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的博客

    注册日期:2010-05-22
    访问总量:9563186次

    menu网络日志列表menu

  • 发表时间:

      有人为毛泽东辩解说,他对中共许多政治迫害并不知情,是受了野心家投机商蒙蔽,但本书白纸黑字,证明他是无可置疑的第一祸首,在对外宾介绍中国国情时,不仅对昔日政敌,而且对有大功于己的盟友部下,态度都十分狠毒——难怪这些讲话要高度保密


      老高按:前篇转载宋永毅教授为《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一书所写的序言,应该附上该书的篇目,却忘了。今天补上。
      这些篇目中,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与朝鲜金日成、与越南多位领导人的谈话,信息量比较大,可供解读的内容较多;与尼克松的谈话,虽然事先声称要谈谈哲学,但实际上务虚务实两不见。通过毛与外宾的谈话,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毛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天下观和外交上合纵连横战略及运用手法,而且在这些谈话中,他要对外国人介绍和解释中国国内形势和任务——对与中国关系密切一点的,他也就介绍得详细、深入;与中国关系疏远一点的,他也就介绍得简略、敷衍了事。曾经有人为毛泽东辩解说,他对中共许多政治迫害并不知情,是受了一些野心家、投机商蒙蔽,但本书白纸黑字,证明他是无可置疑的第一祸首。在对外宾的介绍中,不仅对昔日的政敌(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国焘等人),而且对曾经有大功于己者(如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林彪、罗瑞卿等人),都用词十分狠毒。而毛提到众多所谓“民主人士”时口气之轻蔑、之毒辣,暴露出他狭隘的内心、狂妄的性格(也表明他们实际地位的卑贱屈辱)——难怪这些讲话要高度保密,绝不能泄露出去。
      尽管毛泽东与众多外宾所谈的内容,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但这些文字对于研究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前天提到了一个对毛的印象:居然很有欲望对各国外宾表现自己对英语很不陌生!毛泽东令我吃惊的另一点是:常有人认为,毛泽东成天捧读线装书(《资治通鉴》他就看了十七遍),反复精读中国老祖宗厚黑学,这当然不假,但他的好奇求知的兴趣颇广,对时事并不隔膜,外国历史方面的知识面也还不算太窄——让我有点出乎意外!
      有朋友询问此书的出版信息,拷贝如下。但此书一如过去明镜的电子书,编辑制作完毕后,是交给电子书发行公司发行,是否已经上市,我并不了解。

      书名: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主编:宋永毅
      出版:国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伐林
      ISBN:978-1-63032-789-7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目录

      毛泽东主席会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谈话记录(1955年12月8日)
      毛泽东主席同长征、艾地在宴会上谈话纪要(1956年3月14日)
      毛泽东接见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4日)
      毛泽东主席同哥穆尔卡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15日)
      波兰代表团拜会毛主席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第一次谈话记录(1958年7月31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第二次谈话记录(1958年8月1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第三次谈话记录(1958年8月2日)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第四次谈话记录(1958年8月3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公开发表福斯特同志来信的请示》上的批示和复信(1959年1月11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同过境我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谈话记录(1965年2月12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託我党将其有关国际共运的声明转交其他左派党的请示》上的批示(1965年3月10日)
      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洪韬、裴文、文凯和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谈话记录(1965年3月19日)
      毛泽东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1965年8月3日)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稿)》的修改(1966年3月)
      毛泽东主席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二次谈话记录(1966年3月29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毛泽东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波共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给李敦白的一封信》上的批示(1967年8月14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5日)
      毛泽东在《关于同印共左派米斯拉联繫问题的请示》上的批示(1967年11月17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缅共柯生(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6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1月30日)
      毛泽东主席对安斋库治等人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1967年12月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对我党中央就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给缅共中央的贺电草稿的修改(1968年3月26日)
      毛泽东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5月24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尼泊尔副首相比斯塔谈话记录(1966年5月28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澳共(马)主席希尔同志访华问题的请示》上的批示(1968年6月28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侯赛因谈话记录(1968年8月5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处理马共主席穆沙要求发表文章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
      毛主席接见意共(马列)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在康生就搜集资本主义国家国会选举的材料给主席的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7日)
      毛主席会见澳共(马列)希尔谈话记录(1968年11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新共拟派代表团来华会谈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12月19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几内亚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69年2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在巴拉圭共产党总书记克雷依特等给我党中央的三封信上的批示(1970年1月12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谈话记录(1970年5月11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谈话记录(1970年6月27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1970年7月15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70年7月29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苏共十九大拥护者”要求我发表该组织的两个信件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70年9月22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伊朗左派革命组织代表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会见金日成首相的谈话(1970年10月8日)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会见金日成首相的谈话(1970年10月10日)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齐奥塞斯库谈话记录节选(1971年6月3日)
      毛泽东会见奈温谈话记录节选(1971年8月7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谈话(1972年2月21日)
      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记录节选(1972年6月28日)
      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谈话节选(1972年7月10日)
      毛泽东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谈话记录节选(1972年9月27日)
      毛泽东主席在《柯生同志同杨光、王仁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1972年11月、12月)
      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谈话记录节选(1973年1月13日)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
      毛泽东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的谈话(1973年4月20日)
      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谈话记录节选(1973年6月5日)
      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1973年6月22日)
      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的谈话(1973年7月29日)
      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话就节选(1973年9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谈话记录节选(1973年11月2日)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1973年11月12日)
      毛泽东会见贊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夫人的谈话(1974年2月22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2月25日)
      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1974年3月25日)
      毛泽东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乔森潘团长和英萨利副团长的谈话(1974年4月2日)
      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25日)
      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谈话记录(1974年5月29日)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30日)
      毛泽东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9-12月)
      毛泽东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的谈话(1974年10月20日)
      毛泽东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的谈话(1974年11月6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劳动党部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谈话记录(1975年4月18日)
      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1975年5月3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1975年6月21日)
      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谈话记录(1976年5月27日)


      近期图文: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从与上一代的代沟,转到与下一代的代沟  
      
    一位经济专家探讨多变环境中的不变之道  
      
    王希哲批评阎淮《进出中组部》分量很重  
      
    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异化危险



  • 发表时间:

      本书收录79篇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之所以长期鲜为人知,宋永毅分析大概是两个原因:其一是这些文件与中共对外关系有关,似乎和一般研究者感兴趣的政治运动关系不大;其二是这些文件涵盖中共外交活动重要轨迹,保密程度一般在政治运动之上

      老高按:前不久接受委托,担任责任编辑,编了一本《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此书还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当主编,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系列,由国史出版社出版——鉴于近几年来海外中文图书市场每况愈下,本书不出纸质印刷版,只出电子书,即将发行。
      此书许多毛泽东的言论,是首次问世。我读过N遍,这些言论凸现的毛泽东形象,与左派供奉的那位“伟大领袖”很不一样,与右派批判的那位“世纪恶魔”也有不少差异。举个算是枝节问题的小例子:我此前想不到,毛泽东居然很愿意秀一秀自己的英语,不仅接见欧美政要时不时蹦出若干英文单词,顺嘴就说“Watergate Affair”“not good enough”,就是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首脑见面时,也是这样,例如会见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等人时,老毛简直就英文不离口:不仅是用英文说日常用语客气话:“Very welcome”“Long live you”,而且“socialist way”,“unity of opposites”,“struggle of opposites”……让我大跌眼镜。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朝鲜金日成(那时毛离逝世只有一年五个月了),中英文夹杂:“很欢迎,welcome!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你今年还要去Europe、Africa?”“观察形势,situation”;“你们吃饭还是用筷子吗?two sticks?”
      有谁回国后这么跟人说话,势必招人议论说是“假洋鬼子”。但毛泽东我行我素,乐此不疲。这事虽然不大,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此书中有意思的内容很多,有机会再来介绍。宋永毅教授为这本30万字的书写了一篇序言,许多情况他都交代了,我也就不用废话。见下。


      从另立中心到输出革命

      ——读《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宋永毅,《明镜月刊》

      【《明镜月刊》编者按:本文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资深馆员宋永毅教授爲其主编的《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一书所写的序言,授权本刊全文刊登。该书由国史出版社出版。部分小标题为本刊编辑所加。】

      本书收录的79篇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和指示,大都是在文革中流行的由红卫兵编印的形形色色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所没有的;即便在文革中的机密级的中央文件里,也大都没有包括、或没有全部包括这些毛泽东的讲话。之所以如此,我想大概是两个原因:其一是这些文件大都与中共的对外关系有关,似乎和一般的研究者感兴趣的类似反右、大饥荒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关系不大,这样研究者们就没有下功夫去搜集;其二是这些文件其实涵盖了中共外交活动重要轨迹,而中共对其外事工作档案的的保密程度,一般都在其政治运动之上,这也就增加了资料搜集的难度。
      最近,我们有幸从世界各地的顶尖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门找到这批珍贵的中共外事机密档案,便立即决定编撰出版,以飨广大读者。

      在国际共运中另立中心的初心

      在探索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革的原因时,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和苏联共产党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从而成为斯大林之后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是其潜藏的野心之一。这一点,在这些新发现的毛讲话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书所收的1957年毛泽东两次会见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的谈话,就显示了毛在这方面的起步。
      1957年11月2~21日,毛泽东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参加了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两次会议统称为“莫斯科会议”)。因为苏联的某些不当做法,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等人对会议有极大的意见。而毛泽东借“做工作”为名,在私下表示同意哥穆尔卡的主张,从而也正泄露了毛另立中心的初心。
      1960年代中苏两党正式分裂,在毛泽东组织的著名“九评”(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中,把分裂的起源归咎于苏共“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我们一直被中共官方的宣传告知,是赫鲁晓夫强行要求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来控制中国。但是在本书首次披露的毛泽东在1958年7-8月和赫鲁晓夫的四次秘密会见的记录中,我们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赫鲁晓夫当面否认有任何建立“联合舰队”的企图,认定是不懂军事的苏联大使尤金的误传。另外,赫鲁晓夫又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苏联的真实提议是帮助中国造潜艇,在战时联合作战。而这,又是为中苏军事同盟条约所涵盖的。其实,真正了解中苏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对华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斯大林援华时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陈旧军火,赫鲁晓夫上台后提供的则是现役的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技术。共产中国刚建立起的军工企业,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用苏联提供的设备仿制生产出56式枪械、歼-5战斗机、带“5”字头的各种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装备,这些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苏联对华的“两弹”(导弹、核弹)项目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后因苏联怕毛泽东在核武器上冒险,于1960年7月中断了“两弹”方面的援助并撤走专家。不过中国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制造设备和许多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苏联撤退专家后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两弹一星”,苏联早期的帮助也有着重要作用。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在中苏两党之间,是谁更希望国际共运的分裂?如果我们读一下1965年2月12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和毛泽东的绝密会见记录就水落石出了。柯西金当年之所以率团秘密访问中国,主要是想在赫鲁晓夫下台后重新建立中苏两党的关系,以利于援越反美。从谈话的记录来看,柯西金是有诚意的,他提议中苏两党先停止公开论战。但是毛泽东当时已经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分裂,在全世界一百个左右的共产党中,中共已经成功地分裂出了三十多个拥护毛的所谓的“马列”政党派别。因此当时的毛正洋洋自得于他已经建立的另一个国际共运的新山寨中心,并沉浸于自己被奉为“世界革命伟大领袖”的春梦里。他一口回绝了柯西金的提议,说“要停止公开论战,我就不赞成。晓得哪一年才停止呀?我们跟罗马尼亚讲25年。因为有许多问题大概要用公开论战的方式来搞清楚。后来有人说不行,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我们就提高了价钱,我说,要一万年,看来少了不行”。为此,柯毛之间就有了面对面的交锋。哪怕是从这份中方的记录里也可以看出,柯西金彬彬有礼且言之有理,毛泽东等人却气急败坏且蛮横无理。比如,在谈到和平和战争问题,毛泽东等人攻击苏共的反对世界性战争的和平政策时,柯西金立刻引用了毛泽东自己反对世界大战的话进行了反驳:“在你的讲话中有这样一个矛盾:一个方面你说了十年、十五年不打仗就好了。”“在座的中国同志绝不会有一个人说他是拥护世界大战的。因此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

    1531829165130346.jpg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国史出版社)

      毛泽东“反修”的动机

      再如,在回答毛泽东指责苏联对越南“对南越的支持太少”时,柯西金回答说:“我们给南越的援助是就我们的可能。如果我们有可能的话,我们给南越的援助可以超过现在的一百倍,现在没有这种可能。这些问题具体谈也谈不下去,不过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好比美国人现在轰炸,轰炸的不是南越,而是轰炸北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区,并没有集中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并没有空军,我们不能派我们的空军去轰炸南越,只有你们才有这种可能。可是你们没有这样做呀,因为你们是考虑到某种形势,才没有这样做呀。你们有可能,你们可以去炸越南嘛。但是你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去进行这种打击嘛。为什么呢?这些原因,可能你们更清楚。而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你们的这种想法,我们不能这样指责你们说,他们轰炸北越,你们为什么不去轰炸南越呀?我们不能这样指责你们。你们有空军,我们有导弹,你们有部队,你们有海军,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你们有些考虑,而我们认为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我们尊重你们这些考虑。因为你们考虑到这些情况,这些情况你们的理解比我们好,我们不能指责你们在南越不跟帝国主义斗争,没有打击美帝国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柯西金当时带来了一个军事上的提议,要求中共允许苏联空军使用中越边境的机场来反击美国对北越的轰炸,但为毛泽东一口回绝了。因此,面对柯西金的反诘毛无言辩驳,只能扯开话题,说了句“南越人民他们自己会打仗,他们比我们打得好。南越人民他们自己会把帝国主义赶走的”空话。
      在这份两万多字谈话记录里,还表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联合国等国际事务缺乏扎实的了解,仅依靠流言来指责苏共。其一是周恩来指责苏联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出兵刚果,结果杀了卢蒙巴;二是周恩来说是中国出钱替阿尔及利亚买下了四架苏联飞机在支持刚果革命派。不料柯西金作为总理,正好都亲自处理过这两件事,便立刻澄清了事实。最后连毛泽东都不得不对柯西金说:“看来你总是打胜仗的,周恩来总是打败仗的。”
      无论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见,还是和柯西金的会谈,这些档案都历来被列为“绝密”。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读者看了这五、六万字的记录,会对毛泽东等人所谓“反修”的动机产生莫大的疑问吧?!

      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典范

      如果毛泽东对国际共运的分裂仅仅停留在和苏共论战的嘴炮上,那他也就不会发动文革了,因为文革的终极目的之一便是“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泽东看来,世界革命的高潮正在到来,他既然在国际共运中已经成功地另立了一个毛主义的中心,下一步当然是要像列宁当年利用“第三国际”那样,向全世界输出革命。因为中共有限的国力和影响,这一输出革命的范围和恶果主要还是在和中国毗邻的一些亚洲和东南亚国家。
      提到毛主义的输出革命的典范和灾难,首屈一指的当然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在中共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下,在不到十年之内,由一支数十人的乌合之众壮大成有数十万兵马的正规军队,并在1975年4月17日占领首都金边,夺取了政权。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的赞许与鼓励下,在柬埔寨推行了一条比中国文化大革命更为极左的路线。他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片面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波尔布特为了实现“思想革命化”,还割断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旧思想,原有的学校都被取消。根据国际社会的一般估计,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里,因为强制迁移、粮食饥荒、政治清算等原因,大约有200万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占了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1/3左右。1997年开始,柬埔寨政府成立了审判红色高棉委员会,该小组由300多人组成,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在法律及司法架构下,以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及审判仍活着的红色高棉领导人。
      有关中共和红色高棉的关系,本书第一次披露了“毛泽东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乔森潘团长和英萨利副团长的谈话(1974年4月2日)”和“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谈话记录(1975年6月21日下午)”的档案全文。从这些绝密的文本中可以看到,红色高棉的革命实践完全是毛主义的结果,波尔布特明确地对毛泽东说:“我们很荣幸今天能到这里向毛主席致敬。我们一贯很尊敬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作。你的著作指导了我们的革命,直至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今天我们能在这里亲自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而毛泽东也对他的学生红色高棉的血腥革命大为赞赏:“你们的作战、WAR(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指邓小平)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我们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由此可见,毛泽东及其输出革命的政策,是红色高棉所犯下的的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幕后黑手。

      援越是输出革命的另一典范

      另一个毛主义的输出革命的典范,应当是上世纪中叶的越南战争(1955年-1975年)。越战的本质,为受美国等民主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国)对抗受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又称越共)的战争,发生在冷战时期的越南(主战场)、老挝、柬埔寨,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毛泽东及中共是越共用武力统一南北越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中国共向越南提供的各种援助总额为203.6845亿元(人民币)。中共还直接派兵入越参与后勤保障和作战,至1968年3月止,先后入越的部队,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在军事援助方面,优先保证越南的需要,中方可谓竭尽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军队的装备,很多大型武器,供应给越南的比补充给中国军队自己的还多,比如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万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再如,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军队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比如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本书中“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7日)”和“毛泽东主席接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谈话记录(1970年5月11日)”中,越共领导人一再提到中共援助的打美国坦克非常有效的“四〇火箭筒”,也属于优先装备越共的武器。
      在整个越战中,大约两百万军人伤亡,其中包括美军5万多人,南越军人25万人左右,越共军队170万人左右。1976年7月2日,北越正式将南越吞并。之后100-250万南越公民被送进劳改营,估计有16.5万名犯人死亡,还有10万到20万南越公民被处决。据美国学者估计,在被赶到“新经济区”从事艰苦劳动的一百万南越公民中有五万人死于苦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字,有20万到40万越南船民(其中大都为华裔)死于逃亡的海上。

      出尔反尔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的输出革命的战略和政策当然不会止步于柬埔寨和越南两国,在本书的毛泽东外交会见和谈话的对象,有洋洋数十国之多的亲中的马列政党。其中不少,还是在最早承认中共政权的友好邻国中。但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毛泽东照样输出革命,在那里发动颠复合法政府的武装斗争。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明确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但是从本书中“毛泽东主席接见缅共柯生(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6日)”和“毛泽东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3月29日)”等档案中可以看到,其实中共对自己对缅甸政府的承诺一直阳奉阴违。在中共的武器弹药、粮食人员的大力援助下,缅共武装曾一度建立了上万军队和上百万人的根据地。受文革的影响,缅共也在党内大搞路线斗争,成立“红卫兵执法队”,批斗并杀害不同派系的干部。毛泽东对缅共的极左路线大力支持,1967年还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因为承袭中共的种种文革政策,缅共不断分裂,最后败亡于内斗和叛变。而1971年以后毛泽东为了和缅甸奈温政府搞好关系,又对缅共出尔反尔,大大削减了对缅共的援助,结果使残存的缅共游击队以贩毒为生,真可谓“毒害无穷”。
      应当指出的是:从为北京援助的红色游击队沦落为毒枭、或以绑架暗杀为生的恐怖组织,缅共并不是唯一的一家。为国际社会熟知的还有菲律宾的毛共“人民军”,哥伦比亚的人民解放军,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光辉道路”等。“光辉道路”的头目古兹曼于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使用炸药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

      毒害无穷的武装斗争

      除了缅共,在文革中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海外著名马列政党还有马来西亚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马共的遭遇也是另一个兴于中共、败于中共的典范。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共原本已经计划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斗争道路,但在中共劝说下重拾武装斗争。据时任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7月,毛泽东通过邓小平要他重启武装斗争。在中国大力输出革命之下,1968年6月1日,马共中央发表《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英勇前进》的指示,向国内外宣布重启武装斗争。1969年,“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在中共的帮助下在湖南建立开播,以汉语普通话、马来语、英语等宣传马共革命。同年,马共游击队发展到1600余人。1972年马共修改党章,将毛泽东思想列为指导思想,宣称坚持“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本书收集了“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托我党将其有关国际共运的声明转交其他左派党的请示》上的批示(1965年3月10日)”,“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洪韬(陈平)、裴文、文凯和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谈话记录(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处理马共主席穆沙要求发表文章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8月13日)”和“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谈话记录(1974年5月29日)”等档案文献,都可以见证毛泽东等人当年在马来西亚的输出革命。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要搞经济开放,于是就停止了对马共的支持。1980年12月,还是同一个邓小平亲自与陈平会面,要求马共关闭中国境内的广播电台。1981年6月30日,位于中国湖南的马共“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关闭,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马共,不久便如鸟兽散了。只是苦了马共的原书记陈平,马来西亚政府不准他回国,中共也不愿意收留,最后他只能客死他乡(泰国)。
      在本书中还有一篇“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3日)”。1967年4月,印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爆发了一场农民武装运动,印度官方和媒体根据事发地点而将这种农村武装斗争的组织和派别统称为纳萨尔主义或纳萨尔派,也有的将其称为左派极端主义。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爆发后很快就得到了各地的响应。其实,这场武装叛乱背后是有中共的大力支持的。文革中的中共公然培训那里的毛主义的极端分子对印度政府进行暴力颠复。在上述的档案文献中,毛泽东就承认他们“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至少培训了“三批”极端分子在北京“昌平军事学校”学习“爆破技术和制造手榴弹”,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建立根据地”等。其结果是“过去不晓得怎么组织游击队,到了中国,在昌平学了两个月,学习怎么组织游击队。回去后,……正在开训练班。”1967年7月5日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印度的春雷》,公开支持大吉岭地区印共的武装叛乱。
      在本书披露的另一份机密档案“毛泽东主席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侯赛因谈话记录(1968年8月5日)”里,毛泽东还承认中共向印度的叛乱分子提供了充足的军火,每一支枪配备了“二三百发子弹”。印共(马列)在那一地区的武装暴乱一直持续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据学者统计,仅2004-2007年,他们就制造了6215起暴力事件,造成2617人丧生。这一组织被印度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

      本书密档只是冰山一角

      从本书所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到:中共的“输出革命”的黑手还伸到了欧洲和大洋洲。对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波兰等国所谓的“马列主义政党”大举金援,以求实现世界一片红。毛泽东这一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他们就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Van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在本书中有一份提名为“毛泽东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示(1970年12月6日)”的档案,就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是如何急切地渴望集拢一批异邦小兄弟,寻找和培养国际共运的新战友的心态。毛在这个批示中说: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换句话说,这些“马列”党是否真的坚信马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际朋友、战友们肯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背书捧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总是为这些国际小兄弟们不远万里前来朝拜而喜出望外,他们在拜谒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
      毛主义及其输出革命的政策对世界和当今中国的影响都是一个有趣也有意义的课题。我相信,本书所披露的几十份机密档案,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但是,它们已经有力地揭露了毛主义的残暴、虚伪和荒唐。我相信在未来随着更多的档案资料的披露,我们对其沉重的黑幕一定会有更详细和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2018年6月6日 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近期图文: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目录
      
      
    一位经济专家探讨多变环境中的不变之道  
      
      
      
      
      



  • 发表时间:

      对于今后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影响较大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根本不同;第二,国家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在去杠杆;第三,中美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在公开信息的基础上,许小年做一些背景的介绍


      老高按:社群媒体上最近一个多星期在疯传一篇文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许小年,在2018年浙商证券“凤凰行动”论坛上的发言摘要。许小年曾获中国经济学家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有些网站转载他的讲话时的编者按中给予很高评价,甚至说“许小年是中国最有水平的宏观经济学家,在这篇逻辑清晰、语言接地气的演讲里,你能接触到最朴实的市场经济原理,以及一位经济学家的信仰、理性和实在。同时,本文也是对中国中长期宏观经济走向的准确把脉,对企业、对投资决策颇具指导意义,也能解答不少人对当前高层决策的困惑”云云。
      但我查了一下,我们万维博客上好像没有谁介绍这篇文章?这样,尽管对于经济我是门外汉,许小年的许多看法对于我而言有扫盲的功效,但他到底说得对不对?我没有判断的资格。不揣浅陋,将之转载于此,供大家评议。要提醒的是,本文很长,有两万七千字,不想读长文的朋友请自便。


      多变环境中的不变之道

      许小年,人大经济论坛

      2018年浙商证券“凤凰行动”论坛上发言摘要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来到了我们的峰会现场。接下来我们邀请许小年先生为我们带来主旨演讲,许小年先生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于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家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演讲主题是:多变环境中的不变之道。掌声有请。

      许小年:尊敬的吴董事长,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对于有关中国经济环境和最近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做一个交流。今年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我们好像又碰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国内国外的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我们企业金融机构如何应对,这是我和大家交流的主要内容。
      关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我想谈这几个方面,虽然这几个方面仅仅是我们目前所面临挑战中的几项,但是我认为这几项是对于今后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影响比较大的方面。第一个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经济运行的规律如果有任何规律的话,它和工业化时代有着根本的不同。大家都知道,我们做金融的,更是在第一线感受到这个冲击。第二项就是国家正在进行的去杠杆,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在去杠杆。第三项是各位都知道的,中美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关于中美贸易的摩擦,我想各位朋友有很多的问题,很遗憾,我只能介绍一些背景,而不能提供展望。因为中美的贸易谈判,我没有得到邀请,所以没有内部信息,只有公开信息。在这个公开信息的基础之上,做一些背景的介绍,有助于我们理解中美之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爆发贸易的争端。

