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就算死了，你也没找对死因
最近，“王左中右”发表了一篇《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引起不少反响。王文确有言及时弊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转发。但阅后我却不以为然，不是不认可当下母语环境糟糕的事实，而是觉得作者落笔未免太过轻率。
王文称当下汉语之弊，在于“低幼”、“敏感”、“失去创造力”与“废话越来越多”，但这种批评实则是一种“主观厌恶”的混杂，称不上严谨讨论。换言之，你可以不喜欢当下许多怪现象，作为个人感慨无可非议。但煞有介事地分类讨论，就不得不经受他人之批评。在我看来，王文并未揭发真正的弊端与危机，又过分夸大一些没必要的恐慌。一言以蔽之：混淆随意，避重就轻。
一、首弊在于不当审查
若论汉语之污染，不当审查为首恶。此处“不当”有二：一为不必要的、明确限制表达自由的审查；二为自发升级、噤若寒蝉的自我审查。至于公共平台不得出现粗言秽语等内容，反属正当。
限制表达自由的审查非常多见，许多敏感事件、人名、词汇等，都在其中。我们掌握了各类缩写、转写、黑话等，就是为了规避这种审查。无疑此类审查非常畸形，实属思想钳制。
另一种是基于其上，各媒体、平台等为避祸而自我矮化、缩小的审查。如“改歌词”、逼迫使用拼音缩写等，便为一类。但痛批此类审查而不讲上一类审查，则是一叶障目、装聋作哑。王文虽也提到了“不该如此敏感”云云，但实则隔靴搔痒，甚至可谓“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二、语言有其自然生命
王文又言，许多低幼、粗俗、累赘等的用语在伤害中文。我完全理解作者对这些用语的厌恶，许多方面我与其观感一致。但不去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及后续影响，简单地一棒子打死，并不妥当。
这些用语之所以产生，必有其缘由。有的是出于规避审查，上文已述，但更多是符合民众的某些心理。如更新奇好玩的表达、用以标榜不同的身份认同、乃至就是创造出新语言、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库，这些都不见得不可理喻。
一个词汇能产生，有其原因。它若能经历历史冲刷，那更说明其价值。如“给力”不见于任何地方话，据信是中传南广学院一个宿舍内部的“黑话”。但该宿舍当年配音《搞笑漫画日和》时，把这个词推上风头，并很快获得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的采纳，如今已成为一个可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汉语词汇。皆因“给力”虽与“加油”相近，但其更生动新奇，又无不当色彩或含义，自然容易被接受。
与之相比，如曾很流行的“屌丝”现在所见不多。当年这个词也很火，甚至堂而皇之成为某些剧集的名字。但这个词之所以不再流行，不仅因为有粗俗色彩，且其所指向的内涵已有极大变化。一开始“屌丝”指某一类面目模糊的群体，但随着各种研究的深入与社会分化的加深，我们很难笼统地使用该词指代某义。当一个词语失去表达交流的作用时，自然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同样，“内卷”、“躺平”、“佛系”、“网红”等词，都有其创作价值。它们有的是鸠占鹊巢式地被赋予新意，有的可能会越来越面目模糊渐遭淘汰。无论如何，我们把它们交给时间就行。因为语言有其内在逻辑与力量，不是外力能干扰的。一如就算获得权威媒体使用，扶不上墙就是扶不上墙，如当年的“打电话／打call”。
所以，而今批判一些词，就好比当年批判“蓝瘦香菇”等词一样，太过紧张。“蓝瘦香菇”没有任何新语义，只是说话好玩而已，很快一阵风就过去了。“修勾”真的会取代“小狗”么，我看不见得。对这些词太敏感，其实暴露的是对语言规律的无知，甚至带有些许保守陈旧的意昧。
三、文白转化与相互影响
在任何语言里，都存在书面语与口头语的区别，即文白有别。现代汉语是基于白话文而来，迄今百年而已，很多东西还不成熟。从而也让人认为两者没太大区别，但并非如此。
因此我并不反对大家在口头用语时更鲜活，既然能接受表情包或颜文字，为何不能接受一些好玩的口头用语。只是语文教育、媒体采编等工作者就要注意，不能让这些用语过度影响到书面写作，除非特意为之。我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也时常提醒学生什么词不适合或不应该出现在作文里，接受基础教育的人也应能分清两者。
