阻止柯西的这项研究。并且要求他以他个人的威望,阻止任何在美国国内进行的这类研究。

      而柯西所在的哈佛大学的校长,在看了柯西的文章以后,也是大惊失色,他觉得虽然他能阻止柯西在哈佛大学的研究,但不能完全阻挡其他人,在其他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继续这类的研究,于是他找到了参议员约翰逊,建议他起草一个法案,阻止此类的研究。后来,在参议员约翰逊的牵头下,美国的各个大学,各种科学基金会,学术期刊,达成了一个默契,不向这类研究提供任何资助,也不发表这类研究的文章。自然杂志的编辑说:“不管柯西报告是不是真的符合科学,但是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为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提供了弹药。”

      参议员约翰逊说:“假如柯西报告是真的,美国宪法的基础,就不再坚实,因为在这份报告中,隐含着一个人人并不是生而平等的可能,这足以摧毁我们相信的一切。”

      哈佛大学校长说:“我们决定不发表柯西报告,并阻止这类研究,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科学真相,我们只是害怕在没有得出最正确的结论以前,被那些科学圈子以外的人,用这类研究,做为他们邪恶行为的理论依据。”

      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份柯西报告了,无论你用任何搜索引擎,也找不到它的蛛丝马迹,关于这个柯西报告的信息,现在我们能得到的资料来源,都是柯西当年的助手,后来移居加拿大的内分泌专家艾伦教授,在一些学术文献中侧面提到的,那么柯西到底研究出了什么,让大家感到这么的害怕呢?

      那个检查出内分泌不太正常的人找到了艾伦教授的论文,再次去找了那个权威专家,告诉了他的疑惑,专家拿过了他的检测报告,用柯西的方式,说出了他过去的人生起伏,准确的就好像他们认识多年一样。专家指出,此君的睾酮素现在还略高于同龄人,说明他的青年时代,是个十恶不赦的混球。

      此君是一个晚熟的人,上了大学才开始了青春期,然后突然感觉到了浑身有挥霍不完的精力,随时都跃跃欲试,想表现自己。结果,他的大学生活,除了没有读书,其他什么坏事都做过,打架,处分,干坏事,处分,直到最后一次,他居然用刀捅了人而被大学开除。

      专家指着他的彩超报告说:“你的甲状腺上有一个旧伤,看起来已经很久了。你的人生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转变”。

      “这次受伤导致你当时的甲状腺素分泌降低,进而导致你的肾上腺素水平下降,前者导致你的基础代谢水平降低,你开始变胖了,但是思考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后者,让你的脾气变得很好,而你的睾酮素水平并没有下降的,这样你的好奇心依然很足,但是不再暴力,而且变得很喜欢学习了,这是柯西报告中,提到的优势内分泌组合中,一个中上组合,这让你开始能超出普通人了。”

      是的,从那次甲状腺受伤以后,此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可以在寒冬腊月里,顶着凛冽的北风,一天十几个小时了,在电线杆上贴他的小广告,推销他的产品。他也可以在炎炎夏日里,冒着酷暑,一天拜访几十家单位,寻找生意机会。他可以连续几个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查询资料,构思产品设计,他获得了几十项国际专利发明。当然,随着他性格的改变,他的生活也就从此开始彻底改变了。

      说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了,在柯西看来,改变你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内分泌。我们人有两个大脑,一个是意识的大脑,一个是本能的大脑,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健全的情况下,意识的大脑是服从本能的大脑控制,而本能的大脑,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自己感到快活,尽量减少付出。所以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们总是好逸恶劳,遇事总是今天推明天,能偷懒就偷懒,遇到好吃好喝好玩的,我们总是不能克制自己,喜欢沉迷其中。

      因为这是进化带来的结果,身体总是想让我们,用最小的付出,换得最大的快乐,而且本能的大脑,只知道眼下该怎么做,至于长远的规划,我们本能的大脑,并没有进化出这种功能。在内分泌正常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意识的大脑,是斗不过本能的大脑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恰恰会导致我们的平庸甚至失败。

      相反,那些内分泌不正常的人,而且恰恰获得了较好组合的人,他们本能的大脑,就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所以他们的行为,更多的受他们意识的大脑去决定,所以他们具有很强的自制力,而且能勤于思考,刻苦肯干,这些行为都是不符合身体本能的,严格意义上说,这些人都是有病的。

      所以,在柯西看来,什么样的内分泌组合,就会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后天的习得,只是让你的内分泌组合,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你不能突破这个极限。

      可以想象,这个结论非常的不讨人喜欢。成功的人,更爱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他们的美德,而不是像柯西说的,因为他们有病。而普通人也不喜欢,因为他们是正常人,因此就被柯西盖一个必然平庸的章!而且这个研究,也会动摇现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对于民主社会来说,不同种族之间,综合能力相差这么大,那么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显然就会受到质疑,因为让那些更有能力的少数人去管理国家,显然是更合理的选择。

      对于独裁社会来说,柯西的研究也不受人喜欢,因为独裁者喜欢让大家崇拜自己,是因为他独特的个人品质和个人魅力。但是在柯西看来,他们只不过是有病而已,这样就显得一点儿都不神秘。

      而且柯西的研究,让种族歧视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同时贫富差距,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似乎也变成了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只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这让很多的社会政治主张,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所以自然杂志的编辑,在看到这篇文章以后,马上就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不正确,随后的大学校长,参议员们等等社会精英,一看完文章,立刻都警觉起来,所有的人对一篇学术文章高度的紧张,一致达成了相同看法,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事情。

      柯西的助手艾伦教授,在其死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柯西最让人不安的,是他的研究是严格依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而且他收集的数据数量之大,让人难以反驳,更让人不寒而栗”。

      “我作为他的助手,直到今天,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份研究的成果是真实的,因为人类社会如果真是这样,那实在太让人绝望。”

      柯西的这种研究,颠覆了人类长久以来的认知,威胁到现有的政治秩序,估计在任何社会里,都不会被人支持,所以,很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

     

    ………………………………………………………………

      我真的怀疑这篇文章是个“忽悠”。但我相信,柯西的结论是很有市场的。是啊,涉及的问题实在敏感。不过我认为,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实在应该让此研究进行下去;因为回避事实真相更可怕。

     



  • 发表时间:

    好人如何被社会淘汰

    2018-12-17

     

      现在国内各大城市用户口抢人才,和互联网平台烧钱抢用户的本质是一样的。在利益面前,有些人不择手段,有些守规矩的老实人,反而被淘汰,剩下的都是投机取巧者。同样,那些投机的炒房客,积累的财富,往往也远远超过那些勤勤恳恳的实干者。

      平时乘公交或地铁,规矩排队者总是被挤得东倒西歪,而不守秩序的人倒常常能够捷足先登,能抢到一个座位;而当我们在一群人里打车,站在路边规规矩矩等车的人,总是被强行站到马路中间的人抢去机会。