      第一项,是一个长期的变化。

      经过改革开放的40年,今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已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国。这个变化是我们今后在思考国家经济发展、企业经营、企业未来方向必须认识到的一个转折。在后工业化时期,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都和工业化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我现在看到了一些企业,感到在经营上碰到一些困难,我认为主要是我们企业的经营思路还没有发生转变,还没有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来加以调整,还是用旧的思路来思考面临的新问题。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企业在发展道路上的一些困惑,造成了他们经营方面的一些困难。
      后工业时期和工业化时期,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在工业化时期,由于我们要进行资本积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它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他需要进行投资,需要购置设备。而农业,他对于资本的需求是非常低的。农业生产虽然你也需要有灌溉设备、有拖拉机等等,但是它和工业相比,它的资本密集程度要远远的低于工业。所以在工业化的时期,总是伴随着快速的资本积累。这就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大概是两倍于GDP,所以在工业化时期,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资本积累那很自然,对金融的需求就很高,因此在工业化时期,我们国家的金融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都是和资本积累密切相关的。
      但是到了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完成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的放慢,这个放慢就体现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和GDP同步的(6%、7%左右),已经从两位数跌到了一位数,这并不是我们传统上理解的国内需求不足,需要宏观政策刺激等等,这种传统想法都已经通通过时了。一位数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成为常态,将成为在后工业化时期的标准数据。他就是这个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不再是肩负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中国经济工业化程度这样的任务,而是从增量变成了替代存量。每年单位数投资的增长,也就是去取代这些折旧的资本设备,它变成了存量替代型投资,而不是增量投资。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要再幻想两位数的投资增长,更不要去幻想两倍于GDP的投资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特点。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是投资,因为投资跟GDP现在同步,不仅投资同步,消费基本上也是同步。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在哪里?等一下我会讲到,那是在微观,不在宏观。
      后工业化时代,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产能的普遍过剩。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供不应求——短缺经济,我们所讲的短缺经济,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剩经济。供应能力超过了社会需求,各行各业全都是过剩产能。那些不过剩的行业,很难找到,供不应求的这些行业很难找到。看来看去,只有这些服务业,而服务业的供不应求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行政管制,人为造成的供应紧缺。比如医疗卫生,大家都知道仍然供不应求,民间有很多资本希望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但是进不去。过于严格的管制,使得资本、资源不能进入到这些服务业,人为的造成供不应求。除此之外,在制造业、竞争性行业,我们看到的全是供大于求。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引起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宏观政策失灵,第二个问题是企业经营变困难。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宏观政策,不管是财政政策也罢,货币政策也罢,失去作用了。因为我们知道,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他的作用是拉动需求,而在需求中,他其实主要拉动的是投资需求。过去多少年都是这样,我们说的拉动内需,实际上都是拉动国内投资需求。由商业银行提供低息的贷款,刺激企业投资,由政府增加财政开支,这些财政开支增加的,有一部分是民生,但是大部分是搞基建,是拉动投资。而在后工业化时代,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全都失灵。你拉动什么?你刺激投资,你刺激投资越多,过剩产能越多,已经没地方好投了,你往哪里去投?2008年,4万亿我们还可以投投高铁。到了现在,政府想花钱,不知道往哪儿投,去搞棚户区改造,中央最近把棚户区改造给停了,非常正确,当初根本就不应该搞。你棚户区改造有什么样的投资收益啊?这些钱能拿回来吗?能产生回报吗?已经不知道往哪里去投了,你还硬要政府财政开支。另外一方面,政府也没钱了,特别是地方政府。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全出了问题,这个下面我会讲到为什么现在要去杠杆。
      货币政策也失灵,央行增加货币供应,这些货币进入不了实体经济,他没有办法进入实体经济。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入实体经济,并不是说央行一放水,下边就涝灾,不是这样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到信贷的增发,我们把他叫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个传导机制是通过金融机构来完成的,通过银行、通过券商来完成的。即使央行放水,银行找不到能够盈利的项目,央行放的水没有用,他不能够进入到实体经济,于是央行放的水都跑哪里去了?都跑到资产市场上,不断的推高资产的价格。我们主要看到的就是房产,而不能够进入实体经济。我们都在抱怨,政府也在抱怨,民间的企业也在抱怨,说你们金融搞了半天,不为实体服务,政府很头疼。一个劲的催着大家,你们要为实体服务啊,我很想为实体服务,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为实体服务。你给我的资金,我银行贷款往哪里放啊,放到哪里都是过剩产能,我敢放吗?我敢投吗?我不敢投啊。我这个贷款信贷,我不敢发给这些企业,所以信贷过去几年变到哪里去了,都变成了房贷,都变成了政府融资平台的项目,现在政府融资平台出问题了。我银行即使有资金,我也放不出去,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现在的短缺不是资金,现在的短缺是项目,是找不到能够盈利的项目,是找不到能够产生足够回报的项目,这是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失灵,央行放出来的货币不能转化为实体经济所需要的信贷。货币政策也失灵了,财政政策不知道往哪里花钱。
      刚才咱们浙商证券的同事介绍科技企业,我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科技创新哪是银行干的事儿啊?这怎么能是银行干的事儿呢!有没有搞错!科技行业全都是高风险的,银行经营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资金的安全性。你把老百姓的存款扔给科技企业,这是对老百姓存款的不负责任。因为科技企业的风险抬高,不适合银行融资。科技企业的融资靠什么?靠风险投资基金,靠PE,靠这些金融机构,他们能够承受高风险。银行无法承受高风险,因为银行要对老百姓的存款负责。所以银行的资金首要的原则是他的安全性,而不是他的回报性,不是他的收益性。当然,我很理解银行其实也不愿意这么干,政府有任务,没办法。
      我进来看到那几个PPT上的图,那四个大圆圈,前面叫做政府融资,后边叫政府指导,然后再叫政府什么、政府什么,四个大圈,上面全是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有没有搞错?科技创新,政府不是在市场中直接操作,科技创新是要政府营造一个创新的环境。他自己下场操作,到最后又像08年4万亿一样弄一堆的坏账,弄一堆的骗补,这个教训我们还不够吗,今天还要再来一遍吗?所以我认为,这个思路起码是值得探讨的。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违反经济规律。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出现两个问题,第一是宏观政策失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不知道怎么去用了,不能再像工业化时期在资本快速积累的情况下那样用宏观政策了,它不起作用。当然,宏观政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使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货币早就超发了,不可能继续下去,我们的财政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也不可能再像过去搞4万亿那样,再来刺激经济了。过剩产能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企业传统的制造业,普遍发生了经营的困难,这个经营的困难就是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企业应收帐期在拖长,反映出销售方面的困难。银行需要注意了,应收帐全都在拉长,库存在增加,企业找不到他新的业务在什么地方,到市场上看一看,大家都激烈的在争夺市场现有的这些需求订单。这是面临的两个问题,是在后工业化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新挑战。
      那么应对这个新的挑战,等一下我在微观层面上还会讲,那么怎么办呢?政府总体政策上的思路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做法,很抱歉,本人不能同意。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的方向,政策的方向也罢,希望能够引导企业也罢,都是创新,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政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搞什么产业政策,咱们这儿又什么腾笼换鸟、凤凰涅磐,听起来又是似曾相识,这样的做法解决不了在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在什么地方?在市场,在企业,不在政府的办公室里,等一下我会给一些具体的案例。
      在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的经济已经从制造经济变成了服务经济,这也是刚才我们讲的,为什么投资的增长速度,它只是和GDP同步。因为服务经济不需要那么多的固定资产,中国的经济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市场经济都一样,一定是从工业化中的制造业为主,逐渐的转变为后工业化时代的服务业为主,这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图)。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服务业只是GDP的四分之一(25%)。到去年(2017年)服务业已经超过了GDP的50%。中国正在向其他国家一样,迈入服务经济,而不是制造经济。在服务经济中,投资当然速度要下降,因为我搞服务业不需要固定资产,我租一片房子,雇一些工人就可以开干,不需要固定资产。所以这张图很清晰的提醒我们,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发展,他的规律和工业化时代是不一样的,用工业化时代的这种思路搞经济,那是要犯错误的。

      所以第一个大的变化,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是中国的经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这一点政府要有清醒的认识,企业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政府不能再靠宏观政策来维持经济的增长,所以最近几年,政府谈保增长,谈得少了,这是对的,不能再以GDP增长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企业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按照老的思路来进行经营。过去企业经营、企业成功靠的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基本上叫做资源整合能力。企业做的比较好的,都是资源整合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制造业。什么叫资源整合能力啊?资源整合能力就是两大关系,第一大关系是政府关系,能拿到土地;第二大关系是金融机构的关系,能拿到资金。两关系处理好了,企业就可以发展,就可以整合资源,把产品制造出来,在市场上卖掉。现在不行了,你的资源整合能力再好,没有市场需求,你也没办法。你的资源整合能力依然很重要,但是已经不是决定企业生死和企业发展最关键因素了。受到了市场需求的限制,现在对于企业来说,最关键的是创新能力,而不是资源整合能力。这是对企业的一大挑战。对政府的挑战是什么?是你不能依靠过去刺激需求的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而政府现在需要配合企业,不是替代企业,而是配合企业来促进企业的创新。这也是我们最近几年,谈供给侧的主要原因。供给侧这个提法我也是赞成的,我认为是正确的,经济增长动力,不在需求侧,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供给侧。供给侧的主体是谁?是企业,不是政府。所有供给侧的政策应该围绕着如何提高企业的效率,如何促进企业的创新来进行设计,而不是去替代企业来搞创新,创新永远来自于市场。我从来没见过政府有什么创新,政府创新的全都是名词,全是新名词。真正的创新,来自于市场,来自于企业,这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如何去进行制度上的变革,使得企业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能够更积极的、更好的去进行创新。企业只有创新,才能够开拓出新的市场,才有新的发展机会。

      现有的市场,都已经饱和了,你怎么办?现有的各行各业都是产能过剩,你怎么办?对于企业来说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自己去开创一个新的市场,你在市场中玩。你比如说手机,中国是手机第一大生产商,手机的生产能力早就过剩了,但是苹果10出来你买不买?手机市场早就饱和了,现在不要说一人一部手机、一人两部手机、三部手机,都饱和了,你怎么办呢?你作为手机生产厂商,在一个饱和的市场上怎么办?你必须推出新的产品,你推出新的产品就是为你自己创造新的市场。iPhone X出来了,过去有三星,甚至过去有诺基亚,iPhone X出来了你买不买?你买不买我不知道,我反正不买。我不买的原因不是说苹果iPhone X不好,我不买的原因是因为每一款新手机出来都有学生送我。所以我从来不买新手机,这是在中国当老师的一个福利,中国尊师爱教,确实我深深的感受到了,在这个环境中当老师是非常幸福的,幸福感很强的。但是其他人没有人送手机的,他就买了,他为什么要买啊,因为这个手机有新的功能啊。主要是这个摄像头,它是三维的,女士照相比美图还美。他为什么比美图还美,因为传统的美图只用了两维信息,它没有用三维信息,它只是把你的脸庞根据大众的审美观修改修改。让你照出的相片符合大众的审美观,其实美图并不美。我看的美图,看到一些朋友,发现都不认识了,学生送来的照片我都不认识了,我觉得怎么这么不自然呢,眼睛、鼻子,都摆的不是地方,因为它是按照大众审美观给你修的。可是再怎么修,它只能用二维的信息,因为照片是一个平面,它只能把你的眼睛放大一点,眉毛拉长一点,把你的鼻子往什么地方移一移,它没有深度信息。它不知道你鼻子多高,眼窝多深。三维的信息就可以用深度信息,给你进一步的美化,美化的结果是连你爸妈都认不出来了。这只是三维手机的一个用途,它真正的用途是什么?真正的用途是将来它是一个三维信息获取的终端。我们经常讲VR、AI,VR是三维信息,三维信息从哪里来,你不能扛一个很重的照相机到外面拍,将来这个手机就是三维信息获取的终端,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和iPhone X之前手机本质的变化。华为马上会推出3D摄像头的手机,现在首先是由苹果推出的,将来3D摄像头会成为手机的标配。
      什么意思?企业在后工业化时代,不是靠你资源整合能力,不是靠你的生产规模来求企业的发展,而是要靠创新,要用新产品和新技术开拓出新的市场来,在这个新的市场上,你是老大,在原有的市场上你很难再有所作用。所以对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朋友来说,制造成本控制,已经不是今后发展的关键,今后发展的关键是研发、是创新。依靠创新,为自己创造新的市场,依靠创新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现有的市场份额。企业今后只能这么做,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企业能够创新,如果企业的效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就具备了。所以今后我们考虑宏观的经济增长,不再是政府的政策,而是企业的创新,而是企业效率的提高。金融机构要配合企业进行创新,而不是替代企业。政府要为企业营造创新的环境。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变化,长期趋势,工业化基本完成,资本积累的速度大大放慢,投资不再是经济最强有力的驱动,现在要靠创新。

      中期有两大变数,一大变数是去杠杆,第二大变数是贸易摩擦。

      为什么中央在这个时候下决心去杠杆?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就知道了,这张图是中国经济的总体负债率,是扣除了非金融机构的总体负债率,包括了政府,包括了企业。总体负债率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稳定的,稳定在140%。到了这个时点上(08年),负债率突然跳升,大家都知道这是2008年推出4万亿,说的是财政刺激计划,其实不是,4万亿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的大量发放。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学生跟我讲:教授,我现在压力很大。我说:你有什么压力?他说:我放款放不出去,今年放了300亿,没完成任务。我说还有这事,上面下来的命令,你一定要放款放多少?找不到项目,完不成任务,就被批评,就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从4万亿开始,我们就靠借债度日,靠借债维持经济的刚开始是8%的增长,刚开始是拼命保8%,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保8%,受广东人影响,8%是一个吉祥数字?后来8守不住了守7%,现在7%也守不住了,是不是该守6%了,六六大顺嘛。6%保不住了怎么办?保5%,5%有什么说头,不知道。这是政府要干的事,我不用操心,他们总会有人发明出更多新名词来。
      这个负债率从08年开始一路上升,这是2012年的4万亿负债率2.0%,再次上升,上升到目前,这个数据是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统计局的数据我现在用起来都是心里不托底,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有4家地方政府承认他们GDP造假。如果地方政府的GDP数据造假,那中央拿的数据是什么数据?我就搞不清楚了。还好国际清算银行给了一个数字,并且进行了各国的比较。我认为这个可能还是比较扎实的数据吧。到了2017年的时候我们经济的总体负债率已经从08年的140%上升到了260%,也就是增加了120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在过去的10年间,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我们经济增长还能维持在6%点几,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借债。借债是什么?借债就是寅吃卯粮,借债就是透支未来的GDP,借债不是价值创造,是向我们子孙后代透支未来的财富。现在负债260%,比日本还低,日本的负债接近300%。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这只是存量,这只是资产负债表。我们的问题在于流动性,我们的问题在于债务偿还能力。所以负债率,你可以做国际比较,但是这个国际比较不能够给你提供准确的依据,就说明什么时候债务危机要爆发了,不存在这样神奇的数字,说你负债超过了多少就一定是债务危机。他和一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有直接的关系。
      我问一下大家,我们各位都是做企业的,都是做金融机构的,如果一家企业,我们看到他的负债率是呈现出这样的上升趋势,我们会对这个企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如果一家企业在过去十年间,他的负债率上升100个百分点,我们会怎么想?作为金融机构,我们敢向这样的企业放贷款吗?我们敢吗?企业的负债,国家的负债,经济的负债,家庭的负债,全都一个道理,负债不能过高,过高会出什么问题?资金链断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家庭部门负债过高,最后链条绷断,引起的就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负债的水平一定要控制住,起码不能让他再继续的上升,这张图就是中央在过去几年中,应该说过去两年中,下决心去杠杆最好的说明。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杠杆,如果不去杠杆,这个风险我们承担不了。你很难再设想一下08年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但是如果你要让这个债务水平继续上升,08年的事情很有可能在中国重演。所以,最近中央推出了去杠杆的政策,本人是拥护的。我的学生讽刺我说:教授,很少见你和政府保持一致。我说不是我和政府保持一致,是政府和我保持一致。因为从08年开始我们就讲要警惕债务过高的风险,4万亿一推出,我就写文章批评,这是有据可查的,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当然我批评4万亿的文章理所当然的没有被发表,但是后来被我收到我的文集里面去了,过了几年以后政治敏感性过去了,我要出一本文集了,我就把这个文章塞进去了,居然也出版了。因为当事人现在已经不在位了,所以没关系,不算妄议中央,是妄议前中央。
      在中国的背景下,我认为中央去杠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至于在具体的执行上,方法上,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我认为不要因为具体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来怀疑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要推进下去,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我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患。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实际上跟这个是一回事,这条曲线,你把纵轴换一下就是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是什么推动的,债务推动的呀。你给老百姓放按揭贷款,你给开发商放贷款,你把纵轴换一下,就是地产价格。地产价格就是这么上的,资产价格的上涨,全都是债务推动的。资产价格上涨,只有两大推动力,一个是资产的收益率,第二个是杠杆率,就这两项。资产的收益率不可能这么上升,如此快的上升,只有杠杆率。这是一回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最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为什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就是因为我们的债务存量已经非常高了。现在流量开始出问题,也就是债务偿还开始出问题了。在债务偿还的压力之下,我们知道,2015年财政部做了一次债务置换,把地方政府的短期到期债务置换为长期债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债务置换?因为地方政府的偿债都发生了困难,这是2015年就发生困难了。这个措施是财政部2015年采取的。2017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4个省市承认GDP造假,这是我记忆中政府第一次承认造假,前所未有的承认GDP造假。为什么4个地方政府,可能不止4个,我看到的是4个地方政府承认GDP造假。为什么承认造假?因为财政揭不开锅了,债务偿还发生困难,财政支出找不到钱了,怎么办呢?找老爸、找老板,跟中央要钱。中央说,你去年GDP增长这么好,财政收入这么好,你跟我要什么钱呢?地方政府怎么说?地方政府说对不起老板,去年的数字是假的,承认了。承认错误,才有钱哪。于是,地方政府纷纷承认,我造假了。我们的财政很不透明,所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只能零星从媒体上的这些报道了解,而媒体的报道现在也很糟糕,媒体的报道,造假的实在不算少数,我本人就被造假了多次,我投诉无门。我顺便说一句,市场上过去的三年中,所有以我的名义写的关于房地产的文章,关于股市的文章全是假冒!我没写过一篇。但是在网上,在自媒体流传的,我都看到五六篇了,而且都是10万+。我们的自媒体没有底线。当然,我们的官媒好像也没强到哪儿去。现在看到报道,看到数据,都不敢相信。现在地方政府承认GDP数据造假了,近期债务违约的报告越来越多,前两天网上热炒的是常德政府,召集他辖区之内的金融机构开会,开会干什么?要求金融机构不许撤贷,常德政府后来出面辟谣,用的词非常艺术,网上所传关于常德市政府召集金融机构开会的报道,不完全属实。说明这事真的发生了,但是细节也许不像媒体报道的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地方政府偿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如果金融机构一撤贷,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要垮掉,可能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也要垮掉。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耸人听闻,你们经济学家老在说一些不着边的话。今天喊危机、明天喊危机,危机在什么地方?我们日子都过得挺好。过日子是你们的事儿,喊危机是我们的事儿,不会因为你日子过得好就不喊了,也不会因为我喊危机你们就不过日子了,大家各过个的。
      地方政府要求银行续贷,如果不续贷,他的财政会出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去杠杆。财政部今年发的,暂停向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停止PPP棚户区改造,全停,取消一切补贴,这都是正确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出台资管新规,清理影子银行,打破刚性兑付。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在呼吁,要打破刚性兑付,就是做不到,总是一个维稳当先,一直推行的就是刚性兑付,花钱息事宁人,现在刚兑终于打破了,这是一件好事。打破了刚兑之后,引起了市场对风险的重新评估,市场对风险的重新评估自然就会影响到资产价格,毫无疑问的。因为资产价格是由预期形成的,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不是交易的金额是多少,不是交易的笔数是多少,在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就是预期。金融资产的价格全都是预期形成的,不是实际交易形成的,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只要预期发生变化,资产价格立即就变,资金的数量、资金的流动方向马上就发生变化。所以有一些朋友说,资产新规、清理影子银行、打破刚兑、去杠杆这都对。但是,措施是不是太过于激烈了。我个人认为,是错误(试错?)到目前为止还是得当的。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平缓一些?我觉得很难,因为金融市场是预期主导的,只要大家看到了中央银行已经下决心打破刚兑,这个预期立即发生变化。而市场上,资产价格马上就反映出来。金融市场他永远是过度反应的,因为预期是超前的,预期是可以在瞬间改变的。

      对于去杠杆最明确的表述是今年两会之后,新任央行行长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缩表,已经做好准备退出货币宽松。央行行长的讲话,被市场忽略了。在这个讲话之后,央行的缩表正一步一步的在进行。市场、企业一厢情愿的用过去的思维方式来预测未来央行的举措,我觉得我们有可能要犯错误。
      银行政策一出,资本市场当然受到影响,然后大家就开始叫了,你搞得太紧了,太雷厉风行了,动作太果断坚决了,市场已经受不了了。最近央行又降准,于是这个降准好像又符合了我们传统思维的预期,只要我们叫一叫,央行就得放一放,我希望大家不要抱这样的幻想。最近的降准和过去的降准是两回事,过去的降准我们都理解为央行又放水。抱歉,这次降准不是央行放水,是银行收水。是央行缩表配合性降准。为什么央行第一次降准,是银行再回收再贷款,是明显的缩表的举措。收回再贷款,央行担心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所以相应的降准。这个降准是为了配合央行缩表,不是再次放水。第二次降准有可能是受到一些市场的压力,其中包括人民币的压力。
      不管你说央行政策的动机是什么?在宏观层面上,我们观察到的是什么呢?宏观层面上观察的是广义货币、狭义货币增速都在不断的下降,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下降。这是最清晰不过的信号,就是央行缩表,退出松宽。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太晚的话,你要说再让我批评政府,我只能说你们做这些事儿太晚了,早就该做了,拖到今天,亡羊补牢也可以,总比不做强。
      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去杠杆要进行多长时间?我们还看这张图(非金融机构负债/GDP),我们自己给央行算的帐。正是因为在过去两年间,采取了去杠杆的措施,这条曲线在2016年开始平缓了,首先要防止、要制止债务的进一步上升,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你还得把它降下来。各位想象一下吧,现在大家都在叫苦,都觉得过不下去了。那更严厉的措施还在后边呢,你这么高的负债率,早晚是个问题呀。要把这个定时炸弹的引线拆掉,你的负债率还得降下来呢。我们这个经济靠输血已经习惯了,现在输血要停了,别说输血停了,即便是输血少输一点都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输血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不可能的,对这一点,我们要做好准备,要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你只有精神上、心理上做好这样的准备,你才会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应对进一步的去杠杆。

      2016年我们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读书、不看报?当然我也不看报,我也不看新闻联播,但是中央的精神我是非常注重学习的。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大家还是要读一下,2017年的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守住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说的都是这件事(非金融机构负债),不要用过去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今后的政策走向,我刚才已经讲了,后工业化时代,再加上长期追求过高的GDP增长,使中国经济内部的风险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化解风险的时候了。否则发生什么事儿?我们真的是难以预测,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应对,也都说不清楚。
      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紧缩,再加上外部特朗普不断的制造事端,中国的经济将会是在长L型中。就是2015年权威人士对人民日报的谈话,中国经济既不是U型更不是V型而是L型,讲的非常清楚,这个话没有过时。2015年讲的,到现在2年半过去了,没有过时。我个人的判断,依然是L型。这个L型在学界基本上是共识,唯一争论的是L型的一竖还是L型的一横,我认为是一横。

      下边我们就介绍一下特朗普为什么要发起贸易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起贸易战。他的前景我很难说,因为大国博弈,中间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乎是无法预测的。
      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大背景是什么?是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经济出现了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叫全球化,第二个浪潮叫技术革命。在这两个浪潮的冲击下,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使得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特朗普当选之后,推出了一系列的保护主义的做法。这两大浪潮为什么会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影响呢?全球化导致了美国蓝领工人的工作流失,技术革命加剧了美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是对美国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全球化,美国蓝领工人他的工作流失到哪里去了?流失到了墨西哥,流失到了中国,流失到了东南亚。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得美国的公司去寻找成本最为低廉的劳动力,于是他把企业搬到了中国,搬到了东南亚。结果造成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加速衰落。
      这个是美国大选的结果,红色是特朗普获胜的州,蓝色是希拉里获胜的州,大体而言,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在东西海岸,而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在中部,我们讲的中部是美国的中西部。中西部这一带,从维斯康辛、俄亥俄州一路下来,这一条线还有米西西里河谷地区,这个地区是美国传统制造业很集中的地方,俄亥俄州的底特律我们都知道这个城市已经破产了,什么底特律破产了,因为美国汽车工业的衰落,汽车工业为什么衰落了?因为汽车工业搬到了墨西哥,汽车工业搬到了中国,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这一带的工人处于一种无助的状况,他们没有工作了,只能够拿社会保障。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他们原有的技能已经过时了,而他们的年龄又决定了教育背景、又决定了他不可能获得新的技能,所以这一带的工人,这一带的老百姓急切的希望改变现状。但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民主党所代表的这些精英,他们热情的拥抱全球化,他们为什么要拥抱全球化?苹果在什么地方?微软在什么地方?苹果在加州,微软在华盛顿州,亚马逊也在华盛顿州,美国新兴的科技企业基本上在西海岸。苹果的手机是哪里生产的?中国生产的。富士康的厂都在中国。所以西海岸的这些科技公司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他们也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那么民主党代表的这一批人(精英),科技公司发展的势头非常好,包括什么Facebook,你到加州去看一看,科技公司基本上全都集中在这里(东部)。跟着科技公司一块儿获益的是谁呢?是华尔街,传统的金融精英在这边。所以在过去全球两大浪潮中,一个叫全球化,一个叫做技术革命,美国的受益者基本上是集中在东西海岸,所以东西海岸都把票投给了支持全球化的希拉里,支持全球化的民主党。那么川普这个人,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敏锐的观察到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在拥抱全球化,拥抱技术革命。有相当多的选民,是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受损者,这些受损者集中在中部。特朗普他在2016年的选举中就重点做这一部分人的工作,正是中部的选民使特朗普令人意外的击败了希拉里。这一部分人的诉求是什么?我们要体面的工作,体面的收入,体面的生活。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全球化,什么叫科技革命,他们只是希望改变现状。于是特朗普投其所好,你们现在没有工作,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工作被墨西哥人偷走了,被非法移民拿走了,被中国人拿走了。你们选我,我来改变现状。
      于是,特朗普提出的口号是什么?美国第一,我不理睬你什么全球化,全球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对我的选民负责,我的选民是美国人,我把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他的口号是,美国第一。另外一个口号是让美国重新强大。使得美国人——使这些情绪低落的美国人重新获得一种力量,一种心理的力量。我们不比中国人差,我们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差。于是,就赢得了2016年的大选。
      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怎么办呢?他要兑现他的承诺。你看他当选之后所做的一系列事情,都是为了兑现他的承诺。收紧移民政策,在美墨边境建一堵墙,由于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使得你们失去了工作,由于他们没有身份证,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把你们的工作机会挤掉了。于是在墨西哥接壤的地方建墙,把非法移民挡住,而且还异想天开的提出,我建这个墙墨西哥政府你也要出钱。还有这事儿!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商人嘛,不就算钱吗。他吊销了7个穆斯林国家已经发了的签证,收紧移民政策,其中包括针对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的移民,来把工作留给美国人。他退出了巴黎气侯协议,巴黎气候协议规定每年每个国家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有一定数额的,他退出。他说全球变暖,二氧化碳,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政策是美国第一。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我就干,全球责任跟我没关系。退出巴黎协议,不承认前几届美国政府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为了把工作留在美国,给美国公司减税,减个人所得税,减公司所得税。这事他还真干成了,他找美国大公司的CEO座谈,说你们为什么把企业建在东南亚、建在中国,为什么不回美国?这些大公司的CEO说,人家劳动力成本低,咱们都是经商的,都是逐利的。他说好,我给你减税,条件是你回来。他还确实吸引了一批美国的企业,把原来海外的投资计划取消了,现在投资投在美国。因为你给我减税了,成本降下来了。发起对中国,他不光是对中国,也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发起全面的贸易战。为什么呢?他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你中国人占了我的便宜,我在贸易中有这么大的赤字,不是因为美国公司的竞争力不行,而是因为中国政府补贴国有企业,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所以我认为就是不公平的。我要施加压力,中国开放市场,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让汇率更加自由的浮动,这是他的诉求。
      他给出了这幅图,这是美国政府的一幅图,这个图的绿线是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红线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两条线放到这儿,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减少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直接相关。对华贸易逆差越高,制造业的失业越多,他以这个为依据,跟中国开始打贸易战。所以他的贸易战表面上是争经济利益,实际上他是政治动机。他的目的是什么?是2020年再次当选。你别看他这么大岁数,人家还想干第二届。他现在第二届的竞选班子已经组成了,已经准备为2020年重新当选来做铺垫的工作。在这个背景下,他发起了贸易战。
      随着中美两国之间贸易摩擦的升级,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呢?是中美两国将替代过去的苏美两国,出现二次冷战。对于这样的说法本人是表示怀疑的。我觉得这样一个说法是把形势讲的过于严峻了。我不认为中美两国会像过去苏联和美国一样进入到二次冷战。因为上一次冷战,是在两个彼此分隔和对立的阵营之间展开的,他的分隔体现在不仅经济上是分隔的,社会、地理上也是分隔的,战线非常清楚。经济上的分隔,那时候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以金互惠为他主要贸易和经济往来的主要框架。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日本也好,美国也好,欧洲共同体也好,是另外一块市场经济。在两大市场经济之间,基本没有往来。社会更不用说了,在地理上,东西欧界限非常丰富,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打冷战。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么打冷战。苹果手机全都是Made in China,出口到美国去。你看上去是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美国可以对苹果手机加征关税吗?你加征关税制裁的是谁啊?你说不清楚啊,苹果手机里有多少零部件是中国做的,有多少是美国做的,加征关税打击的是美国厂商还是中国厂商?你说的清楚吗?美国的汽车如果进不到中国,中国如果加征关税,你打击的是美国汽车生产厂商还是中国的零件生产厂商?你说的清吗?分得清吗?所以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这和第一次冷战,苏美之间的冷战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国际经济的融合分工与协作发展到今天,你已经没有办法挑出来哪些是Made in China,还是Made by China,你分不出来。你制裁中兴通讯,你只能挑出那个芯片来,他为什么只挑芯片,他没有全面制裁中兴的产品,因为中兴的产品里面各国的东西都有,今天是国际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你怎么打冷战,你打不了。比如说军事打击,你美国有多少企业在中国,你这个打击下来,你打的是谁呢?每年有多少中国人在美国,多少美国人来华,这个和第一次冷战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次冷战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阵线分明,目标明确,你可以精确打击。现在不是的,现在你没有办法精确打击。所以,我不认为是世界进入到了第二次冷战。
      全球化将放缓,但是会继续下去。会因为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受挫放缓,但会继续下去。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和中国否定开放,我认为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事态还在发展的过程中,但是我个人要比市场的情绪乐观一些。中美在谈判,美欧在谈判,美墨、美加都在谈判都在打架,打架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在这一场博弈中拿到更多的好处,而不是为了破坏这场博弈。是为了在国际的经济交往中拿到更多的好处,而不是为了中断,为了完全消除国际的经济往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对于通过谈判,解决中美的贸易争端,还抱有一线希望。当然,这个希望能不能够变成现实,我不知道。
      另外一点,使我对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谈判解决还抱有希望,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中方的表现是理性和克制的。你看这次中美贸易打起来,没人上街吧,没有爱国口号的浪潮吧,那和钓鱼岛那个时候不一样。中方多次派代表团到美国去谈判,承诺削减贸易顺差,中国承诺举办进口商品交易会,愿意削减我们的贸易顺差。中国领导人邀请美国在华公司来进行座谈。所有这一些都表明,我们是通过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而不是采取对抗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呢,还是有希望的。尽管现在前景看起来比较黯淡,但是我还没有放弃这个希望。
      这大概是宏观层面上,我跟大家要交流的。宏观层面上充满了变数,企业和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希望在什么地方?我下面讲微观。我在微观层面上,确实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新的变化使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具有一定信心的,是审慎乐观。

