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恐惧死亡，所以拒绝活着
心理学认为，抑郁症是死亡焦虑的表现。对此我深有体会：我的抑郁症似乎不是由任何具体事件引起的——抑郁发作的时候，任何事件都会引起你的不良情绪。我的抑郁症似乎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抑郁，抑郁起来就像一个不入流的哲学家，最喜欢思考的就是宇宙、生命和万事万物的答案，当然是觉得这一切都不会好了。想得最多的就是死亡问题。
你要问了：既然抑郁症是死亡焦虑的表现，那为什么抑郁症患者还会想要自杀？因为人活着随时都有可能死，这种不确定感让人无法忍受。死了就不用忍受这种焦虑感了，因为死人总不能复活吧。
我看不起那些爱喝酒的人：我心情不好了要努力想各种点子来解脱，他们只要摄入一些乙醇就行了，一点创造力都没有。至于那些信仰来世的人，我读帕拉尼克的小说的感想就是：如果你相信死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等着你，那么你可能会不把这个世界当回事，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来寻求救赎。
很多人喜欢拿帕斯卡赌注来说事：牺牲此世的一些乐趣来换取天堂里永恒的幸福是值得的。还有一句话是：人即使得到了世界，但是失去了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人觉得，为了死后上天堂，你要牺牲的无非就是一些吃喝玩乐之类层次很低的乐趣。不过按照原教旨主义者们的观点，对知识和美的追求，创造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东西等等，也都在被牺牲之列。原教旨主义者们大肆攻击与他们的教义不符的科学理论和文学艺术作品。他们甚至还攻击苹果手机，因为苹果商标是为了纪念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图灵是一位同性恋者，因为遭受当局的迫害而吃下涂了氰化物的苹果自杀。为了死后上天堂，你愿意放弃认知、审美和创造的乐趣，一辈子不学习被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与教义不符的知识，不欣赏被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与教义不符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用苹果手机和一切被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与教义不符的商品，也不去发明创造能够让世界更美好但是被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与教义不符的东西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和那些因为恐惧死亡所以拒绝活着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人即使上了天堂，但是失去了自我，又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亚当和夏娃犯下的“原罪”，就是有了自我意识。你愿意牺牲自我意识，去换取伊甸园中永生不死的幸福生活吗？一个失去了自我的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死了，追求永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并不是一概否定基督教。中国有许多原本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加入了教会，他们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比如认为基督教有利于自由民主，或者是因为教会对于公民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与那些从小就信基督教的人相比，这些人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他们往往是从从理念出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现实，因此很容易陷入原教旨主义。那些从小信教的人长期生活在特定的传统和文化之中，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圣经上说的东西，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与现实妥协。他们可能既是研究大爆炸的物理学家或是研究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同时还每周去教堂。德日进神父既是耶稣会士，又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鉴定者，还提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进化神学思想。他们知道怎样把这些协调起来，不像那些原教旨基督徒一定要反对进化论。而中国那些为了自由民主而信教的人，缺乏的正是这种实践经验。就像刘仲敬所说的那些生活在专制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在民主国家，从政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政治操作，知道怎样妥协的社区领袖，而专制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些从理念出发，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所以容易走极端。知识分子喜欢追求王怡所说的“整全性”，喜欢用几条理论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不管怎么强调新教伦理（在世俗领域取得成功就是荣耀神），那些自由主义者出身的基督徒还是越来越往原教旨主义的方向滑落。
中国自由主义者变成原教旨基督徒的路线图如下：自由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一种制度如果不想依靠暴力来推行，就要依靠大家相信才行。怎样才能让无知的老百姓相信呢？最简单的就是神道设教以御万民，也就是找上帝来加持自由民主。我不知道为什么自由主义需要宗教的加持。我认为如果自由民主非要靠信仰才能实现，那大家直接信仰自由主义也是一样的。让大家都信仰基督教，并不比让大家都信仰自由民主难度更低。不过有些人大概认为自由主义“不可靠”，很容易变成社民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之类的东东，所以要靠基督教来加持。也有些人认为自由主义不可靠，所以投奔了社民，或者干脆成了国家主义者。我觉得这其实也跟觉得生命不可靠（随时可能死），所以干脆自杀一样。