      至此,我们就明白了下面的现象:做真货的,比不过卖假货的;做科研的,比不过做金融的;做文艺的,比不过做娱乐的;……

      一个社会里,当有一小撮人因为投机取巧而先获得利益,此时如果社会的惩罚和价值体系不能使他们付出代价,那么剩下的大部人必然也不会再坚守自己原则:“聪明人会把才华用在利益的争夺上,平庸的人为了争取利益则会铤而走险。”这在经济上叫“劣币驱逐良币”,社会上就是“坏人淘汰好人”。

      好人被淘汰的结果是什么呢?还是拿上面两件事为例,为先登上车,大家都不去排队,结果车辆一来,众人就争先恐后,所以上车的效率就低了,最后谁也都没有占到便宜。为了先打到车,大家都站到马路中间去伸手拦车,结果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占据大半个车道,导致道路越发拥堵,大家打车的效率也都变慢了。

      这就是最终结果:每个人都互不相让,不再迁就别人,也不再相信公理,然后互相提防、人人自危。僵持在一种互相制衡的尴尬状态,然后大眼瞪小眼。此时社会的运作效率大大降低,经济效率大打折扣。所以现在我们都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项目越来越难做,创业越来越艰难,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无论你说什么,无论你承诺什么,别人都不信了,每个人都紧紧捂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生怕一松手就被别人抢去了。

      为什么房价还在升高?就是因为其他实业和创业都很难赚到钱了,结果大家发现还是那帮炒房的人最聪明,于是大家都去买房了。道理很简单,但当大家发现只有跟随那一小撮人后面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只能跟着他们后面行动。

      社会上的全部人都是坚守自己利益的,所以我们明明知道盲从购房对经济有伤害,但是还都往这个大泡沫里吹气,为这种野蛮的行径添砖加瓦。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把房价捧的越来越高,有房的人看着自己的纸面财富而心安理得,没房的人对社会愤愤不平。归根结底,只要先不遵守秩序的人没有遭受应有惩罚,就会带动大家一起不遵守秩序。

      数学上的乘法有一个基本法则:正负得负、负负得正。即:一个负数乘以一个正数的结果是负数,而一个负数乘以一个负数的结果却是正数。所以,在一个出错的大多数里,我们往往被逼着去犯错,去变坏。这也负负反而得正了。

      一个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从他觉的不公平的那一刻起。一个有才的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俗的?从他看透芸芸众生的那一刻起。芸芸众生的错在哪里?在于平庸之恶。

      窦娥含冤被押赴法场,行刑之前问窦娥还有何话讲?窦娥说:“如果我是冤的,人头落地大雪纷飞。如果我是冤的,我死后三年大旱。”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忽然大雪飘起。而且她死后果真大旱三年,当地百姓颗粒无收。

      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重审窦娥案,杀了那个贪官。这时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当时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

      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谓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诬蔑忠良,是谓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哪!”

      什么是作恶?并不是杀人放火才是作恶,面对大多数人的恶行,如果为了自保而选择沉默,或者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选择做一个盲从的帮凶,你就已经站在了恶人一边。如今在高房价面前,我们就像着了魔:早就没有了“大是大非”,只会权衡自己的利弊。然后奋不顾身的做一个投机者,都是在增加行恶的机会。

      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埋怨社会太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利益面前就那么轻而易举的放弃了原则?当我们埋怨网上假货太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那么喜欢占便宜?当我们埋怨小鲜肉赚的太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此迷恋娱乐、选秀节目、和韩剧?反而,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产品,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节目,有什么样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人体内有两种细胞,一种是正常细胞,一种是癌细胞。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癌细胞”总会被“正常细胞”吞噬清理,而一旦“癌细胞”的繁殖速度过快,并且压过“正常细胞”时,人体就开始变质,这就是癌症。

      社会上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正常情况下好人远比坏人多,坏人成不了气候,而一旦坏人越来越多,社会风气“正不压邪”的时候,社会也开始变质。因此一切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是社会得了癌症而已。

     

    ……………………………………………………

      此文说到了现在的社会现象。不过结论我并不完全认同,起码把社会上的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就有点欠推敲。当然,能客观阐述社会现象也是该算正视现实。



  • 发表时间:

    中国的足球啊……

     

      此次足球亚洲杯上中国队0:3败给伊朗队无缘四强,铩羽而归。其实中国队实力明显逊于伊朗队,输球情理之中,但如此惨败确实有些难堪。中国队的队员们不是不拼命,可各方面都不如伊朗队又有什么办法?而中国队在整个亚洲杯参赛队伍中是年龄最大的。教练里皮说他不是不给中国年轻的足球运动员机会;这话谁都明白什么意思。日后,中国足球的水平将更加下滑。呵呵,堂堂14亿人口的中国的足球水平恐怕在亚洲将要垫底,连印度队都要踢不过,中国的球迷们情何以堪?

      我反正有几十年没看中国队踢球了,踢得越来越差!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可每次中国队踢球时中国球迷们还是如此投入,我真为球迷们难过。中国人对足球的热情始终不减,为什么中国足球水平每况愈下?一般认为,看的人多,真正去踢球的人太少。然而为什么踢球的人那么少呢?这我就无法回答了,原因还真是各个方面的。我每次回北京探亲,感觉上各个中小学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就算孩子们喜欢踢足球,他们又上哪里玩儿去呢?

      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中国足球水平差的主要原因是没什么人踢球,可却非要花重金聘请著名的洋教练。里皮确实是好教练,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里皮再有谋略也无法调教笨头笨脚的中国足球运动员们。

      这些年老伴儿和我去拉美各国旅游。那里的人们对足球绝对的狂热;这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再就是人家足球场多,而且修整得非常好。各个中小学必有足球训练场地。城市里公共足球场比比皆是。我是否可以这样说,人家拉美国家,各个方面对足球的投入力度远超中国,所以人家能踢得好。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呀。说到踢足球的腐败现象,拉美各国都很触目惊心,可人家还是踢得好啊。

      下面有篇2010年那会儿某行家写的有关中国足球的文章。我摘编了一下;看看觉的是那么回事儿。他特别提到中国为在世界大赛多夺取金牌,牺牲掉对足球运动的投入。如此,中国足球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了。

     

    附录:中国足球为什么扶不起?(摘编)

     

      2002年中国男足历史性地出现在世界杯上时;几十年来仅此一次,而且小组赛三场皆负,累计9:0。从1980年苏永舜带队冲击西班牙世界杯开始,中国足球挣扎了30年(此文写于2010年);从1994年甲A元年开始,职业联赛搞了16年。结果联赛所有球队都难逃假球嫌疑而彻底崩盘。

