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霞出国内幕：习近平点的头 条件是…
直到将让她在德国获得自由的飞机关上舱门之前，他们一直在周围徘徊。一路90分钟的车程，他们跟随她从公寓来到机场。他们带着她走过一个特别的出发区。
欧洲外交官说，一名中国安全官员上周出人意料地打来电话，说刘霞可以拿护照离开这个国家了。
中国政府决定在她丈夫去世一周年之前释放刘霞，这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极为关注她的命运有关。默克尔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要求释放刘霞，对于一位西方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颇不寻常的举动。
与此同时，中国意识到，作为很多国际人权组织法宝的刘霞，已经成为它的累赘，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认为中国实行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和越来越专制的统治，令中国的形象受到重创。
外交人员表示，北京考虑到，如果刘霞仍软禁在北京，只能与少数人交谈，并且禁止在公寓之外自由行动，那么计划周五在德国举行的刘晓波忌日纪念活动，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前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Volker Stanzel)说，一年前，刘晓波去世后，中国认为不必担心友邦，甚至连欧洲的重要力量德国也无需担心。
“当时中国正在春风得意，”史丹泽说。“现在中国感觉处于逆境。”
史丹泽说，刘霞的释放是“对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做出的一个姿态”。
作为诗人和摄影师的刘霞，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特例。自从2010年丈夫获奖以来，她一直被软禁在家。但她没有犯罪。朋友们说她并非受政治驱使的人物。他们还说，她遭受了包括抑郁症在内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她对政府的主要威胁就是她与丈夫的关系。
外交官说，这给了政府台阶，可以允许她离开，同时不会显得像是对待异见者的坚决立场有所松动。
好像是为了反驳这次释放可能被解释为习近平对异见者的强硬态度有所改变的观点，就在刘霞离开中国当天，周三，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64岁的秦永敏被判处13年徒刑。他被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
律师们表示这是近年来该罪名判刑最重的一次，比刘晓波2009年因类似罪名被判入狱的时间还长两年。
刘霞一直希望能离开中国，但在她丈夫遭到监禁期间有所动摇。外交人士表示，在刘晓波最后的日子里，他曾要求前往德国或美国治疗晚期癌症——主要是为了让届时将陪伴他的妻子离开中国。
政府拒绝给予许可。
在他去世后，由德国政府牵头让刘霞出国的行动真正地开始了。但这个行动也是悄然进行的，这样做是为了不惹恼中国政府，后者非常反感人权案件被公开曝光。
三月，在中国结束了年度重大政治活动后——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以及公布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不再有任期限制——西方外交人士曾抱过希望，认为刘霞会被释放。但什么也没发生。
然后，在五月，默克尔访问了北京。这位在东德长大的牧师女儿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在德国在华重要经济利益与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之间找到平衡。
“人权对她来说不只是空谈，” 史丹泽表示。“是切实的事情。”
为了表示对人权活动人士——其中很多人都是在一场全国性的打压行动中遭到监禁——的支持，默克尔与两位遭到监禁的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举行了会面。其中一位律师是在2015年7月一次打压行动中遭到拘留或问讯的200多名人权活动人士之一。
“其他人不会做这样的事，”史丹泽提到默克尔对人权的推动时说。“英国迫切地想获得贸易协定；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新人；特朗普对这个不感兴趣。”
“律师的妻子告诉默克尔她是唯一一个见她们的，”他说。“这让她感到惊讶。”
一名了解这次访问情况的欧洲外交人士表示，当默克尔对习近平提起刘霞的情况，并且要求还其自由时，她得到的回应是这位遗孀可以被释放，但条件是不能大肆宣扬这件事。
当默克尔对北京施压时，在后方的德国，中国异见作家廖亦武与德国前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成为了朋友，后者曾是一名牧师，东德著名权益倡导人士。
史丹泽说，廖亦武的影响帮助推动了德国政府高层对刘霞案子的关注，并且激起了公众的兴趣。
当刘霞收到可以离开中国的消息时，她的弟弟刘晖帮忙筹备了离开计划。当时她还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公寓。
刘晖拿着她的护照，去德国大使馆申请了上面的第一个签注。
刘霞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决定她应该花些时间打包个人物品。她选择周二乘坐芬兰航空的航班前往赫尔辛基，这是中转前往目的地柏林的最佳航班。
她的胞弟开车送她前往机场，车后尾随着中国的安全人员。由德国政府委派的一名德国大使馆外交官也在同一航班上。
在华盛顿，国务院对刘霞“一直以来所希望”的获释表示欢迎，但仍然担忧其胞弟。外交人士表示，中国当局拒绝让他与姐姐同时离开，并且坚称他面临着税务方面的指控。
当刘霞抵达赫尔辛基时，她像一只准备起飞的雄鹰那样张开双臂。她看起来兴高采烈，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在柏林，廖亦武夫妇及他们两岁的女儿在德国政府安排的住处探望了刘霞。
“她情况不错，但还需要一段时间，”廖亦武说。“这段时间对她来说很累人。”
Jane Perlez是《纽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