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干预香港，可能正在杀死一只“金鹅”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夏编译报道：美国《彭博评论》发表专栏作者戈帕兰（Nisha Gopalan）和该刊编辑布鲁克（Matthew Brooker）的文章说，香港两百万市民6月16日反引渡法案大示威，和2014年要求民主选举的“占中”大示威，最后一胜一败，这次抗议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6月16日香港二百万民众第二次反引渡法案大示威震惊世界
2014年示威者占据的是香港最重要的商业区，商界的生意损失削弱了他们对示威者的同情和支持。而这次反引渡法大示威得到香港社会各界从民间社团、工商组织、宗教团体到法律专业人士的广泛支持，形成了空前巨大的反对力量。
值得考虑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北京当局的角色。2014年占中活动要求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全面普选，反对由建制派控制的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北京当局很快通过人大常委会介入。这次许多人会认为，如果没有北京中央政府的默许和鼓励，特区政府不会提出这一法案。但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坚称，引渡法案由特区政府，而非北京中央政府提出，看不到如2014年那样北京插手的印记。
在林郑月娥被迫无限期延迟引渡法立法程序后，官方《新华社》播发北京驻港中联办的声明说，中央政府“支持、理解、尊重”行政长官的决定。北京可能会对林郑月娥一肩扛下政治责任心存感激，因为引渡法案问题对香港金融和商业环境的危害，远远超过把香港拉进中国大陆怀抱所带来的政治利益。
许多人认为，和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相比，香港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北京对香港转而采取强硬干预政策，原因就在于此。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香港对中国来说，仍然是通向全球资本市场的门户。如果说现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随着美国在贸易战中对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压力增强，香港的上述作用更加重要了。因为中国借贷者严重依赖香港的美元债券市场。在国内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出售美元债券。
国际银行家以香港作为和中国公司交易结算的信托基地，因为香港有独立的司法制度，相对清廉的政府，以及包括资讯自由流通在内的公民自由权利。任何有损于这些优势，迫使企业家和金融家搬迁离开的做法，哪怕只是开始的涓涓细流，都将对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生存能力构成长期威胁。
这次大示威为抗议者和北京当局留下了一条讯息——维持现状比实施变革容易。2014年和2019年之间的共同点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现状都取得了胜利。2003年的七一大示威，结局也是如此。当时5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就《基本法》23条国家安全条款立法，结果导致立法流产。这说明抗议者维护既有自由的斗争，比鼓动变革的斗争更有机会成功。
北京的教训是，香港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有一个和中国大陆不同的制度。干预香港，就要冒有可能杀死金鹅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