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注册日期:201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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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理之中

     

      转眼坐“南极游”游轮回纽约已10天。以往出门旅游,回来便很快写点游记。这次出游感觉也还是不错的;但人老了疏于动笔,且挺累的(在游轮上还得了感冒)。一懒散这日子就这么不知不觉中消逝。

      其实我们“南极游”的游轮仅仅是在南极半岛的西北缘转悠了3天;细算起来也就是两整天时间。这么说吧,游轮到南极半岛边上是上午,第二天在那边转了一整天,第三天下午就掉头往北朝南前往美洲南端的合恩角了。其间,游轮没有南极半岛游客登陆项目,两千游客登南极半岛规模太过庞大;真要是有,每个游客这趟游轮费用恐怕也要高出好几倍以上。游轮的整个行程是15天半。12月20日下午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转年1月5日晨,到达距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百多公里处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港口结束。

      既然要去南极那边,路途遥远,游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航行;中间停靠乌拉圭首都蒙得维利亚(因风太多未能停靠),福克兰群岛的斯坦利港,阿根廷南端火地岛边上的港口Williams & Ushuaia和智利南端的城市Punta Arenas。游轮每次停靠一个白天的时间。

      游客坐此游轮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南极,假如游轮一刻不停地开,直接到南极半岛多转悠两天不好吗?可是,游轮上游客两千多,员工一千多,路途中要补充给养的。再说,这大游轮在南极半岛边上也不能随处转悠,想撞上冰山成泰坦尼克号啊?在游轮上,船长在对游客答疑的会上已经说明,按照国际规定,游轮不能越过南纬65度(南纬66度以上才属于南极圈内);南极半岛的东南缘那边是不能去的,那里有大面积的陆缘冰,夏季往往有大量冰山出现。到那边去观赏成片的海冰固然壮观,可船长说“游轮不是破冰船”。

      如此说来,一个普通游客想看到南极大陆的真容是没有可能的。当然,这不是说南极半岛边上看看就什么意思了。南极半岛边上冰雪风光无限,各种南极动物也很多(好天气是很关键的因素之一),去游轮到那边转上一转还是值得的。顺便说一句。那里能登陆的小游轮也仅仅是南极半岛北端和有限的几个岛;一般是游轮开到附近海面,用橡皮艇送游客登陆。

     

      我们老两口早就策划坐游轮去南极半岛转悠一次。我们放弃了坐能载游客登半岛的游轮(并非太贵,去一次花得起这钱)。那种游轮数千吨,海上如有风浪晃得厉害。我老伴儿晕船肯定受不了。从南美洲到南极半岛,必经过被称为“魔鬼西风带”的德雷克海峡(Drake passage),再大的游轮也会晃,小游轮晃得更厉害,而且必须减速。这意味着过德雷克海峡要用更多的时间。我们选择大游轮,2019年底,有艘9万吨级的Coral Princess号,将在南极的夏季到南极半岛往返,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安东尼奥来回三次;每次航程16天。我们在9月份便订了游轮票。

      Coral Princess号是条老游轮,此前曾封存10年,后经过改装增加稳定性重新启用。此次南极游是封存后的第一次航行;个人感觉,确实比较稳。当然,海上遇到大风浪,大部分游客还是要晕船吃抗晕船药的,特别是过德雷克海峡时。

      我们订票是几个月前预订的。可以这么说,越早约定游轮票,价格越高。越到开船的日子,有些舱位的游轮票卖不出去就得降价。我们买时已经是降了价的,中等船舱房间,临海那面,有小阳台,最多可住四人(多住人可减价)。我们买时大于2500美元/人。船舱房间等级不同,价位相差很悬殊。

     

      我是中国公民,持美国绿卡,到阿根廷首都乘游轮需要签证。我们早在中文网站上看到到阿根廷签证可以在Email上办理,俗称“电子签”(如何办理中文网站上介绍很详细),条件之一是持中国护照的人持有去美国的签证(奥巴马总统当政时对华开放10年多次往返的旅游签证),俗称(“美签”)。我们当时想,我持美国绿卡,按理说获得去阿根廷的签证比“美签”更容易才对,于是办理“电子签”。事先我老伴儿还给阿根廷驻纽约领馆打电话询问,当然无人接听,在Email中询问也没有回音。我们估计是没问题,在Email上办理“电子签”,当时用信用卡付50美元就可以办理。然而,足足等了四个星期在Email上没有任何回音。已经十一月,我们慌了神,那就亲自上阿根廷驻纽约领馆办签证吧。网上一查,签证费150美元(必须是money order或debit card支付)。这是我见到最贵的签证费!不过网上说这是10年多次往返的签证。

      去阿根廷领馆签证居然要预约,且排在20天之后,还要事先从网上下载规定的表格填写申请。好吧,好吧,认真准备吧。到了那天,签证官查看我的中国护照、美国绿卡、游轮票证明、机票证明、旅馆住宿收据和银行证明等等。忽然,他说机票证明上没有我的名字!我当时有点懵,来办理签证前我还仔细查看机票,上面明明有我的名字!我忙拿过来看,他在边上一本正经地说“没有你的名字只能拒签”。我当时也不知怎么搞的,居然在那张证明上找不到我的名字!当时汗都下来了。再定睛一找,我的名字大大方方的正在显赫位置。

      我示意给签证官看机票证明上我的名字,他便同意给我签证了,在10天之后取。我当时暗想,签证官怎么会看不到机票证明上我的名字?大概他是学西班牙语的吧,英文不熟悉。真是吓了我一大跳。10天后我拿到签证,仔细一看,竟然是三个月期限多次往返的。不是说10年签证吗?算了,算了,这次去阿根廷后,我这辈子也不会去那里了。

      顺便说一下,我的“电子签”最终被拒签。莫名其妙!就因为我持美国绿卡,不是“美签”?情理不通。我猜给中国人办理“电子签”的阿根廷人从来不想合理不合理,他们只管收钱,然后照章办事。

     

      到南美旅游,一定要考虑拉丁民族的马马虎虎。以防万一,我们机票订在游轮开船前一天。早到一天也没什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玩一玩。乘坐飞机前,我们一直非常留意天气预报,生怕纽约下大雪机场大量航班停飞。去的那天是多云,没想到上飞机前突然满天飞雪。因为飞机上要喷洒防冻液,误点一个半小时。我们是在巴西的圣保罗转飞机,当然赶不上预订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机了。圣保罗机场把我们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机改点,晚了七个多小时。

      除了两顿(限费的)免费补助餐,我们只能无所事事地坐在圣保罗机场的候机楼里。临上飞机前登机口忽然变来变去,估计是原来的飞机来不了,临时改派其他飞机。最后我们乘这个航班的乘客坐上机场内的转送车来到机场中间,不是从候机楼登机口,而是在机场里直接顺梯子上的飞机。

      这是我隐隐感到我们托运的行李恐怕会送不上飞机。果然!下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我们的托运的行李没同机到达。我们九年前南美就遇到这种事情,这次再次遇到(经营告诉我们,如果到坐飞机到南美旅游,且必须托运箱子,一定不要转飞机)。如果托运的箱子不到,我们在游轮上怎么过?换洗和防寒的衣服都在里面。机场专门负责托运行李出问题的小伙子安慰我们,他们马上与圣保罗机场联系;他估计,因为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直接航班多,我们的箱子会在深夜到达,第二天早上机场方面会派专车送到我们住的旅馆。看着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没问题”,我们能说什么?

      还好,箱子在凌晨送来了。刚松一口气,又出了问题。我们从旅馆去游轮停靠的码头竟然租不到出租车。原因竟然是路程近,司机不愿意拉。当时天下雨,当时急得我们真有心冒雨自己拖着行李去码头(3公里远)。最后还是好心的旅馆女店员通过她的手机在“优步”(Uber)叫到了车。一般地讲,旅馆与出租车公司关系密切,他们不愿意住店的旅客通过“优步”叫车的。这女店员真不错。

      旅游结束,我们终于又回到纽约了。我们是直接从智利的圣地亚哥飞到纽约JFK机场的,可我们托运的箱子迟迟不来,最后传送带都停了。难道我们的在圣地亚哥就没送上飞机?我们简直要气炸!马上去负责托运行李的部门去申诉吧;忽然,在另一传送带附近看到了我们的箱子。这是怎么回事?管他呢,不愿意再多想什么了,就算虚惊一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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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馆闲扯

     

    内政大臣的头啊

     

      英国撒切尔夫人与内政大臣吃饭,女服务生上汤,不小心将一碗热汤扣内政大臣的脑袋上,让他“洗头”。撒切尔夫人立即起身,拥抱吓傻了的女服务生,说:别介意,谁都会犯错的……是啊,女服务生比内政大臣更需要安慰,百姓比官员更需要关怀。

     

    蔡元培的“书法”

     

      蔡元培的书法和他的思想一样兼容并包、雍容大度,旁人看来却是背离常格。某次钱玄同问:“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答:“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回答既见出他的涵养,也见出他的幽默。满座闻之,皆忍俊不禁。

     

    丘吉尔逸事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个习惯,无论在什么时候做完工作,都要跳进热气腾腾的浴缸洗澡。然后光着身子在房子里踱步。    

      二战期间,一次,丘吉尔来到白宫,要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当他正在白宫的浴室里光着身子踱步时,有人敲浴室的门。“进来吧,进来吧。”他大声喊道。门一打开,出现在门口的是罗斯福。他看到丘吉尔一丝不挂,便转身想退出去。“进来吧,总统先生,”丘吉尔伸出双臂,大声呼喊:“大不列颠的首相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对美国的总统隐瞒的。”

     

      *有人问丘吉尔,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丘吉尔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占领荷兰期间,荷兰流亡政府在美国设立了总部。流亡政府的德克.吉尔总理几乎不会讲英语,在第一次会晤丘吉尔时,一见面,德克.吉尔伸出手,向他的英国盟友友好地说了声“再见”。“先生,”丘吉尔这样作答,“我希望所有的政治会议都像这样简短扼要。

     

      *在丘吉尔75岁生日的茶会上,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对丘吉尔说:“真希望明年还能来祝贺您的生日。”丘吉尔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说:“我看你身体这么壮,应该没有问题。” 

     

      *丘吉尔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差。当上英国首相后,一次,他回到自己的母校,校长和老师们都毕恭毕敬地向他汇报学校的情况。可他对这些情况毫不敢兴趣,说道:“我希望见一见学校学习成绩最差的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被带来后,丘吉尔拍拍他的肩头,亲切地对他说道:“我非常感谢你,因为是你,牢牢地守住了我的位置。

     

      *一天,丘吉尔急于赶到议院去开会,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车子到达目的地后,丘吉尔下车对司机说:“我在这里大约要耽搁一个钟头,你等我一下吧。”“不行,”司机坚决地回绝,“我就要赶回家去,好在收音机里收听丘吉尔的演说。”首相一听这话,不禁大为惊喜,于是除照价付了车资之外,又重重赏了司机一笔可观的小费。司机望着这笔意外的收入,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他对丘吉尔说:“我想了一下,还是在这里等着送你回去吧。管什么丘吉尔!”

     

      *有一回,当与丘吉尔共事的保守党议员威廉·乔因森希克斯在议会上演说。看到丘吉尔在摇头表示不同意,便说:“我想提请尊敬的议员注意,我只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

      丘吉尔对答道:“我也想提请演讲者注意,我只在摇我自己的头。”

     

      *在一次访美期间,丘吉尔应邀去一家供应冷烤鸡的简易餐厅进餐。在要取第二份烤鸡时,丘吉尔很有礼貌地对女主人说:“我可以来点儿鸡胸脯的肉吗?”    

      “丘吉尔先生,”女主人温柔地告诉他:“我们不说‘胸脯’,习惯称它为‘白肉’,把烧不白的鸡腿肉称为‘黑肉”’。丘吉尔为自己的言辞不当表示了歉意,可心里却认为这是咬文嚼字。    

      第二天,这位女主人收到了一朵丘吉尔派人送来的漂亮的兰花,兰花上附有一张卡片,上写:“如果你愿把它别在你的‘白肉’上,我将感到莫大的荣耀——丘吉尔。”    

     

      *在一次招待高官显贵们的宴会上,气氛热烈,笑语喧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礼宾司的一名官员走到丘吉尔身旁,对他耳语说,他看见某先生把一只银制的盐缸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听了这话,丘吉尔当众将一只银制的胡椒粉缸塞进了口袋,好像无人看见一样。    

      宴会结束时,丘吉尔悄悄走到那位拿了盐缸的先生身旁,轻声对他说:“亲爱的,我们都被别人看见了。哎,最好还是放回去吧,你说呢?”  

