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普说起：一极右翼分子的自白并为极右翼正名
按：正如对自由主义的认识极为混乱一样，人们对极右翼这一概念的认识也是极度混乱的。而川普现象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既有的混乱，让人们更加远离真相和真理。偏见已经完全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西方社会的思想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乾坤颠倒、黑白不分。如果不能从这种思想混乱中摆脱出来，西方社会很可能自我毁灭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西方文明。
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笔者写过一篇文章——《川普——自由的最后堡垒》。一位读者留言说：这个公号是鼓吹美国优先他国让路的极右翼大本营。显然，在这位读者眼中，笔者像川普一样，是一个极右翼分子。按照当代主流政治哲学的理论光谱，这位读者是正确的，川普与笔者的确都是货真价实的极右翼分子。
对于极右翼分子，这位读者给出了他的诠释：“既然你问，我就简单解释一下吧：极右翼分子，也是保守党的激进派，极端仇视移民，极端仇视弱势群体，將自身原有民族的文化和利益放在首位，典型的种族歧视者。在美国，骄傲男孩和红脖子们是典型的极右翼分子，他们提倡白人至上。德国纳粹分子，也可以说是极右翼分子。民粹主义，英文里叫 extreme nationalism，在仇外的情绪上，与极右翼分子是站在一起的。与populism也有很多类似之处。”应该说，这位读者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其观点很有代表性，基本概括出了人们对极右翼分子的普遍看法。
作为一个极右翼分子，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要做的，是希望跟这个世界谈谈心，将一个极右翼分子的内心世界自白于天下。说到自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篇著名的自白，这就是瞿秋白先生的《多余的话》。笔者乃一介布衣，并非要借瞿秋白先生之名自诩。提起这位先哲，只是要表达一个心迹，即当一个人以自白的方式阐明自己的思想时，他一定是真诚、坦荡的，他想要表达的，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他所希望的，只是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真实地表达出来。正如瞿秋白先生在他的自白中所说：“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首先，笔者是一个坚定信仰自由主义的极右翼分子。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笔者的信仰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无论种族、无论肤色、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因此，笔者不会歧视任何人，更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其次，笔者是一个具有良知和人文精神的极右翼分子，以良知，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对待这个世界，既不极端也不激进，绝不冷酷，更不残忍。必须指出，一个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是充满爱与宽容的。缔造了美国国父、缔造了川普总统的昂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正是一种饱含人文精神的文化传统。
以人文精神为基础产生的宽容乃是自由与文明的源泉，人类若不具备宽容精神，自由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事实上，没有对不同观点的宽容或容忍，自由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胡适先生一生都以宽容待人，在笔者眼中，他是中国少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此，笔者这个极右翼分子对自己的要求是，以胡适先生为楷模，做一个真自由主义者，以宽容和容忍对待每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保持宽容与理性。因为有了这样的理念和认知，笔者在微信群的交流讨论中，从不说脏话，从不使用粗鄙尖刻的语言，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平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理性地与每一位愿意与我交流的人进行探讨。
然而，我这个温和、理性、主张自由至上的的极右翼分子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到什么呢？（注：我指的是在简中文化环境中的现实）语言暴力的攻击和侮辱是家常便饭，煞笔、脑残、白痴、弱智更是常常会获得桂冠。
在一个研习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群中，我这个主张自由至上的极右翼分子被围攻，被辱骂，并最终被踢出群。但笔者要客观地承认，掌握着踢人权力的群主或群管，包括群众，的确都是满怀热情、向往自由的人。在他们对我恶语相向后，甚至连申辩的权利和机会都不会给我，直接就将我这个宽容、理性的极右翼分子踢出群。在另外一个讨论民主政治的群里，由于观点不同，一位热烈追求民主自由的群管在踢我出群前这样说：我现在就代表本群人民对你实施专政。而在与他的交流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平和与宽容，没有说过一句过激的言辞。