然而，文白本身也会相互影响，尤其现代汉语就是基于白话文。语言有稳定性，但不是死的。以文学创作而言，现代汉语并不只有一种固定的形态。且不说《海上花列传》这种特例，从汪曾棋、穆时英、白先勇、刘以巴、高行健、金宇澄、双雪涛等作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汉语的多样化。
譬如，“我整个人都无语了”，听上去非常口语。但之所以大家爱用，是因为“整个人”和“无语”这些表达鲜活。假设稍稍改动一下，“我整个人都沉默了”，是不是就好多了？此处的“整个人”真的是废话么，恐怕不见得。甚至我们不好说假以时日，到底“我整个人都无语了”会不会在未来被认为是很先锋但也很自然的句子。
如同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就用了“马严肃地吃草”，当时许多人也不接受，一如他最早投稿的《受戒》被认为“不像是小说”一样。谁能肯定这些句子就不像当年的“马严肃地吃草”呢，又如“大咕咕咕咕鸡”等人对汉语的使用，为何就不能给汉语的发展一些启示呢？
不喜欢怎样的语言是个人好恶，完全没问题。但要批判，就一定要谨滇。何况社会上存在怎样的语言，和我们应当教育年轻人使用或掌握怎样的语言，其中还有一些专业工作者的职责所在。把所有东西囫囵打包，一棒打死，太过情绪化。
四、权力对语言的侵蚀
若说汉语的危机，其中一点必为权力的侵蚀。这不同于不当审查，那只是一种压缩与阉割，此处更是一种改换与霸道。
如“不忘初心”一词，原本很好。但自从意识形态领域大张旗鼓地宣传后，便成了特定含义。即便当我们想使用，一讲出来就感觉好像跟政治含义扯上了关系，因此避之不及。一些当年的德语作家不再愿用德语创作、正同此理。
又如“大白”、“小羊人”等词，有的一开始并无恶意，但因社会形势和人们看法的变化，逐渐赋予了更多含义。此时语言或词汇更发挥了符号化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级符号，即词汇本意；更是二级符号，即词汇的相关文化指向。这些往往是因为权力定义与赋予了词汇意义，一如有人整理的这段时间官方通报中出现的种种高频词。他们“不说人话”，实则攫取了什么是“人话”的定义权。
虽然与不当审查有别，但这些问题与不当审查所指向的洽是一体两面，即不受约束的权力。若说汉语有什么挑战与危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尤其在简体中文领域。
五、书面语的危机不能视而不见
余光中先生当年写过一篇对汉语危机的讨论，而今看来依旧振聋发聩。我不认为王文有致敬余文的意思，毕竟王文多是通篇牢骚而已。但王文之所以远不及余文，是余文讨论的都是书面语，或严肃场合使用的汉语。其所谓的“西化”等问题，而今仍存。
譬如，“我无法同意更多”在网上并不少见，许多人还堂而皇之地在严肃表达中使用。但汉语从来没有“否定式加比较级来表最高级”的语法，我也不认为有创设这类语法的必要。显然这些句子是受了英文影响，"Ican’tagreemore"。在语文教育与媒体用语中，反而要认真看待这些问题。
又如不少人总爱用“是……的”表达，如“这是不行的”，换成“这不行”或“这样不行”即可。口语中“这是不行的”问题不大，书面用语则显得累赘。像许多这类问题，到底属于赘余还是羡余，也可讨论。
剩下其他问题，如动不动就用一个同样的词或流行语来表达想法，不过是教育水平高低与文艺繁荣与否的问题。把板子打在一个根本解决不了的“公众爱用什么语言”屁股上，不如好好强调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在语言学习上的重要陛，并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受约束的权力对语言的侵扰。
总而言之，王文算是太过于想当然，把自己的感受一股脑写了下来。公众也大多对这些混杂一处的现状不满，既有主观清绪，又有理性思考。但不去梳理清楚个中缘由，并不有利于我们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母语，也都有自由畅快地使用母语的权利。但如果真的爱之深，就要更加明白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从做好书面语使用、鼓励多元创作、注意下一代教育开始，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