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100年前那代人，怎么都那么猛
一百年前，那一代的年轻人有炸药、纸笔和革命、求学、做学问，缔造他们的生猛精神。一百年后，这一代的年轻人，有科技、互联网、写字楼，有各式各样的APP，各式各样的视频，直播。各式各样的生活焦虑和压力。在看似丰富的生活里，精神世界几近压缩为零
一百年前的中国，充满着动荡、杀戮和苦难，也充满着流亡、变革和奋争，弥漫着绝望，也充盈着希望。
那是一个新学和旧学碰撞，中学和西学融汇的混沌时代，也是一个猛人辈出，充满血性与刚烈的时代。
清末年间，政府腐败深重。革命党人杨笃生，在东京成立暗杀团，计划通过政治暗杀，瓦解帝王统治。暗杀名单的第一个名字，写着：慈禧太后。
1904年初，暗杀团迎来一个戴着圆框眼镜，身着长衫的新成员，名叫蔡元培。
蔡元培祖籍浙江，25岁中进士，两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本该一路成为清廷高官。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清廷彻底失望，决意参加革命。
纵观当时局势，他说：革命只有条路，一是暴动，二是暗杀。
当时的暗杀团，有严格的入盟仪式考验。在深夜时屋内用黑布挡严，摆一张桌子，白布盖上，放一个骷髅头。骷髅后点一根白烛，烛火摇曳，气氛阴森。入盟者必须独自对着骷髅，静坐到半夜，一点虚汗不出，才有资格加入。
蔡元培入盟前，杨笃生穿着一件肮脏长袍，眼神空洞，对他说：进了暗杀团，就等于当了杀手。干这种要命的活儿，你有胆子吗？
蔡元培不做声，竖起手掌，猛地一劈，比了个一刀斩杀的手势。
后来杨笃生说：自蔡元培那个手势起，劈出了一个时代的血性与刚烈。
加入暗杀团后，蔡元培决心研制炸药。他在爱国女学附近弄堂租房，做炸弹实验室，经常传来“砰”的一声，四周的孩子还以为炸爆米花的老头又来了。经过反复试验，几次差点把自己炸伤，蔡元培终于研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
而这年11月，暗杀团发生了一件大事，其中一个成员在上海行刺前广西巡抚，不慎失手。随后，暗杀团被清政府视为恐怖集团，被端了老窝，蔡元培只好潜藏。
第二年，革命家吴樾身绑炸弹，孤身上火车，刺杀出国考察宪政的五个大臣，砰然巨响，车顶开花。商部右丞绍英受重伤，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事后，北京全城戒严，慈禧吓得让人将宫墙砌高三尺。
据说这场“刺杀五大臣案”的炸药，就出自蔡元培之手。
七年后，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势如破竹。蔡元培眼见衙门的牌匾换成战旗，脱掉红顶的官员变成革命同志，从前的举人成为国会议员，一切换汤不换药。这让他逐渐认清事实，杀一个具体的人不难，难的是杀掉中国人头脑中，僵化了几千年的陈腐观念。
暴力无法解决本质问题，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唯有春风化雨的教育。
1917年，蔡元培受教育部长范源濂之托，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是出名的腐败透顶，像个土匪窝，学生不是打架，就是逛窑子。蔡元培任职前几年，学生经常在宿舍门口聚合闹事，有些蛮横的学生，甚至动手打人。
蔡元培赶到，直接卷起袖子，厉声道：不服的快过来与我决斗，我以前就是搞炸弹的，你们手里谁有炸弹，尽可以拿出来对付我！
这帮小年轻，哪里想到这看似斯文的校长，以前是这等猛人，全都吓得乖乖回去写作业。
当时玩炸弹的猛人，还有年轻时的汪精卫。
1910年，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他在摄政王府邸的一条沟里，埋下一桶四五十斤的炸药，打算等摄政王路过时引爆，同归于尽。但结果在行动当晚，他被清兵发现，慷慨入狱，并写下名句：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如果那时他真的就此牺牲，想必在史书上的评价，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蔡元培
02
陈丹青曾说：民国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却是最有生猛范儿的时代。
那个时代，军阀当家，掌握生杀大权。但袁世凯家的孩子想进北大，北大校长照样说，考试面前一律平等，考就是。段祺瑞当总理，报人林白水照样在报上骂他“私处坟起”。当时的文人，都是这种脾气，管你是谁，官大照骂。
当时国学大师刘文典，有第一猛人之称。北伐时期，他出任安徽大学校长。那时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跑到安徽大学视察，本以为学校会隆重接待。结果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师生都不出来迎接。蒋介石问刘文典怎么回事，刘文典冷冰冰说一句：
大学不是衙门，少来这套！
这还不算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文典拒绝称蒋为“主席”，说他是“新军阀”，两人为此大吵。蒋介石越吵越气，站起来直接刮了刘文典两耳光。刘文典哪肯吃亏，旋即还了一脚，飞踹在蒋介石裆部。结果被当场羁押，说要枪毙。最后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才关了一个月给放了出来。
哲学家熊十力也是个猛人，他有个学生，叫徐复观，是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幕僚。当时蒋介石想拉拢国内学者，就委托徐复观去看望熊十力，并带去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没成想，徐复观一去，熊十力大怒：