     

    羊水为什么叫羊水?

     

    答案一:

     

      古时候的人都是使用羊的肠子去做医疗方面的器材,例如:保险套。生出小孩时,婴儿包裹著的一层薄膜感觉跟羊肠类似,故而称之为羊水。

     

    答案二:

     

      羊水是古名词,来源为中医阴阳理论。“羊”和“阳”是相通的,阳、羊二者同音。人类生命之始,离不开阳,故称人类生命起始之源为“羊水”,是阳寿、生命的意思。

     

    答案三:

     

      羊水是胎儿为分娩出来时候胎儿存在的环境,存在羊膜包裹的羊膜腔内,羊膜的说法是来自於希腊字的Amnos,这是小羊的意思。由於小羊出生时包覆了一层胎膜。因此延伸出这个用法。所以才会翻译成羊膜。

     

    答案四:

     

      汉族起源于羌族,作为牧羊民族对羊的依赖和喜爱,羊代表权力幸福滋养美丽。在汉文化里面代表滋养美丽吉祥,典型的汉“养、美、祥、膳、鲜”都带有羊。炎帝黄帝都是姜姓氏,姜和羌是女羊男羊的意思,读音也一样都是羊的异写,羊水就是滋养婴儿的水的意思。

     

    答案五:

     

    所有孕育宝宝的肚子里的水都叫羊水,是有氧气的水,这样宝宝才可以呼吸,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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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时代的五大劳教营

    2017-06-23

      

    夹边沟

     

      当年“右派”司继才活着从夹边沟劳教营活着出来了。他有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何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原来是劳改农场;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兴凯湖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越狱的犯人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犯人住的是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孝在其中被关押了三个月。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据说有犯人如此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场堪与匹敌。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0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丝电线,圈出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成女性。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斗。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碎了煮熟,搀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的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道,释放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他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冬春的劳动量很大,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遣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青海湖

     

      如今的青海湖劳教农场早已废弃,当年农场残破的照壁上,领袖画像和语录字迹仍隐约可见。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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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冠华与龚澎

     

      乔松都这样评价父母:母亲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论怎样的狂风暴雨都无法摧折她的信念;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革命者,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经历非常复杂,很多话他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包括他的生活。

      乔松都17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母亲含泪病逝;历经一些家庭变故后,而立之年的她再度失去了父亲。从2000年起,乔松都开始寻访父母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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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在中南海西花厅,乔松都和哥哥乔宗淮见到了周恩来。谈到母亲时,周恩来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此时,距离龚澎去世已3年。(下面应该是乔松都写的。——编者)

      龚澎191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父亲龚镇洲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1933年,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在燕大,龚澎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并作为学生领袖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当时,龚澎和一批进步学生经常聚集在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家中。在斯诺家小小的银幕上,龚澎第一次感受到延安的生机勃勃,并第一个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在学生中传阅。

      1938年,怀揣革命激情,龚澎踏上延安之旅。因敬仰革命烈士澎湃,她将学生时代的名字“龚维航”改为“龚澎”。在总部秘书科工作两年后,1940年深秋,龚澎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负责国际统一战线和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

      在曾家岩50号工作的6年,被乔松都视为“母亲一生事业的巅峰,作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她做了大量对外宣传事业的开创性工作。”

      在重庆,龚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监视下,周旋在各国记者和外交官中间。那段时间,来自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以及《时代》《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的上百名外国记者驻在重庆,龚澎带着延安最新广播稿的副本,和这些外国记者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很多外国友人由此成为她终身的朋友。

      龚澎令不少外国记者为之倾倒,将她视为“言论自由的象征”“典型的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当时以美国国务院文官身份来访重庆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这样评价:“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那时有些人暗恋妈妈,包括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这些轶闻。

      中共建国后,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司长,作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她在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

      从重庆南方局,到新中国外交部,周总理对龚澎十分信任。1964年,龚澎随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在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的请求,并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言辞地反驳:“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favor(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

      有外国记者评价:“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然而母亲从不把这些当成个人资本炫耀,这与她的为人之道格格不入。我曾好奇地问母亲是不是和周总理很熟,她只是淡然一笑说,那都是为了工作。”

      “文革”中,龚澎因在重庆特殊的工作经历,成为造反派攻击目标。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看着坐在最后的龚澎大声说:“龚澎,你坐在前面来!”“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1942年岁末,乔冠华与龚澎相识于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此前,乔冠华在香港以“乔木”为笔名撰写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名噪一时,毛泽东称赞“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师”。香港沦陷后,乔冠华与众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加入外事组和《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乔冠华与龚澎经常一起访友,一起看稿件,他们都酷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肖邦的作品。1943年,两人结为伉俪。

      30年的婚姻中,乔冠华与龚澎始终恩爱如初。小时候听到父母互称“达令(darling亲爱的)”,十分不解。母亲不动声色地解释:“在家里两个人用一个名字方便”,还补充说,“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使用。”

      身为外交官的女儿,乔松都并未感受到成长经历的特殊,“如果说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深受家庭的文化熏陶,父母对我们身教重于言教。”父母的生活非常俭朴,母亲的花旗袍、小胸针和高跟鞋只有参加活动时才用。家里除了钢琴和唱片柜,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标签。

      “多少年来,母亲是父亲的减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父亲有什么事总是和妈妈商量。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妈妈的确比爸爸坚定、果断。”“文革”开始后,乔冠华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乔冠华,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乔冠华悄悄打电话问龚澎: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龚澎很坚定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文革”中,乔冠华和龚澎常常互相鼓励。乔松都回忆,一天下班后,母亲让自己弹奏一曲《国际歌》,她和父亲并排站在客厅门前,神情庄重,跟着节奏轻声吟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曲子结束了,母亲深深吸了口气说:“休息过来了,下午接着战斗!”

      随着各种政治压力接踵而至,龚澎的身体每况愈下。1970年,龚澎因脑出血住院。在清醒的日子里,她尝试着和乔冠华谈及“走后”的话题,每次一张口,乔冠华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龚澎叫来儿子,嘱咐道: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

      “妈妈走后,受打击最重的是爸爸。”乔松都回忆,那段时间,父亲经常独坐书桌前一遍遍书写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儿女熟睡后,父亲拿出一个放大镜,一张张翻看他和妻子的旧照,不时老泪纵横。

     

      对于乔松都而言,父亲的晚年经历,伴随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家庭变迁,成为她至今仍不愿过多回忆的往事。她说:“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非常复杂,也非常坎坷,很多话他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包括他的生活。”

      母亲离世3年后,乔冠华犹豫再三,对女儿说出了再婚的想法:“我想找个伴儿(当然是章含之),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我还要这个家,你和哥哥不要离开我。”

      多年后,乔松都和哥哥仍受到类似“反对父亲再婚”的指责。“事实是,我和哥哥并没有反对父亲再婚,只是对父亲当时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73年夏天,在父亲的要求下,哥哥一家搬了出去。令乔松都不解的是,30多年后,一些媒体却对此事件刻意渲染,称乔冠华的儿子从家里擅自拿走了几百张唱片,并引申出“乔的子女搬走了一切”的不实之言。

      乔松都说,“首先,我家从来没有数百张唱片,更不要说已经历过‘文革’抄家的浩劫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亲签名的唱片。至于搬走一切的说法更属子虚乌有。”

      1973年8月底,乔冠华搬离报房胡同的家,并按规定将这里的住房交回外交部。此后,乔松都和哥哥一度被迫远离父亲,最长时间曾3年没有见过面,“当时我们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隔绝了。”1974年,“文革”后期,国内政局诡谲,同年6月,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两年后被免职。“父亲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漩涡中。”

      此时,乔松都和哥哥又默默回到父亲身边。乔冠华曾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乔冠华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养病,准备撰写一部外交回忆录。1982年12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委托习仲勋和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了乔冠华,询问他的近况,并且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

      “父亲并非像传言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乔松都澄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父亲被葬在太湖湖畔,母亲则安葬在北京八宝山。本想让这对结发夫妻长相守,可乔松都实在不忍心惊动父母。

     

     

    怀念我的母亲龚澎

    乔宗淮

    原载《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6日

     

      母亲龚澎已经离开我们40多年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970年3月8日那天的清晨,蒙蒙发亮的天空,零零散散飘下几片雪花,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导致晕厥,被抬上北京医院的急救车,我站在急救车旁,初春的寒冷让我从不知所措中清醒。我思忖,“文革”初期的疾风暴雨刚刚过去,父亲、母亲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全家人还没来得及透口气,却不知什么厄运又会降临,不禁打了个寒战。

      1944年7月29日我出生后,在这里度过了1年零4个月,是当时重庆周公馆唯一的儿童。几十年后,我怀着庄重的心情,缓步走进了这座曾经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三层灰色小楼,仔细观看每一个房间和庭院里每一个角落。

      当我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眼前的景象使我浮想联翩,我仿佛看到母亲当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她身着八路军军装,提前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走进办公室后,简单寒暄几句就问母亲:“看到了什么?”母亲说:“看到了三张地图。”周恩来又说:“那你具体说说看!”母亲说:“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军事地图,还有一张我只看了一半,你进来把帘子拉上了。”周恩来带着几分满意说:“你的观察很敏锐。”

      这是母亲给周恩来的第一印象。周恩来又询问了母亲的经历和家庭情况,了解到她的父亲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将领龚镇洲。她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后来调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母亲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工作秘书,参加外事组的工作,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联系新闻界。

     

      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但处事沉稳。知人善任的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说:“龚澎静若处子。”新中国成立时母亲就担任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长达15年之久。

      近年来,我寻回了一些历史的碎片,使得母亲的为人和形象在我心中更加清晰起来。几年前,外交部西欧司李九年参赞送给我一份他保存的母亲1965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谈“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记录稿。这篇已经发黄的讲话稿,把我的思绪带回到1965年春天的一个周日,父亲乔冠华和母亲的朋友姚臻(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来家中做客。我从旁走过听到姚叔叔说,最近他在毛那里谈工作时毛说,龚澎是优秀的女干部。

      姚叔叔走后,我问母亲:“毛主席因为什么事情表扬你啊?”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鼓励我们继续努力。”

      一年以后,“文革”开始,母亲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其他部领导一样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而且逐步升级。到了1967年初,发生所谓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她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外就去打扫厕所。

      我记得那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正义路办公,每天晚上我都在外交部办公楼外等候母亲。母亲才50岁出头,患有慢性病,由于批斗身体变得很虚弱。母亲慢慢移步从办公楼出来后,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车的后架上,我推着车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无轨电车站,等她上了车,我再骑上车赶到灯市西口车站接她,把她驮回首都剧场旁边报房胡同的家。

     

      周公馆是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的建筑物。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了母亲和我的母子情深的回忆。参观周公馆后,而今已年逾古稀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曾家岩50号有着我太多关于母亲的回忆。我出生不久,母亲很快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因而顾不上年幼的我。后来,她索性就把我搁在当地人用的竹篓里,把竹篓放在周公馆传达室的门口,请值班的同志代为照看。周恩来发现后,号召大家都来关心龚澎的孩子,我就这样受到了周公馆集体的照料。周公馆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周恩来会客的场所,常有各界人士和国际朋友往来。由于我总是待在传达室门口,映入眼帘的都是人们出出进进送往迎来的景象,所以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模仿送客的大人说“再见”。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一些曾经去过周公馆的老人家,还叫我“当年站笼子的孩子”。

      母亲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顾不上对年幼子女的照顾,但她在忙碌中对子女的关心却无处不在。全国总工会方继孝同志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历史有研究的作家,他有收藏名人信札的爱好。我们首次见面时,他给我的见面礼是署有我父母名字的英文小册子和用玻璃纸套封装着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母亲1950年从莫斯科寄出的。在收信人一栏上有母亲熟悉的笔迹写着“乔宗淮同志”,当时我只有6岁。

      明信片中写道:“亲爱的仔仔,今天下午三点到了莫斯科,现在住在莫斯科饭店,我一个人一间房,窗外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大红星。假如你在我身边,我一定把你抱起来看看这个照耀着全世界的和平之星,听说斯大林就在这座宫殿里呢……”这是母亲第一次出国,虽然经历了长途旅行,刚到莫斯科就把她兴奋的心情告诉了年幼的儿子,分享她的快乐。我把这张明信片镶在镜框中,陈放于书桌上,以缅怀母亲无尽的爱。

