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估古人要用现代尺度？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苛求古人”吗？

如何对待传统，是所有古国面临的一大课题。尤其是，中国是古国，历史悠久，圣人辈出，朝代更迭，英雄人物层出不穷，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幕接着一幕，循环不已。

不过，在评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有一种看似宽宏大量的说法：不要苛求古人。

比如，你说儒学，缺乏民主思想。反对者说：不要苛求古人；

你说乾隆爷“闭关锁国”，反对者说：不要苛求古人；

你说林则徐无知，在给道光皇帝的信中说：英国人的膝盖，不能弯曲；跌倒了，就爬不起来；所以，只要给广东人民发一根长竹竿，躲在暗处，把英国人打到，英国人就站不起来了。反对者说：不要苛求古人。

“不要苛求古人”，有一个看似正确的缘由，他们认为：不能用现代标准褒贬古人。

这就更说不通了。

要是沿用古人的标准，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古人的美丑为美丑，岂不是还要唐装汉服，男人科举，女人小脚，三叩九拜，山呼万岁嘛！重估一切价值，根本还是古为今用，从历史中发现问题、寻找经验和教训。也就是，把传统中好的东西，继承下来；把坏的、没用的，送进博物馆，或者直接抛弃。既然要为今人、今用，当然，要用现代人的标准和“尺子”，用唐宋明清的“尺子”，才是怪事呢！

反过来说，以古人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古人不都做过了吗？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足见，孔子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评定人物的。对《春秋》来说，孔子的标准就是“现代”标准。可是，没有一个史学家说孔子作春秋，是“苛求古人”。

如果不改变标准，还用古人的“尺子”，不是重复劳动吗？重复劳动，有何意义呢？或者说，不变的是事实，改变的是标准；事实只有一个，评判与时俱进。套用古人的标准，也就谈不上“重新”估价了。就像明代宫廷御用鸡缸杯，当时价值连城。为什么？因为，稀少。如今，仿制品远好于明代真品，但是，不值钱，拉一火车也赶不上明代的一只杯子。

这就是重估一切价值——古人认为好的，价值连城的；现在，未必；反之，亦然。其实，东西是一样的，或者，非常接近，只有毫厘之差。但是，因为时代变了，技术变了，标准变了，价值也就迥异。

对此，著名学者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改变，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以上，我们打消了“用现代标准评价古人是苛求古人”的错误思想，确立以当代人的标准、当代人的尺度、当代人的价值观，去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自信。唯如此，重估一切价值，才有价值。

不过，问题到此并不能画上句号，接下来的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来重估？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古人的思想、行为，是“中国特色”的。相应地，重估中国传统文化，也要用中国的，不能用外国的，更不能用西方的。

这种观点，也是似是而非。君不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乎？同一个山头的石头，材质相同，硬度也相同，无法相克！所以，必须要用另一个山头的石头，才能有效。

胡适从美国回来，以26岁的年纪，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与以往的学究不同，胡适的第一讲，从有甲骨文记载的商代开篇，什么三皇五帝，什么神农伏羲，胡适一概不讲，因为，那不是信史。

台下听讲的、后来成为著名疑古派史学家的顾颉刚，甚是惊讶。因为，这与之前所有老夫子们的教导，是不同的。于是，顾就想和其他同学联合起来，把胡适这个中学根基不深的洋博士轰下台，赶出北大去。

不过，顾颉刚没有贸然行事。他请来他的好朋友傅斯年来听课。傅斯年听了胡适的课，说：胡先生的史料，有些或许是值得商榷的，不过，胡博士的方法，却是对的。

胡适要不是在美国留学，采用美国人实证的研究方法，那么，他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方法，还会是落入古人窠臼——从书本到书本，从故纸堆到故纸堆，把一段死的文字，重抄一遍，加上几句注解，就是学问了。朱熹不就是靠着注释四书五经，成为和孔子齐名的大学问家的吗？朱熹之后，其注释成为官方认定的必读书目，由此，才打消了其余学者继续注解儒家经典的热情。否则，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继续前赴后继，我注六经呢。