      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我们必须对中国足球的生存土壤重新审视,对足球的发展路径全面反思,才有可能为中国足球找出一条突围之路。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力尚不够强大。体育作为民族主义崛起的重要推动力,离政治的距离很近。在民族复兴、国家荣誉的神圣话语之下,体育赛事轻而易举就成为了举国关注的焦点,而政府也需要通过体育的凝聚力来完成对社会的动员。于是体育的举国体制应运而生。经过各种过度的诠释,体育本质上的意义被忽略了,而对民族尊严的意义被极度放大。一种将比赛成绩与爱国/卖国联系起来的民粹主义情绪因此颇为盛行,在当时属于无人敢挑战的政治正确。那些爱国的球迷不会意识到:自己神圣的爱国主义情绪中,也裹挟着不理性的成分和虚荣心的杂质。在膨胀的民族主义压力之下,诞生了女排和乒乓球这样的英雄幻象,也催生了一个自卑的失败者——中国足球。

      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足球日后极其畸形极其猥琐的形象非常重要。中国足球日后的种种乱象皆因此而已。尽管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中国的人种和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玩足球这种强调对抗和团队配合的运动明显没优势,但是强大的民粹主义压力之下,任何决策者都不敢放弃这项“世界第一运动”;而实际上,中国足球孱弱的家底,被当成不光彩的阴暗面,刻意隐藏起来。中国体育的蒸蒸日上,让国民的虚荣心越来越强烈。而“败家子”形象的足球,成了民族尊严大合唱之下的众矢之的。每一次耻辱失败之后,主管部门都受到极大的压力,被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平息民怨的成绩来。在这种氛围之下,长远而现实的构思难以出现,即使提出来也无人喝彩。于是剑走偏锋,急功近利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赌球是击垮中国足球的最后一记重拳,但赌球问题绝非中国足球的病根。有很多人认为:解决了赌球问题,中国足球就有望获得新生。这仍然是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情绪,也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赌球,或者说赌博集团出于商业目的操纵比赛,与其说是中国足球溃烂的原因,不如说是畸形的中国足球丧失免疫力之后的必然结果之一。赌球之风腐化了中国足球的肌体,极大地降低了职业联赛的公信力,但这些问题仍然属于联赛运行效率的范畴。而事关中国足球的路径选择和生存基本要素的关键性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仅仅靠反赌想让中国足球翻身,也太低估中国足球发展的难度了。

      在互联网时代,便捷的信息让赌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借助互联网和手机,赌博集团将手伸向了遍布世界的足球联赛。在国际赌博资本进入中国以前,中国没有赌球,但是操纵比赛的事情仍然是屡见不鲜,只不过操纵比赛的主体不是资本,而是权力和关系网络。某一年,北方某省为了将足球打造成一张醒目的足球名片,高官下命令全国11个主场至少要保证10连胜。这是一个连皇马巴萨也未必能保证完成的任务,但是权力的意志之下,没有办不成的蠢事。于是下属到处花钱托关系找路子搞定对手和裁判,终于让高官和球迷满意了。在江湖上,只要你趟过一次混水,以后对同行类似的要求就无法拒绝。于是在各地政府的介入和纵容之下,内幕交易的潜规则遍地开花。

      在中国,足球始终是一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个半民间机构,足协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与地方诸侯较量。所以足协对假球黑哨始终抱着息事宁人的消极态度。有时候这种交易会伤害到第三方的利益,让某些俱乐部跳出来作势要揭开内幕,这当然只是以退为进的威胁手段而已。

      2002年中国队出现在世界杯上之后,国际赌博集团也开始盯上中国市场。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里完全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度。不但不设防,而且各种默契球和内部交易球给赌博公司操纵比赛蒙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色。原来俱乐部之间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成了地下赌博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秘道。一场不正常的比赛,可能既是俱乐部之间的交易,又得到了足协的某种默许,同时也是庄家从中渔利的机会。因为各方都心怀鬼胎,谁也不希望这件事被张扬出去,这氛围之下,对赌博公司的渗透根本无从防起。

      在90年代,中国球迷最不满的假球黑哨,是俱乐部之间的交易;而进入新千年之后,地下赌球逐渐超越了内部交易,成为对职业联赛危害最大的毒瘤。但是在这个时候,足协深陷泥沼,已经失去了自我救赎的能力。

      站在风口浪尖的足协是体育总局的一面防火墙,他将所有射向官办体育、举国体制的子弹通通拦住,为维护举国体制的权威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这也是名声狼藉的足协这么多年来始终能够存在的原因。但是这种暧昧的身份,也使得足协逐渐成了赌球集团可以利用的一道掩体,到最后高层下决心在足球领域反黑时,足协已经卷入太深,全盘溃烂了。

      举国体制并不是中国的创举,但是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登顶之后,中国成了举世无双的举国体制之集大成者。可是当中国的上半身缀满炫目的奖章时,下半身的足球却露出了一条难堪的裤衩;当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以拆迁之势不由分说将金牌收入囊中时,国足却日渐沦落到和越南、叙利亚为伍,这严重挫伤了爱国愤青的自尊心。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通,几乎无所不能的举国体制,为什么就是搞不好中国足球呢?

      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举国体制确实是贯彻奥运战略的最优化选择,是最经济的夺金策略。研究一下奥运军团的金牌榜,其中多是女子项目、个人项目和欧美劳动人民不热衷、不擅长、吃不起苦的项目。而在田径、游泳等大项和三大球等热门团体项目上,几乎一无所获。

      举国体制把我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对手不太重视的项目上,形成局部的优势兵力之后各个突破,这种策略为中国金牌第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足球不是冷门项目,它是全世界各国调集资源争夺的焦点。那种专拣冷门突破的取巧办法是行不通的。

      按照举国体制的思路,没有夺金希望的项目应及时放弃,以腾出宝贵的资源用于冲金,而足球恰好处于应该牺牲之列。实际上体育总局也确实是这样操作的。2000年,在奥运战略即将启动之时,一位高层领导大笔一圈,将全国许多体校的足球专业取消了,以保证优势项目能拥有足够的经费。而足球的青少年培养,交给传说中的俱乐部梯队和市场化的足球学校负责。

      这个不起眼的决定,是近10年来国足成绩每况愈下的关键性原因。因为俱乐部梯队基本停留在纸上,足球学校的收费让很多有天赋的穷孩子入学无门,这一变更等于给中国足球做了一次绝育手术。从此之后,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到了2009年出现一个年龄段全国只有200多名适龄球员,国际比赛打不过弹丸之地东帝汶的情况。可以说,中国足球在举国体制之下必然会失宠,失宠的代价就是必须为了奥运战略做出牺牲。但是这种牺牲球迷是看不到的,人们只是抱怨国脚的战绩越来越差,而忽略了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对足球造成的深远影响。

      对于中国足球的决策者来说,中国足球在举国体制之下的弱势地位他们早就明了于心,这也是足球从1994年就开始尝试职业联赛的原因之一,试图借助市场的力量完成对中国足球的救赎。

