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中国是件好事
10月1日，中国北京，阅兵式上的习近平像。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我已看见未来，可行的未来。”见证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崭露头角后，左翼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说出了这句名言。那原本是乌托邦式的自豪，但很快就成为反乌托邦的预言。最终，随着斯大林主义者的野心让位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衰退，它变成了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等到苏联解体，即便是那些倾向于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辩护的人也都承认，苏共体制根本不可行，它做不到妥善管理先进经济体系，保持政府运行的效率。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原本希望打通两国市场和供应链的所谓“中美共同体(Chimerica)”，产生了与美国战略家们预期相反的结果，从而加剧了这种担忧。美国不但没能向中国输出自由主义理念，侵蚀政治局的统治，这一共同体反而强化了北京的社会控制政策，让极权主义波及自由世界。
这两种趋势出现的关键就是互联网，它曾被誉为伟大的解放者，现在发现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它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梦寐以求的监控引擎，是诱惑民众拿隐私换取娱乐和消遣的机器，是一座全球性的圆形监狱，让所有想跟中国做生意的人都必须面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制造的共识，也就是政治局的牢骚政治。
中国对美国各行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互联网。但他们对美国企业的成功审查，通常涉及网站、应用商店和社交媒体。因一个球队经理在Twitter上表达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NBA在过去一周对中国表现出的软弱态度也不是巧合——虽然他们可能被视为美国最进步、参与政治最频繁的职业体育联盟。无独有偶，万豪酒店也曾在中国施压下解雇了一名时薪14美元的倒霉员工，就因为他给一条藏独推文点了赞。中国已经驯服了国内的互联网，现在，他们准备用商业力量来驯服我们的了。
这让我们有多害怕？或许就跟对中美共同体的乐观充满盲目一样，对中美共同体的恐惧也夸大了。中共政权是比苏联更稳固，但也存在深层次的弱点。中国人口状况潜藏危机，经济大幅增长可能会趋于平缓，许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渴望离开，而且若一直搞贸易边缘政策，引发跨太平洋的冷战风险，中国的损失会比美国更大。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也曾担忧日本实力过强，而现在，一些恐华人士可能高估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内在动力及其增长的持久性。
你可以在认为中国有点外强中干的同时，也可以相信对美国人来说，培养恐惧中国的心理是件好事。首先，中国的影响力显然需要我们调整政策方向。然而，我们的精英阶层出于太多利益因素还要去保护他们在中美共同体里的牵系——这些精英不仅限于华盛顿和硅谷的权力寻租者，也包括金州勇士队主帅史蒂夫·科尔(Steve Kerr)，因为职务需要，他在本周受访时直接拿美国犯罪事件与中国极权主义做了可耻的类比。
既然精英总有利益动机，那么要永久改变对中国策略，我们就只能指望NBA在过去几天掀起的怒火可以成为美国政坛的常态，制造一种再也不能被忽视的情绪。
再者，对中国那不同于美国的、黑暗版的高科技现代社会的恐惧，也可以提醒我们在可能走入同样方向时及时踩下刹车。美国当然不可能去搞习近平思想以及让维吾尔族人接受再教育那一套，但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危险倾向——比如隐私遭到侵犯，网络暴徒崛起，“核心党员”寡头政治的影响力，科技巨头联合，部分进步派转向激进，部分右派则有了独裁苗头。这些倾向全都与中国的寡头模式、监控、意识形态控制趋同。
鉴于这些趋势与变化，美国两党能够跨越意识形态分歧，一同谴责NBA的懦弱确实令人鼓舞。有句老话说，与敌人战斗，你会变得更像他们，但这个逻辑反过来也一样。正是一个显形的对手，一个黑暗但看似合理的替代选择的出现，才能提醒分裂的、巴尔干化的美国，我们究竟是谁，以及我们不想变成什么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