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熊猫派的“和平演变说”反让中共修炼成魔

上报 2021-05-08 09:40+-

拥抱熊猫派的“和平演变说”反让中共修炼成魔

“和平演变论”只是要给西方拥抱熊猫派一个跟极权政体合作的大义名分。(汤森路透)

一个律师的笔记本: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周以“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来形容台湾之后,德国《明镜》(Spiegel)杂志网站昨天也刊登了一篇谈及《经济学人》此文的评论,标题为《金钱或是自由:德国对中国的致命依赖》(Geld oder Freiheit: Deutschlands fatale Abhängigkeit von China,作者Henrik Müller为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教授)。 

这篇评论指出:长期以来,欧洲都认为中国的开放与经济发展,迟早会促进政治与社会的自由化,但事实却与预期大相迳庭。德国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长此以往,终将被迫面对在自由与金钱之间择一的根本难题。直到2019年,才开始出现为时已晚的反思。欧洲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挽回局势?后世的史家将作出评判。 

Müller教授这篇评论值得一看,但我想要补充一点:我不认为德国人、欧洲人,乃至于其他西方人,当初在拥抱中国市场的时候,真的那麽单纯地相信“中国的开放与经济发展,迟早会促进政治与社会的自由化”(Chinas Öffnung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würden früher oder später zu einer polit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Liberalisierung führen)。这种想法,是西方拥抱熊猫派的立论基础,大致上是认为随著经济发展而壮大的中产阶级,将会建立一个具备足够能量的公民社会,进而从内部进行和平演变,终结专制政权。 

不过,这也是一种经不起检验的想法。欧洲的历史早就证明,经济发展也好,中产阶级的扩大也好,都不见得会孕育出自由社会与民主政治。随著工业化而茁壮的中产阶级,完全可能会在大棒与胡萝卜的双重伺候下,热情洋溢地为极权主义唱讚歌。借用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原德国犹太人,纳粹期间流亡海外,战后出任海德堡大学教授)的说法:纳粹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小资运动与普罗中间阶级的暴动(eine kleinbürgliche Bewegung und ein Aufstand des proletarisierten Mittelstands,S50)。 

所以说,姑不论北京的经济政策本来就不是以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取向,纵或有之,也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这样就能走向民主化。这些西方国家本来就有相当精深的极权主义研究,也不乏熟谙世局的政治人物,难道他们真的会通通不知道,不断把资金与技术往一个极权政体送,不断滋养它的国力,接下来会发生什麽事吗? 

我不认为如此。当然,那种一派天真的人肯定有,而且也很多,但若主要的政策决策者都是这样“好傻好天真”,这些国家恐怕早就倒闭了。在我看来,他们不是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麽事,而是明知却漫不在乎。反正,双方实力差距太大,等到威胁成为现实的时候,大概也是下一代的事了,害不到作决策的人,赶快先享受东方“低人权优势”的发展红利再说。更何况,欧美国家远在天边,等到猛虎下山咬人的时候,也是亚洲人先倒楣。 

换言之,“和平演变论”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要透过和平演变实现民主化,而是要给拥抱熊猫派一个跟极权政体合作的大义名分,“我不是去资助政权,而是去实现民主化”,诸如此类。有时候,他们也会作点好事,比如营救一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遗孀之类,为自己的立场添加说服力。双方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结果就是和平演变无望,养虎贻患有份。等到极权政体在他们提供的资金与技术下修炼成魔,开始威胁世界秩序的时候,这些拥抱熊猫派就会表示情况不如预期、实在非常遗憾,只差没用无辜的眼神眨著水汪汪的大眼睛。 

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个祸留子孙的把戏。比如说,曾经经历二战、冷战的美国外交元老George F. Kennan,在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之年)11月25日的日记当中,就提到美国根本不应该再跟中国建立任何更密切的官方关係,务必要敬而远之,并且应该防止产业界对中国市场发展出依赖性(p653-654)。然而,在后冷战和平的纸醉金迷下,抱持这种想法的人无力扭转局势。于是,历史就照著我们所知的路径前进,而双方图穷匕见的时间点也一定会到来。说起来,后冷战时代的繁华,就是建立在一个无以为继的发展模式之上,并以预支后继世代的和平安稳为代价。 

当然,以上这套对于历史的解释,有相当程度只是我个人的推测,不一定完全正确。决策者内心的主观意图是很难证明的事,他们究竟是处心积虑的阴谋,抑或一派天真的愚蠢?要找到足以清楚分辨的外在证据非常困难。毕竟,决策者倘若心怀“有意为之”的想法,也不会主动留下记录,这是马基维利主义的基本功。 

总之,这个世界就是有许多难以证明的事,律师办案有时候也会遇到证明的极限,就当成一种姑且听之的猜想吧。但无论如何,即使这个猜想并不全对,我想,总也比“一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深政客集体受骗上当”的解释版本来得可信些。在此,我想引用史家陈寅恪的两句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秤胜属谁?” 

※本文原标题为“千秋读史心难问”:和平演变的历史猜想”。

  • 最新评论
  • hardlyconfused

    只有一句核心的话 享受低人权的红利 说到底只是富人赚钱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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