      但是吊诡之处在于:市场化的职业联赛是由许多反市场的力量驱动的。是与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开展足球联赛的出发点不是出于体育产业的抱负,而是为了救赎中国人至高无上的世界杯情结。为了世界杯预选赛,联赛可以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升降级制度可以随意暂停,俱乐部球员可以随意征调去长期封闭集训,投资人的利益根本无从得到保证。

      另外,由于地方政府的介入,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各地都出现了资本和权力媾和的现象。政府有心发展足球,却没有资金,于是动用了政策招揽企业投资。这种招商足球导致了俱乐部的许多短期行为。如万达、实德等建筑企业投资足球,根本不在乎俱乐部从事足球的经营状况,进入足球圈为的是换取当地政府手中优惠的土地。一旦城市的开发土地消费殆尽,企业就会找一个借口退出中国足球,将俱乐部留给当地政府善后。牟利模式使得中国足球的退出事件层出不穷,俱乐部成了投资商的一次性用具,用完就扔。这样不负责任的企业往往很适应环境活得很滋润,而真正想靠经营足球获得利润的理想主义者却举步维艰,最终被这个恶劣的市场淘汰,重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经典案例。

      举国体制不行,职业联赛亦不行,中国足球的发展模式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随着战绩的低迷,足球的市场日渐萎缩,声誉江河日下,深陷恶性循环中不可自拔,直到迎来这次危机的总爆发。



  • 发表时间:

    生活的变迁

     

      记得那是1974年深秋,我那时还在“北大荒”当“知青”,收到老爸的信,说他已有沧桑之感。那时他即将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大概是户外秋虫的悲鸣引发了他对以往种种的回顾。那时他很快就要六十岁;一个花甲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差不多就是一生了。老爸过去的日子里,经历了旧中国的灾难频仍和不断的战乱;在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他总是“运动员”,最终成了“摘帽子右派”。他的“沧桑之感”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现在我已经六十四岁,差不多在前几年也像老爸一样有“沧桑之感”。我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50后;记忆中有着“文革”深深的烙印和此后的“六四事件”。这是政治层面上的;经济生活的变迁应该是更巨大,沧桑之感同样强烈。1990年我出国了,不过每次回国探亲访友都感觉到国内的生活在不断变化。

      从我记事起到1980年代初期,国内的经济生活变化不大。我一直在北京生活。“上山下乡”九年多也是要每年回北京探亲一两个月。在我那时的印象里北京变化一直很小。一个普通家庭中没有电冰箱、电视和电话,一般只有收音机。整个北京市区像个大村庄,基本由胡同和四合院组成。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日子吧?但1980年代开始,北京开始有了越来越显著的变化。电视、电冰箱和电话先后走进普通人家。

      想起此前,要打电话就跑到大院外边去打传呼电话。那是电话局专门在胡同里某个人家设立的电话点儿;我家附近就有。北京每条胡同里都有传呼电话点儿。你去往外打电话,一次收费3分。那边当然也是传呼电话,你要告诉负责传呼的人,你要找的那个人的地址和姓名。传呼者负责去找接电话的人;收费4分。那时住在四合院里,时常听到电话传呼者一声大喊,“XXX电话!”挺有趣的嘛。

      电冰箱对城市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没有电冰箱之前,城市生活的人们每天做的饭菜大体上是要吃光的,不然就会变质。买来的菜也是不能放好几天的,基本上是现吃现买。我总记的家附近会有副食商店买菜。孩子们放了学都会提着篮子去排队买当天的蔬菜,并嘻嘻哈哈,打打闹闹。那可是很热闹的场景。呵呵,家庭主妇们每天三顿饭都要做的,否则全家人没饭吃。电冰箱可以说是省掉了家庭主妇们很多家务时间。

      电视则让人们变成couch potato(偎在沙发里长时间地看电视),占据了市民们很多业余时间。好还是不好,我也说不清,只知道电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变化。电视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薄。从几何时电脑走进千家万户的?记不清了。网络什么时候兴起的,也记不清了。反正时间不长,什么都更新换代。

      跟着居民楼开始大量地盖了起来;商业楼在后来盖得更迅猛;整个北京市容的变化越来越大。蜂窝煤和煤球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天然气。新盖的高层居民楼都有暖气设备。 接下来是外挂式空调的普及。城市生活的各种变化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自行车先是在1990年代初大量被盗,跟着各条马路上也没了自行车可走的路。机动车总是阻塞着交通,无论市政府怎样地加速马路的建设都显得太慢。不过地铁建设极其出色,北京地铁网大大缓解了城市交通的拥堵。大片大片的旧城区被拆除,胡同和四合院不见了;高楼平地拔起;呵呵,住房宽敞了,人们都“高高在上”。市区不断地向往伸延;环城公路现在到了六环。机动车不断增加,可停车场却少之又少。于是城市所有能泊车的地方都变成停车场,便道上行走成为畏途。还有,原来景山、北海等市中心公园是显著的城市地标,现在则变成“低洼地”——周围全是高楼大厦。雾霾也来了,让人们越来越谈霾变色。

      当你看到各个街道上一家挨一家的饭馆的时候,不知作为北京人是否想起粮店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当无论什么人只要有时间就低头看手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当年民用电报的递送?粮店曾是我时常去的地方。排队买粮食,手里紧紧攥着粮票和钱。深秋在粮店买白薯是多么热闹的场面。一直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民用电报递送还存在着。晚上四合院外边来了隆隆作响的摩托车。电报递送员大喊“XXX家电报”。你要是老北京人听见这声音是否还会心跳?

      北京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过去的北京似乎是个生产工业品的城市。上下班的人群中产业工人多得很。北京很多大工厂都有好几万职工。换班时自行车形成的“大潮”淹没了马路。现在,北京的产业工人寥寥无几;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是上下班的主流,上下班高峰期间在地铁里挤成“沙丁鱼罐头”。

      我近些年回北京发现,每天在家做三顿饭的人很少了。我如果感慨,亲戚们中的年轻人就说“我每天三顿饭都是叫外卖”。这时我才想起,街道上穿梭着那么多送外卖的小哥。人们不仅仅吃饭叫外卖,网购兴起后,快递也成了个大行业。你如果在国内不能网购,那时件麻烦事儿。实体商店里的零售商品的品种可是越来越少。

      和朋友们到饭馆吃饭,我正要买单,人家早在手机上用支付宝付了帐。我整个一傻,到现在还不知道如何用支付宝。看看,生活的变迁让我成为落伍者。

      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年轻人的时尚是“跳槽”。由此引起的精神压力也在增大。我是个退休者,回国也有压力,好像什么都不懂。



  • 发表时间:

    二战最悲催的越狱

          

      如果你是一名囚犯,像肖申克一样有恒心有毅力,偷偷挖了一条隧道,当你爬到隧道出口脑袋伸出时,却发现短了几米,你直接暴露在探照灯下,什么心情?二战时期,就有一大批越狱的战俘遭遇了这个不幸情景:著名的二战“拉夫特3号战俘营越狱”。

