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描淡写李文亮事件 北京背后的真实算盘
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病毒逝世后一个多月，中国国家监委会持续数周的对他当初遭警方“训诫”一事的调查终于有了下文。然而，“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舆论对堂堂国监委轻微处置小小派出所，且支支吾吾，嫁祸“敌对势力”的态度颇觉奇怪。
诡异的调查组负责人答问
这场调查原本很勉强，要不是李文亮不幸逝世，在全中国激起一股巨大的声讨当局禁止言论自由的声浪，舆情汹涌，冲破网禁，直指高层，北京会紧急下令去调查一个“小小的传谣事件”？
中国国家监委会牵头主持调查，然而这个终于出炉的名为《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一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尽可能大事化小， 避重就轻，把矛头对准“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既没有提到任何一名对李文亮下令及执行约谈、训诫的人员姓名，涉及的单位也仅仅是约谈李文亮的武汉市中南路派出所。处理结果仅仅是：调查组建议对出具训诫书的中南路派出所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撤销训诫书，并向家属郑重道歉等等。
即便如此轻描淡写，中国国家监委会还以“调查组负责人答问”形式，一方面淡化李文亮的“吹哨人”形象，一方面猛批“敌对势力”。监委会称，李文亮是共产党员，不是“反体制人物”。一些敌对势力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给李文亮贴上“对抗体制的英雄”、“觉醒者”等标签，完全不符合事实。“那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想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挑动社会情绪，注定不会得逞”。对李文亮本人，也不忘捎上一笔：“李文亮当时‘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但他未核实就转发的信息’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
有人指出，撤销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而没有撤销对其他七位医生的训诫书，无疑是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李文亮医生只是一个特例，是因舆情汹涌而被迫调查的特例。如此而已。其他任何人仍然不许“乱说乱动”。这一处理绝不意味着会带来一丝言论自由的局面。
对李文亮事件如此处理，引发许多不满，北京学者荣剑表示： “李文亮医生之死，惊天地泣鬼神，生前因吹哨而被警察训诫，引发人神共愤，如此调查处理，轻描淡写，夫复何言？”
李文亮事件之所以重大，在于他的同事，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12月底把一份查明武汉肺炎的报告照片向同事寄去后，当天傍晚李文亮陆续在微信群中转发4条包括“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等信息。就这样，整个武汉医生圈得知了疫情人传人的真相。
轻描淡写李文亮事件北京为抗疫早期隐瞒信息推卸责任铺路
李文亮等八位医生就这样在12月30日被以“传谣”的名义遭到公安局审查“训诫”，而艾芬医生虽然没有遭到警方的“优待”，却被医院领导叫去训斥，指责她破坏了武汉军运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就这样，医生们向外界预警的努力被当局封锁了。李文亮等医生遭警方打压的新闻更是被中国央视、新华社等党媒反复播报，以示警告。
从后来《人物》《财新》《财经》等杂志的追踪报道显示，李文亮事件是官方隐瞒疫情，首先堵住医护人员嘴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武汉卫健委下令医生不得向外界告知任何有关疫情的消息，李文亮、艾芬所在的中心医院更是不允许医生把保护服穿在外面，害怕被人发觉情况有异，引发恐慌，“破坏大好形势”，医生们被禁言后，医疗机构及科研机构测试的标本，有关武汉疫情的医疗分析等技术资料都成为保密范围，《财新》报道显示，中国卫健委内部下达了不得向外界通报信息的禁令。
从武汉到湖北，再到北京，就这样在疫情最初爆发时，形成了一道封锁武汉疫情的铁链。直到武汉疫情失控，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才有所表态。武汉才在1月23号封城，至今尚未解围。李文亮事件是一个真相与谎言博弈的事件，这一事件向全世界披露了一个重大的情况，就是中国当局在武汉疫情12月份全面爆发的时候，隐瞒了真相，耽误了中国应对疫情的宝贵时机。由于外界缺乏准确信息，世界卫生组织一味听信中国政府的“可控可防”，对随后的全球应对防控也造成重大耽误。疫情最终从武汉蔓延全中国，给中国的生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随后，这一病毒蔓延到了全世界，如今还在严重地伤害。
如果这场危机没有李文亮这样的吹哨人，如果没有像李文亮一样的无名者，在12月30日把武汉卫健委内部文件《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偷偷传到网上，武汉疫情可能还不知道会被隐瞒到什么程度。
因此，推卸当初隐瞒疫情的责任对当局更加重要，尤其在美国一再谴责中国不透明，指中国耽误了世界两个月抗疫的时间的时候，推卸新冠疫情蔓延的责任就更加显得急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