      宏观层面上,没有什么文章好做了,那么经济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希望在什么地方?下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希望在下面几个方向上探讨:

      第一个是行业重组。行业重组为企业创造了很多的机会,中国的各个行业都过于分散,行业重组势在必行。如果谁能抓住行业重组的历史机会,就有可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么我们的金融机构,也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配合企业进行行业的重组。为什么要提出行业重组这个题目?其实和中兴通讯还有关系。中兴通讯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是中国企业必须掌握核心技术。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一定去做全产业链,但是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技术,中国的技术一定要想办法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现在芯片热,大家都在讲芯片。不是不知道芯片的重要性,而是我们的企业没有在这方面发力。今天的芯片数来数去,还是华为。有人说,美国人下一步制裁华为怎么办?其实华为一直在被美国人抵制,华为的很多产品到现在无法进入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即使没有美国这样的市场,华为没有因此而发展受到挫折,所以这样的公司,我认为真是中国的骄傲,是我们企业需要的榜样。华为之所以受到美国多年的制裁,如果哪一天真的对华为芯片禁售,华为不会像中兴这样立即瘫痪。现在中兴好像破产已经是定局了,华为如果哪一天受到芯片禁售这样的制裁,我相信他可以坚持下去。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具有芯片设计和制造的能力。他的海斯芯片、麒麟芯片,在国外禁售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支持他的业务发展,当然肯定对他有影响,但是不会像中兴这样全面瘫痪。因为他投资芯片,在芯片上的研发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芯片上的投资,如果不是以千亿计的话,应该是以百亿人民币计的。我说的是累计。
      当我们一说华为的时候,我的学生就经常跟我讲,教授你说华为太高大上了,我们学不了,但是大家要注意,高大上不是一天建成的,在华为还没有高大上的时候,他已经拿出了有限的资源投资芯片,他的芯片建设二十多年了,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们每一个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都应该认真的去学习华为的经验,为什么华为在他弱小的时候,在他销售额只有十几亿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出钱来投资芯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是理念上、观念上的差别,这不是实力上的差距。
      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我们要做行业重组目的是什么?行业重组目的是使我们公司、我们国内企业的市场集中率能够提高。汽车行业中国有70多家生产厂家,70多家整机生产厂家,美国有几家?美国有3家。1家福特,1家通用,还有1家特斯拉。美国只有3家汽车生产厂家,我们有70多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汽车生产厂家的规模效益远远低于美国,意味着中国汽车生产厂家能够投入到研发中去的资源远远低于美国。我们的企业太分散了,没有力量集中资源进行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的研发,导致中国的企业在基础技术方面现在和美欧日的差距依然是非常的显著。我们老说四大发明,我觉得科技部的总编讲的话很有道理,在别人的地基上盖的房子,就认为是自己的资产了,就像我们现在政府要收房地产税一样。你干嘛收我的房地产税啊?这土地是我的吗?这土地不是我的,你收我的税干嘛。属于我的只有地面上那一块,地面上那一块多少钱,你是不是按照地面上那一块收税。同样的,我们所谓的新四大发明,所谓的在移动支付上的领先等等这一些,全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地基上的,那个地基都是人家的,我们在这儿每天吹什么呀。你深入的去看一看,芯片是人家的,底层的技术是人家的,操作系统也是人家的,你吹啥呀。我们的中国企业要踏踏实实的,在后工业化时代要去攻这些基础技术,要一点一滴的去做。
      而要攻这些基础技术,只有大企业能干,中小企业他可以在细分市场上,他在一些特殊的技术上可以取得领先,但是基础技术一定是大企业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各行各业集中度要提高,不能70多家公司还在这儿搞汽车。70多家公司全在研究电动车,特斯拉一家研究电动车。当然福特也在做,他们能够投入的资源,能够投入的人力,远远的超过我们中国的这一些中小的汽车制造商。所以行业重组一定要做,做了以后能够提高市场集中度,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发中去,来掌握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现在有一些企业已经在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我们的金融机构应该配合这些企业,加速行业的重组。能够真正有一些像华为那样的企业涌现出来。华为为什么能做到今天,华为基本法规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996、1997年制定的,就是以公司法律的形式规定,每年投入研发的资金不得少于销售额的10%。华为去年的销售额6000亿,不少于10%,也就是用于研发有600亿。为什么华为会做得好呢?每年600亿的研发投资,谁能跟他竞争。华为在手机上的起步是很晚的,但是现在他的手机已经杀入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叫做一类供应商。全世界有三家手机供应商,华为、苹果、三星。华为的手机生产比国内企业都晚,但是他可以杀入一类供应商,为什么?他有芯片,有操作系统,软件的基础技术就是操作系统,硬件的基础技术就是芯片,所以他可以迅速的进入到最顶端。他在价格上就说明了他的品质,其他的厂商都在下面,为什么?没有基础技术,要依靠别人。

      第二个经济的其他机会是消费,消费升级大家谈得很多,做得很少。消费升级已经从过去的柴米油盐变成了健康、医疗、养老、娱乐、户外运动、品牌消费、定制消费。全是机会,看你怎么去做。

      第三个是企业的技术升级,等一下我会讲到,中国企业我们现在经常讲新名词。我们动不动就讲工业4.0,工业4.0是前年的话题,去年讲什么呀?去年讲人工智能,今年讲什么?今年讲区块链。明年讲什么?不知道。我们追逐新名词,发明新名词,远远的快于我们能做到的。都是在追这些新名词,媒体也罢、金融机构也罢,我的学生也罢,我的学生现在一上课就是区块链,我跟他们讲,我说这节课讲完了我们后面有问答,区块链的问题一律不回答,别跟我说区块链。去年我跟他们讲,我说人工智能一律不讨论,AI、VR一律不讨论,凡是媒体上的热点,在本课堂上禁止。我就不希望你们一天到晚去追媒体上的新名词,希望你们踏踏实实把你自己的企业做好。你跟我谈谈零售,谈谈怎么开餐馆,我愿意跟你谈。你跟我谈谈你的生产线怎么改造,我愿意跟你谈。你跟我谈谈商业模式怎么创新,我也愿意,我就是不愿意跟你谈那些新名词,工业4.0。你跟我谈什么工业4.0,我的观察,中国的传统制造业现在的平均水平是工业2.0,在工业2.0的时候你跟我讲什么工业4.0,你跟我扯什么。我问你什么叫2.0?什么叫3.0?什么叫4.0?你能说出来吗?没有2.0就没有3.0,没有3.0就没有4.0。我最反感的一句话就是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弯道是不可以超车的,弯道加速的结果是什么?是翻车。我看了多少弯道翻车,我没看到过弯道超车。不老实,投机取巧,这是我们很多企业的毛病。

      华为为什么能做到现在?任正非的一句话,我们几十年就对着一个城墙口子冲,冲到今天。很朴实的一句话,但是他说出了华为成功的要素。就是专注,对着这个通讯设备这个领域、这个城墙口子冲。集中资源,就攻这一点,其他心无旁鹜,不看别的,不炒股、不炒楼、不干别的事情,不搞房地产开发,不上市,就做这一块,才能做到今天这样的。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讲,机会大把大把的,但是机会都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没有准备,那些机会只能诱惑你,只会把你引向歧路,所以机会从来就不缺。不要问我,教授,今后两三年,您看哪个行业有希望?别问这个,这样的问题一律不回答。如果要回答,哪个行业都有希望。就你这种态度,哪个行业都没希望。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夕阳行业,只有夕阳企业,没有朝阳行业,只有朝阳企业。别搞错了,哪一行都能出状元。
      我一开始就讲,在后工业化时代,国家经济的希望,企业的希望,都在创新,都在于创新。创新我们讲的是广义的创新,它不仅仅包括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的创新,甚至包括了公司文化的创新。创新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研发新的技术,像华为那样,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另外一条路径,你用好现有的技术,你别跟我说AI,AI还用你去做吗,AI全是开源代码,谷歌不断的发布AI的新版本,你想想你做AI做得再好,你做得过谷歌吗,你用谷歌开源的AI算法就可以了,用不着你去做。你做了也不会比谷歌好,但是你要用好谷歌AI的开源算法,你要用好现在市场上垂手可得的技术,根本不是高技术,就是普通技术。但是,要动脑筋把他用好。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来说,确实学华为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对于更多的企业,是如何用好现有的技术。
      我曾经在一个课堂上上课,上课之前,同学都在脑袋上扣了一头盔,罩一个大眼罩,干什么用呢?VR。一个班上60多人,居然就有3家企业在做VR,然后说教授你来体验一下。我把那个玩意儿一扣上,怎么有点头晕,我说你这VR做的不怎么样啊。为什么60多人中有3家企业都在做VR,追逐热点。我说你们这VR什么应用场景?干什么用的?你是为了VR而VR?还是为提高企业的效率、提高客户的体验而用VR,别搞反了。人工智能也是,你是为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你还是应用人工智能解决企业的现实问题?这个全搞反了。为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全都去追这些东西,追了半天发现,人家那儿开源代码已经放在那儿了,你为什么不去用啊。搞汽车自动驾驶,百度已经有阿波罗了,你为什么不在阿波罗的基础上再来发展呢,为什么非要自己搞一套呢,你会比谷歌搞得好吗,你会比百度搞得好吗。把现有技术用好,企业的效率就能大幅度提高。

      我现在已经从宏观转向微观了,因为我觉得宏观已经没什么好研究的了,研究完了以后,人家也不欣赏你,不仅不欣赏而且还扔棒子,还说你妄议中央,现在我也不妄议了,我们来看看企业。我在企业里看到了很多的现象,有不少企业开始努力的从制造转向研发,从成本控制转向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有一些企业,在认认真真的做。顺便说一句,我们将来要投资,就应该投这些企业。将来我们投资的思路,也不再是猜测政府的政策,也不再是去划出曲线来,要掌握波动,市场的波动,哪个是谷底,那个是波峰,这都是陈旧的思路。将来的投资,你就是找这一些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别管大小,只要有创新能力就可以投。我知道,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大家会问投资的事儿,我事先说一句话,我的回答就是,谁有创新能力我就投谁,规模大小无所谓。
      我看到的用数字技术来改造现有的生产线,来提高他的效率,一家模具生产厂家,用大数据、用数据库、用互联网来缩短他的设计和制造周期,从而缩短交货期,提高产品质量,做得非常好。其实原理很简单,只需要专注的精神,一项一项的去解决现有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能取得成效。他的原理很简单,他把一个模具拆成零件,他把这些零件都存在数据库里,这个零件有多种多样,一个零件可能有几十种规格,他都存在数据库里。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模具你把他拆开,有多少零件,每个零件有多少规格,你要存多少数据进去。在大数据的时代,没关系,都能解决。存进去有什么好处?将来他接到了客户的订单之后,他进行模具的设计,他不再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设计,而是迅速的从库里提取现有的零件来进行组装,用搭积木的方式来进行模具的设计。把这些零部件从数据库里提取出来以后,立即生成了加工指令,因为每一个零件的生产,他的工艺、流程,也同时输入到数据库里了。在模具设计的同时,模具的成本瞬间生成,因为他在存这些零件数据的时候,他的成本数据、财务数据同时存进去了。这样做改造以后,他整个模具的设计、成本估算的周期大大的缩短,致使他的交货期缩短了30%到50%,于是他就拿着这项技术到市场上去投标,结果他是以最高价中标,他不是以最低价中标,为什么以最高价中标,因为他的交货期比别人都短。在一个多变的市场上,交货期现在比价格重要得多,你的客户愿意为交货期缩短两个礼拜而多付20%,因为现在市场上都是快节奏。这是我看到的一家模具工厂用数据库,大数据的技术改造传统生产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B端的。
      讲一个C端的,我穿的这件西服、衬衫,都是个性化定制的,都是量体定做的,因为我在外边从来买不到西服,也买不到衬衫,因为我的身材有点太古怪,我人瘦肩宽,腰围太小了。结果买衣服吧,上面穿了合适下边不合适,下边合适了上边就紧,我的衣服必须定做。那定做有什么问题啊?第一贵,第二交货期长。夏天,我想订一件衬衫,两个月以后给我,夏天已经过去了,而且贵。手工定制一套面料好一点的,什么杰尼亚、阿玛尼西服多少钱?几千到一万人民币。一万人民币对教授来说还是个数,对于金融行业的人来说那不算什么,对教授来说还是个数字的。这一家西服生产厂商,用大数据的技术,使手工定制的西服可以在流水线上跑起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价格降低一半,交货期至少从一个月缩短到一个礼拜就交货了,我这边订单刚下去,我手机上就接到一个短信,说某某某,你的订单我们已经开始处理了,一个礼拜以后你将收到,如果一个礼拜之后你没有收到,请立即给我们客服打电话。一个礼拜以后,真的收到了。价格一半,那实际上我没付钱,因为我认识他们老板,我在他那儿做案例研究,都已经跟他混成朋友了,自从混成朋友以后,我的西服就免费供应。我在极力的推广这样的模式,就是用数字化的技术来改造我们的传统行业,可以说很快就收到效果。
      再一个案例,这是我学生做的公司,我们都知道现在资产新规,清理互联网金融,今天这里爆雷,明天在那里爆雷,爆得人家都不敢在网上投标理财。我学生做的小微金融的贷款,到现在为止非常的稳健,坏账率低于千分之一,坏账率低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都跟他们讲,你们万几的坏账率这个不正常。为什么万几的坏账率不正常?浦发坏账率多少?不好意思说,四川刚出事。他们的坏账率,他们专门做小微贷款,没有抵押,坏账率万分之几。我说你这个就不正常,万分之几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风控过于严格,说明你们的效率不够高,风控的目标不是把坏账率压到零,风控的目标是把坏账率控制在可以用拨备来覆盖的地步。你这个万几的坏账率是不对的,说明你们过严了,说明你们有一些优质的客户被你们排除在外了。
      他是怎么做的?他有一套严格的线下风控方法,很多的P2P互联网金融出问题,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只有线上没有线下,而中国目前阶段,离开了线下的数据,离开了线下的风控,是不可能的,线下永远不可缺失。而互联网金融离开了线下,结果就是大量的坏账,不能够完全依靠线上,因为线上的数据有限,而且线上数据的可靠性很难去核实,必须要有线下配合。但是线下的问题是什么?是成本太高。那么我就跟他们一起商量,如何把线下的风控尽可能的数字化,尽可能的上到云端,尽可能的由移动端来解决。那么他们现在正在做,到目前为止,效果还不错,他们的小微贷款已经发到农村去了,平均的单笔贷款规模只有5万元。5万元的单笔贷款规模他还赚钱。为什么?尽可能的利用移动技术,运用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千方百计的去降低线下风控的成本。
      最后一个案例,家装行业的数据化。这是上市公司大家都知道,尚品宅配,这是他的流程图,这个流程图在哪里实现了数字化?在方案设计上,这是网上的图,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在这儿可以用。他的设计方案是我刚才讲的,搭积木式的设计方案,能够很快的对客户设计出来一整套方案。先量房,他的量房也很简单,因为现在的测量工具相当发达,用激光到房间里一扫,就能够把房间给量出来,量出来以后,把数据拿到这里,由这个数据库和算法支持,很快就给客户一套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同时在这儿用VR,把设计方案用VR展现出来,三维的。你们到尚品宅配的客户体验馆都能看到,你头盔一戴,你将来的客厅是什么样的,卧室是什么样的,都给你展现出来。当然,他还不是真正的VR,因为这个效果还有待改进,但是VR在这儿就可以用了。所以这个设计环节数据化之后,有了设计周期,提高了客户体验,数字化,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这边设计方案一出来,计算机的指令立即送到了生产线上,进行自动排产,自动下料,由数据控制整条生产线,这是尚品宅配他能够很快的满足家装个性化需求。这家公司是不错的,我去看过。如果估值合适,可以考虑买进。但目前好像估值过高,尚品宅配的PE多少了?浙商证券有没有研究员在这儿,尚品宅配的估值是多少了?好像挺高的,七八十倍吧。公司是好公司,我就觉得他有点贵。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做一个小结。
      企业在面对多变的经营环境,投资人、企业、金融机构,都面对多变的环境,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个环境有过多的焦虑。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因为环境对所有的企业影响都一样,特朗普要想加关税,是整个行业加关税,而并不是加到你一家头上。所以在市场上,你并不是跟特朗普竞争,你是和你的对手竞争,而你的对手同样受到贸易形势的影响。因此,你关注的不是特朗普下一步出什么牌,而是你的竞争对手如何应对美国人新加的关税,如何你比竞争对手做得好,这就没有问题。你要关注的是什么?是市场,是客户,是你的员工。
      环境永远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也有不变的,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要打造和提升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变的是你要为客户不断的去创造价值。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许教授,许教授非常辛苦的为我们站着讲了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实在是机会太难得了,还是希望许教授能够跟我们的现场企业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但是考虑到许教授要休息,我们今天的现场互动不超过5个问题,现在要向许教授提问的朋友可以举手。

      提问1:许教授,非常荣幸,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一家做碳资产服务的企业,我们就发现刚刚提到很多制造业,过去这一年,包括今年,因为环保督察、还有环保的去产能,最后影响的是水泥行业、钢铁行业、化工行业,整体行业利润的上升。我们本身是做碳交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环保的加码导致这些企业本来大家觉得是非常落后的一些产能,反而这些产能在去年和今年他的行业利润都差不多是近十年的新高。所以,我们觉得国家去产能的这个方向,环保和碳这方面的压力意外的导致了这些行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我们看来,国家对环保的力度还有对碳方面的管控,就像特朗普他觉得气侯变化对他们来说是加重了美国企业的负担,但是在中国我觉得可能接下来对碳方面和环保方面加大力度,对企业不仅仅是增加负担的问题。
      许小年:我知道你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这条线(货币与钢价图),这条线是钢价和货币供应的关系,说明什么?红线是狭义货币供应,是M1。蓝线是钢价。这两条线,不是同时关系,而是我把这个货币供应往后推了6个月。大家先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钢价和货币供应是什么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正相关。而由于货币供应领先6个月,所以我们知道钢价的推手是谁啊?是货币。所以你刚才讲的,钢铁也罢,煤炭也罢,水泥也罢,这个价格的上升,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感谢政府给你们送钱。送钱,你们就先收着,但是不要高兴太长时间。政府给你们送钱是怎么送的?你看这个货币供应是怎么增加的,这个货币供应大概是在2016年年初,这个M1他的增长速度从大约5%,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上升到了25%。所以,基础原材料的牛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约2016年下半年。大概在2016年二季度开始的。那当然了,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是5%上到25%,这是钢价,钢价当然突飞猛进,钢价还在上升,但是拐点出现了。这是钢价上升的速度,也就是百分比不是绝对钢价,为什么拐点出现了,因为去杠杆。所以基础原材料的好日子还有多长时间?我感觉差不多了吧,要准备过苦日子了。所以你说,环保风暴,去产能,有没有影响?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数量上来看,我认为最主要的推手是货币供应。而这个环保标准的提高,毫无疑问要增加企业的成本,短期政府会用行政的手段关掉一批落后产能,对钢价、对基础原材料有支撑作用,但是中期来看,这个支撑作用其实主要是货币供应。随着货币供应的收缩,这个牛市很快就会结束。那环保对这个企业的影响是增加成本,要做好准备,把你过去一年多赚的这些钱拿出来,上环保。否则的话,下一波关掉的可能就是你。当然,我本人是坚决反对政府用行政手段去关闭产能,本人坚决反对。我认为应该是市场手段,而不是政府手段。

      主持人:谢谢。还有那位企业朋友想要提问的吗?
      提问2:许教授您好,我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属于银行体系出来的,我非常认同你说的国家一定要加强去杠杆,但是中国有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整个国家的融资结构是一个典型的以债务式融资结构为主的这么一个加杠杆的融资体系,因为现在资产主要融资在商业银行,达到80%。而商业银行根据银行法只能做债不能做股,就只能做债务信贷不能做权益信贷。也就是通过这种自身的法律体系,导致我们通过最大机构里面流出的资产必须是债务性的。那么在这种降杠杆的过程中,而债务性的融资结构里面,如果说基本上导致企业不断的提高你的资产负债率,同时导致企业在资产的配置过程中必须加大一些具有抵质押资产的能力。所以为什么货币出去了之后,会推动房产土地资产的价格,只有通过这个他才能拿到资金,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在去杠杆的过程中会出现企业违约,那么企业的违约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下调,比如说股市。降低资产负债率,由于你负债的带动,同时又带动资产价格的上涨,会不会出现在降杠杆中由于策略不当而导致杠杆越降越高。就是说资产负债率是分子除以分母,你分子减下来了以后,结果带动分母的价值也下降了,这样的话分子除以分母他不但下降,反而会上升。这是一个企业微观层面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我们的问题所有的根源在于我们是一个加杠杆的金融体系,融资结构,那么改变这个融资结构,很大一部分就是做大分母也就是做大权益,而在做大权益的过程中,目前我们比如说现在出台一些政策,包括债转股,包括做到权益里面的资本新政的出台,但是没有一个对做大权益很好的一个激励措施。怎么在这次新政里面,能够让大量的资金真正引导到通过真正的市场化投资行为,引导到权益上面去。
      许小年:你问的我听明白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这么提。这种提法,是忽略了事物的本质。其实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现在通俗的说法是杠杆过高,需要去杠杆,大家马上就理解,是债权和股权的比例失调,要降低债权,要提高股权。不是这个意思,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这相当于什么呀?这相当于企业排放污染,环保局一来查不达标,那怎么办呢?不达标那就有一个办法,加大分母兑水啊,把他冲稀了不就达标了。那就是加水把分母做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0.1%的排放标准。但是实际上污染一点都没减少,但是他达标了。债、股的问题,不是杠杆率的问题。
      中国经济目前的更准确的讲,不是降低杠杆率,中国经济和企业目前最核心的问题是降低外部融资,是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降低外部融资。不要把股权资本看成是零成本资金,股权资金的成本比债权还高,只不过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股民处于一种韭菜的地位,所以才把股权资本看成是零成本资金,是不用偿还的资金。根本就不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和实体的问题是什么?是过多的企业、过多的政府机构,不断的依靠外部融资来维持自身的运转,也就是自身的造血能力不足。这个外部融资不管是股权的还是债权的都需要降低,都需要提高自己自身的造血能力,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换句话说,现在金融的问题和实体经济的问题都是什么?都是资产的回报率太低,资产的回报率低到了不足以覆盖资金成本。只不过债务的成本是硬约束,股权的成本是软约束,这是唯一的区别。你增加债权,债权融资根本没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造血功能不足的问题。实际上你增加债权资本,是增加了资金成本,因为这是金融学院的常识。金融学院的常识都是股权成本比债权成本高得多,仅仅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我们欺负股民没有发言权,没有办法保护他的权益,我们把股权资本看成了零成本资金。所以韭菜一茬一茬的割。你现在放大分母,实际上是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成本,你放大分母是增加了政府融资的成本。因此,债转股也罢,增加股权也罢,根本就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外部融资和企业自己产生现金流,资产产生回报之间的巨大落差。我们现在融资所投的项目产生的收益,都不能覆盖资金成本,这是问题所在。而不是表面上的债股比例。