      “拉夫特3号战俘营”(Stalag Luft III),位于德国西里西亚省的萨根镇(现属波兰),距离柏林只有两小时的车程。二战时期,这里是纳粹德国的一个战俘营,建于1942年,占地24公顷,由德国空军高级指挥部直接控制。

      这里关押的战俘是清一色的盟军飞行员:2500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7500名美国陆军航空兵和约900名其他盟军空军飞行员,共计10949名囚犯。德国人在这个战俘营,对待盟军战俘很宽容,完全符合日内瓦公约。

      战俘营伙食不错,还供应啤酒,有一座图书馆,一座剧院,一个游泳池,一个花园,每个大院都有运动场和排球场。战俘们可以参加各种体育、音乐、娱乐活动。不过,德国人并不是没考虑到囚犯越狱问题。

      选择这里当战俘营,有三大好处,使得越狱——尤其是逃生隧道的挖掘异常困难:第一,战俘的屋子从地面抬高了60厘米,以便警卫更容易探测到隧道;第二,营地建在一块沙质土地上,如此松的土质使得挖掘隧道很容易塌方。

      此外,沙子的表面是黄色的,所以如果有人把它下面的深灰色泥土倾倒在地上,很容易被发现;第三,营地周围放置着专门的麦克风,可以测量到挖掘声。

      看守战俘营的是800名荷枪实弹的德军士兵,营地周围有高高的警卫塔,德国人自信这个战俘营不可能有人能越狱。但是,渴望自由的飞行员战俘们,却创造了一个奇迹:硬是挖出了逃亡的隧道,而且,是三条。

      越狱的领导者,是英国皇家空军的罗杰·布舍尔(Roger Bushell)。罗杰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少校中队长,掩护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他的喷火式战斗机被德机击落。在三年的战俘生涯间,他越狱过两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最后被关到拉夫特3号战俘营。

      1943年春天,罗杰领导战俘们开挖了三条隧道,分别命名为“汤姆”、“迪克”和“哈利”,之所以挖三条隧道,因为要是有一条被发现,守卫几乎不会想象还有另外两条隧道(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点)。

      对罗杰的计划而言,最难的是越狱人数:他打算将200名战俘都逃亡出去。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越狱,需要无以伦比的组织。

      首先,挖掘的入口和工具。

      “汤姆”的入口在123屋旁一个黑暗的角落,“迪克”的入口藏在122屋洗手间的排水槽中,“哈利”的入口藏在104屋的炉子下面,三个入口都很隐蔽。至于挖掘工具,是锡制的奶粉罐,还有勺子和灯具把手,由于供应充足,这一点倒没有问题。

    二战最悲催的越狱:600人耗时一年挖的隧道逃生时却发现短了三米

      其次,为了防止隧道坍塌,他们必须用木头支撑。

      为防止被麦克风探测到,隧道设计得很深:距地面约9米。洞口很窄,是0.6米直径的正方形。每个隧道都挖了一个更大的房间来安装一个气泵,一个车间和中转站。

      战俘们使用床板来支撑隧道构造,随着隧道的长度越来越长,更多的床材被征用,最后达到了惊人的四千个床板,许多战俘将床铺改为了吊床。

      第三,隧道挖出来的土怎么处理。

      战俘们采取的方法和肖申克差不多:用毛巾和内裤做成布袋,装满土后,隐藏在裤腿中,在散步时穿上大衣,通过脖子上的活绳结打开袋子,从而在隐蔽角落或者花园的地面上悄无声息洒掉,用这种方法洒土的人,被战俘形象的称为“企鹅”。一年来,靠这种方式处理了超过100吨的土。

      第四,战俘一旦逃出,在德国地盘如何生存?

      战俘们通过各种方式,搞到了一批地图、铁路旅行表、邮票、指南针和便衣——大多数是用香烟巧克力和德军守卫交换的。心灵手巧的飞行员们还伪造了旅行证。出逃的200人分为两组,每组一百人,第一组逃生机会最大,所以以会德语的战俘为主,第二组则是抽签决定,都不会德语,出逃后完全凭运气。

      1943年9月,“汤姆”的入口被德军发现,挖掘工作被迫中止,“哈利”的挖掘直到1944年1月才恢复。

      1944年3月,“哈利”隧道终于完工。整个隧道深9米,长110米,历尽一年,共有600名战俘参加了秘密施工,而没有一个人告密,没有被德国人发现,简直是个伟大的奇迹。

      战俘们很有耐心的等了大约一个星期,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3月24日的星期五,越狱开始了。夜幕降临的时候,第一组的人已经悄悄集中到104屋,从入口依次爬进隧道。但是,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

      首先,这是30年来最寒冷的三月,因为天气太冷,“哈利隧道”的出口陷阱门被冷冻住了,打开它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接着,大约晚上10点半,当第一个战俘钻出隧道后,发现隧道出口设计有误。原计划出口是在营地外的森林中,而实际上却距离森林还有三米多远。这短短的三米多远开阔地,无遮无挡,很容易被警卫塔的哨兵发现。原计划每分钟逃一个人,不得不改为每小时逃10个人。

      第三,凌晨1点左右,隧道中出现塌方,不得不花时间修好。出现这么多错误和耽搁,意味着别说第二组,第一组的100人也很难全部逃出。到了3月25日凌晨4点半,只有76个战俘成功钻出隧道,第77名战俘却被一个德军哨兵发现。

      “阿拉姆!”德军发出警报,探照灯照射下,76个战俘狂奔进森林,由于冰雪厚达50公分,大多数人步履维艰迷路,根本找不到通往火车站的路,被迫四散躲在树林和田野中。此后,德国人展开大追捕,成千上万的警察、希特勒青年成员和士兵们地毯式搜寻逃亡者。

    二战最悲催的越狱:600人耗时一年挖的隧道逃生时却发现短了三米

      罗杰在内的73人被抓了回来,只成功逃走了三个北欧飞行员:两个挪威人和一个荷兰人,他们都幸运活到了战后。如此大规模的越狱震惊了德国人,他们仔细搜索了营地每一处,终于发现了“哈利”隧道,进而发现了巨大的工程。

      希特勒对这次近在咫尺的越狱事件大为恼火,授命盖世太保首脑希姆莱大开杀戒,以儆效尤。

      50名抓回的越狱战俘被公开处以死刑,罗杰·布什尔作为领导者被盖世太保近距离枪杀。另外23人幸存下来,被送往其他监狱关押。其中,最幸运的一个人叫迪克·丘吉尔,因为德国人认为他可能是英国首相的亲戚,从而放过。

      二战结束后,这次大规模屠杀战俘的战争罪行遭到盟军清算,18名盖世太保被审判处以绞死和无期徒刑。

      作为二战最传奇的越狱事件,尽管结果近乎于失败,“拉夫特3号战俘营越狱”展现出的英勇不屈和坚毅恒心,却一直被后人传颂,相关书籍、纪念馆、纪念碑比比皆是,美国人在1963年还拍成了电影《大逃亡》,主角是个美国军官,不过,真实的越狱战俘中并没有一个美国人。