      另一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在母亲的安排下,主席在周公馆会见几位热爱中国、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士兵。会见后,毛主席和美国士兵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合影。正式拍照结束后,母亲一把把我从旁抱过来,又同毛主席等人拍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爱子心切,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纪念。当时我只有1岁,现在我对当年的情景全然毫无印象,只有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常唤起我美好的想象。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在母亲的遗物中,有她一直保存着的我出生后穿的第一件衣服,那是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1944年,生活在陪都重庆的共产党人生活是比较简朴的,衣服的布料是母亲的挚友廖梦醒阿姨(廖仲恺、何香凝长女)穿破了的长筒袜上半部剪裁下来的。常人眼里,这是极普通的碎布头,母亲却很小心地保留下来。可见,母亲是多么珍视我的降生,这也是母亲的温情体现。现在每当我看到这巴掌大的小衣服,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关爱。

     

    (作者为乔冠华与龚澎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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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只有中国的老人们对乔冠华和龚澎还有印象了。我上个世纪70年代在“北大荒”当“知青”时曾听说过乔冠华和章含之(章士钊养女)再婚逸事。其实当时的传言不准确;我当时听说乔冠华和龚澎的两个儿子在乔和章结婚后大闹,动不动就把家里的财物拿走。实际上乔和龚所生的孩子是一男一女。儿子当时30岁,已婚。下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章含之的第二任老公是乔冠华。在章含之和乔冠华婚前,这桩婚事就受到了乔冠华两个子女的反对。在理性上,当时30岁的大儿子乔宗淮认为章含之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在事业上不能帮助乔。他的原话是“章政治上不够成熟,父亲应考虑全面,挑选一个能在政治上帮助并保护父亲的配偶”。在感性上,二女儿乔松都,则觉得龚澎才走了两年多父亲就要找个小22岁的女人当继母很“对不起妈妈”。乔冠华要娶一个只比宗淮大8岁的后母,这令宗淮兄妹十分尴尬。的确,在感性上,和父亲恩爱一辈子的母亲逝世才三年,父亲就要和一个比他年轻20多岁的女人结婚,这让任何子女都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父子双方不是选择了沟通而是选择了对抗。当乔宗淮最终对父亲表示,只得接受父亲的决定,接纳章含之而试着与她相处时,章含之似乎已失去可能与乔的两个子女和平共处的信心。当时乔冠华给乔宗淮的回答是:乔、章的结合只能是两人世界,子女必须搬出。在这个二人世界中,前妻龚澎的所有相片被摘下,龚澎所生的子女也必须搬离。乔宗淮问:“爸爸,您的意思是……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乔冠华的回答具现代意识;“我年轻时很早就出家独立,我自己离开父母外出闯世界的时候比你现在要小得多啦。” 紧跟着的一件事,迫使宗淮兄妹不得不被迫仓促搬迁。

      一天,乔松都下班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插入锁孔却久久不能转动……她惊诧地发现门锁已被换过了!直到老保姆买菜回来,为她开了门,直言相告,是她的父亲乔冠华换了锁。事实十分清楚,父亲要和后妈过二人世界,这个家已经容不下兄妹二人。乔冠华的前妻龚澎所生的儿子乔宗淮、女儿乔松都、怀孕八个月的儿媳彭燕燕必须另觅住处。迫在眉睫的情势,使得子女们在最短时间内想出解决办法;乔松都必须搬入她当战士的北京 262医院集体宿舍去。乔宗淮带着他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暂时搬到妻子娘家。

      搬家的时候,龚澎在女儿幼年时代母亲送给女儿的一架钢琴未能搬出(可能是因为装不下,人手又少,搬不动)。据说乔松都本想稍后来拿回钢琴,但后来乔冠华结婚搬出外交部宿舍时这架钢琴不知下落。直到多年后,乔松都再见到乔冠华时仍含着泪水直斥:“我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弄丢了妈妈送给我的钢琴!”

      乔、章的婚烟造成了乔冠华与子女的分离,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事情。1973年之后的乔冠华似乎异常忙碌,他很少和子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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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资料姑且一看而已。其实我看到乔冠华和龚澎资料,想到的是他们年轻时相信共产主义,认为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国。这还真有其必然性。那时他们是很有激情的,并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龚澎是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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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奔中共的知识分子

    裴毅然

     

      抗战前后,至少三十万知识青年进入中共根据地,特别是延安,成为中共军政胜利最重要的组织基础。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中共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平津宁沪港穗汉渝等地左翼报刊发表许多介绍延安的文章,再三承诺“来去自由”--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

      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抗大新生每至百余名,毛泽东就亲自接见。毛泽东意识到抗大有可能成为中共的“黄埔军校”。1939年2月,鲁艺美术系两位教师申请入党,毛泽东特约面谈。知识分子到访,毛泽东必接待。从毛泽东那封《给萧军的信》,可看出当年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连党员要发展至80%。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1982年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

      当时的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党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阳县山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学校”(校长粟裕)。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知青: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

      那时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岁,如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上舞场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妇,有南洋华侨。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国民党史家也说:“此一大量新血输入,实为中共再起之重要凭借。”陈云秘书刘家栋说:“整个抗战期间,约有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十万人次。”

      1937年3月“燕大学生参观团”访延,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与军事将领都出来接见,全团十人回校积极宣传延安见闻,影响极大。抗战爆发后,二三百燕京生进入根据地。燕京乃北方最大的私立教会大学,在校生仅800余,每届只招200余名,学杂费每年约150银圆,入学考试严格,学生多为精英。

      等到国民党恍然醒悟,明白这场青年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为时已晚。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开始拦路截堵赴延青年,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战干第四团受训。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都清晰意识到“抗战后”的决战,意识到自身命运取决于抗战期间的各项准备。1937年11月初,西北绥靖公署厅长谷正鼎在西安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上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俄国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

      国民党在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落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三万(主要于1940年以后发展)。而大革命期间,国民党员从1926年的15万猛增至1929年的63万,三分之一为25岁以下青年。青年的流向不仅仅标志着人心向背,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社会潜在的价值走向。抗战结束后,吴国桢向蒋介石汇报:三青团效率很低,仅通过财力诱征学生,不能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三青团名声很坏,遭致许多中立分子反感。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稀少。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注册学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国1934年大学程度者每万人0.88名。若非国民党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师范,从总量上拓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延安便不可能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础。国民政府的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为中共培训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

      这批学员后来成为中共基层细胞,靠着这批小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组织动员,才有其后大批农民的加入。农民则因文化低弱,绝大多数只能是跟从徒众,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只能是知识分子。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万中共干部,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知识分子。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推算可知,专科以上程度约八千人。

      在文化链条上,民初推行的地方师范教育,成为“红色的1930年代”不可或缺的历史台阶。这些师范生到达延安与各根据地后,经过根据地的短训,很快成为基层干部。否则,要将众多文盲培训成能够使用的大批基层干部,仅靠短期培训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姚依林说,抗战时期中共各根据地训练干部,第一批受训者即为当地小学教员,包括中小学生,“中学生在当时农村便是大知识分子了。由于农民群众对于革命道理一时还接受不了,区党委一开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的。他们当年都只有二十一二岁,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是冀东暴动后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领导,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对抗日救国、社会革命都能讲出一套话来,所以受到了信任”。

      正因为中小知识分子水平有限,阅读能力低弱,首长报告在延安盛行一时。1940年1月9日,毛泽东给五六百人作报告,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听众有艾思奇、成仿吾、吴亮平、李初梨、周扬、萧三、张庚、冼星海、丁玲、柯仲平、何其芳、周立波、温济泽……毛从下午一直讲到晚上点起煤气灯,听众“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与燕京女生龚澎和杨刚交往甚密,他说:“在谈话和通信中,我发现这两位妇女知识分子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她们都毕业于燕京大学,所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充其量不过像所学到的英国文学知识那样多。……她们之所以是马列主义者,因为她们信仰党,接受党的训练。但这种信仰实质上是注重实用的,因为她们相信仅靠个人努力,只会一事无成,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中央研究院乃延安翰林院、最高研究机构,人员构成如下:68%无任何工作经历、84%只接受过延安学校短训、79%为20-30岁的青年。该院始终未走出像模像样的研究人员,不少人一生无研究能力。终身以文学为职事的丁玲承认:“我不懂外文,外国文学读得少,中国古典文学也读得少,马列主义的书在延安也没有好好读。”何其芳在上海公学求学时,“从来不翻阅社会科学书籍”。

      赴延知识青年大多来自中产以下平民家庭,基础知识原本浮浅,只读了一点文学名著。入读广州大学、留苏四年的朱瑞(四野炮兵司令;辽沈战役阵亡),1944年在延安写《自传》,清晰记述少年教育:“除了直观的客观知识加强了我的革命意志外,《岳传》增益了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1925年参加学潮,“从此次风潮中,我体验到广东教育及上层知识分子中的反动性,一直到今天都坚持这个认识,即中国大学教育是坏的。做一个国民,初中毕业即可,即有了基本文化科学社会知识以认识社会,即可进入社会活动,不要进大学,大学越学越坏!因中国的大学受阶级性的局限,无例外的只是教导一些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奴才货色!”

      陈伯达曾回忆承认:“没有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的研读,因为《资本论》卷帙很厚,我过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学的,就没有能细读。认真读《资本论》还是在解放以后。”王力揭发陈伯达读《资本论》第一章就读不下去。周扬也是“文革”期间才精读《马恩全集》、《列宁选集》。陈云“文革”期间下放江西三年,通读《列宁选集》。毛泽东说:“理论书太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读得多一些,读得最多的是《马恩选集》四卷本。”李锐说:“他(指毛)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及:“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1961年周扬承认,就见识与学养来说,自己这一代远不如梁启超和胡适。

      一个中小知识分子占据主流的社会,风气必定日趋偏激,反智主义高涨。因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小知识分子要想引起人们注意,寻求上升机会,辄出言惊世,提出更高更远(必为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从而牵引舆论、掀动社会变革,以此扬名。他们对参与政治有着更为强烈更为急迫的内需。鲁迅到广州后发现北伐军都是学生兵。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杨荫杭(1878-1945):“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不仅中小学生,不少大学生也跑去广州参军。叶挺第24师教导大队,“战士大部分是‘马日事变’后从长沙来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青年团员占多数”。第三营指导员李逸民即上海大学肄业生。学生不读书,一窝蜂去搞政治,个个都想从这条路上走,价值孔道日益单一束窄。青年学生史识既浅,胸襟狭陋,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犹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噪噪然一过,难以为继。他们以文学想象共产主义,以浪漫代替现实,以幼稚从事政治。

      越年轻自然越有冒险犯难的精神,越年长阅历越深,越看到事情的复杂性,越有全局意识,也就越趋于稳健,甚至退回保守,宁慢勿躁。黄遵宪、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均走出青年激进、中年缓和、老年保守的人生曲线。黄遵宪、梁启超晚年都退而不问政事。

      李慎之晚年回忆青年时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问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才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延安一代绝大多数终身未出国门,长寿者20世纪90年代才有机会出去开眼界。

      阅读延安一代及其子女亲友的各种回忆录,发现延安士林普遍缺乏阅读社科理论书籍的兴趣,轻视欧美“资产阶级学说”,绝大多数没有阅读习惯。被誉为“学者型革命家”的乔冠华、龚澎夫妇,1949年后似未啃过大部头著作,闲暇读物主要是文件及参考资料。

      进入晚岁的延安一代,绝大多数保持延安思维特色--只有情绪化的反应,缺乏基础理论修养。1981年,美籍华裔学者聂华苓邀请丁玲访美,聂很快发现:“她的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聂华苓一下就抓住了丁玲“革命者思维”的本质缺陷。“喜欢批评”是革命者的本能,“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指延安一代只有一鳞半爪的“领袖语录”、“导师名言”,没有详细论证思考这些“语录”“名言”的合理性。而掌握成建构的理论体系,需要把握体系所涉及的每一概念,确认体系中每一观点的合理性,并详细考察各论点之间是否抵触,与人类基本价值理念是否吻合,需要“面”的架构,难度高度大大超过仅需一个“点”的批评。换言之,批评只须出示论点,不必出示论据,亦毋须周延性论证。批评所需的价值支撑仅仅来自某一零碎的“语录”。延安一代常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一句“毋庸置疑”便回避了一切质疑。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属于旧式文化加一些马列主义,或曰旧诗词旧小说加马列主义。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他们头脑中储存的是简化后的马列公式、抽象概念。

      延安一代既缺乏前辈士林的传统教育与留洋经历,亦无后辈学子对西学的渴求钻研,学基薄弱,识力有限。在20世纪历代中国士林中,延安一代的知识结构最为单一,视野最为局促。除了在延安输入的革命理论,直到80年代,他们头脑中几无其他不同价值体系的人文知识,更不知西方现代派学说。既然知识结构中没有其他参照坐标,也就不可能得到其他知识体系的校验纠正。粗浅的知识结构与单一的价值体系,成为延安一代的重大代际特征,也是延安一代形成代际局限的根源。

