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再震荡 中共反腐需规制高官权力
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落马，为中共2019年开年反腐大戏揭幕。陆媒1月18日消息指，又一安徽籍陕西省副省长被“带离”。种种迹象似乎预示着陕西官场巨震才刚刚开始。在2018年12月27日中共政治局会议称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陕西官场震荡似乎表明中共反腐仍任重道远。
尽管中纪委正在进行调查，官方至今尚未对外公布调查进展，但有多个消息源指，赵正永的落马或涉及陕西千亿矿权案与秦岭别墅案。前者是中共反腐中屡屡经历的矿产资源腐败案的最新一起；后者秦岭别墅案，则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屡次批示，而陕西官场相关官员仍顶着不办而引发震怒。
在习近平厉行反腐的上一个五年周期，中共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表示，中共反腐要标本兼治，而治标要为治本争取时间。因而十九大以前，中共雷霆反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包括中共前常委周永康、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郭伯雄、前大内总管中办主任令计划等人的相继应声落马。 这当中，中共反腐的治本之举也即制度反腐，主要是中纪委巡视组的制度化常态化以及中国国家监察委的组建和国家监察制度的建立。
此外不为外界所知的中共反腐制度化举措还包括，酝酿多年的地方车改终于落地、中共地方审计制度的强化等。 单以强化审计来说，此前是大额审计，现在在中共地方基层，公务员以及各级官员公务支出一两千元都要纳入正规审计，要详尽说明支出情况。这无疑是较为彻底地堵死了职务支出腐败，使得公务员以及各级官员无法在预算支出方面做手脚。
然而，中共制度反腐方面还是需要走向纵深。目前中共反腐最突出的矛盾是，针对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进行更加隐蔽的权力腐败，还没有十分有效的制度化措施予以防范，还只能靠事后反腐来加以惩戒和纠正。
就拿陕西千亿矿权案与秦岭别墅案来说，其根本关节在于，地方高级官员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在涉及自然资源以及土地开发等核心事项的审批方面拥有不受监督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因而能够上下其手，酿成腐败巨案。
针对这一现象，早在1990年代中国大陆就引进了官场腐败寻租理论，这主要指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进行设租，商人利用手中金钱向官员输送利益来寻租。设租寻租如果成为风气流行开来，势必酿成系统性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因而引发中共官场和中国学界的高度警惕。
打破官员寻租以及权贵资本主义，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限制高级官员手中的权力。只要官员手中还掌握着不受限制的权力，他们就总是能找到机会进行权力腐败，他们也有足够的激励去铤而走险。
因而，中共反腐压倒性胜利以及制度反腐走向纵深的下一程，无疑是要规制高级官员手中掌握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近年来所说的为政府和官员制定正面清单、官员公开财产以及各级人大对官员权力进行监督，都属于这一制度反腐大方向下的优先可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