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新疆的迷局 中共的困局
新疆盛行的极端思想涉及一整套理论价值体系，包括民族主义、分裂独立的内容。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清真泛化”，有着“去中国化”的苗头。
就此来说，新疆、宁夏等地的这些官方行动，如果说有着中央层面统一指挥，也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些都是巩固中国统一、遏制分裂隐患的做法。这些做法，也与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施政举措一脉相承，有助于防止中国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新疆近年恐袭形势严峻，强硬反恐堪称“背水一战”（图源：Reuters）
发生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史里的一件大事，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影响尤其显著。由于中共在1949年搭建中国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联的既成样式，苏联解体的教训对中国也有较强的警示意义。
苏联民族政策反思
后世对苏联这一超强国家突然解体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所总结的问题包括过度僵化腐败的集权体制、长期不平衡发展以致崩溃的经济、美国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平演变”等等。另一个或非根本但肯定举足轻重的原因便是其民族政策。
苏联自其成立起，便继承了俄罗斯的复杂民族问题，在其不断扩充新的加盟共和国的同时，民族方面的问题也有所叠加。苏联晚期，不仅周边一大批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主张脱离出去，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俄罗斯也宣布独立，并给了苏联“致命一击”，只有哈萨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对苏联有所不舍。
苏联的民族政策究竟如何，为什么其主体民族、少数民族都不满意？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有多深，以致最后便按照民族分布重新划分为大大小小的独立国家？
从俄罗斯到苏联斯大林时期，长期实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对少数民族进行俄罗斯化，由俄罗斯人担任重要职务，以俄语为官方语言。但也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民族分化骤然加速。
中国学者马戎所写的一篇文章《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尼教授（Ronald G. 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指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政府把各群体的名称明确化，每个国民的身份证上都明确标出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使各群体成员的人口边界彻底清晰化，根据人口规模，各群体在政治体制中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被授予各自相应的“自治地区”。
文章还称，由于给予“命名民族”在官员任命和语言使用等方面一定特权，实际上加深了苏联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及相互不满。俄罗斯人普遍抱怨，他们成为各少数民族的“奶牛”，同时又在各共和国中成为被优惠政策歧视的“二等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