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香港：“反送中”抗议者在台湾寻求庇护
台湾台北——三人穿着T恤，头发凌乱，背着背包，瘫坐在台北机场一家快餐店的桌边，样子更像是滞留的学生，而不是在逃的抗议者。
几天前的晚上，他们在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前线投掷燃烧瓶。警察逮捕了他们的两个朋友，他们担心自己接下来也会遭到逮捕。
“我们在逃避法律，”一个抗议者说，她的眼睛扫着食品柜台。“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离开机场后，这群人跳上一辆黑色面包车疾驰而去，前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据帮助他们离开的律师、牧师和其他支持者说，自今年香港民主运动开始以来，像他们这样逃往台湾的年轻抗议者已经有200多名。律师们表示，最近几周，警方包围大学校园，将抗议者困住之后，有几十人来到台湾。
由于示威者和当局之间的街头冲突变得更加暴力，他们的逃亡受到恐惧的驱使。
示威者经常面对警察使用的催泪瓦斯、警棍和高压水枪。一些抗议者对这场运动的和平策略没有奏效感到愤怒，变得更加激进，破坏建筑物，向警察扔砖头。自6月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有500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到指控，可能面临严厉的判决。
尽管许多人发誓要永远战斗下去，但不断加剧的不信任氛围促使一些示威者离开香港。
他们担心自己在法庭上得不到公平对待，或者援引性侵指控和关于酷刑的流言，担心自己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还有些人得知有人在香港的医院里被捕，因此去往台湾寻求治疗。协助逃跑的抗议者和组织者强调，某些细节和身份必须保密，以免危及行动。
“他们知道，扔一块砖头会让他们坐上10年牢，”为被捕抗议者辩护的律师克里斯·吴（Chris Ng，音）说。“他们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失去了信心。”
克里斯·吴说，他参加过一些法庭听证会，抗议者没有出席，他们可能已经逃离香港。
“即使他们愿意接受法律后果，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在公平的制度下受到处理，或者得到与他们的罪行相称的惩罚，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克里斯·吴说。
沿着从香港到台湾的逃亡通道迅速形成了一个由同情者组成的秘密网络，他们悄悄管理着安全屋，策划撤离行动。富有的捐助者和援助组织为机票买单。志愿者接送抗议者往来机场。渔民以每人10000美元的价格将他们偷运过海。牧师为被捕后护照被没收的抗议者安排逃亡的路线。
“我已经习惯了意想不到的会众，”台北济南路基督长老教会54岁的牧师黄春生开玩笑说，他已经成了这个网络中的重要人物。
这位牧师担任联络人，与香港的组织者协调出行计划，安排抗议者在教堂的住所，为他们联系律师、医生、救援组织和台湾各地的学校。
他说，这些天来，他一直在用手机处理各种请求，甚至在布道和祈祷的间隙也在忙碌。
黄春生说，他最近听说一名抗议者称自己被香港警察强奸了，需要一艘船把她偷渡到台湾，以便接受堕胎。
至少有10名学生从警方和抗议者对峙多日的香港理工大学校园逃离后乘飞机抵达台湾。黄春生为他们联系了一名律师，这位律师帮助他们通过一所台湾大学获得了临时学生签证。
一位母亲打来电话，为她投掷燃烧瓶的14岁儿子寻找新的监护人。
台湾是一个自治的岛屿，是一个方便而又热心的避难所。与香港一样，这里也有接收大陆异见人士的历史。虽然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台湾领导人坚持主权。
许多台湾人支持抗议活动，他们担心中国政府侵犯香港，以及这种侵犯对他们自己这个民主岛国的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抗议活动最初是出于对一项引渡法案的愤怒，它将允许香港领导人把一名逃犯送到台湾接受谋杀指控，尽管这两个实体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该法律提案后来已经撤回。香港的抗议者说，法律上的改变可能被用来将异见者送到中国大陆由共产党控制的法院受审。
尽管台湾欢迎抗议者，但政府仍谨慎行事。它担心通过更宽松的庇护法会激怒北京。许多前来寻求避难的人发现自己处于法律边缘地带，只能获得临时签证。黄春生说，在他22年的台湾牧师生涯中，他曾帮助几名异见者逃离中国政府迫害，但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行动。他说，这让人想起“黄雀行动”，这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附近发生大屠杀后将数百名异见人士从中国偷渡到香港的秘密网络。当时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黑暗永远不能打败光明，”黄春生领着五名抵达台湾的人进入教堂时说。“我相信民主和自由必将战胜极权。”
对于考虑逃离的抗议者来说，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艾丽(Ali)是恒生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已被逮捕两次，罪名可能令她被判处10年监禁。她说，第二次，她和其他70名抗议者被关押在一个停车场达48小时。
“没有隐私，”艾丽说。她回忆起男性警察未经声告即进入女厕，以及她听到其他抗议者遭受审问的情形。“他们没有任何解释就指控我闹事，”她还说。
她曾经得到一份小学助教的工作，但被拘留期间错过了上班第一天，最后遭到解雇。候审期间，她成为教师的梦想正在渐渐破灭。“回想起来，真是恍如隔世，”她说。
“我的未来毁了，”以祖母的客厅为住处的艾丽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由于护照被没收，她不得不依赖蛇头用船将她带到台湾。即使这样，她仍然担心家中80岁的祖母。“她无法照顾自己，”她说。“而且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回来。”
志愿者团体为寻求逃脱的抗议者提供了一条资金生命线。
一名48岁的社工说她为前往台湾的11名抗议者出资。她说自己没有孩子，觉得有责任帮助这些年轻人。
“如果我被捕了，至少我能为帮助过这些年轻人反抗极权而感到自豪。”因担心会有法律后果，这位社工要求匿名。
在一群抗议者冲进香港的立法会大楼后，她于7月开始为逃离的抗议者筹集资金。她帮助了一名17岁的抗议者，其父母因其参加抗议活动将他赶出家门。
她一般只接受他人当面的现金捐助——以避免有时有卧底警察冒充热情的支持者。几乎每笔款项都以一条加密信息开始，以秘密的钱款移交结束。
“我母亲总是告诉我要偿还旧债，”一位捐助者在一天下午写给她。她安排在咖啡馆与这位陌生人见面。他递给她一个咖啡杯，杯盖下面有卷着的几千美元。
“多数香港人都不高兴，”她说。
“这不是一小群被美国操控的激进年轻人，”她补充说，援引北京方面称抗议活动由西方诱导的说法。“支持是来自各行各业的。”
当抗议者通过正规渠道到达台湾时，台湾政府一般会发放一个月的签证，通常可以续签。一个名为HK_TW Support的台湾律师团体正在帮助一些抗议者申请庇护，让他们可以无限期居留。但代表该团体的律师之一雅各布·林(Jacob Lin)称，尚未有任何申请获得批准。
22岁的抗议者丹尼尔(Daniel)自7月起就以延长的旅游签证住在台湾。他形容自己在运动初期的作为“相当激进”。
在他冲进香港立法会大楼后，他的脸被监控录像捕捉到。第二天，两名警察在人行道上将他拦住，并告诉他，他们认出了他。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了，”丹尼尔说，“我真的必须离家了。”
尽管免于被捕，他并不感到安全。他说他相信他的手机已经被黑客入侵，并且他被跟踪。他的生活费由香港一个援助组织的每月津贴支付，但他担心这些津贴不会长久。压力导致他去看心理医生，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压力综合症。
丹尼尔说，想到被自己抛在身后的东西会很难受。就在逃离之前，他说，站在他家的台阶下面，他哭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中重复着这一刻。
他说：“我知道我可能永远回不了香港，再见不到家或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