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关键 华国锋的昏招
从1976年4月“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被打倒，到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复出，再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乾坤，邓小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即实现了复出与掌握最高权力。在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谁是邓小平的“关键先生”，他最应该感谢谁？
毛泽东身后的权力安排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对于身后事就开始着手安排，有意识地培养提拔一些年轻干部。比如说文宣领域的张春桥、姚文元，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军队系统的李德生，行政系统的华国锋。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叶剑英、王洪文与李德生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也当选政治局委员并随后兼任公安部长，再加上留任副主席的周恩来，以及次年复出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从而在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所谓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权力架构。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对身后中共权力架构的一种尝试。外界流传很广的，毛泽东曾找邓小平密谈，让邓小平出面做出文革(专题)是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则应允停止文革，被邓小平拒绝的故事，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身后的布局。
邓小平在1976年被再次打倒后，在毛泽东的身后安排中，由四人帮文革新贵执掌意识形态，以保证毛泽东所开创的革命道路不会被否定，叶剑英作为军队老帅执掌军队保证国家的稳定，老革命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则在政府层面予以辅佐，华国锋兼任党政军一把手地位超然。在这一体制下，老革命与文革新贵相互制衡，华国锋则可以通过权术牢牢掌握最高权力，这样一套权力架构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与权术的深刻理解。
然而，毛泽东似乎忘记了一点，从出身来说华国锋与四人帮都属于文革新贵，其权威来源是毛泽东，双方必然会围绕毛泽东这一政治资源发生争斗，争夺毛泽东的解释权。同时，华国锋作为行政体系出身的干部，对李先念为代表的行政体系天然存在好感，缺乏军队资源又使华国锋不得不在军事上依赖叶剑英。
军队、行政系统的老革命们对于文革、四人帮态度如何，是毋庸讳言的。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干部联合起来清除四人帮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从而最终形成叶剑英、李先念辅佐华国锋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共权力格局。
华国锋的昏招
当文革结束，尽管华国锋将文革的错误丢给了四人帮，但文革是有错误的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们就有可能是被“错误”打倒的，由此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被打倒的老革命们的复出也就是迟早的事了，这是华国锋所不能阻止的。更何况，在后毛泽东时代辅佐华国锋真正掌握实权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本就是老革命出身，谁没几个老战友、老下级被打倒？
对华国锋来说，好消息是四人帮已经清除，他终于可以垄断毛泽东的解释权，利用毛泽东来为自己的权威背书。1976年10月底，华国锋的三条指示被传达全党，其中之一即是“凡是毛泽东点过头的，做过批示的，都要坚持”，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自然也包括在内。次年，华国锋又亲自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
1976年10月底华国锋的三条指示，通常被视为“两个凡是”的先声。随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场试图通过个人崇拜“造神”来增加华国锋权威的运动在中国展开。几个月里，涌现出了成百上千条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与文章，大量歌颂华国锋的歌曲、诗歌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中国全国上下有毛泽东画像处旁边必有华国锋画像相伴。曾为毛泽东大管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切荣辱实际都与毛泽东紧密相连，在后毛泽东时代亲近与拥护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理所当然。因而在这场造神运动中最为积极，同时他也兼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当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达到权力巅峰时，汪东兴也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副主席，达到一生仕途的顶点。
这一造神运动最高峰或者说最大的成果，即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随后被《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社论形式转载，提出了有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