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为什么是一代伟人？
有的政治家，生前独揽大权、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臭名昭著；而有的政治家，生前不但以一己之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死后其历史作用更是日益彰显，变得尤其伟大。
毫无疑问，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蒋经国先生毅然决定还政于民，从而完成了从帝国到国家、从独裁者到伟大人物的“惊险一跳”，成功地华丽转身，最终成就了他无可争议的伟大历史地位。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成果，一个是政治成就。
先说经济成果。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如此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因此明显扩大。在蒋经国先生主政的这20年，台湾始终没有出现贫富分化的情形，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和分配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更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地区。
再说政治成就。
1978年，在蒋介石去世三年之后，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总统。当时全世界都以为：在蒋经国时代，关于台湾的前途，当时大概只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条是继续坚持“三不政策”，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满足于偏安台湾一隅，将中国的统一大业留给后人去解决；另一条是寻求与大陆合作，接受大陆的“一国两制”，实现中国名义上的统一，而他则继续执政台湾。
然鹅，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蒋经国先生却另辟蹊径，选择了走第三条路：竭力推动台湾实现政治民主化。
1970年，蒋经国受尼克松总统邀请访问美国，结果遭到赴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黄文雄的刺杀。虽然行刺未遂，但对蒋经国震动很大。而黄文雄在法庭上的陈词，更是深深触动了蒋经国。黄文雄说：“我和蒋经国无冤无仇，我之所以要刺杀他，只是想让中国变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事实上，黄文雄之所以能够赴美留学，正是受益于蒋经国的新政。从某种程度上说，蒋经国甚至有恩于他。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蒋经国不但没有要求美国将黄文雄治罪，反而呼吁美国无罪释放“不懂事的孩子黄文雄”。最终，黄文雄获得了保释。
可以说，这是一次改变历史进程的刺杀。
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重点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9月，蒋经国公开表示将解除已经实行了38年的禁严令，并将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很多国民党元老担心这样做会让国民党失去政权，于是纷纷给蒋经国施压。蒋经国淡淡地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当情报部门建议抓捕非法成立的民主进步党（即后来通过选举击败国民党从而执政台湾的民进党），并递交拟抓捕名单时，蒋经国不但没有同意抓人，反而说：“使用权力很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使用权力。”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中国同胞、对全体华侨有个交待。稍后，蒋经国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
台湾的民主宪政之门正式打开。由此，蒋经国先生实现了从独夫民贼向伟大人物的历史性跨越。
推动台湾进行民主化改革，是蒋经国先生最伟大的政治举措。他不畏惧国民党内强大的反对势力，他不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可能引起天下大乱，他也不害怕国民党会因此丢掉政权。
蒋经国先生曾说：“我知道我是独裁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位。我要以独裁专制来结束独裁专制。”
这，就是蒋经国先生最伟大的地方。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不但具备政治良知和政治操守，还具备历史使命感，以及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担当。
在没有得到权力之时，所有人都非常渴望享受民主权利；而如果一旦掌握了极权，很多人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早就把民主政治忘得一干二净。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会主动交出自己的权力。蒋经国先生是第一个。
蒋经国先生在台湾推动的民主化改革，使台湾在他逝世后顺利地完成了代价最小、不流一滴血、不死一个人的政权交接：1996年，台湾首次实现了全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台湾人民从此不仅享有繁荣的经济，富足的生活，同时享有罗斯福总统所说的四大天赋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逝世。台湾人自发走上街头，列队向蒋经国先生致哀，台湾全岛的鲜花因此销售一空。直到现在，在台湾所有的民意调查中，蒋经国先生仍然是遥遥领先其他人的最伟大人物。我几次去台湾，都能听到台湾人发自内心地称呼蒋经国先生为“小蒋先生”，发自内心的认可蒋经国先生是一代伟人。
作为蒋经国先生在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邓小平先生在谈到蒋经国逝世时，不无惋惜的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了……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其实，蒋经国先生的去世，岂止是中国统一大业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