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分离主义势力将失去土耳其的庇护
土耳其作为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主要源头，充当了中国新疆流亡者的庇护所，这导致中土关系一度紧张。（Reuters）
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一份引渡文件，如在12月26日闭会当天批准它，未来那些以政治流亡者身份偷渡到土耳其的中国维吾尔族人将面临遣返可能。在此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已将这份中土“引渡条约”提交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对于像司法引渡条约等一般性双边条约，“条约和重要协定签署后，由外交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外交部，报请国务院审核；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予以批准。”这份在2017年签署的双边条约正在北京通过最后的法定程序。
截至目前，埃尔多安已经提请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表决，但是至今没有获得后者批准。据称，这份引渡协议仍然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受到反对党的杯葛。他们担心这一条约一旦通过将令流亡土耳其的中国维吾尔族人难以继续在土耳其以非法身份滞留。
土耳其一直是国际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随着1980年代中国政治空气趋于宽松，原本被压制的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主要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重新浮现，并通过与外界的联系和中东伊斯兰恐怖主义运动发生了共振。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新疆的分离主义者制造越来越多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而土耳其在国际社会上则以同属突厥人的姿态——这种泛突厥主义思想本身是虚假，予以声援，指责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是一种“政治迫害”。为此，土耳其为那些寻求离开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提供政治庇护，甚至主动通过东南亚的驻外机构积极吸引他们定居土耳其。成千上万的新疆维吾尔人在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各种途径汹涌进入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形成了不同的聚集区。
2009年，土耳其官方曾公开声称至少5万新疆人在土耳其生活，而近年的数据更认为这一数字为至少30万。
毫无疑问，这势必激化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尤其是当土耳其政府支持这些流亡者从事破坏中国新疆稳定的暴力恐怖活动时北京一再表达愤怒。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事件爆发，时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公开指责北京制造“种族灭绝”，遭到北京激烈抗议。
埃尔多安被公认为是一个具有新奥斯曼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倾向的土耳其政治强人，对中国新疆维吾尔人抱持其固有的同情态度，也因此中土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民族主义者埃尔多安对泛突厥思想的认同，导致在新疆问题上与中国政府的矛盾难以调和。
2014年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后，其在对华关系的处理上趋于理性，两国关系开始缓和。比如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引渡条约正是在2017年5月份埃尔多安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时签署的。当时，埃尔多安出席了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司法（引渡条约）、交通、文化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事实上，由于中土引渡条约并未生效，中国政府只能依据中土两国1992年签署的《中国和土耳其关于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2020年5月份媒体曝光中国据此向土耳其政府发出司法协助请求即是以此为依据。
据当时媒体报道，随着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密切，即便引渡条约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遭到阻挠，但土耳其政府仍然可以一方面公开表示不会引渡新疆维吾尔族流亡者回中国，另一方面通过第三国——近年被曝光是塔吉克斯坦，将滞留者“遣送”回国。
此次，中土引渡条约似乎大概率会得到双方“国会”的通过，并付诸实施，将大大扫清土耳其遣返新疆流亡者的法律障碍。这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埃尔多安政府对华态度转变的结果，不过土耳其在抗击新冠肺炎（COVID-19）的压力和北京近期提供的帮助提供了另一视角。
正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引渡条约的时候，就在12月1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通电话。双方不仅确定紧急采购中国新肺炎疫苗的内容，还就反对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等进行交流，而恰武什奥卢当面向中国作出保证，“土方不会允许任何人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实，新冠肺炎疫情在土耳其继续恶化，中国则早在9月份便获得了土耳其的授权，在土耳其开展中国疫苗第三期试验。直到11月底，北京与安卡拉早已达成了由中国科兴生物技术公司（Sinovac Biotech）提供5,000万剂疫苗的协议。这对缺乏疫苗研发能力的土耳其来说至关重要。
要知道，恰武什奥卢并不是一个对华持温和立场的人物。2019年当西方媒体对中国在新疆的去极端化政策做出中国政府拘禁百万新疆人进入“集中营”的解读时，又是他作为最积极的发声者要求中国关闭“再教育中心”，停止对维吾尔人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