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家住在食堂红烧肉味飘半里地的大院里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部队大院”，或者干脆叫“大院儿”。院子有高墙、有岗哨，门口永远站着持枪（上刺刀没实弹）的解放军警卫，进去得出示证件，那时候路人经过都觉得这很牛，很敬畏。

大院里啥都有：大食堂、百货商店、副食店、理发店、澡堂子、医务室、小学、幼儿园，甚至还有礼堂、篮球场、露天电影院。大清早大院孩子被广播喇叭《运动员进行曲》炸醒，楼下就有人喊“豆腐脑儿哎，咸的甜的都有”，中午食堂的红烧肉味能飘半里地，晚上大家端着饭盒蹲在树底下聊天。你根本不用出院子，就能把生活过得热热闹闹。这跟胡同完全不是一个路数。胡同是串门、唠嗑、街坊之间你知我我知你；大院是单位制，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更像一个放大的大家庭，但又带着点儿等级感。

我爸是军队干部，我们家住的是那种灰砖楼，三室一厅，带小阳台，在当时已经算很体面了。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夏天在院子里抓知了，冬天滑冰车，过年的时候礼堂放电影，全院小孩挤成一团，爆米花和瓜子壳能铺满地。集体活动特别多，六一儿童节要排队表演，暑假有夏令营，学雷锋日要去给老红军扫地。那时候觉得理所当然，现在想想，那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烈的集体主义教育，把我们这代人骨子里都烙上了“集体”“组织”的印记。

80年代初，普通百姓只能凭粮票、油票、肉票等才能购买食品，但大院有特殊供应，每个月有鸡蛋、白糖、麦乳精、苹果、橘子、香蕉轮着来。食堂还能吃上白面馒头、猪肉炖粉条。在同一个大院里，但分三六九等。你爸是正团，我爸是副师，我得叫你“哥哥”。干部子女和普通职工子女，其实吃的、穿的、甚至命运，还是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相同的是，大院的一切都被组织包圆了：生病去医务室，理发去服务社，买冰棍有冷饮部，谈恋爱都在本院解决（我小学同学里起码有五对最后结了婚）。人与人之间带着“编制味儿”，见面先看你爸是正团还是副师，礼貌里藏着等级。你再调皮，也不敢跟门岗叔叔顶嘴，因为他真敢把你名字记下来，第二天就到你爸耳朵里去了。

大院的孩子普遍“糙”：爬树、上房、摔炮、打玻璃，家长不管，摔破头自己去医务室缝针。集体活动多到爆炸，周末不排练合唱就得去植树，暑假不夏令营就去军训，恨不得一天24小时把你拧成一颗小螺丝钉。我有个发小，土生土长的西单胡同串子，第一次跟我进大院，站在我家楼底下仰头看八层高的灰楼，憋了半天冒出一句：“你们……这是少管所吧？”

胡同孩子普遍“野”。记得有次去胡同的同学家玩，见他翻墙头、掏鸟窝、逮蛐蛐，那叫一个溜儿，看的我直接傻眼儿！胡同里没围墙，生活是彻底敞开的。你家今天吃炸酱面，隔壁三家都能闻见味儿；你妈跟街坊吵架，半个胡同晚上都能复盘现场。尤其是三伏天儿，十几个大爷光膀子直接把凉席搬到巷子口，十几个人光膀子躺成一排，天上星星，地上西瓜皮儿。

北京就是这么邪门，它把两拨人养在相距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却养出了完全不同的灵魂。

如今大院拆的拆、封的封，胡同拆的更多。

我们这代人，不管是大院的还是胡同的，最后能留下的，可能就剩嘴里的那点味儿了。

我一吃红烧肉就想起大院食堂，他一吃炸酱面就想起他妈在胡同口支的小煤炉。

味道还在，人和院子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