     

    ………………………………………………

      当时中共极力争取小知识分子,他们极易被“洗脑”我没异议。可是,那个年代在文化水平极低的中国怎么可能有很多文化层次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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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做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

    马立明

     

     

      中年人曾被认为是职场中掌握话语权的群体。但在当下社会转型期,这个群体的脆弱程度超出想象。人到中年,从云端跌入谷底,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更痛苦的是,再就业之路同样充满荆棘,“重头再来”难度重重。在这个日益互联网化的社会,留给中年求职者的机会非常有限,公司更倾向于招聘更年轻、更廉价的员工。尤其是一些曾从事传统行业的中年人,即使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恐怕很难在市场上找到相应的岗位了。

      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建立职业用工制度以来,“毕业后工作、60岁退休”成为一种得到公共认可的工作制度。一般认为,人类20—65岁的这段时间,是有劳动能力、可以自主创造财富的时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职业生活被认为是人生命历程的主要意义,没有之一。而职业身份,与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评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是没有工作的人生前20年里,他(她)所接受到的教育,都是为了工作而准备的。而有些人在退休后也在发挥余热,更是将工作贯彻终身。从这个角度而言,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定义了你。

      然而,当我们步入全面网络化的21世纪,突然发现人类的工作模式出现了变化。以下的一些现象,持续地动摇着我们对职场价值的信仰:

      ——在全世界范围内,劳动的机会似乎在不断减少。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走上就业市场。另一个原因是自动化与智能化,大大减少了劳动力需求。

      ——知识的更新迭代在加快。由于网络媒介与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效率确实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这也意味着一批知识老化的劳动者可能会丧失就业机会。尤其是很多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没办法得到更新,造成了难以逾越的“本领恐慌”。

      ——高强度的用工模式。996逐渐成为常态,职业劳动者被驯化为企业战士模式。“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就被压榨到尽”,这形成了当下青年就业的两难。残酷的用工模式,导致劳动者为了适应高度强度的竞争环境,逐渐牺牲个人生活。

      ——结构性的失业。在一些节奏较快的企业里,中年失业已经成为一件结构性的问题。这无关于努力程度,更多的是对于大龄劳动者的一种恶意。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崇尚效率,就会淘汰落后产能。而大量劳动者由于薪金较高、精力减退、被家庭分散精力,而被认为是“落后产能”(哪怕他们曾经以996效忠公司),从而遭遇裁员。大量工作(包括技能性工作)变成了“青春饭”。这种“中年危机”,慢慢从焦虑变成现实。

      有人将失败归类于个体的不努力,但这难免有点简单化。遭遇职场困境的,不乏非常优秀的人,包括曾经有过辉煌实战经验的“老江湖”。其中还有一些人以极端的方式抗争,并成为新闻头条,比如不久前在美国纵身一跃的曾为浙大学霸的华裔脸书员工。半生的努力,依然未能让他平稳度过中年的劫难。当此类事件已经具备一定普遍性之后,它已经具备了社会学意义——它指向的是,我们社会处于一个怎么样的阶段,劳动者到底该如何自我定位?

     

     

    必须认识到,我们进入一个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很荒芜的后工业时代。

     

      建立于18、19世纪的工业体系社会逐渐走完了半场,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已经成为了过去。社会学家涂尔干 (Durkheim)曾经提出,这种工业化大生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机团结”,让职业劳动者按照自己的行业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比如同事、同行等,并构成当下社会的行业共识。但是,随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深化,作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职位提供者之一的工厂,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大大减少。而且,不仅仅是工厂,不少依据“有机团结”而缔造的大型企业,也在悄悄转变经营方式,放弃产业中“重”的部分。依托互联网进行的创新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被认为是新经济的代表,也是后工业时代的入口。

      这种后工业时代,尽管很环保、很便利、很“轻”,甚至创造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财富神话,但是也孕育着极高的风险。乌·贝克(Ulrich Beck)曾经预言到这种工作体制的风险性,因此他在其作品《风险社会》中提出,工业社会逐渐消亡、新的“风险社会”正在凸显。这个社会正在变得高度不确定,习以为常的传统生活方式,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学术讨论中,风险尽管经常被用作健康、环保等议题之中,但不可否定,失业的风险同样是现代人最焦虑的来源之一。尤其是不确定的工作状态,以及高度激烈的人才竞争,令职场成为高风险区。即使充分的教育,也未必能减少这种职场风险。

      而新经济是否能规避这种风险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网红通过网络表演实现了财富自由,但是更多的网络写手、UP主、主播依然处于不温不火状态,财富变现极其困难,这就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劳动无法变现。这与工业时代按劳分配的计件工资,处于完全不同的逻辑。很多中年人羡慕青年们在网络世界赚钱的方式,但话又说回来,这些工作统统都是“干不到40岁”的工作。哪怕是最火的网红,其持续性有多久,能火多少年,恐怕是个问号。当这帮青年进入中年后,也将遭遇转型的痛苦。

      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很难复制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当集体化大生产让位于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人进入了悬空的状态。悬空状态的特征是什么?似乎人人都能轻易找到一份工作,但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是,什么才是长远之计呢?大量的劳动人口,慌张地追寻着职业的不确定性。

      人类是需要确定性的动物。这种看起来充满机遇、但欠缺持续性的“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并未让一个人变得更舒适,相反,它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经济的入口处,尝试找到迅速变现的方法;而找到变现方式的中年人,则受困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遭到了失业的威胁。不论尊严、面子等抽象的概念,衰败的风险一直高维存在,这对于个人的自我认同是摧毁性的。“后工业时代”对人来说是友善的吗?

      “边走边瞧”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对策。长期规划似乎变得无用,职业理想也无从谈起,更多的工作如同流星般短暂地闪耀。大量的人采取一种“守株待兔”的状态,等待着似是而非的“风口”的到来,以博短线的方式获益。

     

     

      英国学者居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曾经使用“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台湾地区翻译为“飘零族”)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被不稳定、不确定、债务与屈辱缠绕,逐渐失去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权力,陷入“弃民”(denizen)状态的劳动者,并称他们将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堆积于系统边缘的“飘零族”越来越多,这些曾经是社会“不可见”的人,在最近频繁出现的民粹浪潮中,突然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他们可能是失魂落魄的破产中年,也可能是“佛”、“宅”、“废”的惧怕竞争的青年。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职场之外。从巴黎的“黄马甲”运动到东京的“为了1500日元而战”运动,再到最近纽约的“地铁逃票者”运动,抗争者的脸谱往往就是处于尴尬地位的“飘零族”。以日本底层运动为例,他们的口号是,“不要被战争与资本杀死”。呼唤职业的尊严与生存的机会,是飘零族的内在呼声。

      在后工业时代,飘零族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他们未必一定是贫困者,或者也赚到了一定的快钱,但是这种悬着飘着的状态,很可能一直深化着他们的恐惧。这种后工业时代之痛,一直在异化着当代劳动者。他们会觉得自己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没有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渠道中,在自认为是弃民的同时,有着浓厚的反社会情绪。

      当现代性大工厂的秩序分崩离析之后,原子性的生存状态,未必能令人变得更自由,反而让人遭遇不安与困顿。社会学家项飚提出“工作洞”理论时,恐怕很多人忽视了它的两面性:工作洞是一种折磨,但同时也是一种归宿、一种自我承认。人被工作所累,但也不能失去工作。工作对人而言,是一种“锚”一样的存在,它确定了人最终的走向。

      飘零族之所以被斯坦丁认为是“新危险阶层”,是因为处于边缘地带的他们,很容易会产生反社会的情绪,从而变成愤怒的抗争者。人们本认为的“后现代”生活应该是充满想象力、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彼岸世界,但是,谁也料不到前方的竟然是民粹主义与愤怒浪潮。越是发达的国家与城市,飘零组成为了失去希望的“末人”,他们成为了繁华都市最极端的破坏者。在抗议运动中,他们破坏城市、破坏家园,用最原始的暴力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乐观表示:未来的世界,工作交给机器去做,人类就不需要干活了。后者可以从事艺术、文学等创造性职业。这看起来是美好的愿景,但是,这些职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吗?这些作品就一定有市场吗?更进一步地说,“不被需要的人”同时也变成了“没有价值的人”,他们的价值怎么体现?对于大部分只适合于程序化劳动的人们,其未来何去何从?后工业时代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因此它在带来愿景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惶恐与焦虑。越是智能的技术,越成为确定性的梦魇。至少,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可以干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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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的老鼠

     

      老鼠令人厌恶;然而它们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人类很好的研究。

     

    能听得懂人的语言

     

      这是发生在某市一个住宅小区的真实的故事。由于鼠患严重,搅得居民不得安生,小区居民不得不集资请来了民间一位有名的灭鼠行家。这位行家经过勘察,发现围墙边的草地上有许多老鼠洞,于是请大家离开,他要开始放药了。但却有几个人不愿离开,在那里好奇地看着,而且还不停地叽叽喳喳议论着。药放下之后,几个钟头过去了,一只死老鼠也不见。大家开始怀疑这个所谓的捕鼠行家只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便对他进行了质疑。

      这位行家不慌不忙地解释说:老鼠之所以不吃鼠药,主要是因为刚才几个人在那儿议论让老鼠听到了,它们知道了放这些诱饵是要药杀它们的,所以便不会上当了,现在我再换另一种老鼠药,你们要想看也可以,但绝对不能开口说胡话。果然,当居民们不再议论后,捕鼠行家重新放置的老鼠药起作用了,不一会儿,地上果然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死老鼠。大家这才相信,老鼠真能听懂人言。

      一些有经验的官方研究灭鼠的专家,通过多年的研究,也发现和总结出了这么一条经验,就是在下捕鼠药前千万不要在现场对别人说这件事,因为很多老鼠是听得懂人言的。许多城市专门具体负责灭鼠的爱卫会工作人员,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和体会。在他们中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有关灭鼠的动员、宣传和技术培训工作不能在灭鼠现场进行。而且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到了灭鼠的地方,就不轻易开口说话,更忌讳谈到有关放老鼠药的事。

      老鼠能听得懂人话?是不是太玄乎了?其实,许多动物是很通人性的,比如狗、猫、牛、马等,它们很多时候也能听懂人的一些日常的、简单的语言。老鼠的智商既然远远比这些动物高,加上它们又经常在人的家居中出现,那它们听得懂人的语言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有的科学家更进一步地说,老鼠不仅能听得懂人的语言,而且还能听得懂一些与它们关系密切的动物的语言,比如为了对付对它们威胁很大的猫和狗等动物,它们也破译了这些敌人的语言。

      与老鼠相比,人类在这方面真是自愧不如,与许多动物相处了几千年,但对它们的语言却一句都听不懂。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老鼠不仅是在听懂人言的情况下才不吃有毒食物,它们还能“主动”地“总结”出了一套特殊的方法,来对付有毒的食物。首先,它们“发展”了自己的感觉系统,使之能够感知某些食物的性质。譬如当遇到苦味物品时,它们一般都不会去动,因为它们似乎知道自然界中许多有毒物质的味道一般都是比较苦的这样一条规律。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老鼠在这方面的厉害,所以在配制鼠药时越来越注意考虑到要去掉苦味,尽量让它们显得甜滋滋的。

      老鼠对于初次认识的新的食物种类,往往是既具有很大的兴趣,又疑虑重重。这时候,它会在食物边转来转去,然后用鼻子嗅来嗅去,小心翼翼地略微吃一口后,就扬长而去了。过了一阵子,如果感觉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证明食物是无毒的,它就会折返回来,放心地大嚼一通。这种天性能够让它们在担当较少风险的情况下,不断扩大新的食物来源。从这点也可看出老鼠的生性很机警谨慎、聪慧狡黠。

      老鼠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能够通过互相学习和沟通来增长知识,可以把对新事物的好恶与同伴进行交流,并且还能作为一种遗传基因传给下一代。它们如果发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食物,不但马上停止吞食,而且还会在这种食物上或旁边留下表示这种食物是有危险的特殊信息,不让其它的老鼠接近,这样不但挽救了自己,也保护了整个种群。法国的科学家还曾做过一个实验,把一种剧毒的新鼠药放入巴黎的一个下水道中,有一只老鼠只吃了一口后便当场蹬腿了,旁边的几只老鼠从头到尾目睹那只同伙的毙命过程,便赶快离开了。几个小时之内,消息就传遍了全城的老鼠之中。之后,无论把鼠药放在哪一个排水沟中,也再没有一只老鼠去接触它。科学家因此认为,这些老鼠具有极精巧的神经感知系统和极强的信息传递能力。

      老鼠最初对付鼠药的方法是在体内产生抗体,但随着鼠药的毒性越来越猛烈,光靠抗体已难以保护自己,它们便“与时俱进”地开始“研究”其它的对策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它们竟然懂得了去寻找一些富含维生素E或K的食物来吃,因为这些物质有助于解毒。待到人类开始发现维生素E、K的解毒作用时,已比老鼠晚了几十年。

     

    智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了8岁的儿童

     

      小小的老鼠竟然具有这么多令其它许多脑容量更大的动物都会自叹不如的能力,这不能不引起许多科学家的兴趣。他们经过研究后,得出了更加惊人的结论:老鼠不但智力远远高出了许多体型庞大的灵长类动物,而且一只诞生5一6个月以上的成年老鼠的智商,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8岁的儿童!

