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闹分钱，欧洲人要分权——此文已经先期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留洋派”

中国人闹分钱，欧美人要分权

要说中国人闹分钱，肯定有人质疑。比如有一句成语，叫争权夺利。先争权，再夺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说的只是一种倾向，即：比较于争权，中国人更看重利。比如，还有一句词儿，人人熟知，叫：打土豪分田地。毫无疑问，争权是为了得利，可是，毕竟隔了一层，还是分钱更直接一些，来得快，省了一个环节。

而且，我还有一个文字上的证据，“贫”之构成，或可为证。

“贫”由“分”和“贝”组成，“贝”在古代，是财富象征。由此，不难明白造字者的用意：个人和社会的贫穷，是因为“平分”社会财富造成的。孔子以及儒家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这一“理论”，使得中国人热衷于“平分”财产并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人类历史上最长期和连续的贫穷。

古代中国之“分贝”，有两种途径，其一，分自己的家产；其二，分他人之财；

分自己的家产，即析产制度。与日本、欧洲不同，中国的财产继承，是平均分配的。女性除外，男性无论出力多少，人人有份。这种做法，看上去公平合理，实际上，却走向了鼓励“懒汉”、鼓励“不劳而获”的反面。试想，一个家庭中，有人勤恳劳作，另一个人却五毒俱全、不务正业，可是，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却“一碗水端平”，人人均等。以后，那个出力多贡献大的人，必然要向“懒汉”看齐。

“平分”家产的财产继承制度，一方面，使得财富难以积累。“一分而小，再分而衰，三分而竭”，一个大家族和大企业，三代之后，就财绝而亡了；另一方面，“平分”财富，与奖勤罚懒的正向激励相反，集体中的每一成员，都担心自己的贡献会被他人无偿“平分”，所以，都不出力，结果，必然走向“共同贫穷”。

“分他人之财”，是指中国直到今天，也没有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保障制度。皇权时代，皇帝及其代理人，可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查抄大臣家产，小老百姓，更不在话下。在西方，经营得法的商家以及贵族，富可敌国王——比国王阔多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却没有一个个人的财富，能和皇帝相比。并不是中国缺乏经营人才和自然资源，而是“人怕冒富猪怕壮”，一旦家大业大，让皇帝看上了，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小富即安”是最好的选择。受穷，谁也不愿意；可是，太富了，很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何苦呢。

“在家怕兄弟”——家产平分制度，使得一个家庭里，最有才干、最能干、最能获得财富的人，不思进取；“出外怕皇帝”——私有企业的财产，始终在皇权集团以及各级官僚毫无节制的暴力威胁之下，在夹缝里艰难生长，何其缓慢。

西方历史上两个著名的事件，一个是英国大宪章之签署，另一个，是北美殖民地抗税引发的独立战争，也可证，比起利益，欧美人更关注权力，因为，有了权，发言权、表决权和决策权，才能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

说起北美独立，国内较为正统的说法，直奔一个宏大主题：民族独立，可是，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以及美国人看来，远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崇高。原因很简单：无代表不纳税。如果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不能就征税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影响决策，北美殖民地就不纳税。英国人强迫纳税，北美殖民地就拿起武器来抗税。

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如出一辙。大宪章签署之前，征税的权力，在英国国王手里，教会、国王之外的其他封建领主和城市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为此，封建领主们不干了，他们联合教会、自治城市，强迫英国国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在《大宪章》中，第一次将征税的权力，从国王手中转移到了议会：未经议会批准，国王不得增加额外税款。此外，也强调英国国王只是贵族的一员，并不具有超越贵族之上的地位和特权。

虽然，大宪章在此后被约翰王撕毁，然而，其确立的对王权的限制和征税权属于议会的精神，却难以磨灭。几经波折之后，终于确立为英国法律，使得英国国王成为第一个从无限王权转向有限王权的国王。大宪章的精神，此后，也被美国独立宣言所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文明国家宪法的主旨所在。

相对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对分权的关注不够，却更关注分钱。这一点，从农民起义的口号中，可见一斑。“打土豪分田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

然而，没有权力保障的利益，是难以持久的。王权一旦坐大，就会像希腊神话里的利维坦一样，以无尽的贪婪，吞噬全社会创造的所有财富。王朝开创时期，所许诺的种种好处，全成泡影。新的专制者，必然会以比前一任更加严苛的手段控制社会，以更加狡诈的手段，攫取财富，非如此，他将会落入与前一任一样的境地。

中国的历史循环，大致如此。欧美人走出历史循环，也因为他们早在13世纪，就通过《大宪章》将王权限制在笼子里，使权力臣服于人民，而不是相反。

2018年10月17日凌晨0:38分；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