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种怪咖：台湾太阳花世代新力量
五年前的3月18日，一群抗议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签订《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冲入台湾立法院议场，点燃了撼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又名“三一八学运”）。当时在NGO工作的苗博雅表示，自己仅仅是一颗“运转的小小螺丝钉”。在充斥着“捍卫民主、退回服贸”等标语的街头，她以值班、举牌的方式为议场内的行动提供支持。
而在后续的一次偶然事件中，苗博雅成为焦点。在一群民众收到网络号召，集体包围台北市的一间警局之际，她因为协助调解民众与记者之间的冲突而获得了“控场姐”的名号。“当下我就决定要介入这个冲突，把情绪在这个小小的爆点上先降温，”她说。
如今，带着社运场上的经历，现任台北市议员的苗博雅走入体制，成为“太阳花世代”踏上从政之路的青年之一。从各方面来看，现年32岁的她都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人物——她是台湾第一个公开出柜的议员，为同性婚姻平权议题高声疾呼。她也从不讳言自己对于统独的看法，还没上任就穿着“台湾独立”T恤参加两岸交流活动。支持废死、同婚和台独的鲜明立场，为她招致了正反两极的评价。
苗博雅出生在台湾解除戒严的1987年，来自于一个外省和本省家庭共组的“芋仔蕃薯”家庭。即便是在相对自由民主的时代下成长，她仍表示自己对于社会议题的接触算是蛮晚的。她在18岁那年第一次参加台湾的同志大游行，窥见了社会运动的运作方式与可能性，此后便开始关注性别平等、同志权益等公共议题。“太阳花运动”爆发之际，她在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工作。她说，成为专职社运工作者以及参与太阳花是她接触公共议题的重要转折点。
去年，她领衔提出“您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别二人建立婚姻关系？”这个全国性公投案，试图将婚姻平权纳入台湾《民法》，但最终未能获得通过。台湾民众更倾向于另立一套同性婚姻专法。在此基础上，台湾行政院推出了一套规范同性婚姻权益的草案，若这项草案近期在立法院通过，那么年满18岁的同性伴侣将可依循这套法律建立同性婚姻关系。
纽约时报中文网：“太阳花运动”是你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回首这场运动，它对台湾和你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苗博雅：“三一八”那个行动影响了很多的台湾人，不只是台湾人，甚至是很多学生。对我个人来说，是以一个社运工作者的角度跟身份参与了这个运动。运动中，我们可以体验到社运的能与不能，社运能够催化出这样一个史上最大——50万人上凯道（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的简称——编注）的社会动能，这是社运的能，有自主性、能动性。
可是，社运的不能是什么？是这个能量你怎么打？你看当时“三一八”有四个主要诉求（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即《服贸》；两岸协议监督法制化；先立法，再审查《服贸》；召开公民宪政会议——编注），到现在实现几个？讲起来有点微尴尬。《服贸》就真的没有生效是“三一八”唯一的成果，那其他的呢？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体验到吗？什么叫做社运的极限，就是你的能量换到政治场域之后，到底能不能改变政策、改变法律，对我来说这里有一个落差点。
纽约时报中文网：“太阳花”五周年之际，台湾的政坛在这期间出现了哪些重要变化？小党势力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
苗博雅：“三一八”结束后，小政党冒出来，大家都能够长期存活吗？不一定。有句话讲：潮水退了，就知道谁裤子被冲走。对小党来说也是一样的。
“三一八”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造成全面政党轮替。它固然催生到一些小党，但这些小党到底谁能够真地活下来，而且在政坛上形成一股有影响力的力量，现在还是个问号。这次议员选举是测试“第三势力”到底有没有扎根的一个考试。社民党一直没有席次，好不容易才选到一席议员，那真的是挣扎中求生存，不讳言是这样。最大的“第三势力”时代力量现在也面临到一些路线上或是其他的挑战。
民众对第三势力是很有期待的，可是期待不一定是放在你身上，这是很残酷的现实。今天，店开这么多家，民众肚子饿要吃饭，可是不一定要去你家吃啊，可以吃别家。对于小党势力来说，现在2020年要面临到的就是一个生存战：谁是survivor（幸存者）？你要survive（生存），还要扩大影响力。现在小党势力有没有改变台湾政治生态，我觉得都还言之过早。先证明你活得下来，活得下来才能改变政治生态。
纽约时报中文网：去年台湾地方选举后，更多的年轻政治人物进入议会。在你来看，这对台湾政坛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苗博雅：其实所谓的年轻人当议员、当民代，它不是“太阳花”后才出现的现象。
特殊的点在于，现在比较多年轻人家里面没有政治背景。所以这一批人会带来的变化，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把一群不一样的人带进来政治工作的场域。从比较负面看，是和其他人格格不入，比较正面看是所谓的新血。
像我隔壁的邱威杰议员，他完全是跨领域进来政治，他本来是YouTuber（指YouTube上的网红——编注），而且做的主要内容是娱乐性的内容。他有些作为是所谓比较资深、传统的政治从业人员不会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一种在议会、民意机关的领域的新的碰撞。我们的意见是少数，以前没有听过或想过这样的想法，提出来的过程中，有一些会被接受。
以我自己而言，台北和上海有双城论坛，办了八九年，以往国民党议员都会去，民进党议员绝大多数都不参加。有一党说这是正常交流，有一党说这是绝对统战。大家对这个看法不一样时，衍生出来的作法其实满固定的。去年12月那次，当时我收到柯市府（台北市长柯文哲领导下的市政府——编注）邀请参加晚宴，我到底要不要去？我就会觉得说，好不容易取得一个位置可以发声，如果你放弃了这样的机会，那不是很可惜吗？