      人类在8岁这个年龄段,智力基本上是尚处于对许多事情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阶段。在大人的言传身教下,他们能够初步认识到一些危险的事情,知道了哪些事情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但他们的这种认识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直观的、感性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阶段。一旦碰上了一些更复杂的、隐蔽性更大的危险,那他们可能连到底是不是危险都难以分辨出来,更别说懂得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规避这样的危险了。而成年期的老鼠则不然,它们在遇到人类设置的种种意在谋取它们生命的“陷阱”时,所表现出来的成熟和机巧,比起那些8岁的儿童来,那可就高超得多了。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便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也在他的《黠鼠赋》中,描写过这样一只老鼠:它被人关进一口箱子后,先是急得乱蹿乱撞、吱吱乱叫。然而,过了一会儿,箱子里面就悄无声息了。人们觉得奇怪,便打开箱子来看,见到那只老鼠嘴角带有一点血迹,四肢朝天、双眼紧闭地躺在箱底,大家以为它已死去,便把它倒了出来。谁知它一着地,便马上翻转身子,一溜烟地跑掉了,让看的人们目瞪口呆。从这点便可看出,老鼠不仅聪明,甚至还会靠玩弄诈术骗过人类来挽救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计谋,8岁的孩子恐怕是很难想得出来的。

     

    惊人的进化

     

      科学家发现,灵长类的大脑呈螺旋状,但是老鼠的大脑却是一片平滑,很少有那种通常是标志着隐藏智慧的皱折,但这为什么一点也不影响老鼠具有远远超过其它动物的、惊人的智慧呢?

      多少年来,在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中,老鼠在体形和力量上一直总是处于弱势的地位,许多动物都以老鼠为主要的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在这种不利情况下,为了使得自己的种群不被灭绝,就迫使它们不得不进化出更能适应环境和保护自己的本领来。

      老鼠的成功进化主要在几方面表现了出来。首先,因为它们在形体上太弱小,所以它们只能在智力方面“下功夫”,以智力来保护自己。关于老鼠在智力方面的高度进化,我们从上面的叙述中已经充分地领略到了。

      此外,它们还能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从炎热的赤道到酷寒的两极,就是在温度达到90℃以上的温泉或零下40℃-50℃的极地,都可见到这些小东西活跃的身影。甚至在原子弹的废墟上最早出现的动物也是老鼠,如1954年,美国在位于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比基尼环礁试爆了世界第一颗氢弹以后,使岛上受到严重的核污染,海面下的珊瑚礁也遭到了彻底毁灭,整个海岛一片死寂,寸草不生,动物似乎都绝了迹。但是过了一些年之后,老鼠又在这个岛上出现了,它们体内的基因发生了变异,体形变得更加强壮和巨大,适应力和繁殖能力也更强了。

      在食物上,老鼠也表现出了特别强的适应能力。它们什么东西都吃,从五谷、蔬菜、植物根块,到肉类、皮骨、甚至人类穿着的皮鞋、钮扣。饿极的时候,它们还会用它们那坚硬锋利的牙齿啃食木头和墙壁、橡胶、塑料及其它一些无机物。即使是毒如蛇蝎,它们也照吃不误,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群鼠与毒蛇相斗,最后咬死毒蛇,吞食蛇肉的景象。

      老鼠免疫力也特别强。很多医生都知道,许多能致人及其它动物于死地的凶猛的病菌和病毒,却连老鼠的皮毛都不能伤及。这就是为什么老鼠生长在那么肮脏污浊的环境中,却很少患病的原因。

      老鼠的繁衍能力也极为惊人。众所周知,老鼠的性器官成熟很早,有些老鼠出生后才两三个月,在身体的其它部位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情况下,就能受孕,每24天至28天就可繁殖一次,每胎可以生仔六七只,一对老鼠一年可以产下2000只后代。

      最后说到老鼠“修炼”出的本领,那真可谓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动物界真是无“人”能出其右,它们会游泳、上树、爬墙,会打洞,筑巢,能钻善跑、能撕善咬。有的甚至还能飞,东南亚丛林中就有这样一种能飞的老鼠,它们借助前后爪间长有的多毛的膜,可以在空中飞出80多米。最厉害的还是非洲的一种老鼠,它们能从身上挥发出一种毒气,能使猫或者其它一些小动物闻到后昏迷不醒,最后成了它们口中的美餐。

     

    …………………………………………………………

      以上文章似乎对老鼠的聪明程度的评定太过了;不过老鼠确实有惊人的生存能力。我在“北大荒”当“知青”时对此深有体会,尤其对老鼠的超强的繁殖力印象深刻。在“北大荒”,农田里的鼠害特别严重。人对此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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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这样一次海难

     

      据说这是一直被尘封的中国特大海难事故,最后的中国海员2名幸存者在印度洋上挣扎24天漂流1000多海里。

      1986年2月7日,水手长张周生、水手郭德胜和三十几名中国船员来到罗马尼亚紧靠多瑙河畔的布拉伊位市。中国船员是奉命到这里接一艘叫德堡的货轮回国的。德堡轮载重量为5000吨,它是罗马尼亚以记账贸易形式为中国建设的8艘货轮中的一艘。

      第二天张周生和一些船员来到船上,他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企业管理松松垮垮,工人干活吊儿郎当。而这些最终体现在德堡轮的质量上。罗马尼亚一家船厂为中国建造的这艘货轮质量极差,居然通过了监造小组的验收。

      这次来接德堡轮的船员,有不少是老水手。德堡轮的质量使他们大为吃惊,这些罗马尼亚人也太不拿中国人的生命当回事了。且不说船体内部,连驴粪蛋外面光也做不到。铁锈没刮就漆上油漆,第二天油漆就起了皮。布拉伊拉夜间气温零下20多度,早上,船帮上结下一层白霜,工人们不除霜就在上面刷漆。机舱里管路布局零乱,到处磕手碰脚;机器质量粗糙;密封胶条质量很差,主甲板防水门密封不严;甲板上吊杆没插安全销;第一货舱的吊杆架用的是难以承受重力的点焊;第二货舱的吊装滑轮还少个螺丝;有的舷窗不能盖紧;试车时,驾驶台上的仪器总出故障……当中方的船员向罗方提出交涉时,罗方不是强调天气冷就是用各种理由搪塞。一句话,木已成舟,船是你们的了,再说什么也白搭。

      这艘船在3月份尚且问题百出,而在一月份中方的监造小组居然已签字验收了。这并非是监造小组不负责任,和质量相比,当时政治因素仍是第一位的。我们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当时罗马尼亚独裁者是中国的“铁哥们儿”;然而对方则是毫不客气地杀熟,让中国人做冤大头。

      3月11日,在德堡轮上举行了隆重的换旗仪式,中国35名船员在甲板上列队,在罗马尼亚和中国的国歌声中,罗马尼亚的国旗缓缓落下,中国的国旗冉冉升起。此时,德堡轮正式成为中国的船只。

      3月17日,德堡轮离开布拉伊拉,开始了它的船刚行了一个多小时,就出了故障,机舱的配电板就跳了闸,指引船向的螺经仪也随之失灵了。修了两个多小时,下午才继续航行。

      3月18日下午,德堡轮到了康斯坦萨港,这是欧洲一个比较大的港口。德堡轮将在这里装货。船抛锚后在用水冲洗甲板时,应急消防泵启动10分钟马达就烧了。

      21日晚11时,德堡轮到码头开始装货,货物是钢材(盘条),他们早有耳闻,罗方的装货质量不高。货装得不好,遇到风浪货物就会发生移位,就可能导致船的倾覆。为了保证质量,他们特别加强了监仓工作,水手中除了值班的外,其余的全部进行监仓。尽管如此,罗方仍不能保证质量,有的堆放得很松,还有的盘条捆得不紧,吊起来就散了。装装停停,原定三四天就能装完的货,却装了9天,一直到30日上午才把货装完。

      按照航线,德堡轮将先到赛德港的埃及运河口,过苏伊士运河再进入红海。可是,当时的红海常有海盗出没。特别是夜间,海盗船会突然开上来抢劫船只,杀人越货。为了避免和海盗遭遇,船长决定白天到运河口。4月1日下午16时,德堡轮离开码头。在行驶中,又发生了几次跳闸。走走停停,4月4号,抵达埃及运河口的赛德港。

      过运河前,船需要加水。可是,船尾的绞缆机却出了故障,操纵手把的两个弹簧因生了锈而失效,无法使用。4月4日夜里3点德堡轮才起锚。

      4月5日下午3点德堡轮通过了运河口,停泊在苏伊士湾。运河管理部门要等收到过河费用才允许离开。在苏伊士湾停泊了3天,4月8日,德堡轮起锚进入红海。

      仅航行了不到一天,4月9日,轮机又出了故障。这时,船上的油漆也开始脱落。红海不仅有海盗出没,而且两伊战争正打得难解难分。红海的主航道周围布满了水雷,船偏离主航道就有被炸沉的危险。当时,本应停车修理。可是,一停车船就可能漂离主航道触上水雷,不停车就只能让机器带病运转。船长做出决断,不停。

      一直到4月12日傍晚,船出了红海口进入印度洋才抛锚。抛锚的水域是也门共和国的领海,当时,也门正发生内乱。船刚停下,一艘也门军舰便开过来让德堡轮立即离开。无奈,德堡轮只好开到也门共和国对面的吉布提水域停泊。轮机长检查轮机,发现推力轴承的推力块已烧坏,推力主颈也拉出了伤痕,需要用机床重新磨光。船上没有修船设备,只好向中国驻吉布提大使馆求援。可是,吉布提像个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这项修理任务。德堡轮只好和香港友联船厂联系,请他们前来协助修理。

      几天后,一名工程师来到吉布提。罗方也派来5个人,并带来了备件。装上后,6月2日进行试车。按规定,试车要开4个小时快车,但只试了两个小时,验船师就说行了。起航前,船长特地召开船务会议,强调一定要保证航行安全,过印度洋时,无论如何不能停车,实在不行就降到最低速度。如果停车,载重量仅5000吨的德堡轮在印度洋的风浪中就有倾覆的危险。连修带等,德堡轮在吉布提水域呆了近两个月。

      6月11日下午,德堡轮起锚航行,刚走了近一天,电机又出了毛病,只好停在索马里海面上修理。故障排除后,13号继续航行。

      按照预定航线,德堡轮应从红海口穿印度洋直插马六甲海峡,到南中国海回到广州。6月,印度洋正刮西南季风。强劲的季风从西南吹来,在海面上掀起起伏的大浪。德堡轮迎风航行,被季风顶得喘不过气来,像一片树叶随着大浪一起一伏。

      风大浪高,轮船的发动机又是苟延残喘,带病运行,无法开足马力。德堡轮只好选择另一条航线,往南,经过赤道附近的无风带,再往东,这样就可以避开风浪。可是,往南开正是顶风,只好先往东开。

      6月16日晚8点50分,人们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主机出现故障突然停车。德堡轮失去了动力,只能任凭风浪抛来抛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9点10分,主机冲车起动,船摆动的更为剧烈,人们突然听到哗的一声巨响,像是山体滑坡又像是什么坍塌,水手们本能地感觉到,是货物移位了,随着这声巨响船猛地向左倾斜30多度,就在这时,冲车的轰鸣声嘎然而止,主机又停车了。船继续猛烈摇摆。正在宿舍的张周生顺手抄起一包烟和一包火柴和两名海员往甲板上跑。船剧烈摇晃着,使人迈不开步。一层甲板离顶甲板有4层楼高,他们只能扶着餐厅那固定的桌椅一步步挪到窗口,从窗口爬出。当他们来到驾驶台的时候,大部分船员都已穿好救生衣来到甲板上,船长命令发报主任迅速发出遇难求救信号。这时,船仓已开始进水,人们撤离机仓,上到甲板上来。船长和政委站在驾驶台上。船长命令二副到发报房把应急发报机拿出来放到救生艇里。船长又问报务主任把求救电报发出去没有。报务主任回答,求救电报发出去了,因为天线低,可能效果不好。

