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金融狂潮目击记

中国证券市场又疯了，回忆一下10年前的情形，或许历史正在重演？

大学毕业正赶上1993年中国证券业刮起一阵狂潮，红了不少日子的股市，忽然转绿。新股上市价格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窜。想买股票发财的人多，新股数量有限，基本上就是和现在买彩票的方法差不多。买家只能得到一些号码，凭号去抽奖，等到公开摇号才能决定是不是能真的认购。很多人拍了长队，受了大罪，工作都丢了还是买不到。受了委屈的股民怨声载道，甚至有人要砸证券公司。证券市场也赶紧想办法弥补制度给人造成的损害，改成按比例购买，不管有多少个号，一律平均分配认购资格。用天津人的话说，‘奏是裹脚老太太，也得落下点嘛’。

当时一个人可以购买证券的数量按人头限制。一个身份证号只能认购有限数量的股票。这下可惨了大户，有钱没处花。那股票就像吊在半空中的狗不理包子，流出几滴带了肉香的油来馋人，可是人们怎么蹦高也吃不着那包子里的大肉丸儿。不过，人毕竟比狗聪明，可以调用大脑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一下子，全国的身份证都进了麻袋和书包，统统飞向深圳和上海。幸好当时天津农民工的问题没有后来那么尖锐，否则警察上街抽查身份证，一半的人当下就能进了收容所。天津这边也不怠慢，一到发新股，股民就能挤破了门槛。

我到了公司第一天上班就给派到交易厅坐前台，不是为了培训，是正赶上发新股。早晨到班上，门口排队的人都自己扛着铺盖卷儿。还好是夏天，热得很，在哪儿都是乘凉。一宿下来，人人都是头发湿漉漉，也不知是早晨的露水，还是出的汗；人人都是一身的红包，附近一带的蚊子可以在这几天里尽享免费夜宵；人人都是一身的土，大概是早晨扫马路的清洁工扬的灰。大清早很多人还睡眼朦胧，眼睛还没睁开就开始谈论股票。可见，人等着赚钱的耐心和不耐心同时达到了最高境界。

前台数钱的人不够，公司从上到下，除了食堂做饭的阿姨、扫地的清洁工、还有门口的保安，全员上阵卖股票。那年头证券还是有纸化交易，我的任务是卖认购券。客户拎了一书包的现金来，放在柜台上，一捆一捆的，很多都是银行打的捆儿，根本没拆封就送过来了。我就要当场一张张地数清楚。开始动作慢，紧张，而且总数错，让后面负责捆钱的老大姐等得心烦。后来竟然自学成材，厚厚的一打钞票很快就能点好，还能基本不出错。可是最难掌握的就是伪钞，公司也提供验钞机，但是验不准。有经验的老会计，用手一摸，就能根据纸质和厚薄从一大叠钞票中抽出那张假的。毕竟有经验的老会计就那么几个。他们只能抽查。

我上岗第三天，觉得柜台上的业务已经能应付自如了，忽然一位老会计从我刚数过的一叠钱中抽出一张100元假钞。可惜，那位股民已经走半天了。按照公司的规矩，我应该自己掏腰包。我刚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块，算是试用工资。这下三分之一没了，不甘心啊。我正火眼金睛地看着老会计，一个副总正好路过，说换给我吧，就愣是把假钞装进自己的口袋给拿走了。我当时确实是只顾得庆幸，都忘了说谢谢。

当了一个星期的售票员，倒不算是浪费时间，毕竟亲自体会到了证券市场的狂热。从第二个星期开始我到楼上会计处，帮忙搞认购收据的统计。我们需要把堆得从地到天的单据一张张地和电脑打出来的清单核对。记得干了不到半天心里就开骂，发明这电脑反而成了脱裤子放屁。没有电脑数据库，柜台上点清楚了、入账、入库，不需要这么重新核对！当时领着我干活的是个出纳员，别看年龄之比我大一岁，已经来公司干了5-6年，在当时中国证券业里也应该排得上老资格了。她开始干证券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证券公司，由信托公司代办证券业务。她很看重我，觉得我动作快，记性好，前面出了错号，到后面很远居然还能想得起来。我可没有心思拿这当夸奖，觉得那些纸片片上写的一万两万不过是一些没有内容的符号，一心想跑出这间用手指沾了唾沫数单据的白房子。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我跑到楼上国际部的经理哪里去问，是不是我的劳动改造可以结束了。经理跟出纳员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她当然是满口的赞扬，跟经理说我跟着她没问题。国际部经理又跑去总经理哪里说问题多的试用期是不是可以提前结束，部里有活儿没人做。总经理点头，我算跳出了故纸堆儿。

国际部当时没有什么业务，但是就因为这国际二字，就有了特殊的地位。我在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除了看小说就是瞪着股票大盘。偶尔从窗口看看楼下大厅里拥挤着的股民，听听不远处经理室里隔三过五就要上演的股民威胁要喝敌敌畏，总经理劝他们想开点儿的单口相声，基本上是把外面的热度，用办公室里的空调给化解了。到了月底，我顺利地拿到了那三百块钱工资。

试用期一过，就赶上了国际融资热。大大小小的国营企业找到我们，要跟国际金融公司挂钩，要上国际金融市场。也有境外的中介公司跑来，把一个个大型国营企业老板的梦牢牢地拴在纽约、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的股票市场，实在不行还有那个地球边上的开曼群岛和不着边际的纳斯达克(Nasdaq)。在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用亿美元为单位的心算，百万美元以后的四舍五入。

很快，国际业务也跟不上步调，公司拿了钱直接到二手资金市场去拆借赚钱要快得多。这拆借的原理很简单，囤来东西再出手叫二道贩。资金拆借是囤了钱再出手，也就是资金二道贩。一进一出，百分之零点一的利息差价就能翻云覆雨。霎时间，中国证券业全民皆拆借资金。同事见了面，不再谈什么市盈率，不再谈什么证券监管，而是远远地扬扬眉毛，就能从对方眼神里看出手头这笔资金的价位差。

两年一过，我那讨厌数钱的习惯就又犯了。决定彻底离开证券业，寻找新的生活。记得我交了辞职报告的第三天早晨，《中国证券报》就登出了禁止企业参与资金拆借的命令。一时间，这条拿钱编织的金锁链一下子绷断了。好一段时间各个公司人心惶惶，讨帐的、上面来检查的，车水马龙。整个证券界一片混乱，该辞职的辞职，该进监狱的进监狱。过了一阵，证券公司的终点又重新回到股票，证券市场则孕育着下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