      提问3:许教授,我刚才非常理解你的观点,我表述的意思可能你刚才回答的有点不大一样。我说的是什么呢?现有的我们确实在二级市场,现在只不过是PE、VC现有的,怎么能引导社会的资金真正的引导到前端的具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融资上面去,而不是通过这种债务性融资解决,因为债务性融资结构会让他天然的引导到房产和土地,因为你只有债务性的资金,你去找银行融资必须要有抵质押物,而在银行体系内有效的抵质押物就是房产和土地,非上市公司在银行是很难拿到融资的,这是债务性融资里面很大的特点。而怎样通过一个结构能真正把一些资金引导到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融资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也做一些真正的股权投资,那么他的选择标准和信贷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真正的投资他是看未来,所以说一些发展前途不好的企业,如果用股权的思维,用投资的思维去做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符合银行这一套投资体系的。比如说他投入资管,符合做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而债务性融资里面主要是看你的资产结构,主要是看你提供的有效抵质押物。这种融资结构下面,可能通过机制引导有效的资本向一些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一类企业,资本去。
      许小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我认为凡是用资产抵押进行融资的企业,都不具备创新能力,都是成熟的企业,有着大量的资产可以去抵押,而创新公司根本就没资产。你去看看Facebook有多少资产,Facebook没资产。阿里有多少资产,阿里的资产就是那些服务器,就那几个办公大楼,阿里的资产和阿里的市值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凡是要用资产抵押去做债务融资的,这些企业基本都没有创新能力。这不是什么引导的问题,这个引导不是靠用抵押品来融资、来引导创新的,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所有的创新公司,他的特点是什么?第一没有固定资产,没什么好抵押的;第二没有稳定现金流。就是这两条就已经把绝大多数创新公司从债务融资的渠道中排除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创新企业、创新公司,他的融资渠道不能靠银行。银行去做股权投资,科技公司投资,不仅是不务正业,而且是会制造大量的坏账。创新的公司,国家的创新体系,不能靠传统的金融机构,必须要靠新兴的VC、新兴的PE,特别是民营的VC和PE。国有的VC、PE都不行,国有的PE他没有办法识别市场风险。您让银行去识别,你刚才讲得非常对啊,他的融资性质、融资对象完全不一样,您让银行搞一帮委员坐在那儿评价,说这个通过了,可以给他融资,我觉得那都是自欺欺人,因为银行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没有这样的团队,他可以判断什么样的公司将来会成为Facebook,什么样的公司将来是乐视,你能判断吗?你判断不了。你只能靠这些专业的,专门做风投,专门做早期的对于风险承受有很强能力的,说白了都是富人的钱,你让他打水漂,打10亿、20亿他不心疼的去做,银行10亿、20亿那可不得了啊。所以靠抵押融资,根本就不是创新的路子。
      这个问题基本可以不讨论。

      提问4:非常幸运,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我。今天教授谈了中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问题。我的问题是,现在美国整个经济,据我们了解是至少有8年以上的高速增长,特朗普上来虽然有些不靠谱,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还是非常靠谱的,而且不光是股市走到了历史的最高峰,美国的房价现在也是一路高歌。反观我们中国,刚刚说是韭菜,一茬一茬不断的割,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股市就是扶不起的阿斗。我们的房市每个省每个市都有大量的政策出来,但是怎么也压不住,这个现象请教授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许小年:房市我没有研究过,所以我没有发言权。股市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是在国家强力调控下的股市,市场价格不怎么反映基本面,所以你让我去分析,我也分析不出什么来。股市和房市要想健康,政府首先要退出。要想股市有投资价值,政府、国家都不能在里面,你得出来,要不然我没法跟你玩。我怎么玩的过国家队呢,作为普通散户要想避免割韭菜的命,就是选择一些质地优良的企业长期持有,具有创新能力,在转型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这一些企业,你可以长期持有。剩下来国家愿意怎么调就怎么调,跟你没什么关系了。除此之外,还真看不出来怎么样在股市中赚钱,你们得问浙商证券,我好长时间没做研究了,房市我就更说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区域性市场,每个地区和每个地区的房市都不一样,因为他每个地区供给和需求都不一样。而且房屋他不能跨境交易,都是区域性市场,你离开了当地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你谈房市没什么意义。谈杭州的房价和谈北京的房价没有意义,没有可比性,因为两个地方的供给和需求都不一样。房价走到今天,我觉得你们看任志强的讲话就行了,他的研究比我深入多了,而他主要的观点我都赞同。我就偷个懒,凡是问到我房市的,我就说你们去看任志强的观点。

      近期图文:

      从与上一代的代沟,转到与下一代的代沟  
      奇文共欣赏:“梁家河大学问”课题公告  
      中国式合纵连横的传统战略思维此路不通  
      
      




  • 发表时间:

      “可能没有人像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一样,与父辈有着如此深的观念鸿沟,两代人不但彼此无法理解,我们还会觉得父辈的行为、习惯与时代严重脱节,甚至格格不入。”这番话,不正是当年我们对上一代说的吗?不,是下一代对我们说的!


      老高按:36年前冒出来一个词叫“代沟”,顿时风靡一时。当时我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我们部门在机关的九楼,在我们上边更高层的,是隶属于社会科学院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代沟”是他们当时研究的一个大课题。那时我们所说的“代沟”,主要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观念鸿沟。记得我当时的一组诗歌获得全国诗歌奖,写的就是这个主题。之所以获奖,当然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诗歌艺术如何如何,而是这个话题,已经成了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时也曾经展望过、询问过:“代沟”是普遍现象吗?是否会出现在我们与下一代之间?——那时我们的下一代,才刚刚呱呱坠地或者牙牙学语呢。我和同辈朋友都很乐观:不会!我们与父辈不一样,父辈的头脑早被党灌输的观念凝固成阴沉木(鲁迅语)、花岗岩(毛泽东语),而我们有开放的观念、宽阔的胸襟,我们能够容纳异见,乐于接受后辈挑战!
      ——真的吗?
      曾几何时,现在说“代沟”,已经是我们与下一代之间的观念鸿沟了!
      这个时候,我读到了黄章晋的文章。
      他应该算是与我女儿同辈的下一代人,他的父母比我年长,但也应该算是我的同代人。黄章晋并没有描绘与父亲在观念上有什么隔阂甚至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是描绘了父辈的日常生活。他的描绘,让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看就觉得真实可信(尽管他父母家人当年生活在新疆,我当时生活在湖北,有许多具体区别)。而他的如下感受,让我更若有所悟:
      尝试用沟通弥合两代人的观念鸿沟总是自找痛苦。而最有意义的行动,或许是尽可能了解塑造他们精神和行为习惯的那个年代。这样,当两代人发生观念摩擦碰撞,在静下心的时候,能同情地理解他们。
      当然话说回来,“尽可能了解塑造他们精神和行为习惯的那个年代”,不是万能的,或许还是会有隔阂甚至不可调和的冲突,但至少会减少因不了解而产生的隔阂甚至不可调和的冲突。
      这一方式倒过来运用,应该也是适用的。反省我们当年,应该对上一代“尽可能了解塑造他们精神和行为习惯的那个年代”,今天对下一代,不也应该“尽可能了解塑造他们精神和行为习惯的那个年代”么?
      看了黄章晋的叙述,转载之余,也不禁手痒:我的父母和我当年的生活,不也应该像他这样如实写下么?后人看不看,爱不爱看,那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的父辈:一个家庭的1966-1976日常生活史

      黄章晋,《大象公会》

      可能没有人像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一样,与父辈有着如此深的观念鸿沟,两代人不但彼此无法理解,我们还会觉得父辈的行为、习惯与时代严重脱节,甚至格格不入。近来公共话题中,“老人”成为关键词,或许是一个旁证。
      我的父母年届七十,尝试用沟通弥合两代人的观念鸿沟总是自找痛苦。而最有意义的行动,或许是尽可能了解塑造他们精神和行为习惯的那个年代。这样,当两代人发生观念摩擦碰撞,在静下心的时候,能同情地理解他们。
      好在我父母有非常好的记忆和记录习惯。他们能最大程度地用数字和细节还原曾经的生活,使得写就此文并不困难,并让我对那个年代的了解不止于宏大叙事。
      我愿意分享我父母整理的日常生活史料,虽然从1966-1976的十年只是他们人生的一小部分,但在我看来,这段充满政治运动以及人为导致的严重物质匮乏的时光、同时也是参加工作的头十年,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比其他时段更为强烈。

      当时所在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家庭成员:父母与我,共三人

      货币收入

      兵团属12类地区,工资标准较高,从60年代进新疆基本工资便是每月28元,加上30%的高寒补贴、边疆补助以及菜金补贴,夫妇每人月收入为36.92元,1972年7月后工资又调高了5元(之前已十多年没有调过工资)。工资非按月发放,一般为每季发放一次或半年发放一次,一般人口较多家庭或只有丈夫拿工资的家庭都会在单位挂账。
      1974年后,我家每半年要往内地经济条件较差的亲戚家寄5-10元钱,同时还寄送内地短缺的衣服、布料等物品。

      

      当时职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40斤,无职工身份的家属每月28斤粮,未成年人每月粮食按照年龄分别为5斤、8斤、12斤……递增。口粮构成:玉米面70%、白面30%,大米从未供应过。
      食用油:为农场自己榨的棉籽油,职工每人一个月半斤。
      肉:肉价为3、4角钱一市斤,但平时无肉可吃,只在春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农场会屠宰牲畜,职工每人可买1公斤肉(春节可买2公斤)。另外,冬季每个职工可分得2公斤羊肉。
      蔬菜:因农场土地广大,秋末霜降时,每家均可分得大量白菜、土豆、红薯等过冬蔬菜。但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及女方未解决职工身份的家庭,会面临温饱问题。虽然家庭人均收入不足每月8元的家庭,单位可在提出申请后照顾多发部分粮食。但一般人口较多的家庭,即使有粮食补助,仍需要春摘榆钱、夏采马齿苋或到单位饲料地里偷苜蓿叶、冬天在单位菜窖外争抢被扔出来的烂白菜叶,惟有秋季食物来源相对丰富。
      糖:白砂糖只在几十公里外团部的供销社有售,但必须因病凭卫生院证明购买,白砂糖每人每次只准买200克。1973年后,兵团自己的糖厂能生产水果糖,过节时允许职工按每职工1斤的定量购买。兵团自产的水果糖品质明显区别于上海或内地生产的水果糖,入口后溶解速度不均,常有木棍、沙子、活性炭等颗粒物,故被称为黑糖。尽管如此,每逢黑糖到货,连队商店门口照样会排上长长的队伍。

      

      1970年前一段时间,每个职工只发一尺5寸布票,而一条短裤需要三尺布票,夫妻两人的布票刚够做一条短裤。所以人们开玩笑说,两口子穿一条短裤。因1967-1969年间丝线大量用于绣毛主席宝像和各种宣传器具的装饰品,很长一段时间,连缝补衣服的线在商店里都买不到。
      1970年后,纺织品短缺现象开始缓解,布票每个职工能分得2.5米。但上自连长下到普通家属,无一例外在衣领、膝盖、屁股、肘部、袖口缀满补丁。孩子的衣裤多是由父母穿烂的衣服拆开后重新拼凑成。当时的布往往粗厚,所以不少妇女会买几条2角钱一块的手帕拼成内衣穿。
      兵团产羊毛,每个家庭都掌握了自己将羊毛捻成毛线,再将毛线染色的技术,织毛衣的技术最早由上海籍职工向周围传授,织毛衣一般选在晚上单位召开漫漫长会的时候。
      1975年,来自上海的职工回上海探亲后,第一次带回了涤卡、的确良等全新的布料。每有上海职工探亲回来,其家必观者如堵,并响起一片羡慕之声。上海籍职工探亲都肩负着帮邻居购买交换紧缺生活物资的任务。完成任务复杂周折,需要把新疆的全国票证在黑市兑换为上海的工业券,有了工业券才可买回新疆紧缺的日用品。当时,顶针、松紧带、穿鞋带的扣眼、衣裤用的暗扣、彩色塑料线、各种花布、缝纫机线等等都需要从上海籍职工采购。

      

      1973年春以前,全家住在10平方米的地窝子。地窝子是在地面挖出的方形深坑,形如地窖,挖出一个两米左右倾斜的坡道即为门,上覆以拱形的顶,屋顶上开一口镶上玻璃,即为取光处。当时住房极缺,年轻职工成家都住地窝子。冬季地窝子保暖性尚可,新疆少雨,通常住地窝子并无麻烦,若有大雨则苦不堪言。
      1973年后,搬进地面的平房,面积12平米。当时无论人口多少,哪怕全家三代同堂有接近10口人,每家分得的住房也大小一样。当地住房如军营般整齐划一,每排平房前是划出地,允许职工自建杂货棚,以做储物养鸡鸭之用。

      

      1966-1970年为物资极端匮乏期,几乎所有日用品告罄,不但牙膏、牙刷、洗涤用品短缺,因大量纸张被用于大字报、传单,故连纸张也短缺到只能用废报纸写信。学生无作业本,老师鼓励学生把铅笔写过的作业本擦净后再用。高年级学生流行一种特殊的作业本代用品:在深色硬纸版上涂抹凡士林,上覆一张油纸,用硬物在上面写字,写完后,把油纸一揭,字迹消失。
      黑肥皂:因为肥皂、洗衣粉等物资极匮乏,人们先用皂角洗衣,后来用加工厂排污口附近富含油脂的泥土加入碱性物质混合煮熬成土肥皂。每年夏季,职工家家户户煮熬土肥皂。此肥皂内部疏松多孔,分量极轻,呈深黑褐色,用力涂抹在衣服上会留下棕褐色的印记。
      改良漆:1972年之前,大部分新建家庭无任何家具,床是单位提供的两条长凳搭上8元钱卖给职工的8块床板拼成,饭桌是单位木工业余时间帮忙打出来的。随着职工逐渐有业余时间精力忙自己的生活,各家庭开始添置衣柜、写字台、靠椅之类家具。这时商店里及时出现了一种叫做改良漆的油漆。产地不详,全是一种颜色,刚涂上去,呈明亮的深棕红,不久颜色逐渐黯淡,最后远看是黑色。
      1976年以前,大部分连队未通电,靠煤油灯照明,每月供应半斤煤油。所幸当时下班吃完饭后永远要开上好几小时的会,可以节省灯油。除煤油灯外,家里还有虎头牌电筒一支。
      1975年,我家终于添置了140元的飞鸽牌自行车,1976年,增设一台需用6节电池的春蕾牌收音机,但“三大件”中最贵重的缝纫机始终未能如愿添置。

      日常生活

      大礼拜:直到1980年以后,兵团当地的休息日才与内地一致。当时兵团搞的是10天休1天,俗称“大礼拜”,而学生则是7天一礼拜,孩子与父母的放假休息时间很难凑齐。
      开门红:当时法定假期是春节三天,五一、国庆各一天。但1972年以前,经常春节不放假休息。1969年大年初一搞“大战开门红”,天不亮职工就下到地里挖土,当时酷寒,漫天大雪,对面看不见人,地硬如铁,人人心里愤怒,但无人敢做声。因天气冷,围在脸上的口罩和围巾被呼出的气冻在脸上揭不下来。
      早请示晚汇报:请示晚汇报始于1966年冬,止于1970年冬。
      清早职工列队下地劳动。领头三人,一人扛贴有主席像的牌子走在最前,紧跟两人各扛一语录牌。下地后三块牌子插在最前面,领导带领职工列队面朝三块牌子站定,先带领大家齐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万寿无疆。礼毕,向主席像汇报当日工作任务安排,语含征求伟大领袖准许安排之意。报毕,干活。晚上收工后,大家又在领导带领下齐聚在三块牌子前,照例先敬祝万寿无疆,后由领导汇报总结当日工作。报毕,职工依次上前向牌子低头鞠躬汇报,一般多陈述自己工作有何不理想的地方,再找身体不舒服,遂意志薄弱之类的客观原因,最后请罪并表示下次将改过等等。报毕,收工回家吃饭。

      开会:农场职工几乎没有个人业余时间,晚上吃完饭照例要回单位开会,会议分大小。
      小会是班组找一间房,大家带着板凳围坐马灯前,先由班组负责人念报纸或文件,或大家依次朗诵各自写出来的工作汇报或批判稿,最后轮流政治表态批评、汇报个人思想动态。一般不少于三个小时。大会则是领导发言,下面群众听。任何一个单位的中心都有一个大会议堂。1972年以前,批斗大会很多,经常有事先安排好的示众和打人。之后批斗渐少,主要传达冗长无趣的上级指示,会议纪律也随之涣散。讲说者如果口才差,下面群众定开起“小会”,夹杂孩子的打闹哭泣。开会时的大会议堂是职工私下交流传播各种消息的最重要场所。

      婚葬宴请:婚礼一般选在五一和十一。通常晚上连队开完会后,领导要大家不要走,指导员宣布,今天某某同志与某某同志结婚,祝小两口努力学毛著,争当一对红。祝福毕,指导员令全体起立合唱谱曲后的《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来了……歌毕,令新婚夫妇背几首语录,各自独唱几首革命歌曲。随后,夫妇拿出准备好的烟、葵花子发给大家。葵花是连队自种的,0.15元每公斤,烟是写报告批准买的雪莲烟,0.08元一包。1973年,农场出现自酿白酒,婚礼是能喝到它的少数场合。
      职工去世,连队会开追悼会,送棺材一口、挽联一幅、花圈一个。追悼会选在工余时间,指导员简单总结死者各种贡献后,带领大家背诵“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后即告完毕。1975年之前,很少有亲属佩戴黑纱。而哀乐是领导人去世才有资格播放,故平民追悼会安静匆忙。
      1974年后,零星出现职工私下的宴请,主要目的是求领导或同事帮忙。求领导的事项从请假探亲、调换岗位、批条子买鸡蛋、住院、开药、推荐子女当兵等等,日常生活无所不包,求同事,则主要是希望结成“同伙”,在业余时间利用单位的便利干私活。

      人际与社会关系

      职工认老乡之风盛行,邻居之间喜欢互相帮忙,经常亲如一家。由于物资极为匮乏,日常生活必须互相帮忙,只要掌握居家有关手艺,业余时间会特别忙,也特别受人欢迎,生活水平也相对较好。
      但人们对相互信任极有保留。1972年之前,互相检举揭发之风盛行,揭发邻居用印有领袖头像的废报纸上厕所之类事情常发生。随着批斗减少,熟人邻居才敢一起到单位饲料地去偷苜蓿。
      出身较好的人敢私下发牢骚、讲怪话,出身不好的人则夹着尾巴,谨小慎言。对当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出身好的职工因其此前管理残暴,多会痛打落水狗,而出身不好的人往往会转而同情以前迫害他们的人。
      文革末,职工已疲于阶级斗争,“沾公家便宜”现象逐渐普遍,尤其在工厂单位,不但小偷小摸常见,利用单位设备材料干私活现象也半公开化。当时各种吃拿卡要已经蔓延。农业连队冬季大修农业设备,机修单位的工人师傅常会索取鸡蛋等物,不然会以种种借口无限期拖延。
      连长、指导员有很高权威,他们不但能直接把职工送进劳改队,而且连队本身就有临时管制职工的权力。虽然领导与职工几无收入差别,也很难有钱物的腐败,但特权依然存在,比如,农场通常只有领导和医生的孩子才有机会得到抗菌药物,长一口黑色的四环素牙(四环素牙又称染色牙,是儿童在牙齿发育钙化基期服用了四环素类药物,造成牙齿硬组织的矿化抑制,表现为牙齿变色或釉质发育不全,使牙齿呈黄色、灰色或灰黑色)。
      领导有随意拆开职工私信的权力,大家彼此之间没有隐私。有指导员和连长关系长期不和,指导员通过拆信,成功掌握连长与外单位女知青“乱搞男女关系”的铁证,将连长送进监狱。
      我的父母整理提供的日常生活史资料,就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
      他们曾青春焕发,朝气蓬勃,满怀理想,像我们今天一样。年复一年,同志逝去,希望破灭,青春的迷人国度变得更加遥远,生活之路变得越发使人厌倦;尘世的负担不断增加,只到辛劳和苦痛变得沉重得几乎无法忍受……一切的美好都在凋谢,犹如沟壑般的皱纹最终爬满脸庞。
      这就是我们的父辈。


      近期图文:

      在红色国家做到“不要告密”有多难?  
      
    极权国家七种有效洗脑驭民术  
      
    从贸易战到真正的战争有多远?  
      
    王希哲批评阎淮《进出中组部》分量很重  
      
    一位口述史专家细谈甘苦  
      
      
    史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潘杨之争”  
      
    杨奎松点出潘佐夫《毛泽东传》若干硬伤  
      
    《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反驳杨奎松批评  
      
    杨奎松再反击:《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的自辩很不专业    
      
      
      
      


  • 发表时间:

      “密告”与“告密”只有一步之遥。中国不少学校更从学生中招聘“信息员”,用来监控妖言惑众的教师和图谋不轨的同学,将“告密”制度化。告密文化沉渣泛起,引起有识之士深切忧虑,人大副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就告诫:守住底线,不要告密


      老高按:九年前,章诒和女士《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导致了沸沸扬扬的“文人告密”事件大讨论;随后章诒和又一篇《我家的卧底冯亦代》更将讨论推高热度——黄苗子告密出卖聂绀弩,翻译家冯亦代在章伯钧家“卧底”……这些话题足够劲爆,随后陆续揭出受命充当线人或者具有双重身份的文人学者越来越多,官至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就是一例,可以说,这种现象已经成了中共治下的常态。只不过,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在意识形态的灼热岩浆横溢之际,社会价值观不仅容许、而且推崇这种行为,人人视作正常;但当政治岩浆冷却之后,告密者就千夫所指了。而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则百思莫解:这些德高望重、甚至功成名就的文人学者,出于什么样的心态,竟然有如此不堪的污点?
      最近,“告密”再次成为公众话题,这次引爆话题的,是在高校校园——我说的,不是北大校友举报长江学者沈阳教授涉嫌对女学生有性侵行为,导致其自杀这一类,而是一位又一位教授因言论被学生举报而丢了教职——
      4月,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遭学生告密指其“精日”而遭受行政惩处;
      同一个月,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批评修宪的言论遭学生告密,被校方记过、开除党籍并调离教学岗位,还被提报注销教师资格;
      6月,主讲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学的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尤盛东,被学生举报,指他在课堂上的言论“偏激”,遭校方解聘。引起400多名学生在网上联署,要求校方让尤复职;
      此前,去年7月底,北京师范大学解聘了被人举报的网名为“梁惠王”的语言学副教授史杰鹏。
      再往前有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授课时抨击中国社会现状,被两位女学生向公安告密是“反革命”;
      几年前还有吉林艺术学院女教师卢雪松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匿名告发……
      我想起一件更早的往事:八十年代初期的著名军旅诗人叶文福(他的代表作是抨击腐败和特权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被北师大一位女生给中央写信,揭发他在北师大的演讲“离经叛道”,引起几位最高权力者震怒而遭受厄运。后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还表扬了这位女生。
      此事早就有,近来更频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有人提醒我:以上所说的这些举报,与通常所说的“告密”性质不完全一样,与黄苗子、冯亦代、英若诚的行径不能完全划等号。因为许传青、翟桔红、尤盛东这些教授、文人的言论,不论在讲台上还是在网络上,都是公开的,不同于私下言行。我同意:这二者确实还有些区别,但是举报行为毕竟是秘密的、是不敢见人也确实见不得人的——好,就不叫“告密”,可以说是“密告”吧?
      “密告”与“告密”,也就是一步之遥!
      更何况,我们不断得知,中国不少学校、不少班级,从学生中间招聘“信息员”,也就是招聘“告密员”,用来监控“妖言惑众”的教师。不,甚至监视同学:湖北大学07数学2班搞出个“小天使计划”,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每名同学也被老师指定有自己的监视对象——“小天使计划”?分明应该读作“小魔鬼计划”才对,这是对丑陋“告密”行为的制度化升级!
      告密文化沉渣泛起,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最近人大副校长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就对“守住底线”做出了颇为抢人眼球的定义:不要告密。但是,学生们能听得进去吗?在执政党亲自部署、动员之下,在价值观念严重扭曲的社会压力之下,在就范则一顺百顺、抗命则“未敢翻身已碰头”的众多明规则、潜规则之下,坚持“不要告密”,难乎哉!
      关于“告密”,还有许多问题也必须探讨,不是简单声讨、谴责就可以了事的,有许多界限需要划分,许多观念需要澄清(例如,我们要感谢有人密告,才得以某些恐怖袭击实施未遂)。对这个问题,我还有若干感想将一一写来,供网友批评。下面我想推荐金燕教授的一篇谈苏联告密文化的文章,既是他山之石,也是前车之鉴!
      我想用儒家网社评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我这篇已经不短的按语:
      ……(若鼓励告密)如此一来,教师失其所是,校园里没有老师,只有被监视的和被程序化了的园丁。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还是精神传承,而且,精神传承要比知识传授更为重要。就此而言,师生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以道义合,与利无涉,事关文明薪火传承,意义不可谓不大。
      因此,这种建立在精神层面的师生间的神圣性联系不容玷污,它与血缘的亲子关系在人类延续的过程中同样重要,需要倍加珍惜与护守,切不可鼓励学生举报老师破坏师生关系结构,毁伤师道。
      而且,意图借助学生的力量监视老师,最为恶劣与可怕的是许学生以重利,诱使其监听、记录、汇报老师之言行,弃义逐利,毫无敬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挑战的不仅仅是人性,也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底线。
      为师道尊严计,为学生成长计,为国族未来计,为文明存续计,切勿再鼓励学生做“信息员”举报老师。不管怎么讲,这种做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独特的“厨房文化”

      金雁,秦川雁塔

      我相信有人看到这个题目一定认为是谈吃喝或者烹饪的,但是在苏联这个名词却有特定的含义,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是“思想启蒙”、“持不同政见运动”、“萨米兹达特”,为什么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东西能够扯在一起呢?“厨房文化”是苏联式的政治体制中产生的一种荒诞文化现象。

      “私密空间”的窘迫与“告密文化”