      船员们迅速把固定在大船上救生艇的钢丝绳解开。船继续向左倾斜。这时右舷救生艇已靠在第5层甲板的舷墙。这样,即使救生艇落入水中,也只能是扣着的。右舷还有一个充气橡皮救生筏。一名水手拉开了救生筏的气阀,救生筏在空中胀开,却卡在船边栏杆上放不下去。一级水手郭德胜和另两名船员迅速上前,把卡住的救生筏用力从栏杆中拽出。人们都围在救生艇旁,死死抓住上面的扶手绳。

      随着船的继续倾斜,右舷墙已变成地板,人可以站在上面,船体向左倾斜已近90度,船开始下沉,海水迅速地把船尾吞没。船像一只斜插入水中的大鲸。海水迅速地向中间漫延,船上如死一般寂静,每个人都死死地抓住绳子。唯有船长沈永毅没有上前。这位有着几十年航龄的头发花白的老船长正面临他一生最大的痛疚──船毁人亡。他神色沉重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似乎并不想离开。张周生把老船长拉过来,让他抓住救生艇的绳子。船体在迅速下沉,海水没过脚面,小腿,就在船沉的瞬间,救生艇漂了起来,沉船形成了巨大漩涡,不少船员在漩涡中撒开了手中的绳子,张周生依然死命地抓住绳子,救生艇底朝天扣在海面上,船员们在大浪中挣扎着,他们救生衣上的小灯在波涛中一闪一闪。张周生看见那个救生筏在离救生艇三四十米的地方漂着,上面亮着一盏灯,随着波浪一起一伏。这时,想把救生艇翻过来已不可能(后来,他们曾在广州做过一次试验,在风平浪静中想把一个救生艇翻过来最少需要40人)。

      他对船长说:“我游过去。”船长说:“你要小心。”张周生游到救生筏旁,筏子里都是水,他爬上筏子。这时,有的船员也向筏子游来。张周生把他们一个个拉上筏子,当他拉上第4个人后,在海面上再也找不到一盏闪亮的灯光了,周围一片漆黑,一片寂静,大海不动声色地吞没了一切。

      爬上筏子的5个人是:水手长张周生,32岁;机工郭卫朝,30岁;副水手长朱亮杰,50岁;一级水手郭德胜,31岁;还有一名二副,30岁。

      他们用急救盒里的剪刀剪断了救生筏连在大船上的绳子,救生筏漂开了。张周生从水中捞出一个救生袋来,救生袋因一端用绳子拴在橡皮筏上而没被冲走。他们又捞起水中的一根小木桨。救生袋里有压缩饼干,鱼钩和钓鱼线,一个防水电筒,还有一束专门为求救用的一拉就喷出火焰的求救信号,可惜的是,最珍贵的淡水丢失了。

      5个人蜷曲在长2米、宽1米的橡皮筏里,大家惊魂未定,神色木然,谁也没有说话。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疾,像是一场恶梦。刚才,大家还在一条船上说说笑笑,转眼,就剩下他们5个人了。他们相互靠着,度过了漆黑恐怖的一夜。

      早晨,茫茫的印度洋被曙光照亮。大洋上只有他们这个孤零零的小橡皮筏,再也没有任何同伴的影子。5个人知道,虽然他们昨天幸免于难,但未来却生死难卜。在茫茫大洋上,他们的小橡皮筏微弱得如一脉草叶,没有任何主宰的能力,只能听天由命,任其漂泊。他们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必须同舟共济。

      大家一致推选张周生为他们的头头。张周生是水手长,32岁,年纪轻,身体好,已有10年航龄。上午,他们用罐子把水舀出,又用衣服把筏底的水吸干,整整忙活了一个上午。下午,一个浪打来,橡皮筏失去平衡,又翻了一次,他们又一通忙活,把水舀出。为了保持筏子的平衡,防止再翻,他们每个人都坐在边上,把脚伸到中间。

      张周生把压缩饼干分成5份,每人一份。一天一人两小包,每小包3小块,每块有麻将牌大小。早晨一小包,晚上一小包,中午就忍着。他们算了算,这些压缩饼干够吃一个多星期。他们相信,一个星期内他们就会获救。

      现在,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不是缺少食物,而是淡水。张周生提出,从今天起,每人喝自己的尿,这是获取水分补充的唯一办法。

      大家并不感到特别悲观,他们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获救。按规定,德堡轮每天和总部联络一次,报告航船的所在方位,天气不好时每天要联络两次。即使总部收不到他们的求救报告,两天内总部接不到他们的方位报告,就会估计德堡轮出事了,就一定会想办法寻找他们的下落。他们相互鼓励,一定要活着回去,把这次出事的原因告诉大家,让遇难的兄弟死得明白。5人约定,这次大难不死,回广州后一定到白天鹅饭店喝茶。

      下午,张周生捏着鼻子把排出的小便喝了下去。小便又涩又苦,温吞吞黄澄澄地令人作呕,端到嘴边,臊味直冲鼻子,可是,不喝,就可能意味着死亡,人不吃食物可以活十几天,但不喝水,最长的期限只有一个星期。郭德胜也强迫自己把小便喝了进去。其他3个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尿刚一到嘴边,就反胃哇哇地要吐。最后,谁也没能喝下去,这唯一能补充体内水分的尿被白白倒掉了。

      他们迎来了沉船后的第二个夜晚,夜色把落日的最后一抹余辉熄灭,印度洋渐渐暗了下来,最后沉入无边的黑夜之中。他们抵足而睡,橡皮筏随着波浪一起一伏。

      第3天, 一种说不出名的皮肤病也在严重地折磨着他们。从沉船的那天晚上,他们的衣服就没有真正干过。白天,浸了盐分的衣服被太阳一晒,硬得像盔甲,晚上,衣服一返潮,湿糊糊地贴在身上一点不透气。他们每个人全身都长满了小红点,小红点又痛又痒,被铁甲般的衣服一磨,流出了脓血。用海水一洗,每个小泡都留下了一个小洞。浓血的腥臭味招来了鲨鱼,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橡皮筏旁游来游去,钻到筏子底下,不怀好意地用身子顶筏子,想把它掀翻。

      张周生和郭德胜坚持喝自己的小便。尿经过吸收,变得更难喝,但他们还是坚持喝了下去。他们试图补充些食物,便拿出鱼钩和鱼钱。没有鱼饵,他们就把布条子钓在鱼钩上(以前他们曾用这种方法钓过鱼)。罗马尼亚人提供的鱼线也是劣等品,又细又不结实,被鱼一挣就断了。从海里获取食物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头两天,他们还聊天,说笑话。第三天,难挨的干渴开始煎熬他们。特别是朱亮杰、郭卫朝和那名二副,没有水分的补充,体内再也排不出尿了。嘴唇干裂出一道道口子,人也变得无精打采,蔫蔫的像被太阳晒蔫了的小草。吃饼干的时候,口腔里没有唾沫,压缩饼干像是干沙土面,在嘴里来回搅拌就是咽不下去。

      现在,能解决干渴的唯一希望就是下雨,他们多么希望下场雨啊!可是印度洋的天空晴得没有一丝云彩,只有太阳明晃晃地照着。5个人中身体最弱的就是副水手长朱亮杰,一上筏子,朱亮杰就浑身不停地哆嗦,3天来,总是忧心忡忡,很少说话。

      他们在海上搜索着,希望海面上出现搜寻他们的船只,天空出现飞机引擎的声音,可是,没有。无边的大洋波飞浪涌,一望无际的灰蓝色,连海鸥的影子也难找到。

      第5天,人们已无力说话。干渴强烈地折磨他们,嗓子眼和胸腔像是被火焚烧,他们像是被太阳曝晒的鱼,每个细胞的水分都被阳光和海风榨取干净。特别是朱亮杰,因为严重脱水,皮肤变成毫无光泽的青灰色,嘴凹下去,两腮干瘪,像是被风干了的木乃伊。

      晚上9点钟,他们看到远处有灯光闪亮。灯光在海上一起一伏。凭经验,那可能是几条渔船,离他们有几海里,他们心中燃起一丝希望。可是,强劲的季风使他们无法让橡皮筏向渔船靠近。他们想用灯光联系,罗马尼亚的防水手电也是破烂货,根本不防水。里面的电池被水一泡,已流汤变软,无法使用。他们连拉了几根求救信号,闪亮的火花划破夜色,希望对方能发现他们。可能是离得太远了,橡皮筏子又低,对方并没有发现他们。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灯光离他们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第6天、朱亮杰已经不行了,手脚开始不停地抽搐。嘴里塞满了饼干,咽不下去又不愿吐出来。两只眼睛大睁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大家束手无策,只能安慰他:“老朱,你要坚持,坚持一天就有希望,国内就会派人来救我们。”下午5点,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断了气。

      4个人把朱亮杰缓缓放入水中,一边放一面说:“老朱,你先走一步,在那里等我们,我们随后就到……”。朱亮杰的身体在水中忽悠一闪就不见了。死神的阴影笼罩着剩下的每个人,他们知道,如果在一两天内他们不能获救,就会像朱亮杰一样。

      他们对国内来搭救他们已彻底失去了信心。经过六七天的漂泊,他们离出事地点越来越远,即使搭救,搜寻起来也十分困难。现在,他们只能凭运气,被过路的船只发现,在茫茫的大洋中这样的概率几乎是零。

      第5天上午,二副在焦渴中闭上了眼睛。三个人把二副放入海中。第8天夜里,郭卫朝也离开了他们,走得消然无息,早晨醒来,小郭的身体已经僵了。两人把小郭放入水中。

      现在,5人中只剩下张周生和郭德胜了。他们已渴得说不出话来。让他们死不瞑目的是,他俩死了,将不会有人把沉船的真相告诉大家。布拉伊拉造船厂还有七条货轮没有交货,而此时,国内各种传言蜂起,有人说他们判逃了,有人说他们被海盗抢劫了,人被杀了,有人说他们的船沉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看到任何寻找他们的迹象。是国内没有找到他们还是根本就没有找他们呢!他们当然不知道,在德堡轮出事后的第8天,船运公司才把德堡轮失踪的消息报告交通部,当时,他们已漂泊了四五百海里。

      第9天、他俩还能排出点尿来,尿只有一小杯,颜色像浓浓的红茶,散发着呛人的氨水味,两人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他们又迎来了印度洋一个漫长的夜晚,他们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醒来。

      半夜,他们突然被一阵雨打篷布的声音敲醒。下雨了!他们像触了电似地腾地坐起来。张周生撩开篷门,真的下雨了!密集的雨点从天而降,敲打在篷布上,橡皮筏上,发出悦耳的声音。下雨了!他们兴奋地喊叫着,把头伸到外面,张开嘴接下来的雨水。雨滴打在他们的脸上,头发上,打在焦渴冒烟的嘴里,打在干裂的嘴唇上,那份甘甜,清凉,任何琼浆玉液都无法相比。他们撩起篷门兜落下的雨水,雨水顺着篷顶漏斗的管子流下来,他们嘴对着管子,贪婪地往嗓子眼里灌,肚子喝满了喝胀了喝得直往上漾,还是拼命地往下喝,他们渴坏了也渴怕了,他们要把以前欠下的,以后需要的,全部喝下去。喝够了,两人把雨水收集到一个塑料袋里,大约有5公斤重,这样,足够他们坚持一个星期。

      从那天晚上开始,老天爷变得格外慷慨,几乎天天下雨。他们积攒了几十斤水。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漂泊到一个雨水带。可惜,其他3个同伴没能等到这一天。

      他们的生命被雨水激活,象枯萎的枝叶重新舒展。绝处逢生使他们增强了活下去的信念。看来,老天爷还不想让他俩死,他们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摆脱了干渴的煎熬,又面临着断粮的威胁。当时,他们估计一个星期就会获救,没想到会漂泊这么长时间,压缩饼干已所剩无几。他们把每天两小包改成一小包。后来,一天一小包也维持不下去了,就缩减为一天一小块。那块只有麻将牌大小的压缩饼干就成了他俩的圣餐。每天,实在饿得无法忍受,他们才吃它,放到嘴里反复咀嚼,慢慢品尝,舍不得咽下,掉下一个渣也要赶快用手沾起来放到嘴里。他们就这样在海上漂泊了一天又一天。他们不知道漂了多远,也不知道漂泊到了哪里,只有手上那块防水手表,忠实地滴答滴答走着,告诉他们已漂泊了的天数。还有那鲨鱼,仍锲而不舍地尾随着他们,好像认定他们会成为它们的口中食。

