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到习 中共重提枫桥经验吹出什么风
基层民众在地方政府未能解决诉求时赴北京上访，一直是中共面临的基层治理难题。
“枫桥经验”，一个诞生于毛时代，后经习近平批示的历史名词近日再度成为中共纪念的对象。
中共如此高规格纪念一个基层治理经验，似乎意味着中共在基层治理思路上的新尝试。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今为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1963年，毛泽东批示要求中国各地仿效枫桥经验，经过试点推广全国。
文革后的1977年，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首次发表文章介绍“枫桥经验”，以“就地监督、改造”“矛盾不上交”概括“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的宣传一度沉寂。直至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推广、创新“枫桥经验”，最大限度发挥“枫桥经验”的作用。
2013年10月，已是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再度就“枫桥经验”作指示，把“枫桥经验”同中共“群众路线”联系起来，要求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抛开毛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政治修饰外，单纯从社会治理的技术层面而言，“枫桥经验”用两个词概括即是“矛盾不上交”和“敢作敢为”，把基层矛盾化解于基层，同时要“敢于”发动民众，提升民众自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枫桥经验”再次升温似乎再次呼应了习近平上台出提出的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提法。
被历史和现实唤醒的“枫桥经验”
今年以来，中共高层不断释放“扫黑除恶”的信号，具体行动持续至今。其实稍不注意就会发现，今年1月份在中共提出扫黑除恶的同时，学习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也被普遍重提。
与此次参加“枫桥经验”大会的阵容相同，此前的10月份，中共政法系四位最高领导人（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高法院长周强，最高检检察长张军）也曾坐镇一场关于扫黑除恶的会议，发出“刀刃向内”“完善政法机关内部清理机制”的声音。
过去多年以来，中国政法系统由于一些历史和现实原因，积累了许多弊病。尤其是在周永康把持政法系统时期，不光公检法之间的互相监督功能遭到严重削弱，一些执法人员常常以维稳之名侵犯人权，制造不少冤假错案，致使公权力的形象受损。2012年以来，中共虽然拿下了周永康等一批前政法老虎，整顿了政法系统，但因为后者积弊已久，早已成为系统性问题。
在强调维稳之下，中国基层的治理问题某种程度上被挤压下来，出现了日益频繁的基层民众到省级政府或北京上访的现象。因应于此，地方政府往往派官员或雇佣专门人员在北京截访，设置“黑监狱”等，无谓地增加了中共社会治理成本，导致官民矛盾不能及时化解于基层，从而矛盾激化，也损害了中国政府的社会观感。
或许这就是“枫桥经验”被中共从历史中重新唤醒的现实考量，从“枫桥经验”来看，依靠民众自治，或者强调半官方的民众组织如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将社会矛盾化解于基层，的确可降低中国政治运行的成本，也可降低官民冲突的烈度。
当然，“枫桥经验”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有外界评论担忧，中国似乎正在向左转。但实则外界应更加关注于中共对“枫桥经验”的更为现代化的阐释，用郭声琨在此次会议上的总结，即是“枫桥经验”经历了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经验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因而，抛开表面现象，“枫桥经验”的实质已从社会管制，经社会管理，过渡到社会治理。而毛时代的“阶级专政”也绝非习近平版“枫桥经验”的实质内容。
中共基层治理现代化尝试
在中共改革日益强调“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时，“枫桥经验”这一尚不为外界所熟悉的治理思路，与中共自身建设、司法改革等一道成为中共进行“第五个现代化”改革的内容。习近平曾指，枫桥经验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标志”。
观察者发现，与毛泽东时期的“矛盾不上交”、“就地监督改造”对比，中共所谓现代化枫桥经验改成了“把问题解决在当地”（即避免各地官员在首都截访、设“黑监狱”）。“发动群众制服四类分子”，也改为“网格化管理”、“立体防控”。
中共也尝试将民众自治纳入基层治理中，但中国基层民众自治组织如城市社区中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常常带有半官方半官僚化色彩，因而，民众自治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效果经常要打折扣。
对此，郭声琨在此会中提及，针对一些地方村（居）委会行政化色彩较浓问题，明确政府管理权和居民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群众自治内容纳入进来。
因此，“枫桥经验”是中共在促使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改革背景下，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尝试。
不过，也有分析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仅是在高科技与大数据分析上的与时俱进，也不是在社会动员、精细化、网格化管理上的无处不在。如果在治理理念上依然维持固有思维，在技术与手段上的所谓创新，只能让现有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形成一种“跛脚”的现代化，固有治理思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因此更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