      它的形成需要先从苏联居民的住房说起。十月革命后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乌托邦想象和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在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建立了一批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部分工人和官员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地居住在里面。
      但不久,领导干部就以工作需要为借口,纷纷从“住房公社”里面搬出,住进了独户住宅或原来没收的贵族府邸。
      建于19世纪的老城区地段好的贵族府邸大都高大敞亮、装潢考究,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这种住宅后来大都作为机关和博物馆所在地,也有部分内部经过分隔改建分配给一些官员和单位员工。
      苏联20年代是内战结束后首次城市化过程,尤其在一五计划期间,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出生率形成一个高潮。苏联实行住房国有化,原有的城市格局与住房明显不足,而政府决不允许私搭乱建,房屋的建设与分配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完全由国家垄断。涌入城市的人们只能屈居在一些集体宿舍或合居住房内。
      比如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他们中能得到住房的还不足千分之二。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5.9平方米。注意这是全国平均数,而具体落实到欧俄城市的居民人头上,人均不到两平米,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监狱里人挨人刚刚可以躺下的面积。
      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二战结束以后,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大批军队复员、离散家庭团聚、外迁机关企业返回,城市的住房极度紧张,由于冬季寒冷取暖的需要,往往是一个普通的公共住宅里挤进5-6户家庭,20-30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
      俄罗斯1997年拍摄的电影《小偷》,就形象的刻画了战后住房的拥挤程度,渴望拥有一套带有厨房和卫生间的独立住房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当时体制是一种战争思维模式下“时刻准备打仗”的“高度动员”体系,类似朝鲜的“先军政治”,一切民生建设都必须服从“国防优先”的原则,住房的供求比例严重失调,可以说整个苏联时期,住房短缺现象都十分严重。
      人们的生存环境过于狭小而导致邻里间冲突争纷不断,主妇们为争夺厨房的使用权或0.5平米的公共区域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就像是齿轮与螺丝钉之间的关系,任何家庭都毫无私密性可言。更要命的是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是否“告密”成为效忠亦或反对政权的标杆。
      自从1937年苏共中央下发《查出人民公敌并连根拔起》文件并掀起“向党献忠心”、“ 向专政机关靠拢”的“告密、揭发”浪潮,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大力表彰“大义灭亲”的举报“英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一时之间举报信满天飞,人人都像是裸体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透明人”。
      由于住房简陋拥挤以及隔音效果极差,邻里之间的相互告发比例非常高,剧变后据统计很多检举信都产生于公共住宅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其所著的《二手时间》,有很多采访对象都谈到越是亲密的人、身边的人越不可信,举报信一般都发生在“熟人和亲属圈子内”。一个叫奥西波夫的人在给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告发一位建党时期老党员信中建议:“每一个人都要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看看他们关心什么,为什么活着以及在干些什么”。
      档案公开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沃尔克娃女人的“告密信”致使26个人被逮捕,她告密的范围包括邻居、同事、女儿、朋友、亲属,几乎所有与她有交往的人都在举报之列。据说这还不算最多的。90年代一度任何人可以查阅档案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人跑到档案馆里去撕毁、涂改、抽取“检举信”的事件。有材料说每六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有“检举揭发的壮举”。而且绝大多数举报都是莫须有的泄私愤,其中为了侵占住房和公用空间的案例不在少数。
      一位叫叶莲娜的工作人员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讲了一个故事,有两位女邻居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夜晚“黑乌鸦”(对秘密警察的称谓)来了,把其中一位有小女儿的人抓走了,在她被带走之前,她还对自己的女邻居喊:“如果我不回来,请好好照顾我的女儿,不要把她送到孤儿院”。于是她的女友就接手那个女孩,女孩开始叫她妈妈,共有房屋也转到了她的名下。
      17年之后真正的妈妈回来了,感激地把女友从手到腿脚吻了个遍,童话通常都应该在此结束了。可是生活却有其他的,并不幸福的结局。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档案开放后,她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开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发者,那么熟悉的字迹,……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闺蜜,就是她告的密。那个女人无法接受,回到家之后她就上吊自杀了。
      当然也有较真要问个明白的人,一位被检举人的女儿就去质问她的亲属,“奥利雅阿姨,你为什么那样做?”对方回答道:“在斯大林时代,你哪里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吗?”“为了生存就要把旁边的人挤下去”。“为了不被出卖而出卖”,“因为你不检举别人,就可能被别人所揭发”。有些人似乎仍然在为那个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不齿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档案公布一度使很多人对人性产生怀疑,很多人说,“劳改营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检举材料暴露出来人性丑陋、邪恶的一面,对社会造成冲击波远远超出叶利钦政府开放档案的初衷,以至于到90年代末俄政府严格收紧了档案的查阅和复制尺度,使我们当时认为“以后有的是机会”而错过了“自由查看资料”的“黄金期”而后悔不迭。

      “赫鲁晓夫火柴盒”

      从基层上来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对苏联人的居住环境深有体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于是他发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要先在住房方面得到体现。
      从1954年苏联借鉴法国“廉价住宅”的模式,试图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大量建筑25-50平米的简易预制板结构的五层楼房。这种楼房各地虽略有些差异,但基本模式都是一样的,为了节约成本,大体上都是单薄简陋,灰秃秃的外观,没有电梯和垃圾通道,没有阳台,没有客厅。一般来讲,有两间不大的卧室,有一个小小的独立卫生间,有几平米的厨房,有点像中国70-80年代建的工人新村。据说,身材臃肿的赫鲁晓夫在第一批新房建成时就曾试用了卫生间,他以自己为最大容量,说只要能容得下我,其他人就都不会有问题。
      这些当年满足最简单居住条件的“赫鲁晓夫楼”越来越暴露出明显弊端,加上年久失修、功能退化,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剧变以后预制板结构的“赫鲁晓夫楼”大都到了需要拆除或是彻底改造的时候。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拆除的“赫鲁晓夫火柴盒”。2007年11月,普京在军队将领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不要让我们的人继续住在那些令人恶心的赫鲁晓夫楼里,”是我对大家的承诺。
      被普京称为“令人恶心的赫鲁晓夫楼”,在当时可是狼多肉少一房难求,需要挤破了头才能轮到的,排队等候8-10年都是正常的,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仍有50%的城里人在等待排队分房的名单中,“找个有房子的人结婚”比“与相爱的人结婚”更重要是当时的一句民间口头禅。
      为能够早日排队得到住房,人们恨不能使尽浑身解数。苏联的报纸和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少讽刺住房制度当中的不正之风的。拿到钥匙的人都有一种逃离噩梦般的喜悦。
      这在当时是赫鲁晓夫引以为骄傲的“民生政绩”,就是这种被后人戏称为“赫鲁晓夫火柴盒”的建筑,的确解决了大量城市居民的居住窘迫问题。让他们脱离了“隔墙有耳”和过度拥挤的“家庭合住房”,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至今还有些老人念叨说,“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有了自己的私人厨房”。
      俄罗斯传记作家叶梅利亚诺夫在这种楼房里住过16年,他说,“它为一家人提供了一套独立的单元房,这比它的很多缺点更重要,我在这间房子里接待过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他们经常说我们住的局促,但我们对它的爱是非常真诚的”,它使人们有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感觉。在经历了人人都在猜测“谁是告密者”的恐怖阶段之后,能有一块自由讲话的方尺之地是多么幸福啊!
      这种住宅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在两个卧室之间,可以形成一个“以厨房为单位的彼此信任的小小私密群落”。厨房兼有多种功能,它不仅是做饭的地方,也是饭厅和客厅,也是办公室和谈话的地方。当时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火柴盒”里的“厨房”给与了难以想象的高度评价。
      “如果说19世纪全部的俄罗斯文化存在于贵族的庄园的话,那么20世纪就产生于厨房了。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所有60年代精英群的生活方式,都是厨房生活方式。厨房甚至可以称之为孕育民间思想的“母体”。

      “厨房文化” VS“表演文化”

      后斯大林时代苏联体制的残酷化在达到顶点之后有所滑落,1956年秘密报告发表后的十个月间,就有60万人获得平反。受到苏联人诅咒的在“政治惩罚史上有奠基石的作用”的1926年刑法典58条被废除。但是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却愈发严重,由于合法性失缺底气不足,刚刚打开的铁幕闸门又被关闭。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是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取代“58条”的是1960年刑法典第70条、72条、142条和190条,由此形成的“国家安全需要建立在个人不安全基础之上”的控制模式一直延续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有所松动。
      很长时期,苏联执行死刑不叫“枪决”而叫——“捍卫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最高手段”。统治者认为在苏联社会“一切都是政治”,不能给民间留下死角,要把一切都扼杀在萌芽之中。
      它按照心理导航——行为钳制——政治处理这三步方案来进行。那时滥杀无辜现象虽受到一定抑制,但政治的强制性和惩罚的力度依然很大,克格勃依然权大无比,秘密警察具有集跟踪、侦查、逮捕、检察、审判、判决、执行于一身的职能。于是心有余悸苏联人创造出一种人格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的“表演文化”。
      在公开场合人们都练就了一套表演术,由此还发明出一种独特的副句比较多的书面社论语体的“麦克风”话语系统,这种语言也叫“党语”、“官话”,它也是俄语,但是词藻堆砌的空洞“废话”,是一种固定的在公开场合说的“麦克风词汇”。每逢纪念日、重大政治活动,只需要更换时间就能反复使用,语言在这里变成了“丧失自我”的“无意义表达”,成为假大空的符号漂浮在公开场合上。
      就像米沃什所说的:“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场作戏”,“这需要非常高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须战战兢兢,时刻处于警觉状态;说话必须考虑后果,三思而言。每个不合时宜的微笑、每个表错情的眼神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甚至人们生活的方式、说话的语调或喜欢佩戴的领带颜色,也都会被解释为某种政治倾向的标志”。这种随机应变者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新人种”。
      但是老百姓在私下里从来不这样讲话。他们在亲人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讲的是一种“自己人语言”和“日常语言”。这种语体与“表演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真实性和感情性,只有在这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俄罗斯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是非和批判能力价值观。有了厨房,就相当于有了自己的堡垒。
      在那里人们可以卸下假面具,还原人的本来面目,可以抗拒变成“麻痹症”患者或者“空心核桃”的状态,在那里知根知底的人们可以在一起喝着伏特加就着酸黄瓜侃大山,说自己想说的话。“在那里可以臭骂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为厨房里大家都是自己人。在厨房里产生各种思想,天马行空、政治笑话”。人们对无孔不入的克格勃博弈能力也在增长,反侦察与反窃听的能力在提高,恐惧感在减弱。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文体的《二手时间》一书中说,有很多人都提到“厨房文化”在他们人生中的意义。
      “厨房——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厨房里喋喋不休,在交谈时一定要开着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广播,这是一门科学,人们相互学习如何用计谋让电话监听的克格勃根本听不到我们的聊天内容:拨动一下数字盘(老式电话都是拨号的)在数字洞中插入一支铅笔固定住,或者在电话上蒙上枕头。
      打小报告和窃听电话这种事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告密成风,就连我们的区党委的人也相互猜疑。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女清洁工就是秘密警察发展的线人”。
      就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提心吊胆,他与赖莎交换看法从来不在室内进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保密内容时也是这样做:把所有的电视机和广播放到最高音量。这通常都是最基本动作。要是有认真的谈话,就得请客人请到城外的别墅去。他们在那里走进树林,一边散步一边谈话,“鸟儿是不会告密的……那个时候谁都担惊受怕,连被别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
      70年代“萨米兹达特”——地下出版物流行起来。民间的“厨房文化”上升到文字和理论层面,启蒙思想者大声地呼喊:“我们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与“党文化”的“社论文体”不同的是地下出版物以真实、鲜活、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语体,把“私底下”的真实语言公开表达出来,让它变成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语体。人们纷纷自愿加入这种以类似转销般滚雪球方式迅速扩散“萨米兹达特的行列里,刊印、传抄、朗读地下出版物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极大愉悦,厨房就是地下渠道的工作室、中转站、讨论场所和活动小组。
      在这些出版物中,创刊于1968年4月的《时事纪要》影响最大,被萨哈罗夫称为是为持不同政见运动建立了汗马功劳。较为著名的地下出版物还有:《乌克兰信使报》、《出埃及记》、《回忆》、《讲述者》等等,从1964-1970年罗.伊.麦德韦杰夫每月出版《政治日记》,为读者提供重大历史事件真实资料。逐渐人们从“厨房”走上街头,1976年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组织的成立,1986年“乌克兰文化俱乐部”成立,1987年莫斯科工人俱乐部成立,1988年以古拉格受害者及其家属组成的“纪念协会”成立。这些从地下走出来的非官方组织显示了民间力量的壮大。
      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厨房是躲避人格分裂的栖息之地,那是一个摒弃谎言的地方。“我们在厨房里骂苏维埃政权,说政治笑话,朗诵诗歌,读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书,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敲开朋友的家门,哪怕是凌晨两三点钟,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我清楚地记得那种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我们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不同”。大家都像土拨鼠一样,习惯于夜幕降临下的活动。
      “白天黑夜截然不同,一到早上,我们就各自去上班,又变成了普通的苏联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了,等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就又开始在厨房聚会,一边喝伏特加,一边通过收听高度干扰的美国之音,收听索洛维茨的禁书,我至今记得那种剧烈的噼噼啪啪的无线电干扰声”。“我们可以输、可以被打败、可以被关押,但是还会站起来”。
      我们就是在这“小小几平米的厨房里”引导着精神和灵魂,憧憬着新俄罗斯。但是这种“有破无立”单纯批判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它缺乏为后苏联时代实践与运作的考虑,自然也没有为经济转轨提供必要的养分,这就是另一个话题的内容了。


      近期图文:

      从贸易战到真正的战争有多远?  
      
    极权国家七种有效洗脑驭民术  
      
    王希哲批评阎淮《进出中组部》分量很重  
      
    中国式合纵连横的传统战略思维此路不通  
      
    奇文共欣赏:“梁家河大学问”课题公告  
      
    “爱国”与“卖国”的恶性循环  
      
    20世纪东亚演义,在21世纪如何续写?  
      
    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异化危险  


  • 发表时间:

      1929年10月美国股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催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再升为19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接着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最后升级为军事危机——二战。这是当时危机演变的“四部曲”。当下全球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之非常相似


      老高按:听到“贸易战”的说法,人们都明白这个词带有比喻的意义,并不是真刀真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战争。但是从“贸易战”到真正的战争有多远?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讲席教授陈志武告诉我们,危机演变一般是有“四部曲”,眼下“贸易战”“相当于已经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政治社会危机阶段,离(第四阶段)军事冲突只是一步之遥”。
      读到FT中文网赵灵敏的这篇采访记,才知道陈志武已经不再继续在耶鲁大学任教了,去了香港大学。足见我孤陋寡闻。上一位从耶鲁离开去香港的学者是著名的左派王绍光。
      陈志武的看法是否危言耸听?可能有不少人并不同意他。但是这篇访谈中,有许多启人思路的见解,值得一读,FT中文网将之放在首页头条十几个小时,虽然较长,该网站分了6页。


      百年前贸易战最终导致战争,今天我们如何避免

      赵灵敏,FT中文网,2018年7月11日

      7月6日,中美贸易战的靴子终于落下,美国向340亿美元中国货加征25%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随即出台反制措施。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战?1920、30年代那场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关税战为当下的贸易战提供了怎样的历史经验?世界灵敏度创始人赵灵敏专访了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讲席教授陈志武。
      以下为访谈实录:

      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战?

      赵灵敏:7月6日,中美贸易战的靴子终于落下,美国向340亿美元中国货物加征25%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随即出台反制措施。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贸易战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游戏,没有真正的赢家,特朗普作为商人一定明白这个道理,那他为什么还要执意发动贸易战?
      陈志武:这跟特朗普和他身边人的世界观有很大关系,这批人多数从1950、60年代走过来,他们怀念那个时代美国独步天下的优越感,也怀念当时美国以白人为主、没有那么多有色人种移民的人口结构。他们希望把今天的美国恢复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就要走美国之前走过的老路,那就是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1918年一战结束时,美国平均关税不到20%,之后开始国会陆续通过一系列法案提高关税,到1929年关税升到28%左右,1929年10月股市崩盘之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诞生,美国再次大幅提高关税。从随后的执行情况看,美国平均税率达到57.3%。这一法案引发了全世界的愤怒,美国总共收到了来自外国的34份正式抗议,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全球贸易量因此下降了1/3左右,美国的对外贸易也下降30%。
      尽管美国在当年的贸易战中也遭遇很大伤害,但在特朗普周围的人看来,这种伤害是相对的,高关税让美国的产业得到了更多保护,为二战后美国的独霸地位奠定了基础。在特朗普他们看来,今天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还是得用这套老办法。目前中国还没发展到可以全面挑战美国的地步,他们觉得应该先下手为强。发动贸易战中国受损,美国当然也受损,但是美国比中国更能经受贸易战的冲击,到时美国会变得更强大。
      我不认为他们的逻辑是对的,但是他们坚信这一点。

      赵灵敏:特朗普要通过贸易战打击中国,那就应该团结盟友一起这样做,但实际上,美国也同步在和加拿大、德国等盟友打贸易战,可以说是四面树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志武: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特朗普要跟加拿大、德国、法国甚至英国等老盟友过不去?事实上,特朗普对这些盟友的不满由来已久,他认为这些国家在防务上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它们的国防经费不到GDP的1%,把防务的责任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本推给了美国,导致美国在这方面负担沉重;与此同时,在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事情上,这些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争先恐后加入。特朗普因此觉得,美国对盟国付出太多,获得太少。因此,他希望通过关税威胁,一方面逼这些盟友在贸易上对美国多开一些绿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逼他们多承担一些防务开支,逼他们重回统一战线。

      贸易战的历史回声

      赵灵敏:您前面提到了1920、30年代的关税战,它以贸易保护主义始,以二战的血腥冲突终。考虑到那时的历史经验,您认为当下的贸易战最终会导向何种结果?会很快结束还是会长期化?如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陈志武:我们确实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此次贸易战。当下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这是蛮让人害怕的。1929年10月美国的股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再上升为19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接着演变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最后升级为军事危机,也就是二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社会危机—军事危机,这是当时危机演变的“四部曲”。
      回过头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积累多年的全球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之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不断渗透蔓延,演变成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意大利今天选出信奉“意大利优先”的总理等新情况。这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差不多。两相对照之下,我们目前相当于已经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政治社会危机阶段,离军事冲突只是一步之遥。
      我希望这一次不会重复那次血腥冲突的结局,不过如果各个国家的决策层不注意的话,重复上次全周期的概率还是有的。
      现在有利的方面是,有了二战的前车之鉴,各个国家会有意避免这种结局。另外,有了互联网,各个国家的资讯和意见都能在全球范围迅速得到传播,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误判的可能。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信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给予民粹主义政治和机会主义政客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去利用民意,做出偏激的举措,例如特朗普利用推特公布政策,而不是通过传统渠道讲出来。
      互联网也使得当下的民粹主义比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危险性更大,真正理性、理智的政策更难传达,智囊和专家说服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和时间反而变少,这是因为事情在不断快速变化之中,以前政策专家、学者、智囊有很多时间去说服一个领导人,现在时间和客观情况已经不允许,政治家需要不断应对新发生的事。
      可以说,阻止和加速危机的因素同时存在。就我自己的判断,我们恐怕很难避免某种形式的“第四阶段”。
      赵灵敏:但时至今日,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有刹车的迹象,各国还在往前面冲。
      陈志武:因为人的本性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大家都不会刹车。

      贫富差距很难被根本遏制

      赵灵敏: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民粹主义、对外示强在一些国家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的,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者越来越多,他们需要代言人和出气筒。
      陈志武:确实是这样。贫富差距扩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分化和对立,这是很糟糕的。而更糟糕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可能是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
      2017年12月有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杂志联合发表一篇论文,论文想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人类从一万一千多年前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半农耕社会,到全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到底是越来越平等还是越来越不平等?这18位学者通过对遍布全球的63个考古遗址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到晚期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每次技术创新都使得人类财富差距拉大,这是一万多年以来的大趋势。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每次技术创新都加大了人类社会不同人之间的差距,每个人天赋和人力资本不同,而每种新技术是有的人能掌握并利用的,但其他人不会,这就让有的人收入大增。原始社会只需要体力,只要你个子高大,像姚明一样,那你去打猎、采集果子就有优势,你的收入财富就更多;如果你像马云一样个子不高、没那么强壮的话,就只能做人下人。但随着技术的革新,收入的水平跟原始体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而其他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到了今天,马云之所以能成为富豪,不是因为个大体壮,而是因为比别人更有情商,更能把握互联网带来的机会。相比之下,对那些连电脑和手机都不会用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抓住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机会。
      所以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有人被进一步甩在后面,都会将不同人的收入距离拉大,从而在社会内部积累不满和怨恨,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或大规模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加以释放。

      赵灵敏: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税战和这次的贸易战,背后也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作祟?
      陈志武: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了,到一战之前的140多年里,工业革命和那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上升,到一战时达到顶峰。其后续影响,通过危机的四个阶段表现出来,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将一百多年积累的压力释放出来。从一战开始,一直到1970年左右,发达社会的财富差距总体上下降。从1980年代开始的电脑革命、新一轮全球化到现在,发达社会的贫富差距又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
      以美国为例,从新技术、从新一轮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华尔街、跨国公司、财团的高管和股东,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玩得转,他们能利用电脑技术与互联网最大化自己的财富。但在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等各地,大部分人甚至没有护照,一辈子从来没有去过世界其他地方,连加拿大、墨西哥都没去过,甚至也不对电脑或互联网有兴趣,他们能利用全球化、利用新技术发财致富吗?恐怕很难。
      但我们不能因此怪罪全球化或新技术,不能怪精英们抢占机会,现实情况是这些州的普通老百姓自己不愿意、也没有意识去学习别的语言,了解国际事务、商务、法律、文化,学习新技术;而精英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人力资本做了很多投入,得到了各方面的通识教育,包括金融通识和历史通识,他们的天赋、好奇心以及父母的引导,让他们能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这个时候更应该怪的,是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以及意大利支持极端民粹政党候选人的投票者,这些人自己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但很遗憾,没有领导人和精英敢于直接把这些话讲出来。
      而能抓住全球化机会的精英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他们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同样需要释放。这就是人性的本质。

      赵灵敏:贫富差距扩大既然是历史趋势,那么是否意味着做什么都没用,只能坐等危机和冲突到来的那一天?传统上,政府一般通过征税等方式进行二次分配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您觉得这样做有用吗?
      陈志武:这些年我花不少时间推动量化历史研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真正能够降低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手段是什么?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不管哪个国家、在哪个时期,主要是两大类事件能真正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第一类是大规模暴力事件特别是大规模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富人失去的财富更多,比如唐朝末期的黄巢起义、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类是大规模的瘟疫,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人口大幅度减少后,会造成劳动力稀缺,雇人就需要付出很高的工资,就产生了财富转移、收入差距缩小的社会效果。
      很多左派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征税、二次分配来拉平收入差距,但有很多理论研究发现,征税的效果有限,只要财富税率低于100%,只要资产回报、资本增值速度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财富分配还是会往最有能力的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一现实,政策制定者不应像以前一样把注意力只放在财富分配结构上,而更应该放在调节消费分配结构上。在经济学中,至少会有3种不同的经济不平等维度:第一种是财富分配结构的不平等,第二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第三种是消费分配的不平等。前两种差距一直在扩大,而围绕着消费分配差距的研究结果是比较乐观的:从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美国、欧洲、中国以及日本的消费差距,与半农业社会和全农业社会时期的消费差距,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是因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都吃三顿饭,每天穿一套衣服,睡一张床,富人的生活品质可能更高一些,但和穷人之间的消费差距仍然是有限的;医疗条件的进步,也使得人们之间的寿命差距跟个人财富的关系没那么大了。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关键是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需要,只要消费方面每个人都有基本保障了,财富差距大了,后果也不会那么严重,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赵灵敏:对于此次的贸易战,国内很多人将之归咎于特朗普的任性,认为他发动贸易战只是商人在抬高要价。您怎么看?
      陈志武:千万不要认为中美贸易纠纷与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是特朗普一个人造成的,这是错误的,也是他一个人做不到的。事实上,由于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强硬对待中国、遏制中国崛起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美国朝野上下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对中国不利的法案很容易在国会高票通过。漫说特朗普不一定连任不了,即使两年后他没有连任,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在对华政策方面也会有很大连续性。有人说中美已经掉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赵灵敏:还有另一种乐观的看法是,中国不怕贸易战,因为中国的体制更有抗压性,关键时刻老百姓会和政府站在一起,而美国是利益集团政治,中国的反制措施会让美国社会产生分化,受损失的人会通过游说等方式逼迫特朗普改弦更张。
      陈志武:你说的有道理,中国的体制有它的优越之处,但美国那样的体制也没有想像的那般脆弱。这里举一个例子: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王权被制约得很厉害,议会掌握征税权和政府预算开支的控制权,而同期法国国王的权力不受限制。按理来说,由于法国君权不受制约,政府应该能够收更多的税、发更多的国债、融到更多的资金,但实际情况是,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英国人均交税比法国要高两倍左右。另一个案例是,中国清朝皇帝的权力更加远高于英国国王的权力,但在乾隆时期和19世纪多数时候,英国人的税负几乎是中国人均交税的40倍!英国人均税负160克银子,而中国人均交4克银子。
      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研究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怎么应对风险挑战、危机挑战的?人类大致上已经发明了四大类应对风险的手段:(1)最早的一类是基于血缘的家族支持体系;(2)超越血缘的宗教组织,基于共同信仰而产生互相支持,中国原来的佛庙有这种功能,基督教教堂也是如此。(3)金融市场。个人通过机构、银行、保险公司,进行跨期收入交换,通过买保险、借贷等形式应对灾荒和危机带来的挑战。(4)政府福利,这是人类很晚才推出的方法。通过这四大类抗风险的手段组合应对危机,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已经很发达,但是在中国还比较欠缺,如今家族组织不成样子了,佛庙作用也没有了,政府福利有限,金融市场也没有到位。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赵灵敏:在贸易战爆发之前,中兴事件引发了全民性的讨论和关注,很多人强调中国以后要更加独立自主,在技术方面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
      陈志武: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自主是必须的,前提是国内方方面面的技术要发展,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和西方世界的技术交流。今天世界上各个行业技术那么多,中国虽然有13亿多人口,有很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但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技术。如果中国的各个产业都与世隔绝,今后就很不好办了,那只会阻碍而不是推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独立自主。
      中国过去40年之所以能所取得巨大的成就,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一是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们讲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这个环境最最核心的就是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体系。在之前是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的世界贸易体系,在18-19世纪,那时候要发展外贸,就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为商船保驾护航,否则派出去的商人、运出去的货物很难到达目的地。
      20世纪初美国开始致力于建设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特别是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为中国在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今天一说要开放,明天就可以做出口制造,很快就能实现发展,完全受益于这个自由贸易体系,没有这些,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中国在1830年时占世界人口40%,1913年占30%,现在占20%,如果单看人口红利,那1830年比现在要大多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出现中国奇迹?这本身就说明和平的世界秩序是过去40年中国奇迹所依赖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今天这个必要条件面临很大的威胁,这对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二是非常成熟的、可随时随地移植的工业技术,这使得工厂设在哪里都行。中国要发挥人口优势,如果没有成熟的工业技术是没用的。南通有一个很大的造船厂,2007年左右创办,一年多的时间就雇佣了2万多人,制造几十、上百万吨位的巨轮,接收到的订单可以让他们做10年。这让我很佩服,我问他们的创始人是怎么做到的?他说现在太简单了,因为造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产业链分工越来越细,只要招到员工,把从韩国、日本进口过来的配件焊接组装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中国因为种种原因把国门关起来,没有办法享受这么多简单可复制的工业技术所带来的机会的话,中国就很难保持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改革和开放是必须坚持的方针,我们也需要继续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努力。


      近期图文:

      极权国家七种有效洗脑驭民术  
      
    王希哲批评阎淮《进出中组部》分量很重  
      
    20世纪东亚演义,在21世纪如何续写?  
      