      第15天时,他们看见了一艘轮船,离他们有十几海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在海平线上。

      第18天的时候,他们最后一块压缩饼干也吃完了,彻底地弹尽粮绝。9天前那重新鼓起的勇气也慢慢地消耗殆尽,被一度赶跑的死神又稳稳地坐在他们的筏子上。他俩只不过是比那些早走的人更多地体味──除了干渴还有饥饿──生命被折磨的漫长的死亡过程。

      压缩饼干吃完了,空旷的胃需要填充,饿极了,他们就吃包装纸。包装纸没有任何滋味,他们把它一点点咬碎咽下去。包装纸吃完了,就把橡皮筏上用来充气的皮老虎上的一小块牛皮扯下来,分成两块,吃了下去。牛皮吃完了,橡皮筏上还有几个用来堵漏的木塞。他们把木屑一点点抠下,放进嘴里,像吃中药那样用水送下去。木塞也吃完了,筏子上凡能咬得动的东西都吃光了。

      第20天的时候,一只海鸥可能是飞累了,想找一个栖息的地方,在筏子周围盘桓了一圈后便落在上面。早就盯视已久的郭德胜猛地伸手把它抓住。海鸥只有二三两,味道极腥,两人像饿红了眼的狼,连肉带骨头,一起吞了下去。第二天,又捉住了一只。以后,他们就再也没这样的运气了。早晨,偶尔有几只被风浪卷起的小飞鱼落到筏子上,他们就忙不迭地抓住,塞进嘴里。

      实在饿得受不了时,两人就喝水。肠子像是不打弯的水管子,从嘴里喝下去,就从另一端排出来。没有任何颜色,如同清水。

      他们已经在海上整整漂泊了3个星期。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体轻飘飘的没有一点份量,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周围依然是无边的大洋,那几条鲨鱼仍在不屈不挠地跟着,他们已感到极度绝望。

      夜里,张周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母亲,母亲10年前就去世了,那时他刚从海南插队回来,成为一名水手。他看见母亲在前面走着,他大声地喊母亲,母亲像是没听到头也不回地仍往前走,越走越快,他边追边大声地叫着,母亲从始至终也没回头看他,越追越远,最后消失了。他醒了,久久琢磨着,母亲为什么不理他呢!他不知这个梦是凶是吉。

      第二天、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全家给他办丧事,来了不少亲朋好友,十分热闹。妻子让刚满3岁的女儿小妮捧着他的照片在前面走。女儿一下子把照片推开,说:“你们都胡说,我爸爸没死,他还活着,他的船坏了,修好就回来。”

      他醒了,久久沉浸在刚才的梦里。女儿刚满3岁,是他的掌上明珠,每次出船,他都把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带着,放在床头。女儿那甜甜的笑脸总使他心头漾起一种幸福的情感,陪伴他度过寂寞的航程。每次出海回来,一进家门,女儿总是张开小手叫着爸爸像蝴蝶一样扑到他怀里。这次离家时,女儿已睡下了。他走到女儿床前,女儿冲他挥挥小手:“爸爸你走好。”他觉得,这一次,一定是女儿托梦给他,告诉他一定能回家。女儿的话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他一定要挺住,说不定他们将会被搭救。

      第22天的时候,他们已经奄奄一息,处于一种半醒半昏迷状态,生死两界已不分明,他们在生死两界间飘忽不定。他们躺在救生筏上,就像是两具尸体,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有时彼此看看,只有那转动的眼珠在告诉对方还活着。现在,就是海鸥落在他们眼前,也无力捕捉了。

      1986年7月10日,他们已经在海上整整漂泊了24天。他们昏沉沉地躺着,已处于一种弥留状态。

      下午5点多钟,他们突然听到汽笛声。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濒死的生命突然激奋起来。他们挣扎着从篷布里爬出来,船!在离橡皮筏几十米的地方,停着一艘大船!两人同时喊叫了一声,就像一堆稀泥一样瘫在了那里。他们仅有的一丝力气都在这声喊叫中用完了。

      这是一艘日本滚装货船,三井丸号。运送汽车从欧洲回来。此时,他们的橡皮筏正飘离主船道不远的地方,当时值的是船上的大副。看见海上有一个橡皮筏,就把船靠拢过来。他们观察了10分钟也没看见动静。以为是一口空筏子,就拉响汽笛准备开船。正是这声汽笛震醒了他俩。

      他们再一次绝处逢生。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正漂泊到离马尔代夫不远的地方,已漂泊了1000多海里。

      三井丸号放下一只救生艇,一名二副把他们扶上救生艇,然后把他们拉上大船,抬到医务室。船上的医生帮他们脱下那身又硬又脏的衣服,为他们裹上毛毯。又端来牛奶,一勺勺地喂他们。随后,又端来很薄的稀粥。稀粥又黏又烂,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他们已有24天没闻到米香了。

      这一切恍若梦境。一个小时前,他们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现在,一切都那么安详恬静。洁白的床单,亲切的微笑……那曾吞噬了33名船员兄弟的印度洋依然波涛涌动,但危险已远离他们。

      船长叫白木昭治,50多岁,他亲切地问他们是哪家船运公司的,好帮他们和公司联系。张周生和郭德胜都不懂日文,船上又没有翻译。张周生便在纸上写了广州船运公司几个字。船长端详了半天,摇摇头。张周生想起日本人把公司都叫株式会社,他就写了广州海运株式会社几个字。船长明白了,说马上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中国国内取得联系。并请日本国内为他俩办好签证,船把他们送到神户,从神户坐飞机到大坂,再从那里坐飞机回国。

      很快,一份来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报告送到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手中,报告说日本三井丸船在印度洋救起了两名中国船员。国务院通知交通部部长钱永昌,钱永昌意识到这可能是失踪近一个月的德堡轮的船员。立刻会见了日本驻中国大使,询问三井丸号现在的方位,并希望能在新加坡停靠,让两名船员从新加坡尽快回国。

      在船上的几天里,张周生和郭德胜受到日本朋友无微不至地照顾,处处感到他们的深情厚意。知道他们的胃消化能力差,每天都为他们熬又烂又黏的稀粥。把苹果榨成果酱,喂他们吃。船长和大副每天都几次来看他们,嘘寒问暖。怕他们寂寞,船员们一有空就到房间里和他们聊天。

      7月14日,也就是他们被救起的第四天,白木昭治船长告诉他们,国内已知道他们得救了,说中国希望他们能从新加坡回国。

      回国!他们心中像燃起一团火。24天的日日夜夜,24天的生死漂泊,支撑他们的就是这两个字──回国。

      7月15日,三井丸号到达新加坡。全体船员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会。日本朋友打开香槟,雪白泡沫浓郁的酒香溢满了大厅。漾溢着四海船员皆兄弟的情谊。船员们举起酒杯,为他们回到祖国和亲人的怀抱祝福。

      白木昭治船长还为他们深情地唱了一支日本民歌。张周生也唱了一支电视剧插曲,可是,因体质太弱,只唱了两句便接不上气。日本朋友仍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们的衣服不能穿了,日本朋友纷纷拿出自己崭新的衣服、鞋、袜子、皮带送给他们。

      中国驻新加坡商务处的代表和中国远洋公司的船运代表到船上来接他们。沉船后,他们朝思暮想,希望国内派船和飞机来营救他们。现在,他们终于看到祖国来的人,委屈、激动的泪水汹涌而出。

      就要和三井丸号离别了。船长亲自扶着他俩走下舷梯。甲板上,全体船员以水手的礼仪列队为他们送行。他们紧紧握着船长的手,深感日本朋友的救命之恩,惜别的泪水扑簌簌流下。他们和日本朋友挥泪告别。

      再见,白木昭治船长!

      再见,满上重章二副,滨汉利行三副!

      再见,亲爱的日本朋友们!

      你们的救命之恩,将永志不忘!

      三井丸号驶抵日本后,中国大使馆举行了盛大的酒会,宴请所有船员和他们的妻子。向他们表达中国政府的诚挚的谢意。

      值得一提的是,几个月后,布拉伊拉船厂建造的另一艘5000吨货轮“柳堡号”返航回国。汲取了德堡轮的教训,中国航运公司这次特派了两艘船进行护航。在过印度洋时,船员们把罐头和水果抛向海中,祭祀那些遇难的亡灵,也祈求他们保佑柳堡轮平安。他们平安渡过了印度洋,船到新加坡后,以为不会出事了,使取消了护航。没想到柳堡轮刚航行了一天主机就出了故障。失去动力的柳堡轮在风浪中被抛来抛去,面临重蹈德堡轮复辙的危险。幸好附近有一艘中国远洋货轮,他们急速赶来,在它周围护航。最后广州来了拖轮,把柳堡轮拖回广州,才免遭厄运。

      令人费解的是,这样的特大海难事故,由于历史原因,居然一直被尘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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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岁的北岛

    原名“那个愤怒的北岛已经70岁了,现在的他向岁月投降了吗?”

    黄亚澜

     

      我想人们都知道北岛的诗《回答》,即便不了解全诗,那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定不陌生。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北岛写下《回答》时,也不过才二十来岁。那时的他与大多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样,胸中沉淀着郁气,不吐不快。年轻的北岛的诗歌,振聋发聩,铿锵有力,那是一种“革命的腔调”,让人无处可逃。

      不过北岛后来并不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诗;他认为那时候的他太过年轻,在翻云覆雨的时代里,像是一只被困住的野兽在竭尽全力地嘶吼与咆哮,是犀利的,也是直白的。

      当你将这种犀利与直白的标签直接贴在北岛身上,甚至一直因为这种“革命的腔调”爱着他的时候,2009年北岛在某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他写道:“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在文章最后,北岛说:“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

      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不少批评者都认为北岛如今变得功利了,不再愤怒了,开始向岁月投降了。北岛后来解释说:“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其实能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

       那时候有人问他,现在已经60岁的您,对于愤怒是怎么理解的。北岛说:“我依然愤怒,老愤青一个。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是的。说这个话时的北岛已经是60岁了,在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与多年的异国漂泊之后,对于情绪表达和文字控制的关系已然有了新的认识。

     

      北岛原名叫赵振开,生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是北京大院儿子弟。

      北岛曾经描述过他记忆里的童年,那时父亲的书架上,最上面那层永远摆的是马恩列思毛的经典著作,代表着时代的正统。父亲的领导还会时不时地来找还是小朋友的他们谈话,了解父亲平常的言行举止。

      在这样的成长氛围,北岛几乎是被浸泡在一个高度符号化的汉语池里,慢慢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但后来,随着一些远行,他的感受有了变化,渐渐从以往的桎梏中逐渐走了出来。

       北岛曾回忆在北京的日子里,那是1970年的春天,他和朋友史康成、曹一凡去颐和园划船,史康成站在船头朗诵郭路生(也就是“食指”)的《在你出发的时候》为“上山下乡”的伙伴送别:“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

      另一位朋友接着诵读到:“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即是食指那首著名的《相信未来》,末尾写到:“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北岛在回忆时,将此情此景这样形容:“如轻拨琴弦,一下子触动了某根神经”。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也就是食指出现以后,中国诗歌处于地下状态长达十年之久,已逐渐形成众多的流派,个人的风格也日趋成熟。

      1976年九月的一天晚上,芒克、黄锐和北岛像往常一样在黄锐家的小院喝酒聊天,北岛突然提议说:“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大家先是一愣,继而极度兴奋。后来他们又把周围的朋友聚到一起开会,商量细节,就这样在1978年,文学杂志《今天》被创立,并由北岛担任主编。

      对于《今天》,北岛曾经这样描述过:“《今天》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那就是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

      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这是北岛对于诗歌的豪情壮志。

      北岛几乎是一个理性的诗人,在他的诗歌里面,鲜有对风花雪月的描述,大多都是家国情怀的感悟,原本的北岛是一名极具代表的先锋诗人,但是当他经历了种种人间百态和客居他乡的流离之后,再加上他的好朋友遇罗克的死直接触动了北岛,导致北岛开始对那个时代产生怀疑,开始产生思考并且发问。

      自1989年以后,北岛离开祖国,开始在世界各地漂泊旅居,有四年时间,甚至流连于六个国家。从西柏林到莱顿,从巴黎到纽约,世界于他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而他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那些年所经历的,就像他的诗歌《青灯》里描述的那样: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

      还有散文《波兰来客》中:

     

      那时候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其实,至少对于诗人们而言,漂泊未尝不是好事。里尔克曾经说过:“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他在《乡音》中写道:“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在《路歌》中写:“在无端旅途的终点,夜转动所有的金钥匙,没有门开向你。”这一切都是北岛在异国居无定所时的孤单与彷徨,在异国的夜晚,在孤灯下,只有数不尽的满目苍凉。

