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能为美国带来什么惊喜？
说这件事显得有失敬意，75年前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成为美国总统时，人们对他的期望非常之低。他曾“只是”密苏里州一家男装店店主。他还是最后一位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总统。在接替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齐名的20世纪风云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成为美国总统后，势利之辈视之为“狗尾续貂”。
结果，杜鲁门塑造了20世纪后半叶。北约(NATO)是他的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核时代开启也有他的功劳。也许他那副普通人的温和外表之下始终潜藏着拿破仑式的指挥天赋，但更有可能的是，1945年的世界恰好处于一个最可塑的时期。形势比个人更重要。
乔•拜登(Joe Biden)应该如饥似渴地好好研究杜鲁门的故事。一位总统影响力最大的时候，莫过于一场国际危机后的时期。在动荡的世界时局中，他不需要是一位人人皆知的伟大人物就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这位不曾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民主党人在11月大选中击败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他将拥有一个塑造全球、塑造时代的机会。
获胜者可以为一代人总结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教训。它是外部世界的固有危险，还是说这个世界中不可缺少合作？在美中关系将变僵（从而导致全球分裂）、还是只保持相互警惕的问题上，他将拥有同样大的话语权。甚至通过他的言辞，他将选择如今在美国人民心中涌动的两种情绪之一进行鼓励：对开放的恐惧，还是对旅行和贸易恢复常态的被压抑的渴望。正如1945年的总统之职比1960年的总统之职更具价值一样（前一任总统做出的决定会束缚后一任总统），2021年的政策将为未来几届政府定下基调。
因此，拜登是全球主义者最后的希望，也是他们能寄予最大希望的人。在一场至关重要的大选中，他们拥有一位会在上述所有关键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路线的候选人。不管是川普，还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甚至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都不会这样。后面两位曾与拜登竞争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们称不上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是保护主义者，绝不像他那样热衷于多边机构。
看起来也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能接过火炬。最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久将卸任德国总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朝气和活力掩饰了他的保护主义倾向，即便他的保护主义涵盖的是欧洲，而不是仅限于法国。英国有一个奉行狭隘爱国主义的政府。而美国虽然自1945年（当时美国的产出占全球三分之一）以来相对实力有所减弱，但除了它也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够决定全球化的存亡。
拜登是唯一的主角，但有胜于无。没错，正如桑德斯的忠实支持者坚称的那样，拜登是一个极为枯燥无味的候选人，演讲既冗长又没有内容，简直能让狂躁的马安静下来。选择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是民主党人为保险起见的做法。但对全球主义者来说，这个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对他们不利的大事，诸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民粹主义抬头和冠状病毒大流行，假如拜登上任，他们应该把这看作是一个喘息之机。
而民族主义者不应想当然地认为，这样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政客掀不起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波澜。这种错误以前也犯过。
1945年以后美国支持自由世界绝非必然：公众的呼声是要求军人复员。苏联解体后，美国也并非注定要领导一个自由主义体系：主张半孤立主义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1992年获得了很大比例的普选票。最终起作用的是初期的决策。做出这些决策的正是一些看起来像拜登一样的平庸之辈。老布什(George HW Bush)是一名“公司人”（这里的公司即联邦政府），担任总统前的64年他没发过多少高见。一场外部冲击发生后，他让世界走上了一条道路，他之后的几位继任者也只能沿着这条路走。天生更加活力四射的总统们给历史留下的烙印要浅显得多。形势很重要。
拜登也可能有这样的造化。这场大流行病不是冷战，更非一场热战，但它是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破坏性事件。明年1月，如果疫情已经度过最糟糕的时期，世界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美国在早期做出的决定，将决定世界走哪个方向。因此，拜登计划要做的事不应停留在单纯的“治疗”上——祛除美国的“川普主义”，补偿受到伤害的盟友——还要富于创造性地构造一个“后疫情”世界。或许，指望一位平凡的领导人让地球变成全球主义的安全之地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