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会收到赵乐际对王岐山的告密信？
“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副教授因为学生告密，“轰”地一声，人仰马翻，一跟斗从他站了33年的讲台上栽下来。”说这话的是唐云教授的好友，重庆师大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一年半前，他也因学生告密，一跟斗从站了22年的讲台上栽下来后，唐云曾专门为他设宴“压惊”，没想一年多后，唐云重蹈了谭松的覆辙。事实上，不仅仅是唐云和谭松，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北京建筑工业大学教授许传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桔红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吕嘉都栽到了学生信息员的手上。
有网友评论道：“昨天重庆师大教授因为上课被学生告密解职的消息传来，老师们都感到危机四伏，不仅仅是因为在今天上课突然成了高危职业，而且是因为人伦的底线已经被突破的时候，大学教育还有什么价值？从古道今，告密一直被看成是下流行径，可是高校鼓励告密成为风气，那还接受高等教育干什么？”去年6月27日，吴晓求在人大财政金融学院毕业典礼上表示：要给2018届的毕业同学讲的主题是：坚守人生的底线。没有人生的底线，理想就会成为噩梦，结果就会危害社会、祸及他人；有了人生的底线，理想就会造福于社会，人生就会闪亮发光。其中，道德底线包括：一、不撒谎；二、不告密；三、不独利。
为什么告密文化今天会沉滓泛起、死灰复燃呢？我的看法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倒退。习近平面对各种社会冲突，想充当红色帝国的守夜人，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从邓小平后极权主义路线返回毛泽东极权主义路线，加强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打击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的思想、组织和行动。另一条路就是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宪政民主，变一党专制为多党竞争，融入现代政治文明。两条路，极权主义之路是危机四伏的独木桥，宪政民主是国强民富的阳光道。但习近平的知识结构、思想境界和政治智慧决定了他选择独木桥。极权主义国家的基础就是谎言和暴力，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谎言的天敌，所以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就成了习近平政权的必然选择。而如何营造一个让知识分子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氛围，告密这个邪恶的旧夜壶就成了习近平的新法宝。当然，学生信息员制度并非习近平开始，“六四”以后，中共就已经实行了，但真正让告密文化复兴却应归功于习近平。
学生信息员实际上就是学生特务，专事告密、举报老师不符合当局要求的“偏激”言论。厦门大学自2014年开始，实施严防“教学事故”措施，禁止教职员发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政策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言论。湖北大学数学计算机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
告密源于人性的恶。人性有善也有恶，怜悯、扶危济困是善，而告密、嫉妒、贪婪是恶。在一个正常社会，如宪政民主社会里，人性的善得到鼓励和张扬，但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如极权专制社会里，人性的恶便像“恶之花”一样盛开起来。告密文化源远流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中，“告密”行为大行其道最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武则天时期、明朝和清朝四个朝代。中国历史上，首先以国家立法将告密列为法律义务的是战国时代的秦国，而始作俑者正是习近平推崇的商鞅。告密最盛行的当属武则天当政时期。武则天鼓励告密，命制“铜匦”，类似于“检举箱”，置之朝堂，以纳告密信。在明末魏忠贤专权时，有四人深夜饮酒于密室，一人喝得兴起，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未落，已有锦衣卫冲入密室，立刻将四人绳捆索绑。清朝雍正皇帝发明了“密折奏事之权”，即直接密奏皇帝之权，鼓励官员每天都上密折，说话不必瞻前顾后，事无巨细都可以说。状元郎王云锦元旦在家打牌莫名丢失一张牌。次日雍正随口问他新年做了什么，王云锦如实回奏，雍正龙心大悦，喜其不欺君，并随手把那张丢失的牌掏了出来。
告密文化不仅盛行于中国，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告密就“蔚然成风”，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各个阶层被一张告密的大网罩于其中，没有人敢对他人敞开心扉，甚至夫妻、父母和子女也不行，一不留神就会成为告密的受害者，成为国家的敌人。全苏联几乎都陷入了集体的非理性中，踊跃告密，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这场“全国人民齐参与”的告密狂潮中，全苏联至少有5%的人口遭到了清洗。
1949年后，告密文化在中国更是大行其道，推陈出新。1955年5月9日，周扬把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材料》呈送老毛子，于是毛亟不可待地抓住时机，在全国发动了反胡风运动，将胡风从反党小集团渐次上升到”“反革命小集团”。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在此冤案中舒芜的告密“功不可没”。在这个案件中，很多令我们尊敬的名人、大师都扮演了丑陋的角色，他们纷纷告密、落井下石，发表效忠当局、给胡风捏造罪名的批判文章和讲话，推波助澜。他们中有夏衍、冯雪峰、吴伯萧、老舍、丁玲、冰心、巴金、曹禺、赵丹、翦伯赞、画家丰子恺、豫剧名角常香玉、音乐家马思聪等。
有学者指出：纵观古今中外，我们不难发现告密恶行大都盛行于专制独裁和极权统治之下，发生的烈度和频率与社会的黑暗和残暴程度成正比，且往往是发自权力中枢，在最高统治者的组织和鼓动下由上而下逐层推向全社会的。之所以说告密危害巨大，是因为告密并非发生在敌我之间，它只发生在朋友、同事、师生、血亲、同乡、邻里之间，告密者靠出卖友情、亲情、乡情获取利益，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的腐蚀，严重冲击社会道德体系，损毁纲常，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忌，人人自危。儒家认为，告密这种行为不会让国家兴盛，政权稳固，孔子就反对告密，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所谓告密者往往有不同动机：或惑于名利；或迫于压力；或缘于愚忠。惑于名利者可耻，迫于压力者可叹，缘于愚忠者可悲。我们如果不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具体分析告密者不同状况，结果必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恐怕没几个人配在这世界上活着了。
告密真的可以确保中共红色江山万年青吗？不仅不可能，相反会加速其覆灭。因为告密文化不可能只在高校肆虐，它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到中共体制内。官员们相互高发、相互防范，前苏联和文革就已经证明了它的高度传染和扩张性。8900万中共党员在人人自危、互害中，成为中共最大的堰塞湖和高危群体。一个依靠黑社会手段与特务文化治国的政府，不可能将中国引导到光明大道上去。我们可以设想，当王沪宁告发栗战书，栗战书告发蔡奇，陈全国告发赵乐际，赵乐际告发王岐山时，习近平就危在旦夕了。历史证明，依赖和推崇告密，并将其作为维稳和巩固政权的最重要手段，是统治者丧失民心、及其不自信、行将末路的先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