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作者去世：帮助世界理解中日崛起
傅高义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撰写的专著，奠定了他作为中日研究大家的地位，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影响力。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著名东亚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周日在马萨诸塞州康布里奇去世，享年90岁。他关于中国和日本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著作，帮助塑造了世界对这两个亚洲大国崛起的理解。
傅高义的儿子史蒂文(Steven)证实了他因手术并发症在医院过世的消息。
1979年，随着日本崛起为经济强国，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对于一本细致入微的著作来说，书名很具挑衅性；在书中，他以言简意赅的散文体，勾勒出日本是如何赶上美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美国），以及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举出的理由包括日本优秀的治理能力，重视公民教育，以及犯罪防治。
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版了数本专著后，傅高义开始对亚洲另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中国展开全面的考察。
“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考虑写点什么，来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当时的情况，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1978年12月开始的改革开放新政，”他去年在母校俄亥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所做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觉得要写，就写这件事的领导者。”
其成果就是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专著，篇幅达876页，是这位务实的领导人迄今为止最深入的传记之一，他带领中国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并推动各项改革，帮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贫困。2011年《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出版，为此他做了十年的研究，并采访了赵紫阳、胡耀邦和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他们甚少跟外界打交道。他还采访了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
这本书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2012年的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入围国家书评人协会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的传记类等等。但它也招致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指责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太过宽容，包括这位领导人在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周围血腥镇压民主抗议者时所起到的作用。
傅高义在2011年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采访时，为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辩护。“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某些方面，我是严加批判的，”他说。“许多美国人对邓小平的看法受到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他们认为那件事太可怕了。我也是同样的看法。但作为一名学者，有责任客观地看待问题。”
无论《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还是《邓小平时代》，面向的都是美国读者，在美国也都是畅销书。但恰是在海外的日本和中国读者当中，这两本书引起了最强烈的共鸣：傅高义举起了一面镜子，让他们得以用新的视角，审视其社会的变迁。
在日本，《日本第一》的销量远超该书在美国的销量，它还成了日本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受欢迎的话题。
“时机刚刚好，”华盛顿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高级研究员、傅高义教授的前研究生格伦·S·福岛(Glen S. Fukushima)在电话采访中说。“哈佛大学教授出一本书说‘日本是第一’——这让他出了名。”
2013年，傅高义与《邓小平时代》。他的书在美国卖得很好，但最大的共鸣来自海外读者。
在中国，《邓小平时代》成了畅销书，尽管书中有几段经政府审查遭到删节或改动。中国读者如饥似渴，据报道，该书于2013年在中国发行后被抢购了50万本。
中国政治光谱两端的人物，包括前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领袖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均对傅高义逝世的消息表示了哀悼，由此可见傅高义的影响之深远。
“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并称傅高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傅高义于1930年7月11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特拉华，父母是移民美国犹太人乔·沃格尔(Joe Vogel)和伊迪丝·沃格尔（Edith Vogel，婚前姓Nachman）。他的父亲在镇上经营一家男士和男童服装店。他的母亲是一名速记员和记者，后来在店里记账收银。
1950年从俄亥俄卫斯理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毕业后，傅高义在陆军服役两年。之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课程，研究美国家庭。在进修过程中，他受到哈佛人类学家、他的毕业论文顾问之一弗洛伦斯·克拉克霍恩(Florence Kluckhohn)的挑战。
“她对我说，‘你见识太少了，你从来没有走出过美国，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对比的话，你怎么能谈论美国社会？’”他在2019年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的讲座上回忆道。
傅高义和他当时的妻子苏珊娜·霍尔·沃格尔(Suzanne Hall Vogel)不久便收拾行李前往日本。苏珊娜后来成了日本文化的研究者。
这对年轻夫妇一头扎入东京郊区，对六个家庭每周进行采访，持续了一年。后来出版的《日本新中产阶级》（1963）一书记录了上班族（即“支薪人[salaryman]”）的出现，以及战后日本的日常家庭生活。该书立即成为经典。
在1960年代初回到美国后，傅高义教授曾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短暂担任助理教授。但是随着麦卡锡时代衰落，学者们研究中国的新机会正在涌现。很快，在1961年至1964年期间，傅高义教授在哈佛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学习汉语和历史。他于1964年升任讲师，并于1967年成为教授。
多年来，他在大学中担任过各种职务，包括1980年至1987年任美日关系计划的联合创始人和主任，以及1997年至1999年任亚洲中心主任。1993年，他从哈佛请假两年，在华盛顿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员。他于2000年从教职退休。
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傅高义维系了一个广泛的年轻学者网络，包括后来知名的“学习塾”（juku，日语里学习小组的意思），经常把日本学生聚在他位于剑桥的家中。
傅高义穿的这身衣服，是他在日本收到的90岁生日礼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退休社会学教授高棣民(Thomas B.Gold)曾是他的学生，他回忆道，自己曾在教授家改造过的阁楼里参加研讨会，喝的是速溶咖啡。
“他会是第一个坐在地板上的人，”高棣民回忆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像他这样的哈佛大人物，竟然这么没有架子。”
60多年来，傅高义经常造访亚洲，与不同背景的人会面，用中文和日语发表演讲。
作为学者，傅高义拒绝被方法论束缚，对简洁的理论或定量建模也基本不感兴趣。在1969年出版的首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他主要依靠研究报纸，以及在香港采访从附近的广州出逃的难民，以描绘共产主义治下该地区的图景。为创作另一本著作《先行一步》（One Step Ahead in China，1989年出版），他应广东省政府领导人的邀请，亲自目睹了毛时代后的经济改革在地方层面的实施情况。
2019年，89岁的他出版了最后的著作《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该书回顾了两国1500多年来政治和文化联系的历史，他表示，希望这本书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两国紧张关系的理解。
在去世之前，他还在从事好几个项目：他的个人回忆录；关于中国颇受欢迎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的书；以及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合著的一篇论文，其中包括向新一届总统就如何改善中美关系提出建议。
傅高义的第一次婚姻以失败告终。除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政治学教授和日本问题专家的儿子史蒂文，他的遗属第二任妻子夏洛特·伊克尔斯(Charlotte Ikels)，两人于1979年结婚；另一个儿子戴维(David)；女儿伊芙·沃格尔(Eve Vogel)；妹妹菲·巴斯甘(Fay Bussgang)；还有五个孙辈。
和许多其他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一样，傅高义对最近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感到沮丧。
但他仍然保持着乐观。
201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向傅高义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即中国出版业翻译和出版美国作家的作品愈发困难。
傅高义插了几句鼓励的话。
“在这个问题上你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赵武平记得他这样说。“但别失去信心；你在做正确的事。”
他还说，“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