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享几年清福，中国“创一代”大佬们被逼回台前
大部分创一代和“企二代”们，都该学学王健林和王思聪。
一代们学学老王的豁达，二代们学学小王怎么享受生活。
前阵子，有媒体报道，老王终于想明白了，让小王退出接班人行列。
小王是解脱了，一众二代们却还水深火热。
1月5日，接连亏损的美特斯邦威发布公告，38岁的胡佳佳不再担任董事长、董事。
1月8日晚间，44岁的刘畅在新希望算了笔账，目前货币现金大概110亿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80~110亿元，应该够撑两年。
不到一周，天南海北的富二代们，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悲喜。
“新财富500富人榜”数据显示，50岁以上民营企业家占比为67%，这意味着近七成的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寻找接班人。当创一代们老去，出生于80年代的二代们行至台前，是新旧更替的一种必然趋势。
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二代们或是迟迟不愿接手，或是接手之后，原本辉煌的企业掉头向下，已有颓势的企业更是一蹶不振，家族帝国仿佛行至悬崖边缘。
扭转危局非二代们力所能及，四处漏风的烂摊子非老爹们不能力挽狂澜，本该享受退休，闲云野鹤的创一代们，不得已再次走向台前，硬生生被逼出人生第二春。
36岁的王思聪在海南三亚庆生
即便在富二代圈子里，王思聪也是被羡慕的对象。
当然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他有钱还自由。
21岁，他学成回国不久，随手报废一台30余万电脑的同时，从老爹手中接过5个亿“练练手”，“干不好就回万达上班”。
就是这5个亿，让王思聪成了刘畅羡慕的对象，因为：“他爸爸就给一个小目标然后让他自由的去折腾。”
相比之下，想当歌星或模特的刘畅，并不自由。
作为刘永好钦点的接班人，除了新希望，其他的都是歪门邪道。
2004年，新希望刚刚突破百亿营收大关，24岁的刘畅在春熙路上跑，董事长的位子在后面追。她在这里开了一家餐厅，后又从父亲手中借到100万，准备做时尚首饰生意。
巨贾之家的千金，做生意只拿得出区区100万，还找父亲打了借条。这也许是刘畅最接近普通人的一次。
相比前两位，胡佳佳算是大器晚成。
2011年，美特斯邦威迎来业绩巅峰，25岁的胡佳佳进入公司轮岗，直到30岁，她才正式接过权杖。
但她也不必焦虑，因为在另一个时空里，比她大五岁的马云，刚经历第二次创业失败，带人爬了最后一次长城后，郁郁回到杭州。
那时的阿里，还只是一家漏水公寓里的小作坊。直到2014年，阿里在纽交所上市，马云才终于成为上市公司董事长。
按照这个标准，马云用了15年，才和二代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其实又何止马云，当年的董明珠，不过是个围着孩子转的单亲妈妈；任正非还在一个小研究所当副所长；马化腾还只是润迅公司的一个被呼来喝去的小主管。
个中原因，用刘永好揶揄女儿的话来说，就是“她（与我最大的不同是）有一个有钱的老爸，我没有。”
含着金钥匙出生，从小养尊处优，没经历底层向上的浴血厮杀，没有过大浪淘沙式的权力斗争，在20~30岁的年纪操盘巨额资金，或是执掌如此巨大的商业帝国，能把握得住吗？
至少在刚开始，二代们都成绩斐然。
2013年，62岁的刘永好退居二线，33岁的刘畅，从刘永好手中接过权杖，成为集团上市平台新希望六和的联席董事长。
为了让年轻的董事长坐稳位子，刘永好一边再次请回陈春花，给刘畅上了三年经管私教课，一边以身作则，率先退位不说，还说服一众元老，纷纷退居二线，给足刘畅发挥空间。
这般温柔贴心的权力交割，让杉杉、双汇等深陷父子之争、权力内斗的企业羡慕不已。
那一年，由刘畅亲自选拔的一众年轻管理层纷纷上位，新希望顿时有了几分互联网大厂的气象。
2016年，有感于饲料的毛利太低，新希望决定养猪。
养猪的周期性相当明显，基本3-4年就会来一波。运气也好，实力也罢，刘畅进场的时机选得相当好。
2018年，受非洲猪瘟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猪肉价格大涨，养猪企业一时间风光无限。新希望决定大干快上，提出2020年出栏800万头，2022年出栏2500万头的目标，后来甚至还将这一目标调高至4000万头。
这个数字，比全国11省共计18家“国字号”猪企的“十四五”规划产能总和还要多200余万头。企业失去理性，追涨杀跌的时候，只会比散户们更加极端。