     



  • 发表时间:

    红军“游击天才”余天云之死

     

      人们大概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的故事。他在后来与林彪不合受排挤,在广州时又与叶剑英发生矛盾,后被定为“反党”被软禁;1954年陈光自杀。在1988年陈光得到平反。在红军“第一次国共内战”中,红四方面军中有个叫余天云的将领非常能打仗;可是他后来竟然自杀了。他曾被张国焘称为“游击天才”,却又被刘伯承称作“山大王”;他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骨干,曾被众多将领称道不已,后来却被作为反面典型。在长征途中,当部队快要走出草地时,在西康省的丹巴县(今属四川省)一个铁索桥上,余天云在队伍中突然纵身跳下铁索桥自杀身亡。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后改为红安)人,1906年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做裁缝以维持生计。1927年11月,黄(安)麻(城)起义爆发,时为农协会员的余天云与李先念、王树声、詹才芳、陈再道等参加起义,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几年,他很快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主力营营长。

      余天云战功显赫。在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黄安战役,他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援敌和突击攻城的任务。1932年3月,余天云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陈赓)36团团长。此后,他率部参加了苏家埠战役、潢川战役等。红四方面军转移川陕的过程中,曾在枣阳、新集、漫川关一带遭到敌军围追堵截,余天云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为部队开辟通道。进入川陕后,在对付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作战中,他率部重创敌军。在一次战斗中,他率两个连打退了敌人一个多旅的轮番进攻,激战三昼夜。彼时,红四方面军的猛将与之相匹的,还有同在12师担任团长的许世友(34团)。但后来,许世友无论在脾气方面还是酒量方面,都输于余天云。

      在红军的战史上,有一个经典恶战,即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遇到国民党重兵“围剿”——由于张国焘的“肃反”,大批红军骨干被错杀,致使反“围剿”不利。继霍邱县城失陷之后,国民党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欲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就在柳林河,敌军前堵后追,卫立煌的八万人马与红四方面军的两万主力遭遇了,于是爆发一场恶战。当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坐镇柳林河指挥所,突然一股敌人突破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扑来。就在这关键时刻,余天云带兵火速救援,经过一番厮杀,才使得红四方面军的首脑们免于危难。由此可以想见,彼时的余天云,有着怎样的光环。曾有人言,那是余天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的巅峰时刻。当然,论及原因,除了其战功,也有可悲的“天时”——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已使许继慎、曾中生、吴光浩等红军中更加著名的将领悉数被除或弃用,余天云才得以脱颖而出。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召开木门会议,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余天云无形中得到擢升;加之张国焘等向来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将领不予信任,而贫苦农民出身的余天云自然成为高级将领的最佳人选。他文化程度较低、头脑简单,但对党(在张国焘看来也是对他自己)忠心耿耿,自然成为张国焘器重和赏识的高级将领。余天云身为军长,不辱使命,依然身先士卒,因此多次负伤,而战功尤为卓著,如在对付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战斗中,他率领30军在31军93师的协助下,在黄木垭一战中围歼川军万余人。在此后的总结大会上,30军荣获三面锦旗——256团被誉为“夜老虎”,263团被誉为“钢军”,274团被誉为“夜袭常胜军”。作为红四方面军30军的军长,他年仅27岁。

      没有人会质疑余天云作为红军一员猛将的存在,当年他的英勇和指挥才干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可是仔细辨别人们对他的评论,却有着不同的声音。张国焘、陈昌浩等把他作为“游击天才”来称道,张在《我的回忆》中说,他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张国焘甚至还将他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两人都是“游击天才”。)余的战友胡奇才(中将)、刘昌毅(曾任北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南京、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分别回忆,也都高度称赞他的指挥才能。刘昌毅将军更称其为救命恩人——1933年6月,余天云正带领部队在巴中城郊南坎坡打仗,当时“肃反”也正在炽烈之时,有人供认2营6连指导员刘昌毅是“改组派”,于是政治保卫局派人把刘从战场上押回后方,且被下了枪,五花大绑,推进禁闭室。就在审讯中,刘昌毅因“不老实”要被灌辣椒水,这时从前线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出面力保,才使刘幸免于难。原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李先念、洪学智、许世友、陈再道、王建安等,则在他们后来书写或口述的回忆录中,对余天云不置一词,保持着一种近乎“集体沉默”的态度。细思这也是一种表示,即对流行的评价的一种否定,也对余天云过去战功的默认和肯定吧。然而就是这位“游击天才”,却又有着致命的“另一面”——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余天云那时腐化浪费,思想意识一塌糊涂,有很严重的土匪行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时还破坏政策……”

      “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表现在余天云身上,一是作风霸道,动辄骂人、打人,甚至以枪毙唬人。据傅钟回忆:“跟余天云一起的警卫员、通讯员,没有挨过他打的很少,一个通讯队一百余人,全部被他打过,还有挨几次打的。”又如,张国焘率军南下后,274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将自己缴获的一头骡子送给了朱老总。余天云听说此事后,竟大骂周时源,还派人揍了周一顿。再如,红30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一次与之发生意见分歧,余竟然抬手就给了同为军级干部的张成台一个响亮的耳光,后来张成台因此要求调出30军。又有一次,部队行军在羊肠山路上,在拐弯时马脚打滑,余从马上摔了下来,他不问情由,照着马夫连开三枪,把马夫打成重伤。

      二是余心胸狭窄,容易猜忌、忌妒。杜义德将军回忆说:在一次战斗后,时任30军89师政委的杜义德负伤住院,出院后被调往31军,闻讯赶来的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原来余早就看中了杜的那支20响的驳壳枪。杜回答:“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杜发了火,说:“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然而究竟是余厉害,不仅扣下了枪,连人也扣下了,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张国焘说:“那就给他一杆长枪打仗去。”杜义德最后被撤了职,他心爱的手枪也变成了一枝长枪。

      三是余重视打仗而蔑视政工工作,主张“枪杆子第一”。在他看来,只有打仗才能消灭敌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于是动辄把部队中的政工干部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口头禅则是:“军事能打仗,能消灭敌人,你政治工作能消灭敌人吗?”据说有一次红30军在战斗中受阻,时为30军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师团干部很着急,这时军长余天云却慢悠悠地对李先念说:“政委,你去给他们上劳动课去,这个山头就能攻下来!”李先念当时被气得火冒三丈。

      其实,对于脾气暴烈、强悍的余天云,就是张国焘也不免发憷。在重用他的同时,张国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范和限制他。至于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对他也是爱恨交集。然而,这样的局面,更激发了余天云的不满。