    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异化危险  
      
    世上事情分三类:黑的,白的,灰的  
      
      
      
      
      


  • 发表时间:

      要使国家成为极权国家,党成为极权政党,思想控制是关键一环。奥威尔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空前(是不是绝后不好说)的极权国家“大洋国”,如何成功实现对党员和人民思想控制?对其与思想控制有关的极权统治手段,邓聿文概括成七个方面


      老高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幻想小说、反乌托邦名著《一九八四》,我算看得相当晚的了,八十年代中国两次出版,我记得(我不敢相信我的记忆,此处聊备参考)一次是内部出版,平头百姓没资格购买;第二次是与一大批书列为丛书,捆绑销售,这套丛书价格不菲,我囊中羞涩,不敢问津,眼睁睁看着失之交臂。直到九十年代初,我来到海外之后,才读到这本书——都还是大陆出版,还有多个版本。
      但我没想到,著名政论家、前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副编审、现为自由撰稿人的邓聿文先生,居然读到这本书比我还晚,最近才完整读到。
      邓聿文先生提到的另一本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农场》(或译“动物庄园”),我倒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就读到——因为某种机缘,这本书的中译者赠送了一本样书给我妻子,我就沾光先睹为快了。读后如醍醐灌顶!后来当然对乔治·奥威尔的经历和思想历程很感兴趣,两位华文女作家的文字,让我有了很多了解,先是林达女士在其《西班牙旅行笔记》中介绍了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和思想转变契机;后来是住在新泽西、长期在东南亚游历、探险的朱诺女士,探访了更早时期奥威尔在缅甸当警官的遗迹,除了写下文字,还拍了不少照片。
      邓聿文先生读到《一九八四》虽然晚,却有了丰富的感受,立即写出了《思想控制是如何做到的》一文,归纳说,《一九八四》集中了所有极权国家的特征。书中所写的“大洋国”与思想控制有关的极权统治手段可以概括成七个方面。让我十分惭愧!我读到此书有近三十年了,后来多次重读,感触良多,而且我在中共的宣传部门工作过数年,有很多切身感受,写出过不少感触,但偏于零碎,竟没有形诸系统文字来总结。要感谢邓聿文先生!
      邓聿文归纳的,从我自身的体验来看,觉得还不够周全,也不够深入。其中多数已经是人所尽知的常识,只有第五种“诱导反叛”和第七种“制造垃圾”,有些新意。今后若有机会,当再来补充我的体会。


      思想控制是如何做到的——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邓聿文,FT中文网 2018年7月9日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享誉世界的经典,即使你没有读过,或许也知其名。我是最近才下决心把它及奥威尔的另一部小说《动物农场》读完的。老实说,在看这两部小说时,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
      作为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一九八四》以一个虚拟的大洋国为背景,将笔触对准了大洋国令人窒息的政治生活。有人说,小说是以斯大林的苏俄时代为摹本,我倒是认为,它是把历史上所有极权国家的特征都集中在一起了。
      统治大洋国的是一个名为“老大哥”的独裁者,但“老大哥”不一定实有其人,也许是“英社”党(大洋国永远的执政党)虚构出来的领导人。看过这部小说的人,肯定对“老大哥在看着你”这句话难忘,它道出了极权主义的全部本质。
      作为奥威尔创造的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是不是绝后不好说)的极权国家,大洋国是如何成功实现对党员和人民思想控制的,是我在读这部小说时感兴趣的。因为要使国家成为极权国家,党成为极权政党,思想控制是关键一环。在这里,我试着把大洋国与思想控制有关的极权统治手段概括成七个方面,不妥之处可以讨论。

      驭民术之一,技术监控

      要成功实现思想控制,首先需要了解人的思想状况。只有在了解人的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将领袖和党的思想灌输给人们,并将领袖和党认为的错误思想从头脑里剔除。但在全国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于技术工具,对人民实行技术监控。在大洋国,承担这个角色的是电幕。
      电幕类似于现在的摄像头,但比摄像头要大,也更先进。电幕在它照射到的范围,不但能将一个人的行为完全记录在案,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随时在看着你的监控者,随时对你发布命令。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哪怕连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逃不过其法眼,并能从行为中读出你真实的想法。假如你心怀不满,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会把你的“秘密”泄露出去,等待你的或许是厄运。这是摄像头不具备的。
      在大洋国,不仅公共场所装有电幕,“英社”党的核心党员和外围党员的居所,也都装有电幕,只是核心党员有半个小时关闭电幕的“特权”,但底层无产者家庭没有安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于大洋国的人民特别是党员来说,电幕监控你的一切,包括最私密的生活。换言之,在大洋国,没有一丝一毫的私生活,在领袖和党的面前,你就是一个透明人。所谓“老大哥在看着你”,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电幕实现的。因此,电幕所起的作用,打心底使你害怕。

      驭民术之二,观念洗脑

      电幕是对人的外在强迫,但要使人认同领袖和党的思想,自觉服从其统治,思想洗脑就是必不可少的。成功的思想洗脑,是在一个人尚处幼年时期,即灌输一种观念,长大后,你就会天然认同它,亲近它,根本不会觉得这个观念有什么不对,尽管只要人们稍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它漏洞百出,荒谬可笑。
      在大洋国,最成功的思想洗脑,是党的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这三句口号,常出现在电幕和印刷品上,大洋国的民众,就是在这三句口号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的。
      可在旁观者看来,上述三句口号的荒谬性不言而喻。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懵懵懂懂发觉它们有问题,后来他对其中的“自由即奴役”反着理解,才领悟到,原来其真实含义是,一个人被奴役才是“自由”的。也即在“英社”党看来,人被奴役的状态即是所谓自由。同样,其他两句口号也可反着理解,“战争即和平”也就是“和平即战争”,“无知即力量”也就是“力量即无知”。当战争被看成和平,无知成为一种力量,事情应有的是非界限全被抹去,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对党的死忠成为党极权统治下的力量。
      思想洗脑也包含仇恨教育。大洋国有定期的仇恨教育,通常是通过电幕进行的。仇恨教育总是以国内的反对派——果尔德施坦因为其代表——和欧亚国与东亚国之一(看其当时同大洋国的关系)为攻击对象的,揭露他们时刻密谋推翻老大哥和大洋国,在仇恨教育下,人民从小就播下了对这些国内外反党分子和集团的仇恨种子。
      思想洗脑的后果,是使纯洁的孩子变成魔鬼。小说中温斯顿的同事和邻居派逊斯,他的两个子女就是以观看杀人游戏为乐。最后,派逊斯自己也因梦呓中出现反党言论而被子女告发。所谓“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我们不是对此很熟悉吗?

      驭民术之三,篡改历史

      真相是谎言的消毒剂。由于极权统治建立在谎言基础上,因此,独裁者总是要想方设法掩盖真相,篡改历史,把谎言和欺骗说成真相。
      大洋国真理部有个专门的记录司,其职责就是负责篡改历史,每天,每时,每刻,都把过去修改,使之符合当前政治情况。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在记录司工作,他每天的工作,是改正《泰晤士报》的错误,错误改正后并不就完事,报纸还要重印存档,而原来的报纸则回收销毁。这个修改工作和程序,适合一切印刷品和书籍。目的是使老大哥和“英社”党的每一个预言都有文件证明是正确的,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是不允许保留在记录上的,哪怕是老大哥的预言。因此在大洋国,“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
      篡改历史的结果,就是没有历史。这似乎使得老大哥和“英社”党不能显示一贯“正确”,因为过去是以现在为准的。党的一句口号就是,“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过去的历史因不合乎现实需要必须不断重写,特别是有时事态的进展出人意料,例如,大洋国曾长期宣传欧亚国是其盟友,但突然有一天,党宣布它其实是敌人。
      然而,这也难不倒党,尽管人们对过去会有记忆,但这个记忆是碎片,不连贯,到最后,人们就不再回忆过去,而只相信现实。换言之,抹去了历史记忆,无法从历史中探究真相和错误,也就只能相信老大哥和党代表真理,是真理的化身,或者干脆本身就是真理。例如,当党的宣传机器说飞机是老大哥发明的,虽然开始有人半信半疑,可只要克服自己的历史记忆,相信老大哥发明了飞机就很容易做到。
      所以,党是深知篡改历史之功效的。没有了历史,人民就会永远死心塌地地跟着老大哥和党走。

      驭民术之四,话语和思维控制

      如果说,上面四种思想控制手段和方式在一切极权国家都会使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对人民进行话语和思维控制,企图从根上消灭他们的思想犯罪,则是大洋国的“新发明”。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是大洋国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一种新语言。大概老大哥和“英社”党觉得,旧话以及它所隐含的那套思维系统,容易让人“胡思乱想”。故为掐断人们的这种念头,保证新话更好地实行下去,党专门编写了一本《新话词典》,并且已经更新了十一版。小说中的赛麦,温斯顿的伙伴,就是新话词典的编撰者,他曾经向后者透露出党编辑新话词典的目的,即缩小思想的范围,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就是想犯思想罪也不可能。
      语言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和载体。因此,党的口号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根据赛麦的说法,在新话中,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由于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人的思维也越来越受限,最终,连思想犯罪的需求也就没有了。可以将此视为语言和思想的返祖现象,也正是党希望达到的效果。唯如此,方能保证民众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党的统治才能做到万古常青。
      所以,赛麦最后被人间蒸发也就不奇怪,温斯顿早就预料到这点,他太聪明,太了解党编写新话词典的目的了,而且思想不纯。其实,这也几乎是所有字典编撰者的必然命运。

      驭民术之五,诱导反叛

      在大洋国,还有一种不常见的思想控制方式,即诱导那些思想不坚定,对老大哥的统治不满,对极权主义的本质有些模糊认识,却没有形成明确反叛意识的党员,最终走向反叛党的道路。这个任务通常由秘密思想警察来承担,方式是假装为他们的同道。
      奥布兰在小说中就是这样一个秘密思想警察,他还是核心党的党员。对老大哥和“英社”党来说,如果你只是朦胧地有了叛逆念头,而没有表现为行动,即使把你抓住,也只能是判几年刑。这不是老大哥和党所要的,党要的是你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服从老大哥,热爱老大哥,在你有了反叛念头后,必须让你的思想犯罪念头膨胀,并表现于实际活动,再抓你就是“现成”的了。而要达到这步,思想警察的任务就是假装以同道身份,鼓动你反叛。看起来,这是党的奇怪逻辑,有点类似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引蛇出洞”。
      为此,党捏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以果尔德施坦因为精神领袖的地下反叛组织——“兄弟会”,让那些潜在的思想不忠和反叛者神往。而果尔德施坦因那本秘密流传的反动纲领其实也不是他写的,而是党组织人撰写的,奥布兰是参与者之一。实际上,有没有果尔德施坦因这个人,也值得怀疑。
      在小说中,奥布兰对温斯顿秘密观察了七年,认为可以“收网”了,于是主动和他接触,要他去其家里,向温斯顿公开“兄弟会”成员身份,答应送果尔德施坦因的“书”给他,策划他反党。而温斯顿租住的和其情人约会之所的房东却林顿先生,表面上是这间贫民区店铺的房主,实际上却是负责监视的秘密思想警察。
      温斯顿最后被奥布兰成功地诱导成反党分子,但党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而是在肉体消灭前,要把他们改造成无限热爱老大哥的人。这是下面手段六要谈的内容。

      驭民术之六,肉体折磨和思想改造

      就极权统治的现实来说,无论采取何种思想控制的手段,总有一些人出于先觉或者勇气,不愿做顺从的奴隶。对这些犯有思想罪的人,极权国家采取的手段是,进行肉体折磨乃至让其消失,同时伴随思想改造。
      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不仅是惩罚反驳者,也是对民众的恐吓:谁不服从党的领导,就让他下地狱。
      但在大洋国,肉体折磨不是主要目的,党的目的是对思想犯进行改造,使他们重新热爱党和老大哥。不论是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还是德国纳粹或者斯大林的苏俄,这些历史上的极权政权总是宣称动机高尚,与它们不同,大洋国的“英社”党并不掩饰自己建立极权统治的动机。奥布兰在审讯温斯顿时,就赤裸裸地告诉他,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其他极权国家往往赋予极权统治一个崇高使命,但奥布兰说,党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相反,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
      可以说,党根本不屑于用一件崇高的假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党有如此自信,大概是认为,所有的思想犯最后都能被改造过来。它事实上也确实做到了这点,连温斯顿这个奥威尔眼中的“欧洲最后一个人”,最后也向党投降了。
      大洋国的思想改造分为学习、理解和接受三个阶段。当然,每个阶段都伴随着酷刑。党对思想犯的要求,用温斯顿的话说,你的屈服必须出自你的自由意志,党消灭异端,不因为他反抗党,而是要烧掉他所有的邪恶和幻想。党要思想犯的外表、精神、心灵、灵魂都要站在党这边来,在杀死他之前将他变成党的人。党不能容忍世界上有错误的思想,一个人哪怕立即死掉,也不允许他有什么越轨的想法。如果你想做烈士,根本是办不到的,党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中,你从来就没存在过,后代根本不会知道有你这个人。这就是党的改造手段。
      几乎所有的思想犯到这一步就“投降”了。如果像温斯顿一样,扛过了所有这些折磨,还没屈服,党也有办法,直接把你送入闻之丧胆的友爱部101号房。任何坚强的人都有自身没有意识到的“至暗之处”,温斯顿的暗点是老鼠,在101号房,面对着一笼饥饿到极点的老鼠将要啃噬他的身体,温斯顿彻底垮了,发自内心地对奥布兰喊叫,要老鼠咬死其情人裘丽亚。至此,党对他的改造完成,他成了一个热爱老大哥的人。

      驭民术之七,制造垃圾

      前面六种思想控制手段主要是针对“英社”党的党员的。大洋国一共分成三个等级或阶层,除了核心党员和外围党员外,人数众多的无产者属于社会的底层。
      温斯顿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无产者身上,因为他们较少受到党的思想污染,虽然他们同样要接受党的思想教育和洗脑,但党对他们的思想控制不像对待党员那样严格,比如,党没有在无产者家里安装电幕。但这不是说,党对无产者就完全放任不管,党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在对无产者实施控制。
      大洋国的无产者给人的感觉是粗俗、下流和无知,各种丑恶现象如赌博、卖淫等在无产者中普遍存在。党是有意允许这些现象存在的,还每天为无产者制造大量的文学艺术垃圾作品供他们消遣。大洋国的真理部为无产阶级完全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其享用,并因此另设一系列部门,负责无产阶级的文学、戏剧、音乐和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色情小说、靡靡之音,甚至设有“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只给无产阶级,党员不得偷看。温斯顿的情人裘丽亚就在真理部小说司,生产色情文学。
      老大哥和党清楚,如果不用这些低级下流的东西腐蚀无产者的意志,刺激他们的感官神经,让他们纵情于声色欲望,这些物质匮乏的无产者,很可能会无事生非,威胁党的极权统治。
      “思想罪不能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通过上述控制手段,大洋国最终消灭了一切异端和反叛思想。小说的第一章是“打倒老大哥”,最后一章是“热爱老大哥”,这样一个结构安排反映了奥威尔对人类能否战胜极权主义是心存悲观的。从小说问世后的几十年来看,极权主义并未绝迹,相反,它现在全球有进一步壮大的趋势。


      近期图文:

      王希哲批评阎淮《进出中组部》分量很重  
      
      史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潘杨之争”  
      杨奎松点出潘佐夫《毛泽东传》若干硬伤  
      《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反驳杨奎松批评  
      杨奎松再反击:《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的自辩很不专业  
      
      20世纪东亚演义,在21世纪如何续写?  
      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异化危险  
      世上事情分三类:黑的,白的,灰的  
      介绍一套面对年轻人的通俗民国史  
      世上事情分三类:黑的,白的,灰的  
      专家解剖党代会:权力的剧场  
      中国式合纵连横的传统战略思维此路不通    

      
      
      


  • 发表时间:

      王希哲说:我佩服陈云,他是毛后共产党内最有深远眼光的一位;也佩服阎淮书中所写陈云长公子陈元,最能克绍乃父箕裘:“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自文革至改开,父子从不为任何“政治正确”价值观批评所动,始终扣紧“统治阶级利益”这个主链


      老高按:去年明镜集团出书不多,我作为责任编辑,电子书编了若干,多是共和国档案史料;但印刷纸本书,我只编了两本:一本,是前中组部干部阎淮的《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另一本,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

    1531151997318423.jpg

     

    1531152009152876.jpg


      说来也巧,两本书都是从出生迄今的回忆录,两位作者都年过古稀,都是清华校友,都在十年动乱中积极参加运动,都是清华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温和造反派),两位作者都是“红二代”,还都在书名上反映出来(只不过在“红二代”这个词上,一个加了引号,并用“所谓”这个词来表示否定;另一个虽然没有加引号,但强调的是“理想主义者”和“另类人生”)……
      伴随着出书,我在我主持的《历史明镜》视频节目中,分别对两位作者做了多次访谈。因为他们通过写书和接受访谈披露的史实,确实具有大量独家内容,因此两书都很受读者重视,尤其是《进出中组部》,既因为作者叙述了参与对若干后来官拜正国级、副国级领导人考察拔擢的内幕,也因为作者披露了中共领导集团最高层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的良苦图谋和实施手段(这个图谋和手段,简而言之,恰好就是关于“党”的两个成语: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于是各方反映相当热烈,印刷和网络盗版盛行一时。
      到前天为止,对《进出中组部》,我听到的都是正面肯定,尤其是好几位名人的加持称许:李锐和杨继绳分别给该书写序;杨建利写了一篇《因良知而洒脱》的读后感;著名学者徐友渔在其著名的《友渔读书》视频节目中一连用了三期来谈阎淮此书,此外徐友渔还用了两期谈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晴》……
      我说的是“到前天为止”。王希哲发来一篇长文《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与阎淮的晤谈》,对阎淮提出了尖锐批评。王希哲是海外左派领军人物,他从对阎淮这本书的批评引申开来,涉及对中国发展历程功过的分析和对未来前景的设想。他对阎淮的批评用词并不太尖刻(是否因为彼此相熟?),但是批评的分量却很重。前天我仔细拜读,深感值得推荐给大家一阅,也相信值得思想者深思。此文已经在《独立评论》和明镜网刊登,所以我想作者不反对我在此披露。
      对希哲某些观点,我马上就感觉无法苟同,但其通篇立论是在哪里失足,其中是否能筛选、提炼出某些正确合理的思想养料,我一下还理不清思路。全篇只见希哲兄长传短吊地密集攻门,不见阎淮兄如何防守反击,虽然我理解希哲兄顾及阎淮兄在国内处境的好意,终觉是个缺憾。于是写信问阎淮是否有自我辩护、反驳老王的文字?他告诉我:当时希哲是从西海岸特地飞到东部来与他晤谈,有备而来,事先有详细提纲;而自己则没有思想准备,只作为朋友见面闲聊,所以当时没有记录,过后也不思量。而希哲事后给他的短信中也承认是“欲借兄书倾弟自家胸中多年块垒”。
      阎淮在读到王希哲这篇文字之后,是否会对这次晤谈写下自己一方的回忆加以订正?是否对老王的看法写出回应文章?目前我不得而知,且留一个悬念。
      王希哲的看法,可能会引起不少争论。我有言在先:敬请各位读者网友文明发言,有话好好说。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与阎淮的晤谈

      王希哲

      介绍:
      阎淮,“红二代”。原清华老红卫兵,后由陈元派遣进中组部青干局,负责中共第三梯队考察提拔。陈云、邓小平、江泽民家族皆为其仕途背景。时李锐手下。书称由其考察“提拔了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89后“叛党”,海外参加民运。数年后途穷,再由“江叔叔”网开一面回国。(以上简介多处表述不确,老王实在不应犯这类低级错误。——老高注)近来出版一书《进出中组部》,所揭内容相当深刻。据说,引起了当局不满和对其的控制。原已应邀出席今年2月老王社长组织的第二次曼谷座谈会,缘此书故,被禁与会。老王读此书,对书中特别的亮点“中国官僚阶级”与陈云家族的关系,极感重要。值阎兄访美机会,专飞普林斯顿友人家约阎兄晤谈此书。阎兄先明示他的晤谈言论不作公开,后又表示不妨少作公开。老王权衡利弊,考虑阎兄处境,觉还是只整理发布老王社长一方的谈话为妥。谢谢读者。
      2018年7月1日