      但所幸的是,在这些流离失所的时间里,他与艾伦·金斯堡、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样世界级的诗人成为朋友,他到过特朗斯特罗姆的蓝房子,并引他为诗歌世界里的“叔叔”。对于这些享誉世界的诗人文豪,在他笔下似乎都是生动活泼而趣味横生的普通人,他与他们相交甚好,也彼此惺惺相惜。

      当然,这段时期的经历与交友,也在影响着北岛后期的诗歌创作。在时隔15年后的2004年,北岛的散文集《失败之书》首次在大陆出版,这本散文主要是北岛在流浪的路上的一些采撷,北岛曾说:“散文和漂泊之间,按时髦的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

      在1989年到1993年的四年间,他曾住过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这其实就是一种散文语境。又或者说,在很大意义上,《失败之书》可以被视为一本纯粹却又意义深远的记录,它记录着一个诗人由内而外的生活,这或许是一些琐屑的情节,不乏敏感与牢骚,却又不失真挚。

      那个喊出“我不相信”的面容肃穆与凄厉的热血青年消失了踪影,这本书里我们所能读到的,是一个在异国的阴暗边缘处苦痛抽搐的心灵,在没法言说中文的日子里,书写作为一种替代,是无声的自言与自语……

       2009年,北岛六十岁,决定写作长诗《歧路行》,因为需要与“体积、大时代和个人经验对话”。对于这首诗的名字,北岛是这样解释的:“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

      然而,诗写到500行时,北岛中风了,长诗也在2012年春天搁置。此后,北岛开始试着画画,他自己也明白,写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将这首诗写完。在生病的时间里,北岛一直在寻找新的语言,来摆脱掉自身病疾的束缚。在家里女儿让他看电视对话,看画识字,他也曾坦承那段时间:“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幸运的是,从2015年开始,北岛开始有了一些起色。他又开始写诗,参加“文学之夜”,出席相关活动。似乎感到重获生命而时间紧迫,他开始着手去一个一个实现他之前的夙愿。比如,出版《给孩子的诗》,发起《醒来——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正如他在《宣言》里所写: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晚期的北岛诗歌几乎完全抛弃掉了早期作品的宣言口吻,透着物是人非的沉郁沧桑。在《一幅肖像》里,他曾写到:“他侧身于犀牛与政治之间,像裂缝隔开时代。”、“哦同谋者,我此刻,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在《下一棵树》,他写到:“大雪散布着,某一气流的谎言,邮筒醒来,信已改变含义,道路通向历史以外。”在《背景》里,他写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重还故乡,时间撼动了某些字。起飞,又落下,没透露任何消息...”

       但即便是我们的心会比恨走得更远,北岛依旧在《借来方向》中高呼:“借来方向,候鸟挣脱了我的睡眠,闪电落入众人之体,言者无罪!”

      想起艾略特说过:“很深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可能是这样的吧,只是在梦中,在梦醒后,北岛会悄然写下,“铁锤闲着,而我,向以后的日子借光,瞥见一把白金尺,在铁砧上。”(《岁末》)。

      在北岛后期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全然看到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北岛,可能你会说这和那个书写着《回答》的热血少年有着不太一致的形象,可不得不承认的是,他还是那个宝刀未老的北岛。只是不同的是,由于多年的漂泊生涯,他诗歌中的政治性在逐渐减弱,而愈发地向艺术性靠近。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固执的老头,而是一个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历史和反思自己的诗人。正如北岛自己所说:“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

       2010年4月的时候,在香港城市文学节上,北岛与一众港台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备谈笑风生的口才,台下听众阵阵笑声。北岛穿着浅灰色西装,紧锁眉头端坐其中,他发言的主题是《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规劝香港年轻人通过诗歌,在高压的现世中寻找精神家园。

      近些年来,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所以你看,那些大喊着北岛变了的人,其实也都是源于对他,或者愤怒本身的不了解罢了。

     

    ……………………………………………………

      十几年前在美国遇到过北岛。他是来讲座的。我对他说《回答》如何激动我。他则微微一笑,说那不是他写的最好的诗歌。沉吟片刻他说“人是会慢慢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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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为何拥戴了希特勒

     

      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后却站着千千万万的小人物。当年,普通的德国人是纳粹统治的民众基础。二战结束后,美国记者迈耶在十年居住期间,跟踪采访了十位普通德国人,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会拥护纳粹,最后得到这样一个答案: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一战后,德国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新建的魏玛共和体制一直处于混乱之中,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德国雪上加霜:马克大幅贬值,失业率高达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却整天互相攻讦、无计可施。

      希特勒上台前,这十位普通德国人都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在他们的回忆中,1933年纳粹上台至1939年战争爆发前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纳粹大搞基础建设,整顿社会秩序,迅速振兴了经济。

      仅仅三年间,德国的高失业率即下降为零,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纳粹所以能迅速壮大,全靠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人士的支持。在那段时间,这十位德国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穷挨饿。

      其中一位裁缝告诉记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亲变穷,是纳粹给了他父亲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国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险和养老金。1935年他成为纳粹成员后,这些梦想全都实现了。

      一位木工则说,纳粹缩小了贫富差距,每个人都有了工作机会,而战后虽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却不能作为生活的替代品。

      这表明,尽管纳粹上台后就开始镇压反对派,迫害犹太人,但只要让民众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质生活,他们就会支持纳粹。在他们看来,如果希特勒不发动战争,他就仍将作为历史上振兴德国的伟人而载入史册。

      那位木工就发现,纳粹制度“有许多好处”:纳粹打破了阶级区分,使他与上层人之间有了同等地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群众组织“劳工战线”中,他与一位教师也成了战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缝曾给大学教授做衣服,他对此既自豪又忌恨,成为纳粹成员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对教授们指手划脚了,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

      希特勒非常懂大众心理,他争取他们支持的办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强他们的翻身意识。社会福利的增加毕竟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优越,却能使普通人获得幸福感。

      实际上,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劳的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没有受过迫害,也不认识任何高层人士,甚至不知道大屠杀。即使他们知道一点也不相信,认为是犹太人的谣言。

      由于缺乏公民权利意识,他们总觉得犹太人经商太有钱,感到很不公平,认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应该的。那位裁缝就告诉记者,正是犹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东西。他们渴望社会公平,但却缺乏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的能力,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纳粹的“公平”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

      导致纳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当时的德国人的政治观点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社会公民意识。所以与许多普通德国人一样,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他们就相信了。那时报纸上整天告诉他们:“犹太人是世界资本家,犹太人统治着英国,犹太人控制着俄国。”那位裁缝曾与记者谈到毒气室便说:“如果发生了那种事,那它是不对的,但我相信它没发生过。”

      偏见使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是相信事实。即使发生了屠杀事件,他也认为领袖是好的,坏事都是周围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纳粹滥用了党的原则,领袖只是受骗了。

      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此事他们也都知道,但并不觉得这是在犯罪。

      为了巩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纯洁、劳动、简朴和爱国主义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

      在这位美国记者看来,这些普通德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权力意识,不懂得自己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的责任,总认为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参与迫害。

      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变得艰难,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对此他们总是抱怨和不满,觉得纳粹曾经把一切都管理起来,统治得很好。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骗,他们以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是自由的。事实上,他们渴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其实是公民意识和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

      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现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对于从前的许多德国人来说,纳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只有当他们具备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才会真正认识到纳粹的实质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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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民众为何狂热追捧希特勒?

    赵刚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男女老少,职业形形色色,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差错综。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奉献出自己的贞操。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位萨克 森女人的愿望。”

      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还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不明真相者继续不断地向领袖抒发情怀,表达情感。

      在“莱比锡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当中,自然会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愿望实现了。希特勒所缔造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建筑在纳粹主义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的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羡老回忆,二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允许市民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执行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一些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表演不以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

      美国将军颇为自负,特别是作为战胜国的军人觉得颜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气扬地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刚一起身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施密特整了整军服,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自律廉洁的民族却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制造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为什么?

      1938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名称,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七千五百间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侮辱、毒打,大约三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的赎金高达十亿马克。劫难之后,四处都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犹如呜咽哭泣的水晶,在惨白的月光下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事后,为了补偿所谓“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一百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六百六十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犹太同胞如此残酷?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止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与甄别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二万二千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虽然只有两页,但却设计了一百三十二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与被调查的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德国人当中,有六百五十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五十万名教师。调查还显示,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务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份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一千三百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当时的德国,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

      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使个人保持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出了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检讨的是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诘问的是:“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来达到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污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多么蛮横又多么霸道!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党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

      不客气地说,希特勒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十岁开始加入少年队,十四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心中的。

      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这样做的结果,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形成罪恶的杂种。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谬论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鲁道夫·巴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还编造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

      《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噩梦。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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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时期德国人为何支持希特勒以及纳粹党?

     

      现代法西斯则是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意大利语中法西斯(fascismo)则含有“协会”、“一群”之意,意大利工农运动中的许多团体都采用过此类名称,如西西里的“劳动者法西斯”组织等。1919年3月,对下层民众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的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法西斯”组织,并于1921年11月在罗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国家法西斯党”,翌年该党夺取政权则标志着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崛起。  

      与此同时,在德国慕尼黑建立的法西斯党---以下层民众特别是城市工人群众为基础的,团结中等阶级下层的保持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德国工人党(1920年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纳粹”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缩写nazi的音译)后来居上,于1933年上台执政,将法西斯主义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勿庸讳言,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工农运动的分支之一从一开始就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它们各自政治理念里的对工农利益之关心和维护、对劳苦大众之同情、对社会公平正义之渴求,简直毫无二致。  

      纳粹党魁希特勒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一书中以深切同情的笔触写道:“巨大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小手工业者逐渐消亡,工人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渐渺茫;作为结果工人明显地无产阶级化,出现了一个产业工人的阶层。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远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计。他是货真价实地一无所有。他的晚景凄凉,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处,我们还会以为是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资本论》里向我们讲述他的政治理念呢。另外我们从一件小事里也可以看出出身贫寒的希特勒对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同情,由于希特勒有失眠的毛病,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饭菜来喂老鼠,他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他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在天亮前,我观看着这些小东西在美食周围转来转去。在生活中,我曾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饥饿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纳粹党的党纲里更是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将垄断性企业收归国有,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国家以廉价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严惩高利贷者等;对外则要求废除歧视性的凡尔赛和约,建立一个强大的超越议会民主的中央集权的人民国家,致力于建立政府控制一切的制度。  

      并宣布纳粹党旗的颜色红色象征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这对急于摆脱国家屈辱和经济困境的德国人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以此观之,说纳粹党徒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并不过份。纳粹党的纲领和共产党的纲领的区别仅仅是前者更偏重于民族优越,主张结束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而后者更偏重于阶级优越,主张阶级斗争,搞暴力革命,彻底推翻上层阶级,让工人完全掌权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说,法西斯党和共产党的确只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堂兄弟而已。  

      在社会实践中,德国纳粹党更是卓有成效地履行了对德国人民的承诺。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失业率高达33%,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纳粹党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为1.3%,而同期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的失业率则分别为1.89%、8.1%、8.7% 和9.9%。在着力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事业。希特勒在1930年指出:“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治国思想,也是他的社会实践。 

      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党的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就约有1000万人参加了“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过去只有资产阶级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德国的普通工人也能够享受了。纳粹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宣布,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的目标,指令大众汽车公司去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取经,以最小的利润率、最低廉的价格大批量生产工薪阶层买得起的优质小轿车(顺便说一句,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质优价廉的大众牌甲壳虫小轿车至今仍然是世界工薪阶层最喜爱的车种之一)。  

      事实上,纳粹政权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会激发民众抗议社会福利政策的事,当时普通德国民众的赋税得到减免,退休人员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德国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政权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和人民福利的奇迹。

      纳粹政权靠社会福利政策的善举换取了普通德国民众对其内政外交政策的全力支持,将普通德国民众对纳粹政权独裁专制的不满情绪减少到最低程度,以至于普通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希特勒的人民国家是一种讨人喜欢的独裁。在纳粹统治的短短12年中,德国民众与纳粹领导层保持了高度一致,德国民众被积极地动员起来将自己的命运与纳粹政权融为一体。这就不难解释为什麽在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距希特勒藏身的地堡只有几百米,纳粹政权大势已去时,纳粹德国的十二、三岁的娃娃兵仍在为保卫他们的元首拼死抵抗。  

      但,不可否认,德国法西斯政权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界人民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与此同时,这又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对本国本民族人民好,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人民狠”的人种优越论的荒谬性---为了本国本民族人民的福祉而祸害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人民,到头来本国本民族人民也要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