      1935年9月,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大会上,总政委陈昌浩特意表扬了何畏军长的红9军,这让余天云非常不爽(余已于1935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联想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后,政令与此前不相一致,部队更加难带,余不免牢骚满腹,情不能已,便破口大骂。在座的张国焘本能地警觉起来,以为这是余天云反对自己南下,于是借着总指挥徐向前此前在清江渡会议上批评余天云随意打死号兵和挑夫等事,当场宣布撤销余天云军长一职。不久,又将他调赴红军大学“学习”。当然,为了安抚他,又给了他一个高级指挥科科长的职务。

      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学员多为部队中的营团级军官,由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担任校长(但未到职),原红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后为校长),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因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来任总教官。作为学员的余天云本来就一肚子气,加之何畏和自己同样是个军长,两人关系本就不好,此时却要受他的领导,余便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时不时地发脾气。有一次,余天云受了何畏的批评,气愤之余,当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师长、团长)叫来喝酒发泄,几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气。余仗着酒劲,嚷着要打何畏,何畏竟吓得四处躲藏,狼狈之极。

      这倒罢了,余天云还在学校不寻常地摆谱。按照当时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在作战行动中,师级干部可以配备炊事员、饲养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两人,随带牲口两匹;军级干部,则在此基础上可多加一匹牲口,多一名警卫员、一名文书。余天云此时在“红大”的高级指挥科,说起来只有30来个学员,实际人数却多达100多人,宿营时往往要一个村子才能安顿下来,原因就是余天云仍旧显摆他军长的架子,除了带着军长原来配备的人马外,还随身带着一个机枪排作为卫队。当他去听课时,这支卫队就在临时教室旁放哨警戒,可谓霸气十足。余天云本来就看不起知识分子,上课时常拿教员出气,特别对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教员(如郭天民、彭绍辉等),他故意找碴,不给好脸色。据赖光勋(少将,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回忆:刘伯承上任校长时带他去红军大学当测绘教员,有一次,他正在高级系上课不久,余不耐烦地喊道:“上课的内容不少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去休息吧。”说完,带头扬长而去。郭天民(上将)也回忆说:有一天,他去授课,余挑衅地问道:“郭教员,你今天讲什么内容?”郭天民说:“防空。”余不屑地说:“这个不用你废话,我们都认识飞机,不过如此而已。我们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像你们红一方面军怕死(意指红四方面军不需防空而能直接作战)!”郭天民闻之,只好拂袖而去。

      “红大”有这样一个“刺儿头”,搅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然而余天云偏偏碰上了一位不憷他的“独眼龙”校长。众所周知,刘伯承是非常严谨也非常有原则性的,当然,众人所以服他,还在于他是红军中罕有的具有丰富军事理论与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和领导人。不久,刘伯承和余天云的正面冲突发生了。当时彭绍辉(上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课,而彭也是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时被派到红30军任军参谋长的,当时余已调至红31军去了,此时作为学员的余天云借故发难,竟在课堂上冷嘲热讽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劳什子的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别人畏惧他三分,不做声,他却更加横了起来,让一帮子警卫人员呼啦啦地冲进课堂,最终惊动了刘伯承。刘前来出面制止,而余不识相,又说了许多夹枪带棒的话。这下刘伯承真的生气了,他大喝一声,当场让人下了余天云及其警卫员的枪。

      余天云大闹“红大”后,刘伯承从其傲慢、跋扈的行为里感到革命队伍中流氓无产者习气的嚣张,特别在红四方面军干部身上,更为严重。他认为应对此展开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党性教育。刘伯承同时感到:发生在余天云身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和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是“张国焘路线”的体现,于是决定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遂撰写了一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红四方面军的《红炉》第1期。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当然,这也让余天云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刘伯承在政治上并不“可靠”,是被张国焘发配到这里来的,因此不把刘伯承放在眼里,竟公然掏出枪,气势汹汹地要和刘伯承拼命,并不断谩骂。这时,就是同一部队的何畏也看不下去了,出面制止,而余竟不服,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结果惹得刘伯承大怒,愤然表示:学校“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急忙赶到学校,召集全校讲话,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余天云,又“挥泪斩马谡”,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并当众命令警卫员缴了他的武器,随即关进禁闭室反省。

      事发之后,余天云情绪十分消沉。不料雪上加霜,同他的坏脾气差不多的妻子刘伯新(安徽六安人,穷人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过草地时见其下属饥饿难耐,捕杀了藏民的一头牦牛,结果藏民上告到张国焘那里,张执行军法,枪毙了刘伯新。此事传来,余天云万念俱灰。还有人说,何畏对余天云的死也要负一定责任,在余失势时,何视余为犯人,行军时强令余背米。余难以接受,以行动相对抗,故意制造麻烦,让他走他不走,让他骑马他不骑,还一路叫嚷:“何畏当政委,凭什么我就当学员?”战士们没有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

      就这样,1936年4月,当部队行至激流边的铁索桥时,余天云也被战士们抬着走到了桥心。突然,余天云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个翻身,赌气跳到江水里自杀身亡。此时,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只有30岁。

      余天云尸体被打捞上来,安葬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的死,并褒扬其过去的战功,称其多次负伤,不惜以个人的牺牲为革命争取胜利。随后张国焘又强调:“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应该说,张国焘的这番话还是中肯的。



  • 发表时间:

    红四方面军将领何畏

     

      何畏原为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高级将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后脱离革命,回到家乡。1960年病逝。

      1900年,何畏出生于广东省海南乐会县玉堂村(今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委会玉堂村,又名后塘村),祖母是越南人,因而他具有越南血统。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童年时随父亲何良炳到马来西亚,就读于中华学校。早期参加马来西亚共产党并担任马共的领导人以及英(国)荷(兰)两族中区委员,后被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回国。

      1926年,何畏考进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步科第一学生队一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供职。之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9年他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广西从事兵运。同年12月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历任红七军连长、营长,红军赣南西河独立营营长,上犹县红色独立营营长。

      1932年10月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入川,参加创建川陕直至豫鄂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师长,与任其他师师长的王宏坤、倪志亮、王树声以及师政治委员李先念一起成为红四方面军(下辖4个师,约15000人)的主要军事骨干。

      1933年6月,红4方面军军事会议作出了将师扩编为军的决议,将红4方面军下辖之第12师连同巴中地区的地方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何畏任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之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参与组织或组织领导了许多重大战役。其时,率部进入川西的理县,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下旬,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何畏临危受命,任懋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亲率25师、27师各一部,何畏红9军下属的25师和27师在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迎接到了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实现了红军两支主力军团胜利会师。这次历史性会师,史称“懋功会师”。

      长征途中,何畏兼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到达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

      从一名热血归侨青年成长成为红军的显要将领,何畏经历了血与火的砺炼,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信念坚定,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打了不少硬仗恶仗,为红四方面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之为军中“小诸葛”。他,作战勇猛,靠前指挥,且率先垂范,屡立战功,曾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颁发的一等红星奖章。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1938年因党内路线斗争怕受其害,加上身上带伤,为治疗养病带着腿伤而离开延安回到广州生活。何畏于1960年病故于家乡海南,享年60岁 。

     