      王希哲:
      阎淮兄,我希望对你整个书发挥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注意你的书特别强调一般共产党国家得到政权以后新阶级形成的问题。你好几次提到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文革中间你提到,后来六四你也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谈谈。
      为什么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后,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那么不满呢?中国革命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为主的革命。我们先撇开它是是马克思主义党,先假设它就是一个历史上一样的农民革命,造反夺取政权的团体,像李逵说的,杀进汴京,夺了鸟位。如果说当年毛带着他的革命成功队伍进了北京,不说不做李自成,他就做了李自成了,就做了皇帝了,周恩来就做了宰相了,下面各级战将干部就封官进爵,当然,汉以后基本就不裂土了,但无土之王还是有嘛。如果这样,1949当时新阶级就形成了,没有任何人能说什么话。他造反成功了,理所当然他就是皇帝呀;跟随他造反革命的,理所当然就应立马财产权力再分配,剥夺旧阶级,全革命队伍成为新统治阶级呀。不然,人家提脑袋造反革命干什么?天公地道,谁能有话说?
      问题就在,你是共产党,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称无产阶级的党。毛就进京前对他的队伍发警告了;“我们不作李自成”,就是说我们不做新的官僚阶级,我们与旧式的农民革命不同,我们永远是无产阶级,做人民的勤务员。两次曼谷座谈会,第一次我就重点谈这个问题:农民起义队伍即使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能不能不变质呢?它的最终变质,作“李自成”,是不是一种必然性呢?后来我认识到,它变质是一种必然性。
      阎淮:对,我同意是一种必然性。
      王:如果变质是一种必然性,那么毛的不允许他的党,他的革命胜利了的农民队伍“不作李自成”,就是在与一种必然性作斗争,作一种最终必定要失败的绝望而又悲壮的奋斗。毛后半生的全部悲剧,根源就在这里了!毛他想不作李自成,但是,他的高中下层官僚内心本能的渴望,又在他们老婆孩子社会关系的怂恿下,就是要做作各级李自成的。解放初期有个农村干部刘介梅,拿他的“忘本回头”作典型,就是因为农村基层干部得了田地又有了权力,强烈欲望要做新地主了嘛。本来说革命后要有长期一段新民主主义,让人民自己发家致富,后来为什么很快要合作化呢,公社化呢?就是毛发现不行,个体农民成长不得了。农民有了田地很快两极分化,很快要形成新的地主阶级,新贫雇农阶级。共产党革命结局仍然是旧农民革命的重演,革命就失去意义了。毛极力地要去压制这种趋势,不让新的地主阶级出现。
      阎淮:毛是非常不希望的。
      王:毛又发现,非但农村基层,中央地方高中级干部普遍也是如此。开始形成“官僚阶级”了。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文革就是在毛的这个认识基础上发动了。这点,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了不少中央高干中惊人的腐败例子。他还问过周恩来,毛的共产党“官僚阶级”提法,是否源自德热拉斯。阎淮你的书也举了不少例子证明文革前,共产党官僚阶级已经严重存在。
      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文革前,“官僚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个阶级,还没有真正形成。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官僚再腐败,也只是搞些特权“多吃多占多享受”,他们还没有也不允许攫取和占有可以增值的私人资本,在权力加资本的经济运作下,去盘剥压迫工农弱势民众。他们还是“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上层的官僚特权阶层。
      中国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实际是文革被“彻底否定”,右派官僚对造反派全面反攻倒算,取缔了人民宪法“四大”权利,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开”以后,才形成的。
      你的书里有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的说话,一个是陈元,一个是邓朴方。一个政治上,一个经济上。政治上,陈元1984年在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个“干部子女座谈会”,原意是胡耀邦为遏制干部子女已经肆无忌惮的特权在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指示召开的。在陈元的“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阶级政策”发言下,胡耀邦本要求发出的《关於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无疾而终。说明这时的共产党官僚层,才明确地有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明白地确认了自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其子女,自属这个“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且应共同地享有“统治阶级利益”了!
      然后是邓朴方,在经济上。书中引述了一段邓朴方与陈一咨惊人的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中国当前“改革”的全部秘密,就都在这里了!由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毫无隐晦大大方方地全盘托出了!:
      原来“改革就是”,“有本事”的共产党大小官僚们都去“从国家那儿捞一块!”从原来的特权阶层转化为拥有资本的权贵资产阶级。
      这其实是近40年“改开”,人民天天眼见的事情。只是没能想到邓朴方代表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早已把它作为自觉的阶级行为罢了!
      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权力基础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即邓朴方说的“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邓朴方告诉我们,彻底否定了文革的中国共产党官僚层,已经不满足于“对国家财富的控制”,而是要去“松绑”、“拥有”,去攫取,去瓜分了!
      过去谁要求“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毛泽东!因为他不允许出“李自成”。他就不得不高度“专制”。现在毛泽东死了,右派官僚政变当权了,就“要国家松绑”“要国家放权”——“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我们终于能作“李自成”了!陈元、邓朴方们,真的是很有阶级意识的。
      攫取和占有国家财富,从无产阶级的官僚特权阶层演变为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真正是在“改开”后才形成的。这个认识,涉及文革的是非问题。共产党1949革命胜利得天下,到文革才十七年,它虽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党,但毕竟有马克思主义灌输,干部队伍整体演变成与人民阶级对立的官僚阶级,还没有那么快。虽经济条件决定了干部队伍内部从延安起就分有等级差别特权,但滥用特权压迫人民的干部,至文革前,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干部确实还是好的。你阎淮的书就说,你父亲是好的。你父亲是中央部级干部。你家的猫偷了条鱼衔回来,你爸爸都要去补钱。对你影响很深。其实今天哪位红二代写他们的父母,都会有这类故事。我相信。我相信那时候干部,大部分确实是这样的。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官僚阶级化。但由于毛泽东提出了与工农尖锐阶级对立的“官僚主义阶级”的概念,把所谓走资派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革一来,对各级干部的打击面就相当大了,所谓“打倒一切”,而且往往斗得还很残酷,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矛盾,由此又延伸到了群众中混淆两类矛盾的不同派别的武斗。文革走向了极左,后期更脱离了群众,人民普遍对文革产生了抵触和厌倦。我组织“李一哲”给毛主席写信,贴出大字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老干部说话,肯定文革大方向的同时,要求纠正中央文革(也实际是毛主席)的极左倾向。四十多年了,我至今还是这个立场:既不全盘美化文革,更不“彻底否定文革”,一切要有分析。
      但阎淮你的立场很奇怪。你认为官僚阶级是共产党的制度造成的,延安时代就存在,文革前更存在,现在更更是存在。既然如此,你文革中就应该是个彻底的造反派呀,你就应该至今也肯定文革,但你为什么又与今天的反共公知精英们一样,要彻底否定文革,甚至与他们一样表现出对文革那样不容置辩的仇恨呢?这符合逻辑吗?
      现在一提起文革,就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鼻涕眼泪流,要人“忏悔”,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
      一类说,文革迫害,残害了大量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家庭和无辜平民群众。所以一片黑暗,一片恐怖。
      是的,文革中确有这种情况。但这些事是谁干的?不正是你阎淮们干的么!你的书真实记录了当年北京的“红八月”是怎么开始的:派出所所长来清华找到你。你是清华红卫兵的头头。他把“地富反坏”名册交给你,要你带队去抄家。有人提出,还应去抄“黑帮”的家,那派出所长赶紧说使不得,这些“黑帮”今天被打倒是“黑帮”,明天说不准平反又是“红帮”了,惹不起的,别干。还是只抄“地富反坏” 的家保险。这派出所长的确经验老到,很有阶级意识。阎淮一听有道理,就带队去抄“地富反坏” 家了。战果非常辉煌,你书中有记录。
      找红卫兵抄家,这绝不会是那派出所所长个人的起念。上面没有人指示,他敢做这个? 北京的各院校高干子弟“老红卫兵”能全北京(再蔓延全国)铺开干这个?从戚本禹回忆录那儿看到,实际是叶剑英的很神秘的“北京工作组”那里下来的。红卫兵抄家“战果”也归了他们,周恩来甚至不许戚本禹过问。所以,“红八月”抄家滥打滥杀不是中央文革发动支持的,恰是中央文革认为是“走资派”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而反对的。不错,那时的“老红卫兵”阎淮们以为这也是毛主席的文革,去抄“地富反坏” 家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确不是文革要他们干的,文革要他们干的,是要他们去揭发批斗他们的爹妈。于是他们觉悟了,他们不干了,他们甚至组织“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造反,要反对中央文革,要抵制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了。联动被取缔后,他们便鸟兽散,包括阎淮在内的大部,就逍遥各地山水间不干了。所以,他们实际早就认识到了,他们所干的“红八月”,现在的反共公知精英和平民一提起文革,就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鼻涕眼泪流,要人“忏悔”的文革中确曾发生的一切,不是文革,而是反文革。他们应该忏悔,应该道歉。但他们忏悔、道歉的,不应该是文革,而应该是他们在文革中的反文革!其实这个道理反共公知精英们心里也都明白。为此书写序言的杨继绳就指出过,老红卫兵们的行为,实际是代表了刘少奇官僚势力对文革的抵制和反抗。但今天的反共公知精英和当年的“老红卫兵”却真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怀着一个共同的彻底否定和抹黑文革的目的,搅浑水,把自己当年的反文革干的坏事,倒说成是文革,来“忏悔”来“道歉”了。陈小鲁等如此,阎淮也如此。还被反共公知精英们赞赏为“真诚”!
      还有另一类说,文革迫害,残害了大量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家庭,所以一片黑暗。控诉文革黑暗,大体就是这两类了。
      这确是文革。文革要整“走资派”,受了共产党革命利益真诚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如王大宾、蒯大富等),和对共产党的革命和干部心怀仇恨要乘机“打着红旗反红旗”报复的民众,混杂起来组成造反派,一下子把从中央到地方一大片干部都打击了。不少打击得很过分,后来被渲染成“迫害”“残害”,也是可以的。这些事是谁干的呢?是造反派,和害怕被说成是保守派也要显示“造反精神”的原保守派(骨干一般是共产党培养依靠的劳模群众),加一些也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被先后“解放”“结合”的大小干部们干的。
      但是非就在:文革前,吸人民血与人民整体阶级对立的共产党官僚阶级,真的已经形成了吗?阎淮坚持说,这个“官僚阶级”已经形成了。既然已经形成了,那么,文革群众起来,一下子把从中央到地方一大片干部(官僚阶级)都打击了,甚至不少打击得过分了点,又有什么不对呢?没有罚不当罪呀?按理说你阎淮应该支持毛呀,可后来你为什么又反对毛了呢?为什么开始抄“地富反坏”家你们那么积极血腥,待中央文革把你们的矛头扭转过来,要打击你们的父母——“官僚阶级”了,你们便不干了,说是毛的“错误路线”了,要抵制了,抵制不成,便作“布尔什维克”消极隐退了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若文革前“官僚阶级”已经形成,文革打击干部一大片,是打击那个阶级,便是对的,应该肯定的;若文革前“官僚阶级”没有形成,文革应打击的应是少数作恶特权官僚,打击干部一大片,便是错的,是应该纠正的。这点上,阎淮完全失去了逻辑。
      希哲恰是认为,文革前整体的“官僚阶级”没有形成,部分的高中基层干部变质,还只是一个尚不拥有资本的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人数不多。残酷打击一大片是错的。所以1973-74年才写信写大字报批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要求纠偏(只要求纠偏,并无否定文革)。这是符合逻辑的。
      问题又来了:既然文革中打击干部一大片不对,甚至“迫害”了,“残害”了,那么干了这件错事的文革造反派,和害怕被说成是保守派也要显示“造反精神”的保守组织和人物,他们后来要不要“道歉”“忏悔”呢?不必要了,因为1976的十月的共产党右派官僚政变上台后,一轮又一轮的对他们的咬牙切齿的政治报复:杀的杀,关的关,斗的斗,判的判,“清理”的清理,最后还要秘密“记录在案”,永不录用(阎淮书揭露),他们的文革负债,已经百倍千倍地还清了,还“道歉”个什么?他们只是需要总结文革正反教训,以传左翼后人,与改开后才真正形成的共产党权贵官僚资本阶级,作持久的顽强斗争罢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右派精英与一般平民对文革的控诉,总集中在“红八月”高干子弟们的打人抄家恐怖记忆上,而对造反派和准造反派们对干部的“打击一大片”,还真没有什么控诉。所以,他们对右派官僚政变上台后清理“文革整老干部打砸抢的三种人”,却不见清理处分当初制造了“红色恐怖”的高干子弟,很不理解,又看到他们占尽了文革后升官接班,经商暴富,出国买办等各种风光好处,更为不满觉很不公平。提出也要查查他们。对此,负责此事的阎淮在书中说了:
      我(阎淮)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阎淮向李锐汇报情况,并请示“老红卫兵头头”的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於记录在案范围。”阎淮说,这与日后陈云对“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於‘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    
      杨继绳提出说,这是陈云们清理文革罪恶使用了“双重标准”。不对!那是杨继绳公知精英们,自家搞错了。用陈云的说法,是陈楚三(烈士陈潭秋之子,文革温和造反派)和杨继绳们故意“将水搅浑”了,对陈楚三们要“特别警惕!”。
      陈云官僚们看得非常清楚,也分得非常清楚:造反派整他们才是文革,高干子弟们当初的打人抄家“红色恐怖”,决不是什么文革,也决不是什么罪行,那恰是他们对毛泽东文革方向的干扰和扭曲,是反文革,这干扰和反文革,其实就是他们当初在背后唆使策划,为了掩护他们的。那是有功,怎是有过?怎能说是“双重标准”?就拿阎淮说,你是清华红卫兵抄家的带头人,但你却是被陈云们视为文革中“表现特别优异”,进入中组部作了考察中共第三梯队人选的青干局负责人的。“清理三种人,记录在案”的责任,就委托在你的身上了。对你们,阎淮们,不但“绝不应当追究。还应当依靠他们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这道理老王早就一再说过了,没人听。杨继绳和公知精英们呀,你们现在就听听陈云们的话吧,不要再把当年高干子弟红卫兵的“红八月”行为算到文革的头上啦!那不是文革,那是反文革;那是有功,不是有罪;陈云们用的是一个标准,“统治阶级利益”标准,不是“双重标准”。你们就不要再来“搅浑水”啦!
      我非常佩服陈云。他是毛后共产党内最有深远眼光的一位。也佩服阎淮书中对阎淮影响最大的陈云长公子陈元。“生子当如孙仲谋”。看书中,陈元所具的睿智,亦最能克绍乃父箕裘:“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自文革至改开,此陈家父子二人,从不为任何“政治正确”的价值观批评所动,始终扣紧了“统治阶级利益”这个社会演变的主链。
      去年,我与李伟东就已经这样谈过一次陈云了。读了阎淮的书,更加深了对陈云的认识罢了。
      李伟东说,89六四后,邓小平要加紧搞市场经济,即加紧推行资本主义,南巡,逼在邓小平陈云前首鼠两端的江泽民加紧搞资本主义(美其名“特色社会主义”),不然要“换人”,连换下三个“总书记”。陈云原主张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鸟笼”下开放的小市场。陈云看挡不住邓小平了,他知道资本主义市场和股票金融一搞起来,是根本不可能回头的。于是提出,换人也好,但要换上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人还是我们自家的子弟可靠,今后总不至于挖共产党祖坟”。于是,派一位“太子党核心人物”(陈元?)与江谈判:可以支持江,但江必须让红二代上位。江泽民赶紧同意交易,决计将“省部级以上与中央密切的国营大企业,元老家族一家安排一个,进入这些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一个家族分一个国企的结果,就是今天权贵资本主义的滋生发展的源头。
      毛泽东是决不允许跟随他打下天下的共产党干部们去搞资本主义,追求私人和家族的发财显贵的。开始就说了,毛要求他们必须是“无产者”。即便搞点特权,也无非是多吃一点多占一点多享受一点。毛一直压制着共产党干部变质的自发性。压制到了极点,便是“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江泽民“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革,放开了共产党新旧官僚们的手脚,放手让他们去搞资本主义,“先富”起来。但毛泽东的官僚无论大小原来都是无产者,两手空空,你要他们从摆地摊起家,一点一滴积累起资本吗?他们自然要利用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当年打天下获得的权力,将毛泽东时代属于人民共同财富的“国企”,先“股份公司”化,再私有化,攫取到自己手里,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大资本家。
      右翼会说,“我们主张资本主义,但获得财富的机会要平等。反对红二代们依托政治权力吞噬原国有财产,成为权贵,盗国集团。”
      社会主义的原国有财产要不要私有化?除非你是社会主义左派,根本反对私有化。你若是右派你告诉我,不将原国有财产私有化,怎能完成中国的资本主义演变?那么,私有化给谁?都给外国人?行不通。都平分给全民?苏联解体试过,也行不通。希哲早就问过胡平:“胡平,你那么主张资本主义,主张私有化,那么私有化给谁?能私有化给你胡平们吗?”胡平是所谓“黑二代”。“黑二代”显然希望中国的私有化能私有到非红二代“平民”,最好私有到因共产党革命,家族曾被剥夺的“黑二代”手里。他们把这叫“转型正义”,是迟来的对共产党的正义“清算”和赔偿。胡平们“黑二代”在文革中是极力地反对“血统论”“自来红”的。认为“血统论”“自来红”剥夺了他们“黑二代”道路选择,背叛家庭,争当红色革命接班人的权利和前途。因为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时髦。但当今日邓小平“改开”时代,资本主义时髦了,当年争着要红的“黑二代”们便纷纷退红复黑(解说当年是被“洗脑”),回归家族阶级立场,要与“红二代”们争夺私有化“平等机会”了,还因为“共匪”当年非法剥夺了他们父祖的财产,因此今日应比“红二代”更有权利优先占据原国有财产了。
      陈一咨很天真。“什么是改革?”他回答邓朴方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朴方、陈元比他明白得多。瓜分国有财产,权力再分配,真要“给每个人平等竞争机会”,共产党纵其手中之鹿请天下共逐之,中国的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的大颠覆,大动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陈云所谓“接班人还是我们自家的子弟可靠,今后总不至于挖共产党祖坟”的名言,说明他的忧虑,说明他预见了不可阻挡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下,必将潜藏着共产党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最后被“挖祖坟”的危险。紧紧掌控着中组部的他,未雨绸缪,便遣陈元传令青干局李锐、阎淮、陈伟兰(陈云幼女)们部署共产党高干“自己的子女”政治接班,并各家族将原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瓜分一块,以今后红色豪门联盟的经济力量来维持共产党的政权地位不动摇。这个决策,对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家族有利,但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性质大变动的进程中,对保持社会各阶级的稳定不发生剧烈的动荡,颠覆,也是根本有利的!
      当然,社会舆论最不满的,是共产党元老家族的瓜分国有资产。一般口碑最受“政治正确”赞誉的,是应如毛刘周朱任这共产党五大常委第一级家族后人的无人发财,甚至一贫如洗。陈云是谋深远的。他不为这“政治正确”所动。他知道中国资本主义化下,若共产党自家的“孩子”不能现在迅速利用权力转化为占据国家主要财富的资本家,继续掌控住国家全部经济命脉,那是非常危险的。教条地让自家孩子守住“红”的本色,坚持要他们作中国资本主义化下的“无产阶级”贫民,如毛泽东子女李讷毛远新般处社会底层,国家财富就只能急速地私有化到非红二代乃至“黑N代”手里,阶级力量阶级关系就将发生颠倒性的变化,“颜色革命”就不可避免了。“红N代”那时,将空有愤怒没有任何财富力量作抵抗手段了,中国革命历史价值观就必将颠覆了,共产革命就将被那时的法院“依法追诉”判定为“犯罪”了,共产党就是“匪”了,共产党的“祖坟”就要被挖了,就要接受复辟的“黑二代”们的“正义审判”,上绞架了,内战也就不可避免了。决不可图虚名而处实祸。
      共产党“自家的孩子”作了大资本家,就不颠倒革命价值观了么?也会的。“存在决定意识”,新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要有新的阶级意识阶级理论来为他们的阶级转化辩护。他们有人早已不断地跟着反共右派精英“反思”和“真相”共产党革命,甚至不断地跟着反共右派恶骂毛泽东了。但他们的血脉使他们毕竟不能彻底地否定共产党和清算共产党。陈云相信,子女再不肖总不致去仇父祖,“挖祖坟”。因为这一挖,就挖空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就什么都说不通,他们也就什么都将没有了!
      果然,改开40年,中国虽然已然质变,中国的颜色革命就是杳不发生。非红二代的或黑N代的新资本家及右翼公知,是无力发动颜色革命的,只能徒唤奈何。况,大批非红或黑N代的新资本家,还只能依附共产党权力或依附“红N代”垄断性大资本家,才能获得有限发展空间。中国的颜色革命动荡极可能获免。这正是当初西方观察家误判,以为中国“改开”资本主义发展了,“中产阶级”壮大形成力量了,颜色革命就必将到来,却终于盼不到,失望不解的根源所在。他们应该明白了,秘密就在掌控住了中国全部经济命脉的大资本家,仍然是“红N代”。这是陈云的老成谋国,生前的深远谋划。
      台湾就是这个教训。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掌握住政权,为羁縻本土势力,定政策由“外省人当官”,经济上则另开一条路,去让“本省人发财”。以为如此平衡,省籍沟壑可长安无事。日据时期,本土已经颜、林、林、辜、陈五大财阀。台湾土改,大批地主农家子弟获得土地补偿,投资工商业发财,什么王、蔡、张、徐、吴数十家旧“望族”新财阀更先后涌出,掌握住了台湾主要财富。他们便成了立志埋葬国民党的台独民进党的后盾和金主。长荣张荣发便曾是陈水扁的直接雇主。国民党没有本土财阀支持,只能靠政权资源。搞“民主化”政权一失,财源随失,便大势去也,只剩点“党产”苟延坐吃。民进党穷寇必追,“割喉割到断”,杀人杀到死,剑及履及紧盯党产做文章,判国民党党产为“不当党产”查封没收,又再狠手剥夺国民党社会基础“军公教”个人的原优厚年金,国民党在台湾便只剩进坟墓一路了!共产党的老敌手最后竟由民进党送终。看国民党,再看共产党,不得不说,陈云眼光老辣。

      (上面是第一天与阎淮的长篇谈话,阎淮的插话和意见,没有收录)

      我说最后一个问题。阎淮书中的结论是说,中国能够实行多党的宪政,你为此89后出走巴黎干了几个月“民运”。陈元说你“大节叛党”。但我赞成胜平(冯胜平)的意见,中国还不能实行所谓普世的宪政,还是要先搞共产党党主立宪。党主立宪就是共产党领导制定并严守宪法接受宪法制约的一种宪政。
      中国与现在西方的宪政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有仇恨的社会。如果中国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签了双十协定,民主建国,双方真有诚意,那时,还可以跟国民党一起搞宪政。但一旦内战发生,一党打倒另一党,战争消灭另一党,暴力实行了社会改造,就没法再普世宪政了。现在流传甚广共产党毛泽东抗战胜利后的许多向国民党要民主宪政的文章,还有许多赞美美国民主的文章,说共产党失信,不兑现诺言。其实这些资料最早恰都是我搞出来的。我那时也认为是共产党得天下后没守诺言。后来才醒悟,不是的!是国情变了。那些鼓吹宪政文章,都是抗战胜利前后,内战爆发前的东西。内战爆发了,中国国共两大政治势力战争决了胜负了,革命暴力土改了,镇压了“反革命”了,中国社会有了你死我活政治仇恨了,国共两党就根本无法再在一起搞宪政了,甚至也无法与先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所谓“民主党派”一起搞宪政了。57年自由鸣放都难。条件变了,刻舟焉能求剑?
      美国独立战争、林肯战争后,宪政也是一二百年才搞出的结果,且今天的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本质亦不过是二百年前华盛顿革命党一党的两派分化。共产党执政又过近70年了,现在能搞宪政了吗?还是不能。中国今天还是个政治仇恨社会。我在海外民运混了十几年,发现国外和国内的反共势力与共产党的仇恨,还是非常深的,刻骨的,反共社会层也还是很广的。他们声称要推翻共产党实行宪政。但这个推翻共产党后的宪政,怎么可能是“普世民主宪政”?只能是反共宪政,也即反共专政。
      他们说,“共匪的革命本来就是无理的,非法的。仇恨也是他们造成的。难道可以不清算吗?不要转型正义吗?”有道理。可是,你们的反共先人就没有对共产党播下仇恨了?谁先谁后?这个真不好辩论,也不必去辩论。问题在中国,现实是共产党革命已经发生,他们也早得了胜利,你与共产党的政治仇恨也已造成,怎么办呢?“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若中国需要普世宪政,美国宪政进程了二百年,也给共产党一二百年看看吧,现在才70年。
      其实中国宪政不远,还是有希望的。宪政不是主观人为的。宪政反映的是社会客观现实力量对比下的阶级关系,它是社会各势力斗争博弈中已经客观形成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宪法确认。人为设计搞出推行的“宪政”,该国家一定混乱,失败直至内战。由内战的结果来确定该国“宪政”所能实际实现的程度。
      为什么共产党党主宪政可能?无他,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共产党高中级官僚转化为大中资产阶级,领导发展中国的“特色”资本主义,但共产党广大的传统无产者基层党员和社会传统的拥共阶层群众,不可能都转化为资产阶级,至多拥有些小资产。“红N代”搞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还必须强调“不忘初心”,不能改旗易帜,不能完全丢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红色意识形态。现在有激进左派说,“特色”共产党口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是假的,是用来掩饰的。对,他们的“特色”就在这里了。但任何假的东西,只要他被迫始终披在身上,就总会对他有制约,就总会多少发生真的效果的。这就为广大基层共产党员基层拥共群众逐渐结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左翼反对派,提供了正统的合法性,占据了道义的优势,牵制共产党中央右派官僚集团不能向资本主义走得太远,并尽可能地逼迫他们,保留和恢复,甚至扩展更多的有利国家和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因素,如工人平民的监督各级官吏的言论自由权、自由选举权,民众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的福利。
      这两大势力之间,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没有你死我活的仇恨。左翼反对派是建设性反对派。他们的斗争博弈,是同一历史价值观下国计民生政策的竞争。在这长期斗争中,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便将愈趋形成。于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将在这两大政治势力斗争的基础上步步实现;中国的共产党党主宪政,也将在这两大政治势力斗争的基础上步步实现。
      2018年6月28日普林斯顿


      近期图文:


      史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潘杨之争”  
      杨奎松点出潘佐夫《毛泽东传》若干硬伤  
      《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反驳杨奎松批评  
      杨奎松再反击:《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的自辩很不专业  
      
      20世纪东亚演义,在21世纪如何续写?  
      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异化危险  
      世上事情分三类:黑的,白的,灰的  
      介绍一套面对年轻人的通俗民国史  
      
    世上事情分三类:黑的,白的,灰的  
      
    专家解剖党代会:权力的剧场  
      
    中国式合纵连横的传统战略思维此路不通  
      
      
      




  • 发表时间:

      中国式战略思维,停留在三国演义和春秋战国那一套,尝试联欧抗美”遭拒。今日世界大乱,是这个星球从未遇到过的超越人类智商的大危机,以过份简单的认知施于21世纪,此一严重视障加上中国的舆论压制和网络屏闭,则形成民族智障


      老高按:前几天一连发了好几篇“枯燥”“冗长”的文章,我自己心知肚明:喜欢读的人不会太多(当然这些文章都各有价值,不以读者多少为转移)。今天要挑一篇短小精悍、一针见血的文章,恰好碰到了陶杰在《苹果日报》上刊出的谈今天爆发的贸易战的《川普和曹操》,推荐给大家。
      这几天国际、美国和中国局势瞬息万变,大事接踵而来,惊天动地。不过此刻天塌下来也不管了,“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论战》)不多说了,看球去也——俄罗斯世界杯八强拼斗四场球,一场也不能拉!


      川普和曹操

      陶杰,苹果日报

      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三千八百亿美元,尤甚于中国。川普忍无可忍,同时向双方开打。
      中国式的战略思维,留在三国演义和春秋战国的那一套,以为合纵连横,向欧盟要求“联手抗美”,即遭到欧盟拒绝。
      但是欧盟不肯与中国结盟,因为中国盗窃先进技术,欧盟与美国是同等的受害人;正如中国与欧盟向美国输出货品,令美国陷于巨大的逆差,中欧是同等“加害者”,只有美国是受害人。
      若以两千年前的三国和春秋看这个世界,略为可笑。因为那时在“中国”分裂的许多国家,如魏蜀吴、齐楚燕韩等之间,全为农耕小国,并无今日所谓全球化的复杂万分的经贸、高科技和廉价劳力市场的关系。若以过份简单的认知施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此一严重的视障,加上中国的舆论压制和网络屏闭,则或形成民族的智障。
      三大板块之中,欧盟的状态最独特:欧盟不是一个“大国”,欧盟本身又是二十八个会员组成的大联盟。但欧盟的问题是:其中的大哥德国,拥有非凡的生产力、创意、出口能力。德国的失业率只有百分之三点五,但欧盟中最穷国家之一的希腊,失业率百分之二十。以各国的负债率,荷兰为本国GDP的百分之五十七,负债率正在下降。意大利的负债与GDP相比,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四,而且正在上升。
      欧盟一旦与美国开打贸易战,其“火烧连环船”的内部危机更甚。富大哥与穷小弟,根本不可以妥协成统一的经贸战略来对付欧盟眼中的狂人川普。
      这就是不久前那张照片:川普顽固地坐在一角,叉搭双臂,麦克莱夫人领导众小、在长桌的一边怒视川普的原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只要孙蜀联盟,加一个诸葛亮就解决了曹操的问题。但川普这个曹操,比“三国”的那个性格更复杂,气焰更嚣张,而且曹操不是民选,现在美国的这个是。
      在贸易世界大战中,欧盟要抗击美国根本不可能,因为德国和希腊是两个国家;德国、荷兰、北欧和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之间是两个集团。还有公投退欧的英国又是第三方。欧盟内部本身就有个“小三国演义”,请问如何能有效对付川普这个所谓曹操?
      再宏观一点看:这场“新三国”之中,美国有强大的晶片高科技生产出口能力。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有强大的平治(中国大陆翻译为“奔驰”——老高注)和保时捷高消费品的生产能力。而中国则只拥有强大的廉价生产劳力,加上高超的高科技盗窃和高消费品假冒模仿的能力。
      三大集团各有盘算,各有内部的问题,也各怀鬼胎。今日的世界之大乱,是人类在这个星球,自古埃及和希腊罗马有政治经贸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超越人类智商的大危机。


      近期图文:

      史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潘杨之争”  
      
    杨奎松点出潘佐夫《毛泽东传》若干硬伤  
      
    《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反驳杨奎松批评  
      
    杨奎松再反击:《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的自辩很不专业  
      
      
    20世纪东亚演义,在21世纪如何续写?  
      