如此高的出栏目标，对产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为此，刘畅调来了地产板块的高管，加码建厂房。
一套操作给足了市场信心，一直到2020年，新希望涨至42元，总市值逼近2000亿元。
这是刘永好都不曾到达的高点，欣慰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把公司交给她(刘畅)的这几年，我省了好多事。以前是我带她，现在是她带我。”
和刘畅一样，胡佳佳也得到了父亲的力挺。
只是她面临的局面，比刘畅相差甚远：那时的美邦，正面临营收、净利双减、人才大量流失，甚至被森马赶超的困境。
2016年11月21日，周成建在微博上发文称：“我们的下一代一定比我们做得更好。”
为了让胡佳佳在董事长位置上坐得稳，美邦服饰还聘请了她的丈夫宋玮作为副总裁。
如此配置，无疑是想让胡佳佳安心施展，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相比起父女间的温情脉脉，王思聪刚回国那会，和王健林是摩擦不断。
无论是出生背景还是人生阅历，老王和小王都截然不同，前者信奉军人式的铁血和纪律，后者留学英国，脑子里是温斯顿公学、伦敦大学学院的那套贵族哲学。
自由的王思聪没有接父亲的班，但让5个亿的零花钱在几宗成功的投资案后翻了8倍。
那年，超越李嘉诚成为全球华人首富的王健林，在媒体面前“炫耀”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儿子。“靠谱”、“不错”成了对儿子投资业绩的形容，他开始擘画儿子接班的未来，甚至会拿儿子开涮：“董明珠告诉我，她办公室的年轻女孩不太关心我去，只是问思聪跟着来不来。她还劝我让我不要生气，我说我不生气。”
早期的光环褪去之后，二代们的真实水平，开始暴露在公众视野下。
2021年，猪周期转向，高举高打的恶果开始显现，新希望陷入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
这一亏，就停不下来，截至去年三季度，新希望已亏损近150亿元。
行业性的供过于求导致猪肉价格暴跌，加上宏观经济因素影响，新希望在持续亏损的同时，股价也一路俯冲，目前在8.9元左右，总市值仅剩不到400亿。
尽管刘畅出面担责，市场仍百思不得其解。毕竟如此重大的战略动作，必然要得到刘永好的幕后首肯。
刘永好，那是被市场和媒体赞为“穿越周期的男人”，新希望上市26年不曾亏损，因为他总能准确踩中每一个风口。
1996年，新希望参与并发起成立中国民生银行。2000年12月，民生银行登陆上交所，新希望是其第一大股东。
在国家严格限制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背景下，如此布局为新希望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综合《新财富》杂志及财报数据，以1999年新希望受让民生银行股权为起始时间点，截至2022年末，新希望投资成本不到20亿元，总收益却高达277.25亿元。
以此估算，从1999年至今，新希望的投资回报超过12倍。
这还只是小场面，能在地产下行周期屹立不倒，才是真本事。
2021年，新希望地产全国各地拿地金额高达336亿元，位居全国第六。
和所有激进扩张的房企一样，新希望有相似的负债结构和飞速增长的负债规模：
2022年，新希望长期借款规模飙升至275.28亿元，占负债总额的比重逼近30%，涨幅相较2013年高达8370.15%，负债总额也高达近930亿元。
诡异的是，即便债务缠身、地产下行，新希望地产仍是各家银行的座上宾。
甚至在众多房企融不到资的2022年，新希望地产仍能从交行、邮储、浦发在内的多家银行手中，拿到480亿的贷款额度。
如此人物，怎会踩中猪周期这一深坑？难不成真是英雄暮年？抑或是一个父亲对女儿决策的不遗余力的鼓励，掩盖了决策本身背后的巨大风险？
相比于刘永好若隐若现的身影，胡佳佳掌权的7年，始终被周成建的阴影笼罩。
那7年，美邦的主基调就是闭店、亏损，年营收从2017年的60亿，跌到2022年的14亿，合计亏损超过30亿元。近2年，美邦不断出售子公司，自有店铺及转让股份，企图自救。
作为掌舵人的胡佳佳却毫无存在感，因为周成建除了仍是美邦的实控人，也始终是媒体聚焦的对象。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板，最近一次露面，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采访里，分享了对企业经营的诸多教训和看法，身在幕后，却仿佛比经营者还通透。