每一次被踢出群，都会让笔者油然地想起西方人200年前那句振聋发聩的警语：“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曾经以为，这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但在深刻理解了民主的本质后，我豁然领悟到，这是自由精神的体现。显然，在200年后的中国，大量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依然理解不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高喊自由的同时，他们的内在精神本质却是专制与独裁的。
在日常生活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那些持有右派观点的人，通常都相对理性、宽容、冷静、温和（这是相对而言，简中环境下，也的确有不少持极右翼观点的人比较极端），而持左翼观点的人则往往言辞激烈、咄咄逼人、情绪激动，甚至出言不逊。在笔者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同学的微信群中，情形都是如此。印象最深的，是研究生同学对16年美国大选的辩论。很自然地，同学们就分成了左右两派。一开始，交流的气氛是融洽友好的，一位支持希拉里的左派同学说：无论支持谁，无论政治观点怎样，同学情谊是永远的。但随着交流的深入，讨论的气氛就越来越激烈，左派同学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可以明显感到左派同学的情绪变得愈来愈激动。最终，一个左派同学终于情绪失控：指责支持川普的右派同学despicable（卑鄙的）。发出这一指责的，正是那位说“同学情谊永在”的左派同学。右派同学就此保持沉默，好像从群里蒸发了一样。在群里发声的，基本就是左派同学了，但已很少有持不同观点的同学回应了。自此以后，同学们的交流基本围绕两大主题：吃喝拉撒睡、旅游风光，以及专业技术与科学知识。
作为一个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者，笔者其实是有很多思考想要分享给同学们的。但我深知，一旦我表达了与左派同学不同的观点，就会遭到咄咄逼人的追问和激烈的反驳，更不要说坚持那些被人们认为是极右翼的言论和观点了——这将导致左派同学义正词严的批判和攻击。我面临的最终选择只能是，要么屈服，同意他们的观点，保持住同学的友谊；要么坚持自己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坚持极右翼观点，直到左派同学情绪失控而发飙，同学情谊随之破裂。
这就是一个极右翼分子在现实中的真实生活状态。从高中同学群、到大学同学群，再到研究生同学群，只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默默地观看左派同学满怀豪情、慷慨激昂、真理在握地高谈阔论，默默地看着他们粪土川普、米莱等当今的极右翼政治家，粪土极右翼经济学理论，粪土极右翼政治哲学观念。但问题是，他们真的理解他们所批判的这些极右翼思想理论吗？他们理解自由的真正含义吗？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澄清，尽管被谴责为与纳粹同样的极右翼分子，但笔者坚定地反对希特勒纳粹集团的一切政治主张，反对一切杀戮、一切战争，包括那些被人们认为是正义的战争——这当然是典型的极右翼言论。在当前的国际形式下，是否支持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已经成为左与右的分水岭。毋庸置疑，乌克兰是正义的一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成为正义的化身。在左翼人士看来，只要不支持泽连斯基，不支持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就是侵略者的帮凶，就是极右翼分子。事实上，这是对极右翼意识形态的严重误解。笔者要指出的是，对正义战争的反对绝不意味着对侵略战争的支持，也不意味着任由侵略者杀戮、掠夺。反对一切战争，是人文精神的深刻体现。反对一切战争所表达的，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爱与尊重。正如川普总统在接受CNN记者采访时所表达的：“俄乌战争中，每天都有许多年轻人战死，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一样。”正是因为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他才会承诺在就任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为的是拯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那些正在流血牺牲的年轻生命。同时也是为了不再浪费美国纳税人的财富，要知道，拜登政府援助乌克兰的每一分钱，都是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
这里，在战争的正义属性与以政治妥协结束战争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的准确含义是什么？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支持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让俄乌两国的年轻人在战场上以命相搏，与通过谈判以政治妥协停止战争，哪种方式是符合人道主义、更具人文关怀的？左翼人士的观点十分明确：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因此，不站在乌克兰一方，不支持乌克兰最终赢得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一定是非正义的（采访川普总统的那位白左女记者就是持此种观点的）。也因此，不将正义作为首要问题的川普显然是一个弃正义于不顾的商人，一个冷酷的极右翼分子。但我们要问，赢得一场正义的战争，与挽救乌克兰或俄罗斯一个士兵的生命，哪个是更重要的？这是全人类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川普和笔者的选择是，一个士兵的生命更重要！若全世界的普通民众都具备了这样的极右翼观念，那么，任何政治家就都失去了发动战争的民意基础，人类将获得永久的和平，世界将成为一个真正和平的世界。所以，川普的极右翼理念，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川普总统正是一位深具人文情怀的政治家。