中国自由主义者信了基督教之后，一开始当然主要是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基督教有利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什么的。可是怎样对待圣经中的那些与今天的宇宙观不符的神话呢？如果选择性地接受圣经的内容，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接受一些东西而不是另一些东西，又会发生无数的争论。这就像一本介绍西方哲学史的书中所说的，为什么哲学家们那么爱走极端？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不是理性主义就是经验主义？难道就不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来个中庸之道吗？问题是中庸之道带来的争论更多：为什么要中庸到这个程度而不是那个程度？就像一句毛主席语录：“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可是什么时候应该严肃，什么时候应该活泼？真要争论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因此中庸之道比极端主义更加“不可靠”。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这种问题其实是通过传统和经验来解决的。可是中国基督教没有这种传统和经验，只有教条。而且传统和经验都是泥沙俱下，不具备知识分子所喜欢的“整全性”。所以，为了避免无穷无尽的争论和对于“不可靠”的东西的焦虑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走极端，宁左勿右。圣经上说人是上帝造的，就要坚决反对进化论。不过他们也忽视了一点，圣经里还说过上帝让太阳停在空中呢，难道他们也要坚决反对地球围绕太阳转的学说不行？
反对进化论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演化的思想不仅存在于生物学领域，也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达尔文和自由主义者们最喜欢的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同属苏格兰启蒙学派，而且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演化。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反对法国启蒙学派，但是不能反对苏格兰启蒙学派。如果因为达尔文而连带反对整个苏格兰启蒙学派，他们就没有资格再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但是如果反对达尔文支持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又会陷入自相矛盾、“不整全”的境地。由此，有些人开始反对整个启蒙运动，主张回到启蒙之前。这是他们的选择。不过从此他们就失去了指导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资格。因为中国学习西方是要学习现代的西方，没有人想让中国变成启蒙之前的西方的样子。有些人连宗教改革也一起反对了，因为改革后的基督教过于个人主义，失去了原来的集体主义传统。这样基督教有利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也成了一句空话。因为西方学者说基督教（他们指的是新教）有利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恰恰是相对于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而言的。如果回到宗教改革之前，那就只有不利于自由民主的天主教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地滑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的。
他们犯了哪些错误？首先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因为生命不可靠，所以追求死亡。生命没有死亡可靠，文明没有野蛮可靠，自由没有奴役可靠，和平没有暴力可靠，低熵状态总是没有高熵状态可靠，热寂才是最可靠的。值得追求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有人说不是这样，文明总能战胜野蛮，自由总能战胜奴役……低熵状态下的稳定，是“稳定于非稳态”。这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要想不摔倒，骑车的人需要不断努力，不断往系统中输入能量才能做到。自由和文明要想长期维持下去，需要我们每个人不断努力，不断创新，社会不断进化才能做到，不是通过某种简单的方法一劳永逸就能实现的。创新和进化一旦停下来，自由和文明就会面临崩溃。这种状态或许不可靠，但这才是值得追求的。
其次是关于“整全性”的。我提出了一个“不可能三角”——自洽、包罗万象和符合现实，三者不可能同时成立。一个东西可能既自洽又符合现实，但是不包罗万象，科学理论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也可能既包罗万象又符合现实，但是不自洽，我们通常所说的“常识”和“经验”大体如此。一个东西还可能既自洽又包罗万象（也就是具有王怡所说的整全性），但是不符合现实，那就是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哲学属于哪种？没有一种哲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哲学并不包罗万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验主义本身也是无法用经验来证明的，理性主义的前提也是无法用理性来证明的，怀疑主义本身是不是值得怀疑呢？相对主义本身是不是相对的？卡尔·波普尔提到科学与批判理性主义的时候说，理性和科学的前提确实是无法用理性来证明的，但是我们也不用因此而选择非理性，我们仍然可以选择理性，同时对其保持批判性。这种态度或许不具有“整全性”，但在现实中是有意义的。皈依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走的却是另一条路：理性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找神来加持。其实这照样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的神也不是所有人都信。
总之，信仰宗教不一定是坏事，失去自我却肯定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