至于万达，在王健林无数次地变卖手中的优质资产的同时，王思聪现身泰安，一时间接班消息甚嚣尘上。万达官方回应称，王思聪“一直忙于自己的事情，也基本不参与万达的业务”。低调和听话，也许就是王思聪在此次万达危机中最大的贡献。
在1月5日的另一则公告里，周成建被选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被外界视为正式回归的前奏。
1月10日，刘永好在一次活动中露面，强调新希望坚持不跑路，不躺平。
至于万达，在卖完万达电影之后，又卖掉了数座万达广场，老王手中的优质资产，已然所剩无几。
企业经营不善，难堪大用的二代们当然难辞其咎。
2014年，陶华碧退休，个人所持的老干妈股份转让给儿子，全身而退，开始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
结果大儿子投资深陷烂尾楼，二儿子篡改配方，以次充好，导致口味变化。
一番自作聪明的骚操作，让老干妈在2022贵州民营企业百强榜单中跌出前十不说，还信誉全失。
不是所有二代都继承了一代们的经管基因，强行将他们送上企业舵手的位置，只会加速企业凋零。
但客观来说，将所有责任推到二代身上，也有失公允。
二代们上台，代表着企业的故事进入新的章节。
就像每个新故事的开头那样，一个衰老的父亲，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商业帝国，和一个未经世事的，稚嫩孱弱的少主。
扶上马送一程，很有必要。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纵观全球，三星、LVMH这类大型企业，不但不会给继承人“扶上马”，还会让他经历血腥动荡的权力交割，这对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好比养蛊或是笼斗，一番惨烈厮杀，活到最后的必然是最强大、最坚韧的那个，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带领企业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商战厮杀中脱颖而出的资格。
至于“送一程”，表现的是父辈们对少主们的不放心。
这种不放心，导致他们要么给少主的决策蒙上一层名为父爱的柔光滤镜，客观风险和判断被置于次要位置。
要么就像周成建之于胡佳佳，自己在幕后亲自操刀，让二代们变成坐在位子上的吉祥物。
问题是，普遍60岁以上的一代们，早已过了身体机能的巅峰，无论是决策力还是反应力，真的还能适应快节奏的商业经营么？真的不会英雄迟暮么？
这么看来，王健林或是一个特例。
不单单是因为70岁的他，如今仍亲自奋斗在一线，为万达的危机镇场子。
更多的，是万达的，很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退路，他早已擘画好。
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王健林曾表示如果王思聪靠谱，交给他也无妨，但如果他“能力欠缺一点”，就交给职业经理人。
2016年，王健林再次表明态度，称尊重王思聪的选择，“职业经理人有储备团队。”
2022年，王思聪卸任万达董事，此后不久，就有媒体曝出，王健林似已下定决心，王思聪退出接班人行列。
能有此觉悟，实属不易。
职业经理人，这个流行于欧美和中国新兴企业，看似平常的企业管理制度，在中国早期的企业里，践行的也只有像王石王健林这样的少数“异类”。
以血缘关系作为资源和财富继承的纽带，奉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中式传承，往往不会让家族之外的人参与决策经营。
这在早期，牺牲的是“二代们”的主观梦想和意愿，到了继位时，便以牺牲整个企业业绩甚至前景为代价，给足“二代们”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这样的进步和成长，本就具备较大的不确定性，更何况还处于一个如此艰难的外部时段。
全球经济面临较大的复苏阻力，国际供应链多处阻滞，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国内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
留给二代们成长的时间和空间相当有限，企业的下一次危机，估计还得靠一代们用苍老的身躯化解。
但这又能坚持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