蒋介石是狗！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
学者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都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佬，一个记者问他，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当着所有人的面，答道：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今天的人，习惯于“见大人，则兢之”，见了位高权重的人，就表现地战战兢兢。但在民国，人们见了位高权重的人，照样带丈夫气，说胸中话，不取媚于他们。这样有胆量，有骨气，身份自会高点。
即便对于“洋大人”，也是绝不卑不怯，敢轻王侯。外交家叶公超，是钱钟书的老师，曾经出任驻美大使，回来后朋友问他有什么感受。他笑笑说：
见了艾森豪威尔（第34任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第35任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那时不止文人有范儿，即便闺中女子一样生猛。
曾有位叫施剑翘的女子，安徽桐城人，自幼缠足，深居闺阁，爱读古文诗词。她的父亲，是奉系第二军军长施从滨，1925年受俘于北洋军阀孙传芳，被孙传芳所杀，悬尸示众三日。
那年施剑翘20岁，立誓复仇。先是寄望堂兄，落空，又有人用代为复仇为交换来求婚，她真嫁了，但丈夫一路升官，却不兑现誓言。她又携幼子不辞而别，开始动手术放脚，将缠过足的脚掌骨，一根一根重新打断连接，并苦练枪技。
1935年，孙传芳到天津佛教居士林进香，施剑翘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枪将其击毙。此时距她父亲被杀已十年。事后，施剑翘自首，坦荡入狱，一时轰动民国。
在今天讲述民国的电影中，姜文《邪不压正》里的关巧红，王家卫《一代宗师》里的宫若梅，她们的人物原型都是施剑翘。姜文曾说：
施剑翘代表着民国人生猛达到的极致，那时连一个缠足的女子都有“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之气魄，我辈远远不及。
施剑翘
03
学者张鸣曾概括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牛人最多的时代，这些牛人都是有真本事，也都是有真脾气。
那时曾国藩的孙子曾昭抡，是民国化学界的泰斗，曾被聘请为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和教授。一次校长召集系主任开会，曾昭抡刚从实验室出来，穿着破旧的工服，坐在下面。校长不认识他，开口便问，谁是化学系的？曾昭抡答，我是。校长接着说，曾昭抡来了没有？去把曾昭抡找来！
曾昭抡转身就走，走到宿舍，打起行李去了火车站，从此离开中央大学。既然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那就Goodbye！
在南开大学，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当时富家弟子吸纸烟是时髦，但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校长张伯苓要检查学生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见张伯苓持着烟袋，就质问他，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嘛还抽烟呢？
张伯苓一听，当即双手握烟袋，往膝盖上一撞，“啪”地给撅断，放话：我不抽，你也别抽！说完回校长室，把自己的吕宋烟全扔到痰盂，校工见了连呼可惜。从此张伯苓一生再没有吸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君子，当不惧慎独。
在当时，不仅老师牛气，学生也牛气。老师讲得好，学生鼓掌，老师讲得有毛病，学生照怼不误。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讲文学课，有个坏习惯，课堂上经常夹杂“呵呵”的声音，导致课程含金量大减。学生大为不满，直接作一首打油诗调侃他：
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
那时候还有个书法家，叫邓散木，常年篆刻，腕力极强。一次去酒馆，跑堂的见他不像有钱人，把他晾在一边，去招待几个富家子弟。他十分不悦，要了几个核桃，放在桌子上，咔咔拍碎。店家大惊，知道遇到了牛人，赶紧过来招待。
不仅教授、学生、艺术家都够牛气的，即使是贩夫走卒、饮食男女，也一样有着几分牛气骨气。
当时大中银行董事长孙仲山，有个二女儿名孙经洵，爱上自己的国文老师。但当时的社会，绝不容师生恋，惹来满城风雨。孙经洵的父亲也是极力反对，直接将老师送上法庭，控告他拐带良家妇女。
但开庭当日，孙经洵闯入法庭，当庭力辩：我今年二十四岁，和他情投意合，怎么能说拐带？这场官司打完，我就和他结婚！
最终，孙经洵与老师官司打赢，不久便结婚，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亲自送来家具道贺。
那时还曾有一个茶商，一次梁实秋走进他的店里，说是带足了钱，要买点好龙井。他取出8元一斤的龙井，梁实秋觉得档次不高，表示不满意。他又取出12元一斤的龙井，梁实秋仍不满意。他看梁实秋盲目求贵，勃然色变，大声训道：