以上，就是一个极右翼分子的自白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希望对人们摆脱对极右翼分子、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偏见并重新认识极右翼思想理论有所帮助。
为极右翼分子和极右翼意识形态正名
不错，在当代这个政治正确思想肆虐的年代，由于经年累月的政治正确理念的灌输，即便是作为极右翼分子的笔者，看到极右翼这一术语，也会立刻产生类似的联想：暴力、冷血、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极端分子、种族主义者、恐怖袭击，以及希特勒、纳粹、3K党、德国的新纳粹等等，脑海中出现的词汇是：残忍、极端、冷酷、恶毒、杀人放火。简而言之，极右翼分子几乎就是恶魔的代名词。
如果上述观察与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极右翼思想理论与政治主张就是与自由、人类文明水火不容的，极右翼分子就人类文明的敌人。但悖论立刻就出现了，笔者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竭尽全力捍卫的，正是自由与文明，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然而，笔者的公众号却被视为极右翼的大本营。显然，在这位读者眼中，像川普和希特勒一样，笔者是人类文明的敌人。而更加荒诞的现象是，人们在将希特勒称为极右翼分子的同时，还将米塞斯、罗斯巴德、霍普、哈耶克等自由至上主义者认定为极右翼分子，尽管这些温文尔雅的学者都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这些学者的自由至上政治主张与希特勒纳粹的极权主义以及对自由权利的剥夺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纳粹的极权统治下，人们毫无自由可言。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悖论：毫无人性的战争狂人、极权主义者与充满人文关怀、倡导并捍卫自由与人权的伟大思想家居然被认为有着同样的极右翼政治光谱。
事实上，在上述矛盾与悖论中隐含着二个需要明辨的重大理论问题：1，希特勒纳粹集团在政治哲学光谱上究竟应该属于极右还是极左？2，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厘清了这两个问题之后，矛盾和悖论就会烟消云散。我们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所谓极右翼意识形态，恰恰是一种正确的思想理论。
对于纳粹的意识形态，奥派思想家哈耶克与米塞斯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通往奴役之路》（以下简称《奴役》一书中，哈耶克用了专门的一章来论述纳粹主义的进步主义根源。他的阐述清楚地表明，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有赖于德国的理论家们——桑巴特、普伦吉、伦施、施本格勒和穆勒·布鲁克——不遗余力的鼓吹，国家主义、进步主义思想在德国民众中已经深深地扎根。这些思想在彼时的“ ’ 德国青年运动’中被迅速地接受，而进步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融合也在其中完成了。”（《奴役》P195，王明毅等译）哈耶克深刻地洞察到，正是德国的知识分子、进步主义理论家们，阐明了“一切为希特勒的新秩序而辩护的那些概念。”（《奴役》P188，王明毅等译）哈耶克的结论是明确的：“希特勒上台之时，自由主义在德国实际上已无声无息。而消灭它的正是进步主义。”（《奴役》P57）
哈耶克更进一步指出：“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进步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GC主义俄国和民族进步主义德国内部制度中许多令人憎恶的特点的相似性已广泛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奴役》P32）
哈耶克的阐述表明，在意识形态上，纳粹是一个以进步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政治集团，有着与前苏俄本质上一样的意识形态。因此，在政治光谱上，与苏俄一样，纳粹应该被定性为极左。将纳粹定性为极右翼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错误——希特勒由此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极右翼分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产生。
为了厘清这种思想混乱，就需要澄清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即：纳粹德国与苏俄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极左与极右意识形态导致的战争吗？当代政治哲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希特勒极端仇视具有左翼意识形态的苏俄，极端仇视共产主义，这就为希特勒纳粹集团涂抹上了浓厚的极右翼色彩。然而，这却是一个远离真相的错误认识。