康有为晚年，老夫聊发少年狂，想再一次注释四书五经，要不是时间来不及，今天，我们就能有幸看到康圣人注解的新版四书五经了。康圣人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还是维新派领袖，可是，他对中国传统的迷恋、以及从故纸堆里刨食的研究方法，却是由来已久、一脉相承的。

换言之，如果没有新方法，那么，重估一切价值，就是一句空话、一句废话。如果没有新方法，那么，今人再读四书五经，和朱熹所理解的四书五经，不会有任何差别。倘如此，还是不要瞎折腾，原原本本照搬朱熹版的注释，就好，何必无事生非，做无用功呢！

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孝。

孝，在中国传统中，居于无可置疑的道德制高点。百善孝为先，谁要是敢质疑孝，简直是十恶不赦了。即便是不孝子孙，即便是在行为上，作尽了不孝之事的无父之徒，也不敢在口头上，对孝道有任何异议。

这是在中国。

可是，国门打开之后，放眼西方，我们发现：西方世界，没有孝道之说。儿女成年之后，各自单飞了。不过，他们的老年人，却并没有落入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困境，反倒是其乐融融地安享晚年。

这是不是提醒我们：孝和养儿防老，只是解决老有所依的一种途径，而不是唯一手段！如果不唯一，将“孝”置于道德的最高点，是否有必要？

另一方面，也该思考，孝道的有效性问题——没有孩子的家庭，怎么办？有儿有女，可是儿女没有能力怎么办？比如儿女是残疾人，自己还需要他人照顾；独生子女家庭怎么办？失独家庭怎么办？这些家庭的老人，如何养老？谁来养老？孝道恐怕是不起作用的。如果，把养老看作是一种孝行，则中式养老，是小孝，是家庭式养老；欧美的养老，是大孝，是社会化养老。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证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传统，不止有甄别是非、优劣的作用，更可能有点石成金的功效。这就是屠呦呦和青蒿素的发现。没有西方的医疗仪器、药学知识和分析方法，走传统中医的路子，是不可能发现和提取出来青蒿素的，也就不可能有中药的新生和诺贝尔医学奖。

最后，再说“一切”。

“一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难在总有禁区和死角，总有条条框框和清规戒律，限制我们的思维和视野。这种限制，有时，来自我们自身的认识局限——我们欠缺重新评估历史现象的方法和工具；有时，来自外在的压力，来自权威的束缚。

尼采说：上帝死了。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宣言——在宗教气氛浓厚的西方，上帝享有至高无上、无可置疑的地位；如果上帝都是可以质疑的，那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新评价的了！而且，越是经典的、越是习以为常的、越是圣人之言之行，越要去重新评价。

例如，我们一开口就说“炎黄子孙”。请问：炎黄二帝可有任何物证吗？没有物证的话，炎黄之说，是不是神话，而不是信史呢？如不是信史的话，我们真是“炎黄子孙”？

再有，提到孔夫子，言必称“万世师表”。我们也要问，“师表”的标准是什么？是培养出了“青出于蓝”的学生？还是创立了新的学术？或是采用了新颖的教学方法？孔夫子的儒学适合古代农业社会，也适合今日之工业文明，甚至是信息社会吗？

历史悠久的，未必是对的；人云亦云的，未必是真。圣人之言行，也未必永恒不变。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要把曾经的所有，一样一样，再次摆到“手术台”上，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在现代的手术刀下，再作甄别，然后取舍。不留死角，也不能有禁区。

归结起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用什么标准；第二，采用什么方法；第三，对象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要用今人的标准，而不是古人的标准；用西方的方法，而不是中国的方法；不留死角、不设禁区地重新估价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文化现象。

2018年08月13日；

北京，望京家中。温度30度，可是湿度大，体感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