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意识形态之忧才是中国"改革"核心
在剖析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诸多原因中，一些深层次的理由或许不该被忽视：私有产权能否得到法律保护，中国社会治理的根本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等，这些潜藏的意识形态之忧或许才是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荣衰的关键，而这也恰恰是中国“稳预期”的核心。
相较结构调整带来阵痛、面临经济周期下行等内生性原因，以及“三去一补一降”政策带来的叠加效应和政策执行中的偏差等外因，中国提出的今年“六稳”或许更像是稳增长的短期药方，而要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长痛更期待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
他认为，现在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一方面经济领域强调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思维意识形态方面创新包容不足，社会治理领域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也并不清晰，好像打左灯却向右转，这种思想理念意识形态方面的裹足不前显然与新一轮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不匹配，也不利于整体经济发展。
内忧外患之下，中国2018年GDP增速6.6%创出28年新低，其中四个季度是逐级走低，四季度增速6.4%为近10年低位。内外需双双走弱意味着中国经济下滑趋势很难避免，2019年上半年料继续寻底，下半年在稳增长政策效应释放下有望逐渐企稳，全年呈现“前低后稳”特征。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那么稳预期到底是稳谁的预期？是稳定微观实体经济的投资人，尤其是小微民企？还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抑或是针对政策制订者在政策制订的时候能给市场明确预期？
很显然，中国要遏制经济下行压力，振兴实体经济是关键，其中最重要的是激发民间投资热情，这也是稳预期的重中之重。
“现在有个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就是因为预期不好，稳预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稳。”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称。
他提到，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件是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2018年人们预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财富不安全，现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所以比较恐慌。
他认为，“稳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保证财产安全，“现在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魏杰建议，在制订宏观政策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就业和增长问题，还要考虑老百姓财富安全。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要的经济群体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都在60%以上，就业贡献是80%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民营经济2018年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这个看法与前述专家不谋而合。他表示，尽管民营经济一直存在“玻璃门”“弹簧门”，但更多是体现在市场经营方面的困扰，2018年这个担忧显然上升到了极致，开始从思想意识领域担心中国是不是要消灭私有制，这种担忧也直接传递到实体经济。
为了舒缓民营企业的担忧，去年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的具体举措。
尽管中国已明确了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在加大，稳投资等方面的政策正频频发力，但在稳预期方面，除了频密的解读官方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外，更需要解放思想，扩大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包容度，尤其是在产权保护制度方面以及“法治与人治”的社会治理关系方面，这更需要真正的改革。
“产权制度改革是艰难的，需要以清晰的理论作指导，可能还会触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只能以改革的方式，不谈改革，只谈文件和政策，这种方式的落实往往是水过地皮湿，过去一阵子以后又将回到原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称。
他认为，要以改革的方式来完善产权制度，不仅要从理论上说清楚，更要设计、协调好改革的方案，从而保证在实践中真正加以落实。只有这样，民营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融入到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才不会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板块，才不会时不时发生摩擦，现实中的各种各样的歧视才能真正消除。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此前接受路透专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需从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入手，确保私人财产有保障，才能激发小微、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创业动力。
魏杰通过调研发现，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他并建议搞理论创新同时及时调整法律，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他指出，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也让民企不安。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现在民营经济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魏杰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