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VS 政治动乱 中美为何重新定义六四?

美国之音 2019-06-05 12:15+-

大屠杀VS 政治动乱 中美为何重新定义六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六·四30周年声明,称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希望已经破灭。稍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提六·四事件是“大屠杀”,对中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发言人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称六·四之后30年中国经济获得巨大进步与发展,就是对六·四争议的回答,而国防部长魏凤和更把六·四重新定义为“政治动乱”。“大屠杀”对“政治动乱”。

美中为何针锋相对重新定义六·四?华盛顿六·四态度转趋强硬预示着什么?北京重返保守立场是不是不祥之兆?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

胡平:美政府提升六·四认识,政策转向势在必行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1989年屠杀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老布什发表声明,谴责六·四,称中共“残酷镇压民众的和平示威”。此后,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就六·四发表声明,常用的是“暴力镇压”,有时也用“大屠杀”。

2006到2007年,美国国务院都用“大屠杀”。昨天,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六·四决议,使用了“暴力镇压”和“大屠杀”两种说法。我认为,仅就六·四定性而言,美国政府其实变化不大。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六·四意义的认识和提出的相关政策。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六·四意义认识不足,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沿着一条改革路线前进,六·四之后暂时中断。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路线得以继续,所以,六·四就仅仅是插曲,基本路线没有改变,因此对其意义的估计很不足。

这次,美国政府使用了“火力全开的大屠杀”,说明其认识提升了。更重要的是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把六·四提到更高的位置,称过去几十年美国对中国的期待破灭,而且要改变美国的政策。这样的明确表述意义重大。

胡平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防部长捍卫六·四的逻辑并不新鲜。1998年,时任总理朱熔基在记者会上谈到,对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及时采取措施稳定了国家的局势。

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回答六·四提问,也说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稳定了中国形势,此后十三年中,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两位总理都谈到所谓稳定形势以及稳定基础上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辩护。

现在的外交部发言人和国防部长只不过语气更强烈。这就是我们批评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逻辑。他们认为,统治者有权把一些人当作牺牲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认为个人没有价值,不把人当成人,这是最根本的。

事实上,建立在杀人基础上的稳定应该被清算。而且,六·四之后的30年里,中共为了自身统治而不断镇压人民、不断高压维稳。

胡平:六·四恶果更明晰,国际表态都升级

胡平说,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态度升级的转变是由贸易战和美国赤字引起的,客观上利于中国人权的改善。美国政府也逐渐发现,单靠贸易战不能够解决问题。换言之,人权问题必须引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对人权谈得越来越多,而且看得出还在继续深化。

胡平说,《华尔街日报》刊文批评美国政府六·四后在政治和经济上绥靖中国,使得中共逃脱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不仅美国,而且欧盟、日本、台湾对六·四的表态都升级了。这不仅是因为恰逢六·四三十年纪念日,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立场发生了根本改变。

就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的,美国曾经期待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秩序而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但是这样的希望已经破灭。其实,整个国际社会都“希望破灭”。

不过,据我看,美国政府的认识还不能说是很到位。美国变得强硬很大程度是由于习近平上台后倒行逆施。六·四之后,美国没有认识到,六·四不但中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而且也把经济改革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明,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这点,虽然还不够,但是风向确实变了,而且还会继续变。

章立凡:六·四名称再度改变,国际国内气候不再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现在,贵国政府对过去30年对华政策的错误做出了一个深刻反省。我上个月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谈到过,六·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方向,原来希望通过政治改革进程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正常和成为稳定国家的期盼被摧毁。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说,六·四之后,美国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迎来更加开放和宽容社会的希望破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通过改开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期盼确实破灭。

目前的现状是,中国公民的人权不断受到政府侵犯。这方面应该大家有共识。我注意到,本次美国使馆的推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以及美国众院的表态都说明,美国正在形成一种朝野共识,深刻反思以往对华政策的错误。

章立凡说,中国政府对六·四再称“政治动乱”不是简单回归,而是形势的需要。我查阅过政府对六·四说法的变化。首先是1989年4月26号的社论称,“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屠杀前夕,央视说北京出现“反革命暴乱”。然后是6月9号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的”。“北京风波”的说法很快取代了原来的动乱和暴乱的说法。1989年中国出的两本书都是用这个说法,一本是新华出版社的《海外舆论谈北京风波》;另一本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画册《北京风波纪实》。这显然是官方说法,可以掩盖六·四事件中屠杀的严重性。

这个说法沿用到改开30周年,当时还引用邓小平的那段话,没提暴乱。去年年底,新华社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重新提成“动乱”、“暴乱”。这说明,现在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小气候都发生了变化,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言。

大气候就是中美贸易战中国空前孤立;小气候是体制内外矛盾激化,内部派系和不同观点交锋的出现。这导致中共高度紧张,担心失去政权,所以,对六·四的叙事也发生改变:保稳定、保政权是当前首要任务。

今年,六·四那天高度紧张,社交媒体发生“大屠杀”,推特、微信、微博上发生账户被封、信群消失或者不能登录现象,大批VPN失效。这说明对六·四敏感时间的高度紧张、恐惧和不自信。

章立凡:美国养痈贻患30年,回首反思纠正错误

章立凡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向有实用主义倾向,不排除现在打出六·四牌是为了制约中共。不过,这仍然是对以往错误的纠正。而且,做比不做好,虽然有一定功利性,对于中国历史进程以及中国人对民主的要求都有好处。我过去谈过,中美贸易战最终将成为制度、也是意识形态之争。

现在看来,贵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完成从资本家到政治家的转型。我也说过,贸易战将演变为科技战和金融战;它凸显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刚才也谈到,美国在前30年的政策就是养虎贻患,现在把老虎养大了,开始威胁到美国的生存,才开始紧张。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变化也是如此。2016年竞选时有人质疑他,是否曾经称赞中国政府镇压六·四民主运动。1996年,他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批评戈尔巴乔夫软弱,等等。他解释过自己不过是进行中性的陈述。

我认为,他喜欢政治强人。他上台之初确实注重商业和经济利益,不太重视人权问题。领导人可能知识结构或者认知上会有缺陷,于是突出其团队的重要性。贵国两党竞争体制下,领导人不允许犯错,否则会被对手拿住把柄,所以,团队会积极影响领导人,让他避免出错。

一党专政就不会如此,而是“有权可以任性”;身边团队和智囊专行奉承甚至高级黑之事,引导领导人犯错。我们因此看到两种体制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