      当年何畏在马来西亚(当时叫马来亚)被驱逐出境,其原配夫人曾国彩没有生活依靠,只好带着长子何达梧回海南博鳌后塘村老家。何畏回国后一直音信全无,时至1946年,曾国彩接到丈夫何畏自广州寄回家乡的信,说他在广东省救济院安老所(地址为:广州市珠光路),并已娶罗明新女士为妾,生有一男一女(儿子何达桐现居住加拿大,女儿何月明现居住香港,同何家一直都有来往)。

      1955年,何畏因与小妾罗明新发生婚姻纠纷,毅然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同原配夫人曾国彩和儿子何达梧一起生活。在回老家当年,村里大多数人不认识他,连儿媳妇都问他:“伯爹你从哪里来,你要找谁?”何畏只说了一句:“我是阿公,达梧去哪了?”当时,正好何达梧去了三亚。在老家数年,他一直缄默寡言,从不透露在外几十年参加革命工作及其生活经历的丝毫情况。其几年间,仅在家干一些轻活以及为村里夜校当业余辅导老师。在我们采访村里那些曾经同他相处过的老人说,何畏中等身体,五官端正,体格健壮,脚有伤疾(战伤),走路一拐一拐的。他知书识礼、知识面宽,精通医术,能说善道,出口成章,毛笔书法流利,是个非常有文化知识的人,且精音乐,见歌会唱。村里请他当义务教师,协助扫盲工作,曾教孙子及村民唱《东方红》、《国际歌》等歌曲。他会说国话,并从教拼音开始,教村里的青年们学讲普通话,他经常对村里的年轻人说:“一定要学普通话,要不以后赚不到吃的。”他吃苦耐劳,曾经跟村里的人做过木工、泥水工,社里安排他干什么重活,他也从不推卸,劳动纪律很好,从不怨言。他有一嗜好,身不离书,工作之余,就拿起书来看,甚至连上厕所都看书,《水浒传》、《三国演义》非常娴熟,讲得津津乐道。他平时缄默寡言,从不谈论政治,不流露其身世和经历。由于身体壮实,吃量颇大,在村里艰苦生活几年。儿媳钟家蓉说:粮食紧张时期,他曾经教村里人摘“革命菜”充饥,直至1960年粮食紧张时期因病饿交困、缺医少药之时,何畏在老家寿终正寝,长眠辞世,享年60岁。出殡那天,村里的人都来参加送葬,那些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何畏在临终前对妻子曾国彩说过,他的同事都在北京,都是当大官的,并拿出一把铜片压印“校长蒋中正赠”的宝剑和一枚纪念勋章交给儿子何达梧收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何达梧怕红卫兵抄家受株连,一天夜里,偷偷地把宝剑及勋章扔到老家门前的万泉河里,至今回想起来,何达梧老人懊恨不已。

      何畏的原配夫人曾国彩,娘家在朝阳维礼村,她年轻时参加红色娘子军,是与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第一批去参加娘子军的红军战士,参加过多次战斗并负过伤。何达梧先生回忆,小时候,由于家里没有人,他的童年几乎都在外祖母家度过,母亲参加革命工作,他只好依靠外婆扶养长大成人。解放后的1950年至1951年间,曾国彩担任乐会县博鳌乡第一届妇联主任,后因丈夫何畏的历史不明问题受株连,被免职回家务农,于2003年病逝,享年100周岁。

      何畏的小妾罗明新于50年代初带着女儿何月明、儿子何达桐移居香港。1983年罗明新经多方打听,得知丈夫何畏已于1960年在家去世的消息,独自一人几经周折从香港一直探路回到后塘村,并到何畏墓前烧香叩拜。之后,曾多次带着女儿何月明回乡祭拜父亲,罗明新于2002年在香港病逝,何汤月明一直与何达梧一家联系来往,且对何达梧一家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的支持与帮助。罗明新千里问路寻夫的消息,引起琼海新闻界的注意,曾在《琼海市报》上作过报道。



  • 发表时间:

    关于浪费

     

      微信群里看到文章“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说的是一群中国人在德国考察,上饭馆点了一桌的菜,吃剩了三分之一。他们刚要走,餐馆的人说他们“落了东西”;原来是说他们剩的菜。这群中国人当然说不要了;结果人家说他们浪费,还招来了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罚了他们50欧元。人家说“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还缺少资源,还吃不饱饭,你们不能够也没有理由浪费”。这群中国人觉的很受教育。

      我认为人家德国人看中国人吃馆子浪费,给予罚款很有道理;确实,“资源是全社会的,不能够也没有理由浪费”。问题是,从整个社会看,各种浪费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在餐馆吃饭浪费就被罚款?你说吃馆子点多了菜,又不打包回去,剩下菜就算浪费。可据我观察,美国人超市买食品回家,到时候会扔掉的很多(狗熊为何总翻住在郊区美国人的垃圾箱,就因为里面总是有很多扔掉的食品)。就算食品过期扔了,也算是浪费吧?“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也可以针对他们而言。可谁又去指责他们呢?更不用说罚款了。

      这么说有点儿“强词夺理”吧?拿美国来说,超市买食品,最后吃不了扔掉;这不是一家两家个别家庭,可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你可以指责这种浪费现象,要真的实行罚款,那该怎样制定标准?再说,自己家里扔食品又不是大庭广众之下。谁不知道那是浪费,可又有什么好办法?那只好见怪不怪,视而不见。至于在餐馆点菜太多造成的浪费,那可是众目睽睽之下;这可不用制定什么标准,没打包带走就明摆着浪费。然而很多人是打包带走了,至于后来是否吃进肚子,那可不得而知。嗯,至少在餐馆里没造成浪费;不用罚款。

      其实,餐馆里多点菜造成的浪费,比起美国人过度消费那可是太少了。美国人不知扔掉了多少自己买来的各种消费品。真应该对这种不节制的消费品购买者疾呼“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第三世界的穷国老百姓很多都是赤贫,衣食无着,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就美国人来说,也还是有不少贫困线以下的……等一下,先别这么站在道德之高点上夸夸其谈吧。假如美国人从来都是讲求节约不浪费,美国能发展起来吗?美国人如果没有强劲的消费能力,也可以说不浪费,恐怕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会受挫。怎么,还嚷嚷“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吗?这…我也含糊了。

      我想起在国内上大学时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其中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确实在某一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内涵。商品经济就是要追求商品价值的实现。没有哪个资本家说“我只重视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实现”。那他还赚什么钱?这么说,“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这话有问题?

      嘿嘿,咱一个平头百姓也别试图去解释清楚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还是分开说好。商品经济中,资本的经营者的基本目的是赚钱;否则就不叫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造成的浪费太惊人了。可是,不是这样,商品经济又如何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平又如何提高呢?然而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短短几百年中,人类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地球有限的资源;为了人类的未来,我们是不是要力求节约呢?至少我们要有节约精神,能节约的地方尽量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