事实上，纳粹与苏俄之间的战争，是由希特勒的政治野心决定的，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希特勒的目标是征服整个欧洲，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果对实现其政治野心形成障碍，就必然在纳粹的武力征服名单中。对此，米塞斯有极为深刻的洞察，他在《全能政府》中写到：“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计划的重点是为德国人征占生存空间（Lebensraum），换句话说，就是领土。它应该面积广袤、资源丰富，足以使他们在自给自足程度甚高的经济体系中活得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差。很明显，这一纲领将挑战和威胁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建立德国的世界霸权之外，它绝无可能实现。
进步主义、极权主义或民族主义并非纳粹的独特标志。当今世界各国的’进步主义者’都渴望以SH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大不列颠和美国在与德国侵略者血战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地采用德国的SH主义模式。两个国家的公众舆论都深信，战争期间政府全面控制实业（business）必不可免，许多知名政客和亿万选民决心在战后保留SH主义，使之成为永久的新秩序。独裁和暴力镇压异议者也非纳粹独有的特征，这是苏联的政府模式，也受到当今遍及世界的众多俄国同道的拥护。……而纳粹独有的特征，是他们特殊的民族主义——为生存空间而战。”（《全能政府》P7，可二译）
笔者在看到米塞斯的上述阐述前就做出了完全一样的思考：纳粹与苏俄之间的战争并非一场意识形态导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根源来自人性。准确地说来自希特勒的政治野心，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不过是其实现政治野心的思想工具。通过这种左翼思想理论，希特勒实现了极权主义统治，将整个德国改造为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
人性或人的本质决定了西方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他们最关心的，是获得权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西方政治家政治野心的最常见表现是：开疆扩土、统治更大的疆域和人口——这实际上也是欧洲历史上许多统治者的共同政治理想。在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语言的蛊惑与号召下，政治家的野心被包装成为一种值得全民族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而崇高的理想。而希特勒正是这类西方政治家的典型代表，其开疆扩土的政治野心是溢于言表的。在《我的奋斗》一书籍中，他写到：“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夺取新的生存空间。”
同样由人的本质所决定，对于希特勒这类西方政治家而言，掌握更大的权力和实现自己的野心是其最高利益。因此，即便是意识形态相同，如果其政治野心受到阻碍，战争就不可避免，这与意识形态是否相同毫无关系。为了自身利益、土地和自然资源，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进步主义的越南与红色高棉之间的战争。
惟有在自身的核心利益——统治地位和权力——受到同一个敌人的威胁的时候，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西方政治家或国家才会结成联盟。在二战中，希特勒的最大利益是征服整个欧洲，因此，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前苏俄——就都是纳粹德国的征服对象。我们看到，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英美却与苏俄结成了战时同盟，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希特勒的存在。而一旦纳粹德国灭亡，苏俄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立刻就成为对英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威胁。正如丘吉尔在其著名的铁幕演说中指出的：“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这的确是意识形态冲突导致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抗衡，但最终表现形式依然是利益——势力范围（统治疆域）的划分。
简而言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更由于人们的偏见和政治哲学理论家们的搅混水，极右翼这个术语已经成为对一种正确意识形态的污名化。如果一定要使用极右翼这个术语的话，那么极右翼恰恰代表着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惟有这种意识形态，才能引领人类走向自由、繁荣和文明，这个正确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或称为自由意志主义，或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还可以称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更为普遍熟悉的名称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无论称呼如何，在本质上，这些不同名称的理论都指向同一种社会制度。这一社会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个人主义、产权私有、法治化自由竞争、无政府或最大限度是守夜人式的政府。笔者认为，自由意志主义是对这种意识形态最为准确的概括。但遗憾的是，自由意志主义已经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是一种极右翼政治哲学理论。就此而言，人类距离自由与文明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