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加强控制后 香港对这些人吸引力减弱
米利肯和家人在香港的沙滩上。他们一家人今年年初前往加拿大度假，随后决定不再返回生活了六年的家。“我是一名接受过宪法权力教育的律师，我不认同《国家安全法》中的条款。”她说：“香港的生活将变得很不一样。”
鉴于中国对香港的言论和政治活动施加了新的限制，加上过去一年抗议活动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切都削弱了在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生活和工作的吸引力，使香港的外籍人士群体不断减少。
最近几个月来，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员和家属加快了离港节奏。负责行政招聘的人士说，中国最近在香港实施的新国安法使他们更难说服西方求职者移居香港工作。
今年1至6月，香港移民部门签发的专业人士工作签证减少了60%以上，降至7,717个，而2019年同期的签证数量为19,756个，当然其中可能有新冠疫情方面的原因。
香港一些国际学校也预计即将开始的新学年将遭遇入学率下降的情况，因为相比离开的家庭，搬到香港来的家庭越来越少。
在离开的人当中有部分金融界人士，但也有许多人暂时没走。由于中国公司在香港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加之今年大量资本流入香港，当地投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生意风生水起。
香港倡导新闻自由的盛誉也让这座城市成为包括《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内的西方媒体驻亚洲的枢纽，但由于国家安全法和近期签证的延批，一些新闻机构已将工作人员迁至亚洲其他地区，或是制定了应急方案以便必要时搬离。
但即便是在香港近期陷入动荡之前，一些西方银行和企业也已经将一些全球高管派驻到了新加坡。
一位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AG)发言人说，德银新任亚太地区首席执行官最近从法兰克福调任至新加坡。过去十年来，德银的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要么驻香港，要么驻新加坡。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 AG)和瑞银集团(UBS Group AG)目前也有亚洲区高层管理人员驻扎新加坡。
一位不愿透露全名的加拿大公民约翰(John)在香港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他说，他正打算在9月份之前与妻子和1岁的儿子移居新加坡或北美。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原因之一就是去年香港抗议者与警察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其中一些冲突就发生在他们公寓附近。
“汽油弹，催泪瓦斯，暴力，这种环境不适合养育子女，”2016年从纽约移居香港、今年49岁的约翰说。他表示，今年夏天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担心这部法律会阻碍分析师的研究，并增加中国政府对香港本地管理的资金的审查。
“这在金融界引起了很多关注……他们（在法律上）使用的那些说法，比如颠覆、分裂国家和恐怖主义，都是些非常宽泛的词汇，可以指代很多事情，”他说：“如果人们开始担心自己写了什么，说了什么，对香港来说将是非常不利的。”
中国对香港自治权的收紧改变了那些不赞成新国安法、也有能力外迁的外籍人士的计划。一些律师、商业顾问和教师已经离开香港，去其他国家从事类似的工作，他们的理由是需要言论自由，需要为给自己和家人更稳定的环境。
“在香港可以畅所欲言的想法很可能要改变了，而且这种变化会很快到来，”普拉特(Jon Pratt)说，他在香港的多家跨国银行工作了近15年。他说，在和中国大陆客户交流时，他会小心说话。他预计今后会有更多企业采取类似的谨慎态度。
普拉特现在是企业财务咨询公司Duff & Phelps LLC驻美国的董事总经理，他表示，由于与中国公司的业务往来增多，实际上他的公司正在努力扩大在香港的业务。他说，对于那些可以接受部分言论限制的外籍人士来说，香港仍然是个吸引人的地方。
出生在美国、大约六年前移居香港的律师米利肯(Olivia Milliken)今年年初与丈夫和四个孩子一起去了温哥华，原本是打算放假探望家人的。当时，她和她的加拿大籍丈夫已经考虑在夏天的时候搬家，香港发生的持续几个月的抗议活动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为了阻止新冠疫情蔓延，香港政府从2月份开始关闭了学校。米利肯说，她已经安排孩子在加拿大当地一所学校就读了，现在也决定不再返回香港了。
“我是一名接受过宪法权力教育的律师，我不认同《国家安全法》中的条款。”她说：“香港的生活将变得很不一样。”
有70多万名外国居民在这座750万人口的城市中居住，其中包括家庭佣工，外籍白领和他们的家属。
香港移民部门在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之间共收到了39,606份根据一般就业政策(General Employment Policy)提交的签证申请，这类申请要求申请人具备专门技能、知识或经验。这一数字比截至2019年3月的财政年度的45,301份申请有所下降。2020年前六个月，同一类签证延期申请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3%。
去年11月，警方和抗议者在香港尖沙咀一带发生冲突。 图片来源： KYLE LAM/BLOOMBERG NEWS
香港政府一位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今年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经济下滑，签证申请减少是情有可原的。疫情导致签证批复也推迟了好几个月，而且一些国际银行已经冻结了招聘。亚洲的银行也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当地雇用人员。
但政治方面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负责驻港银行和对冲基金招聘工作的欧金尼娅·贝(Eugenia Bae)说，她的客户中，包括投行前台的银行家和投资组合经理在内，有10%至15%的人已经开始询问她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在本国找工作，或者在巴黎、东京和首尔这类城市找工作。
从事金融招聘工作已经19年的贝说：“很明显，安全法出台后，外籍专业人士正在重新考虑长期居住在香港的可能性。”她说，一些客户甚至抢在他们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前就离开香港。
香港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7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作出回覆的183个会员中，有超过一半因为新国安法而考虑离开这座城市。
香港政府发言人说：“如果是因为激进的示威者在街上的暴力抗议和无政府状态促使人们在2019年考虑离开，我们表示理解，也并不感到惊讶。”这位发言人说，《国家安全法》将为企业的运营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而不必担心抗议活动的干扰。
香港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BFAM Partners的创始成员辛格(James Singh)表示，对于正在考虑该把员工派往哪里的企业来说，香港这个选项变得有点复杂。
辛格说：“我会建议别人来香港工作吗？答案是肯定的。香港是生活、经商和养家的好地方。”他也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地生活和工作过，去年刚退休。
“但如果你是一位高级主管，想要知道在哪里建立新的亚洲总部，那么你真的要问自己很多棘手的问题。” 他说，要考虑到所有最近的变化，包括安全法的情况，还有其他包括新冠疫情期间国际供应链中断等诸多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