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先生是读书人，难道连这都不懂！
结果梁实秋如遭棒喝，无从反驳，只得红着脸点头称是。
那时候的人，骨气是真骨气。布衣敢冒犯王侯，老师敢允诺学生，学生敢诘问老师，书生敢一怒市井，女子敢打破禁忌，贩夫敢训斥大师。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怀念那样的时代，存真保诚，热烈淋漓。
曾昭抡
04
乱世之中，国仇家恨，生死荣辱。民国人最可贵的品质，除了生猛和牛气，还有刚烈。
七七事变后二十二天，日军逼近清华园。陈寅恪八十五岁的父亲陈三立，悲愤交集，在梦中狂呼“杀日本人！”，最终不愿当亡国奴，绝食五日而亡。
陈寅恪守孝四十九天，悲恸过度，右眼视网膜脱落，此后双目失明，讲课、创作几乎全靠记忆。1941年，陈寅恪到香港大学任教，不久香港沦陷。有日本学者敬重陈寅恪的学识，联名给军部写信，嘱咐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
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军司令部派人送去很多面粉和罐头，结果日本宪兵这边从门口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夫人那边往窗外扔。
抗战时期，齐白石已经是中国艺术界名人，常有日本军官前来买画。他将大门紧锁，有人叫门，从门缝往外看，凡是日本人，便贴出告示：齐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会客。
后来有日军的高级将领，亲自出马威逼齐白石，要他加入日本国籍到日本去。齐白石坐在藤椅，用手敲着茶几，铁着脸说：我是中国人，不去日本。你硬要我去，可以把我的头拿去！
他的画桌上永远放着一只哑铃，平日用来练手劲，他说实在逼我，我拿着哑铃磕死就是了。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研究《红楼梦》，说它讲的是解脱之道在于出世，通过自杀是行不通的。但是在1927年6月，王国维一头扎进颐和园里的昆明湖，最终以自杀了结，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那时还有代表女子气节不输名士的秋瑾，亦是生得刚烈，死得刚烈。
秋瑾籍贯浙江，少年时文武双修，后自号“鉴湖女侠”。1904年，她不顾丈夫反对，东渡日本留学，参加革命活动。三年后，安庆起义打响。她在绍兴，准备带领各路义军五万多人共同起义。
不幸的是安徽的起义失败，秋瑾被供出。那年7月，她拒绝所有逃亡劝告，放弃逃生机会，遣散众人，说：我欲以死亡的方式，唤醒昏昏沉睡的世道民心。其后被捕，临刑前夜，她在狱中写下一句“秋雨秋风愁煞人”，次日凛然就义。
而今，秋瑾的雕像，拄剑远望，英气逼人地屹立于西湖之畔，与岳飞、武松的墓穴相伴。她代表的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刚烈，至今仍照见着国人的血性。
秋瑾雕像
05
一百年后，我再看民国那一代的年轻人，竟蓦然觉得那是一百年内最好的一代年轻人，他们在乱世之中，在不知不觉中，保持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敢于对抗权威，毅然承担责任。
一百年前的世界，当你走在北平，你很难想象那些穿着棉衣如同柜子的人竟表现出与时代迥异的时代精神。一百年前的人，但凡你走进一些人，不管文人、教授、学者、艺术家、革命家，精神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身上都有一股子忧国忧民的精英气。
蔡元培、胡适、老舍、巴金、章太炎、钱穆、梁漱溟、冯友兰、刘文典、金岳霖、林徽因、林语堂、钱学森、朱自清、齐白石、张大千、华罗庚、季羡林、秋瑾等等。
他们的人生信条，无不充满着生猛、刚烈之气，如鲁迅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而这一百年前的生猛，其实是乱世逼出来的生猛精神。是对未来有渴望，有展望，有期盼。时代不好，世道不好，当值青年，更应该以自强而救国。
一百年前的那些价值观，那套对世界介入的情感，改变时代的执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或许觉得很久远，甚至觉得很陌生。即便拿到今天来说，也许会觉得很过时，很不实用。甚至还会被一些人讥笑为：人间不值得。
但乱世有乱世的精神。
我想这种精神也应该警醒当代年轻人。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佛系、人间不值得、购物主义、疲惫，都不应该成为这代年轻人的精神。
年轻人更应该有几分叛逆，有几分执拗，有几分敢反对，敢怒目，不合作的勇气和“张狂”。
在面对时代，面对生活，也可以多一份担当，多一份勇气，多一份叛逆和不服从，多一份清醒和独立，多一份敢于对抗的精神。
一百年前，那一代的年轻人有炸药、纸笔和革命、求学、做学问，缔造他们的生猛精神。一百年后，这一代的年轻人，有科技、互联网、写字楼，有各式各样的APP，各式各样的视频，直播。各式各样的生活焦虑和压力。在看似丰富的生活里，精神世界几近压缩为零。
物质、资讯如此丰沛，精神与价值却如此匮乏，技术手段不断革新，商业世界翻天覆地，而价值和意义却不断消失。
或许，每一代人的时代不一样，社会情绪也不一样。不一样的时代会出现不一样的年轻人，这个观点，我从不否认，对年轻人，我也从不苛责。
但生猛，这个词，一定应该属于每一代年轻人的核心关键词！只是，这一代人，看上去怎么这么乖啊。
只是 “年轻人不‘狂’了，那还是年轻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