我仍然去参加，而且我坐在那边，不管是台湾人还是上海人，能正常讲话和交流，可是我很明确地在我的衣着上表达了一个我的诉求（台湾独立——编注），让我的诉求待在那个空间里一整个晚宴。这个做法是以前没有人做过，也只有像我们这种比较奇怪的“怪咖”才会这样做，但是那有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凸显主张的效果，还是有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么年轻人进入议会会冲击到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吗？
苗博雅：其实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好是坏，全视中国的需求而定，台湾从不主动地去挑衅说，我们要反攻大陆，早多久以前就放弃这个了。
问题是，为什么有时候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会起起伏伏？因为中国的态度会变化。国民党执政，它就释出很多甜头；民进党执政，它会跟你对抗。可问题是，不管是哪一党执政，这是台湾的民主的选择啊，那中共是你自己国内的政治需求。
坦白讲，即便是我们的总统，她都不一定能冲击到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因为事情的恶化从来都不是台湾这边决定的。我们只能说，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比较有台湾意识的，所以对于一些来自中国的挑战，也许我们比较不倾向采取投降主义。
纽约时报中文网：“太阳花学运”时，一些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因素的讨论和反抗比较激烈。当运动的激情沉淀下来后，台湾人对于中国的焦虑有消退的迹象吗？
苗博雅：我并不认为这种焦虑感消失了，其实它一直都在，只是它被挑动的方式不一样，像现在国民党时时刻刻在挑一个焦虑是战争的焦虑。
两岸一家亲，签和平协议，这也是去挑起大家对中国因素的焦虑，中国因素的焦虑一直在，可是它到底会怎么影响人们的投票行为那变成是论述战。就是不同的政治势力会去端出他们自己的政治论述，希望有中国焦虑的人，可以在这个论述脉络之下投给自己。所以，未来进入总统大选之后，中国一定是一个一直会不断的潜藏也好、或是明显也好，被拿出来讨论的议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台湾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一次像“太阳花”一样的运动？
苗博雅：在民进党执政下，不太会。原因是民进党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去主打说，我要跟中国签一个什么碗糕（闽南语，指东西——编注）来作为我的政绩。蔡英文再怎么样都不可能说，我去跟习近平握手来拉抬我自己，所以这为什么说只会在国民党执政时候出现，不是因为说社运都是跟民进党勾结，而是民进党本来就不会去触碰这条底线。但是国民党会，国民党现在连和平协议都抛出来，就是去触碰底线嘛。民进党不会碰和平协议，所以不会发生说占领立法院，可是国民党执政，要弄和平协议，保证绝对会再发生。因为它就是触碰到台湾人的底线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和你父母那一辈之间有所谓的世代差异或隔阂吗？不同代人对于公共议题的歧异，对于台湾的政治及社会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苗博雅：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吧。如果说一个社会都没有世代差异和世代隔阂，那不就代表这个社会没有在进步吗？好像很多台湾家庭都觉得家里面政治倾向有差异是禁忌，在餐桌上不谈政治，或者是在家里面不聊政治。但比较幸运的是，在我们家大概不会这样。就是我们有些地方看法是相同的，比如说我爸妈都是支持同性婚姻啦，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是没有什么世代差异。可是在一些有差异的议题上，我觉得蛮珍贵的一刻就是，至少在家里我们可以尊重彼此的不同。我们理解彼此为什么有不同想法，那可以尊重对方有不同想法，但是长期而言，说不定更多的对话能够改变更多的事情。
世代差异本身就是一个常态，那只要它不要衍伸变成是尖锐的对立就好，比如说双方相互污名化，像是台湾的媒体很喜欢污名化年轻人嘛。哪一个世代、到底现在几岁的人才是“草莓族”？1980年代台湾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草莓族”这三个字，就是在骂说年轻人都眼高手低、一压就烂啊，不能承受压力等等等。1980年代的年轻人是我爸妈哎，那是我爸妈的年代媒体就在骂，等他们长大之后，“草莓族”就变成我们了。现在就是，对于年轻人的污名化，好像是一个存在几十年的现象。所以你说年轻人不会不爽吗？政治经济的结构对年轻人已然不利了，又要被污名化成好吃懒做的一群，标签一贴上来，我们也处在这个不利位置，当然一定会有情绪上的反弹。
纽约时报中文网：同志身份对你参选是否造成了什么影响？
苗博雅：地方上，同志身份当然不能说是一个正面的标签。我支持同性婚姻的立场非常明确，我在菜市场扫街时，有选民跑来问：啊，你是支持同性婚姻是不是？我说：对，我支持同性婚姻。他说：那我不能投你。这种人都有。我讲一件最简单的事，人家说我是第一个选上的出柜同志议员，但事实上，我绝对相信，台湾早就有同志选上了啊，只是他没出柜。在地方上，还是一个会被人家用耳语攻击的因素。但我隐藏我同志身份而选上，对台湾政治有什么意义？我不会特别去强调，但有人来问，我绝对不会否认。
纽约时报中文网：最近正在审议中的行政院版本同性婚姻专法草案曝光，你怎么看台湾目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情况？
苗博雅：必须说，在名称部分，我觉得很有创意。某种程度上，看得到行政院处心积虑地想要尽量降低草案的争议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实质内容的保障，我已经看过那个条文了，大概九成的实质保障有了，剩下的大概一成的那个东西可能以后要继续争取，但是我肯定行政院的用心。因为它用这种方式，让反同组织失去着力点，现在反同很难再去渲染很难再去宣传。实质上，条文在用字上仍然有一些遗憾，但你看得出来它是努力地想要完成一些事。好像尖锐的对立之中，它找了一条夹缝，虽然有些人说，这个（草案）好像有点以前没想过，但某种程度，政治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寻找可能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