    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异化危险  
      
    世上事情分三类:黑的,白的,灰的  
      
    介绍一套面对年轻人的通俗民国史


  • 发表时间:

      “潘杨之争”涉及大量史料,专家学者若非长期研究毛泽东者都很难置喙,我们业余历史爱好者更难从学术上判断是非。但从双方争辩攻防中,我学到如何甄别档案、比较史料;如何提炼论断、说服民众如何既反驳论敌又尊重对手……收获不小

      老高按:前几天连续转载了杨奎松批评潘佐夫《毛泽东传》、潘佐夫对杨奎松的回应等几篇长文,今天再转载杨奎松半年之后(今年春天)发表的对潘佐夫回应的回应。至此,“潘杨之争”文章暂且发完。
      但论战是否就此结束,则很难说。杨奎松此文结尾时说:“限于篇幅,后面他(潘佐夫)关于西安事变、洛川会议、新民主主义、任弼时、七届二中全会、朝鲜战争等史实错误的辩解,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做回应和剖析了。”或许他还会继续写;而且潘佐夫也有可能会再回应、辩驳。我看到之后当再来转载。
      “潘杨之争”涉及大量具体史料档案,就是在专业研究人士中,若不是长期研究毛泽东的人都很难置喙,我们这类业余历史爱好者,当然是更难从学术上判断是非的。但我还是读得兴味盎然,从双方争辩的攻防进退中,学到如何遴选、甄别档案史料;学到如何对史料比较和研读,提炼出最接近事实的论断;学到如何准确表述自己的观点来反驳对方、说服读者;学到如何敏锐发现论辩对手的事实错误和逻辑破绽,予以反击;学到如何既反驳对方的观点,又对对方保持尊重,不失学者分寸和风度……收获不小!
      尤其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中,有几个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例如: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1930年共产国际对中共负责人李立三的处置过程;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双方争权经过……双方的争论对我更有吸引力。
      不知是否算有点自吹:在读双方文章过程中,我也能“独立”发现若干事实和论证的漏洞,后来读另一方的回应时,发现我所认为的那些疑点,有的果然被抓住并驳斥,有的则还没有。例如今天转载的这一篇,我就发现杨教授在论证中也留下了说轻一点是误解、说重一点是曲解对方观点的瑕疵。
      前两篇文章很长,注释繁多,为阅读方便,我删略了注释。今天转载的下面这篇文章稍短(但也有一万多字),注释不算太多,我就保留了。


      著史切忌过急、过糙——对潘佐夫《回应》的回应

      杨奎松,爱思想网,原文刊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很高兴看到潘佐夫教授对我书评的回应,尽管他的回应过于情绪化,而我读下来还是有所获益,注意到我也有不够仔细的地方。照理我不应再作回应,只可惜,他的回应或因用力过猛,出现了多处无中生有和否认事实的情况,涉及史实的回应多数表现得很不专业,因此我还是不得不有针对性地稍做说明。
      关于无中生有,比如他说“杨教授声称,他比较了我的各个版本的《毛泽东传》(除德文版之外)”(注1)事实上我在评论中从未如此“声称”过。至于为辩白而否认白纸黑字的事实,就做得更过分了。比如我指出其俄文版译本(简体中文版)与英文版译本(繁体中文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对传主的认知与评价上,都有明显差别,这是从其两个译本的序言(绪论)、后记(尾声),以及两个版本目录和正文的译文表述,包括从其简体版比繁体版多出的十几万字中很容易看出来的。(注2)
      他在回应中却信誓旦旦地表示:二者“没有什么差别”,还反过来讽刺我说:“从各种迹象来看,杨教授的英语能力有限,而他的俄语能力则完全没有,这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第105页)然而就在其《回应》的篇首和正文中,他又几度提到他不能接受这个简体版存在的一系列翻译错误特别是对“最敏感的部分”的剪辑和改动。也就是说,他是清楚知道两个版本有明显差异的。
      对他所谓的“剪辑和改动”我想要说的是,这个版本是潘教授自己认可、授权出版的,出版后潘教授拿了版税,参与了新书发行宣传活动,为什么他在长达一年时间里未曾发表过只字片纸的声明,只是看到我的书评后他才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做了很多违反我和出版社之间协定的剪辑和改动,我不能接受这些剪辑和改动”(第112页),同时把自己书中出现的各种史实错误,也一并归罪于中文翻译和出版社?
      他声称这是因为出版社没有给他充分的校对样稿的时间,但这显然不成其为理由。许多外国学者都曾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少人还因此放弃大陆版的出版。他声称自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没有“检查翻译的质量”(第112页),并接受了出版社对书稿的剪辑和改动,有谁会相信呢?
      另外,我也很怀疑潘佐夫教授关于他书中出现的质量问题主要都是翻译造成的说法。从他的回应中我们能看到的他自称掌握有证据的翻译错误只有两个:一个是1936年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日记的保加利亚文的翻译问题;另一个是1936年12月15日清晨电报的翻译问题。他说这两处错误都是简体中文版的译者搞错了,他并有中文译者就后一则错误给他的道歉信为证。(注3) 那么,除此之外的各种错误是谁造成的呢?潘教授并未举证说明。因此,许多错误到底是中文翻译的问题,还是原稿本身就是错的,恐怕还应该听听译者们是怎么说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读一下这篇回应中潘教授自己翻译的几则明显佶屈聱牙甚或文意都不大通顺的引文,当不难发现,即使他自己有时间来校对译稿,恐怕也无法减少问题的发生。(注4) 第二,粗略比较英、中(繁、简)版部分内容也能发现,有些问题并不只是出现在简体中文版上,也同样出现在繁体版,包括英文版(相信也存在于俄文版)中。这说明,他辩解说许多问题是翻译错误,多半是他转嫁责任的一种托词罢了。
      回到学术层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有理由拒绝批评,坚持己见。但否认自己讲过的话,把有说成无,甚至拿批评者的批评来批评批评者,就远不是学术的态度了。由于此一回应只能限制在一定篇幅内,故对可能有见仁见智空间的问题暂不作说明,只依次就潘教授提到的几个史实性问题,稍加剖析和讨论,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其在史学方法及辩难方法上的问题所在。

      一、“关于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的立场”

      我不同意潘教授根据张国焘回忆所得出的判断,即所谓毛泽东在中共三大期间是蔡和森、张国焘激进主张的支持者,而且投票反对陈独秀、马林起草的决议草案,最后眼看风向不对,又倒向了陈独秀和马林的说法。我举出马林在会议期间所做的笔记和信件指出,在马林留下的远比张的回忆具体且可靠的这些文字资料中,既没有谈到潘说的“毛泽东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也没有谈到毛对陈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同样也没有谈到陈的决议草案通过后毛马上倒戈,“宣布,他接受多数人的决定”。
      我指出,无论就逻辑还是就情理而言,如果毛是蔡、张的支持者,反对陈的决议草案,只是事后倒戈,他是不可能在这次会上被陈独秀和马林看中,并被推举成为中央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局秘书的。
      潘教授在这一问题上的回应,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论辩特色。一是他并不理会我关于马林资料与张国焘回忆对毛泽东当时立场、态度完全不同的举证,一口咬定“张国焘的回忆录与马林的会议记录并不冲突”。二是明明是他突出强调“毛泽东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发现自己的引证和说法有误后,却转而拿我的观点反过来批评我,说我“没有注意到”甚至是“拒绝看到”毛比马林、陈独秀还要“悲观”。
      言外之意,他不仅早就看出毛和蔡、张的立场、态度根本不同,而且还看出马林因毛太过“悲观”,对要不要用毛也是有所“犹豫和怀疑”的。基于此,他不顾自己书中认为毛站在张、蔡激进主张一边的白纸黑字,反而列举出马林记录中毛在会前会中几乎所有“悲观”的说法,批评我在举证毛不可能是蔡、张主张的支持者时引用马林记录不完整,甚至说我是有意隐瞒了其中几句他认为是“偏见”或“错误”的话,然后声称:“杨教授很明显地曲解了马林的原话”,“试图表明毛泽东没有犯错误”。(第107页)
      我完全不关心毛泽东当时有什么“偏见”或“错误”,我关心的是,潘教授为什么回应我之前没有这样的“发现”呢?为什么他在自己的书里不做这样的引述,不讲毛如何“偏见”“错误”,而要去声称毛支持蔡、张的激进主张,声称毛公开投票反对陈起草的决议呢?可以肯定,潘教授其实已经发现他书中对中共三大时毛之立场、态度的判断和描述是错的,但他还是没有弄明白,比陈独秀更“悲观”的毛,何以最后投票时还会站到主张激进的蔡、张一边,对陈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呢?
      他之所以转而承认毛并不激进,并且认为毛比马林、陈独秀还“悲观”,同时却依旧坚持“张国焘回忆录与马林的会议记录并不冲突”,就是因为他至今还认为马林记录中记有毛投票反对陈的决议草案的情况。因此,他一方面为反击我不惜逐条列举马林资料中所谓毛的“悲观”言论;一方面却还是强调:“马林的报告显示,毛泽东和其他湖南省代表至少是反对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国民党的工作(决议)这一点的。”(第108页)
      问题是,潘在这里犯了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犯的错误。毛泽东真的投了反对票吗?潘教授认定马林有此记录,是因为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陈独秀的意见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有10票是湖南的,(湖南)代表说,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中国若有资本主义,也只能是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若发生革命,也只能由俄国军队从北方发动。另外有6票是汉口的,有强迫命令的味道。工人代表、罢工领导人张连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潘教授所以会相信这段话证明毛泽东是投了陈独秀决议案的反对票,仅仅是因为马林讲有16票反对,接着又讲到,有10票是湖南的,有6票是汉口(湖北)的。后两个数字加起来刚好16票,这好像是再清楚没有了。但史料是不能这样读的。上述文字中“有10票是湖南的”之后,马林紧接着讲的是,湖南代表说:“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中国若有资本主义,也只能是外国资本主义。”
      说这几句话是毛泽东讲的,应该不错,但这是表态支持陈、马,还是表态支持蔡、张呢?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该看不出来。蔡、张的观点恰恰是认为,中共完全可以在工人运动基础上,靠自己建成群众性的政党,毛在大会上如此发言,毛及其湖南10位代表又如何会投票支持蔡、张而反对陈独秀关于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才能强大的决议案呢?
      即使潘教授读不懂或不同意我的上述解读,他把“有6票是汉口的”一并视为反对票,也是太过低级的错误。因为,马林讲得很清楚,和比较一致的湖南的10票不同,汉口的6票或多或少是靠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罢工领导人张连光“强迫命令”才得到的。张连光的立场如何呢?马林写得很清楚:“张连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注5)很显然,汉口的6票是赞成票,不是反对票。如此也就决定了10票+6票=16票反对票的推测根本是不成立的。

      二、“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4年2月的立场”

      潘教授在回应中写道:“杨教授提到我错误地理解了1924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当时的立场,因为我写到了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第108页)他的这句话大致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我认为他错误地理解了1924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一是说我不同意他所说的毛泽东当时的立场与这份决议的精神相同。
      首先,我已经讲过,我既没看到过潘提到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也不认为1924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过一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我自然不可能在意他是否正确理解了他看到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我在书评中写得很清楚,在我看来,后来成为共产国际批评对象的那个“二月决议”,是《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注6),不可能是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而他看也不看我说的“二月决议”即《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坚称他引用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是被共产国际后来批评的“二月决议”,显然是不讲道理的做法。至于他声称《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的“俄文标题就是《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并说“这可能是一个共产国际翻译员的错误”,也纯属猜测。因为我看不到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故请他读一下很容易就能查到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对照一下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能够了解这两个文件是不是一个东西了,总之他坚持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是“二月决议”,坚持只是文件名翻译出了问题。至于我说的那个中文原版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他拒绝去查、去看、去作比较。
      其次,他的后一个说法也不是我的意思。我在书评里只讲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认为中共中央指派给青年团的代表毛泽东观点右倾,因此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另派新人。潘教授指出:“达林是在自寻烦恼。由于鲍罗廷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持差不多同样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意见与当时中共中央呼吁团结的“二月决议”相同,我并无异议。我的问题是,他接着举出的证据,却不是中国学者所熟悉的那个呼吁团结的“二月决议”,而是一个中国学者没有见到过的,主张“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的,相对激进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说“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就不是我能接受的了。
      实际上,还是那句话,潘教授如果真的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只要去读一下《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并和他认定的那个“二月决议”,即《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具体比较一下,就一清二楚了。当然,如果他比较了两文之后,仍旧坚持它们只是标题有别,那就请将两个文件关键段落用直接引文对照着排列出来,让大家看看两个文件是否像他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潘教授必须用直接引文的方式来做对照。他所谓“从决议中直接引用它或者间接转述它”“无伤大雅”的说法,是相当荒谬的。
      比如,潘在书中用间接引文的方式介绍《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其概括及文字是否准确就很让人怀疑。当他意识到自己关于鲍罗廷、毛泽东的观点与他归纳出来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的间接引文明显矛盾之后,他在回应中又改口称决议中还有符合鲍罗廷、毛泽东当时主张的内容,即“呼吁共产党员们要尽可能扩大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党的地位”,说这和“毛泽东的立场是一样的:他非常激动地在中国大地上推广国民党”。(第108页)然而,这段所谓引文又是出自他的概括,并非直接引文,中国读者也无从查对其概括是否准确。如此“无伤大雅”的随意举证,简直就是听凭其信马由缰了。

      三、“关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

      我和潘教授围绕中山舰事件问题的主要争论之一,是中山舰事件发生过程中鲍罗廷在不在广州。潘书对此语焉不详,只是说当时布留赫尔不在了,“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潘教授显然也意识到他的这一表述有问题,但他不是承认表述不确,而是转过来指责我没有看明白他所做的表述。他说:“我的表述并非‘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而是‘到1926年春天的时候’”。
      言外之意,鲍罗廷这一年春天还在广州,中山舰事变发生时他已经不在了。如此给自己解套后,他一下子就显得理直气壮了。他质问道:“这是一个错误吗?不。1926年春节是2月13日。那是什么错误?”(第109页,原文误为“那什么是错误?”)那意思是说,中国的春节才是春天,3月20日已经不是春天了。
      很显然,潘教授太缺少对中国节气和历法的了解。“春节”虽然有个“春”字,却并非指春天,而是除旧迎新(春)的意思。即使在广州这样的地区,春节时气温通常仍较低。中国的春天,一般要到农历二、三月,即仲春和阳春才算数。因此,阳历1926年3月20日,即农历二月初七,在广州正值春天。潘这一辩解,反给自己又添一错。
      潘教授如此辩解,还会产生更多可质疑之处。一是说1926年春天鲍罗廷还在广州致力于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力量平衡问题,那么鲍罗廷具体做了什么?二是他既然同意说3月20日事件发生时鲍罗廷已不在广州,那么,鲍罗廷什么时候离开的呢?因为如果像他在回应中所说,鲍罗廷春节时还在广州,那么蒋介石2月中旬前后与季山嘉矛盾公开化,执意辞去一切军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看不到鲍罗廷有任何表现与作为?(注7)三是如果鲍罗廷2月中旬就已离开广州,那么说鲍罗廷在这一年春天还起着维持作用,根据何在?事实上,就像潘教授回应我的许多质疑一样,他在做出很强势的回应甚至是反驳前,不是没有弄明白相关史料和史实,就是完全没有做好该做的功课。在这个问题上,他竟然没有想到应该去查对一下鲍罗廷当时的行程,至少也应该确保他所谓2月13日春节时鲍罗廷还在广州的说法不会出问题。很不幸,他又错了。鲍罗廷2月4日就奉召回国述职,马上就动身北上了。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他在路上花了较长时间。但现有史料证实,2月13日春节当天,他已经在北京了。第二天,他已经准备好书面报告,正式向在北京的联共(布)中央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广州的情况。(注8)
      潘教授同样也不承认他误把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的职务写成了“政委”,他也不承认他关于事变起因和汪精卫利用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来败坏蒋介石声誉的说法是错的。他的辩解是:他是根据阿基莫娃和切列潘诺夫两人的俄文回忆录。我在评论中已经指出,这两位的回忆录都有中译本,里面都称李之龙为中山舰“舰长”,且没有任何关于汪精卫利用季山嘉做败坏蒋介石的事情的真实证据。即使潘教授认为这又是翻译的问题,我也专门讲过,我的质疑更主要的还是针对他对这一事变原因、经过、现场情形等史实的描述,因为他利用资料时太过草率了。
      中山舰事件问题的研究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发表很多研究成果,蒋介石日记资料也已公开许多年,再加上还有潘教授的俄国同事们出版的相关档案资料,相比之下,潘利用的这两个一个不在广州,一个层级过低,对上层情况了解不多的亲历者的回忆,许多说法都太过陈旧,而且准确性也颇为可疑。当然,潘教授绝不认错。他甚至声称,他是在写毛泽东的传记,“因为毛泽东没有参与”中山舰事件,所以“我只想在这里简单地用一个著名的故事片段来叙述当时的历史”(第109页),这有什么错?而这一回答,倒也解释了潘书在历史细节方面为什么很容易出错的部分原因之所在了。

      四.“关于斯大林对‘李立三路线'的反应”

      我们之间对所谓“立三路线”问题的分歧,是潘教授认为传统的说法并不正确。传统的说法认为,莫斯科在李立三问题上纲上线至“路线”高度的标志性文件,是1930年10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他认为时间要早得多,因为他发现8月25日在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名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斯大林就“对李立三发出了一道威胁性的命令:‘立刻到这儿(即莫斯科)来’”。他的依据,是8月4—7日在上海的远东局曾经摘录了李立三在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应当立即发动大城市暴动的几句话,用电报发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注9)
      我的质疑很简单,第一,如果真是斯大林发出了“威胁性的命令”,会使用“立刻到这儿来”的用语吗?(注10)
      第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8月25日电对李立三的批评,即“不尊重事实”和“最有害的冒险主义”两点,能够和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的批判,即“反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非布尔什维主义的”,“玩弄共产主义的一切右派叛徒和‘左’派叛徒破了产的理论”等等相提并论吗?
      第三,如果斯大林真的在8月中下旬已经对李立三发出了必须惩治的命令,何以此后两个月里中共中央还能拒绝接受,直至十月指示信到来,才不得不马上送李去莫斯科呢?
      历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都需要依据常情、常理、常识,并基于逻辑来判断,不能仅凭某个所谓新史料,就去大胆突破前说。就这一史实而言,无论从情理、常识,还是从逻辑上,说有了远东局8月4—7日电报,斯大林就大发雷霆,发出威胁性的命令,却被中共中央拒绝了两个月之久,最后不得不把李立三的问题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程度,才迫使中共中央交出李立三,是说不通的。
      没有人知道斯大林是否读过这封短电,可以知道的是,这封电报摘录的内容,是李立三在8月2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冒险提议,联共(布)政治局8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评的也正是李立三的提议太过冒险,不顾事实。远东局电报中虽然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声称共产国际执委不了解中国具体形势的话,并认为这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但联共(布)政治局8月25日指示电对这一点只字未提(注11),这清楚地反映出莫斯科这时从远东局电报中并没有得出李立三具有“反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和“非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倾向的看法。直到10月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会议记录送达莫斯科并译成俄文,摘要报给斯大林之后,莫斯科方面的看法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才有了共产国际十月指示信的无限上纲上线。因此,说8月25日电报是斯大林定性“立三路线”的关键性文件,是很难成立的。

      五、“关于1935年夏天的中共中央的会议”

      潘教授坚持我对他关于1935年夏天中共中央几次会议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之一是说我只注意到他引用了《毛泽东年谱》,而没有看到他还利用了其他4则资料。奇怪的是,潘书并没有注明他还引用了其他资料。当然,他确实在注明其说源自《毛泽东年谱》(上)第463—466页的同时,也附带注了Stuart R.Schram,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vol.5 Armonk,NY: M. E. Sharpe,1999),xliv这一出处。我之所以没有提及这一附带出处,潘教授自己恐怕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施拉姆的这个引注就是《毛泽东年谱》(上)第463页,潘不过是重复引注罢了。而且,无论是第463页,还是第463—466页,都没有他所谓张闻天“准备把总书记一职交给张(国焘)”的记述。也许,潘的这一说法原本就来自施拉姆,但他没有发现施拉姆引注的第463页并无这样的记述,照引不误。他即使后来增加了《毛泽东年谱》的引注,还多注了几页,但他恐怕也并没有具体读过463页那个相关的段落,因而不知道这一页及随后几页都没有他提到的内容。
      潘教授应该是在读了我的书评之后才发现了自己的这一失误,只不过他照旧不承认自己引用有误,反而马上另找了3则可供支持其说法的资料,又反过来批评我的指责“毫无依据”,甚至质问我为什么不向他“征询其他的来源”。这种质问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我为什么应该“征询”他并没有注明的其他的资料来源呢?
      他的说法的引注是《毛泽东年谱》,我的“指责”也写得很清楚:“年谱完全没有提到洛甫也准备交出总书记一职的事。”至于他随后又找到刘英回忆录中的说法(注12)以证明他不是妄说,而是有资料可依的,也并非不可。问题是有什么必要否认自己原注有误,并且还要质问批评者为何不征询他的其他资料来源呢?
      潘教授声称我批评他关于1935年夏天中央会议问题的表述站不住脚的另一个理由,是说我“没有仔细读过《毛泽东年谱》第1卷”,并批评我引错了毛年谱的页码(注13),说我没有注意到那里面“确实写了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批评”。(第111页)不过,我在书评中提出的质疑在于,7月下旬“毛和洛甫决定对张国焘进行反击”了吗?7月21、22日(不是潘所说的7月20日)会议上“毛对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张放弃老根据地(注14)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了吗?两个星期后,即所谓沙窝会议上“洛甫又指责张国焘放弃了川北的新根据地”,迫使张国焘反唇相讥,批评了中共中央吗?
      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得不承认书中关于7月20日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说法是错的,但他依旧把责任推给别人,说是“我的中文翻译误译为7月20日”。(注15)(第111页)潘教授的这一类辩解总是会让人错愕不已,因为翻一下他这本书的英文版和繁体中文版,关于这个会议的时间都写的是7月20日。实在不明白,潘教授真的认为中国大陆学者不会去读他的英文版,甚至读不到台北的繁体版吗?
      潘教授同时还认为中国学者和他一样,也只能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官方出版物中来了解1935年夏天的这几次中央会议的内容。因此,他判断他只要找到《毛泽东年谱》中摘录的诸如“严重错误”的用语,就足以用张国焘回忆中的说法来描述7月下旬到8月上旬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怎么“反击”张国焘的,和张国焘是如何激烈回应毛和张的了。殊不知,有关1935年夏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冲突问题,在中国大陆学界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这几次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许多研究者早就看过了。
      简而言之,这期间开了3个会,7月18日会议主要解决了中央军委的分工问题,会上并无争论,更无批评。7月21—22日会议是3个会中唯一有批评声音的会,但会上并未发生任何争论,张闻天和毛泽东对张国焘所做报告的发言,都是以肯定和鼓励为主。张闻天对四方面军退出川北根据地,只是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有这样缺点;把所有干部、游(击)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毛的发言基调和与会者一样,他只是在发言最后才讲到:“放弃通南巴,这是个严重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而8月4—6日,即沙窝会议上,除了讨论战略方针外,就是在组织方面增补了四方面军几位领导干部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会上全无张国焘回忆所讲的批评与反批评的情况发生。(注16)
      对于潘所谓7月下旬后“毛和洛甫决定对张国焘进行反击”的说法,其实从情理上和逻辑上看也都是难以成立的。试想,以当时一、四方面军的军力对比,毛、张假如真的这样做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8月4—6日沙窝会议所以能达成共同的战略方针,并且将多位四方面军领导人增补到中委和政治局中,也足以说明此前7月21—22日会议上并未发生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情况,8月4—6日会议上也没有出现严重影响双方感情的意见冲突。
      相信由上已不难看出潘教授对史实的把握及其辩解的方法存在怎样的问题了。限于篇幅,后面他关于西安事变、洛川会议、新民主主义、任弼时、七届二中全会、朝鲜战争等史实错误的辩解,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做回应和剖析了。
      最后想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对潘教授的这本书有多少批评,我对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接连创作出两部重要的人物传记(即《邓小平传》和《毛泽东传》),还是深为叹服。但也正因为他过去所做的实证性研究还主要局限在20世纪中共早期与苏共关系问题上,只用了十多年时间就接连推出两部大部头人物传记,要想在微观史实上不出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并不认为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发现了,纠正了,并且让自己更加警觉和细心了,这理当还是一件好事。而让人遗憾的是,潘教授似乎对自己的写作过急、过糙这一点还并无自知之明。这恐怕才是他最大的问题。

      注释:

      1,亚历山大·潘佐夫:《对杨奎松教授关于〈毛泽东传〉书评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3页。以下在引用该文时夹注页码。
      2,比如英文版和繁体中文版目录中的一些标题,如Dictator,Dog Eat Dog,Coimmunist—Style,The Flirtatious Philosopher, Consolidating over the CCP,Death of the Red Emperor,要么不存在,要么用的是另外的修辞。相关内容上的变动,更是有增有删或变成不同的表述。英文绪论及尾声中涉及评价性的文字,基本上均不见踪影。读“俄文版序”(如果简体中文版上这个序真是俄文原书的序的话),说这本书是苏联时代的著述,应该不会有人怀疑。
      3,前者可能还需要向季米特洛夫日记译者进行核对,而后者确与英文版和繁体版不同,潘的解释或许是有道理的。
      4,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n I Levine,Mao: the real story,(New York,2012),pp. 300—301,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著,林添贵译。
      5,《毛泽东传:真实的故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323页。
      6,如其英文版中“despite……Mao went slow on concluding an agreement with Chiang Kai-shek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一句,简体版译为“尽管……他还是没有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繁体版译为“尽管……毛泽东还是慢条斯理与蒋介石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事签订协议”。潘教授辩解说他的原意不含有“签订协议”的意思,“应该是‘慢慢地达成协议’或者‘慢慢地缔结协议’”(“签订协议”≠“缔结协议”? ! )。他给出的译文是“(尽管……)毛泽东在与蒋介石慢慢地达成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实际上,这个“went slow”一词要表达的是“no hurry”(“不急于”)的意思,在这里应当译成“消极拖延”。简体版译成“没有(与……签订……)”固不妥,繁体版译成“慢条斯理地(与……签订……)”也不当,潘教授译成“慢慢地(达成……)”更不通。参见 Mao: the real story,p. 302; 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著《毛泽东传:真实的故事》,第324页;潘佐夫著,卿文辉等译《毛泽东传》(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1页。
      7,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225页。
      9,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据1926年蒋介石日记手稿可知,蒋1月至2月上旬频繁与鲍罗廷会面,中山舰事件前最后一次会面是2月3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0,《鲍罗廷在中国活动纪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302页;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320页。
      11,《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1930年8月4—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256页。
      12,“立刻到这儿来”,其实是接受远东局8月4—7日电报提出的要求的结果。电报明确提出:请“立即召李立三到莫斯科去”。《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256页。
      1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记录暨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1930年8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330—332页。
      14,其实潘另找的所谓3则资料,核心资料就是刘英回忆,另外两种资料中的说法也都源自刘英。参见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潘文误注为第205—211页)。
      15,我在评论中引用的是《毛泽东年谱》(上)的电子版,其页码与纸质书的页码有出入,理应注明。和鄂豫皖根据地比,川北根据地并非“老根据地”。
      16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n I Levine,Mao: the real story,p. 285;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著:《毛泽东传:真实的故事》,第307页。对于1935年7月18日、7月21—22日和8月4—6日三个会议,张国焘只记得两个,且记不得具体时间;对会议主题、参会人员、经过内容及发言情况的回忆,都和会议记录相差甚远。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233、256—262页。


      近期图文:

      史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潘杨之争”  
      
    杨奎松点出潘佐夫《毛泽东传》若干硬伤  
      
    《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反驳杨奎松批评  

      
      20世纪东亚演义,在21世纪如何续写?  
      言论自由所面临的异化危险  
      世上事情分三类:黑的,白的,灰的  
      介绍一套面对年轻人的通俗民国史  
      一位口述史专家细谈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