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典禁止军人干政与军人不得执行非法命令---《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七之五)
高胜寒 著
年仅二十八岁美国军事检察官奥布里.丹尼尔，站在六位美国军事法庭陪审团面前，义正词严的继续控诉威廉.卡利说：
“这意味着夺取一个人的生命，特定的杀人意图与特定的做其他事情的意图相反。他们会死，而他故意让他们死。被告威廉.卡利中尉知道，当他向那条沟渠开枪时，那些人就会死，被告威廉.卡利中尉实际上正在杀死他们。请看看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的证词。没有证据表明他当时处于妄想状态，没有证据表明他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他知道那天他在那里，他能够告诉你这一点，他能够认出自己的人，他能够告诉你他们的名字，他能够认出他们在做什么，他能够给你一个估计，直升机离地十五英尺，他在五英尺处跳出，他能够认识到下属关系以及他的部下与他自己的关系，以及他自己与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的关系。
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可以接听和传送电话，他可以向他的手下传递信息，那天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行进方向，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能够与他人沟通、进行对话，他安排了他的人，你记得他作证说他正在安置机枪，并指示米切尔中士安置机枪。这是一次战术行动。他意识到该地区有直升机，他认出有一个人被带到他面前接受审讯，他能够依靠越南语训练，他依靠的是他的训练。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的心理过程有什么问题吗？正如政府证人的精神病学证词所表明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压力可以使人做出更有效的反应，但是这种情况并发生在这里。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作证说，那天他在那里时，他正在考虑 : 我的人员的后勤工作，投掷或捡起火力，冲入空旷的地方，压住我的人员，检查掩体，保持移动，手边保留预先计划的炮兵图。我正在使用两台无线电，即空对地推进。
君子们，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正在考虑所有这些事情，他们很复杂，在有关日期他的思维与正常人一样运作这一事实，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些事实是否表明有人被迷惑了吗？这表明他正在思考，如果他能思考所有这些事情，他就有能力形成这样的态度：当他扣动武器的扳机时，他就打算要杀死对着他开枪的人。有趣的是，当保罗.米德洛在此案中作证时，威廉.卡利的辩护律师乔治.拉蒂默先生盘问他 :‘威廉.卡利中尉那天没有胡言乱语，是吗？他没有表现得很疯狂吗？’保罗.米德洛回答说 :‘没有。’丹尼斯.孔蒂也曾在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手下任职，并且在这次行动之前的四到五个月里，每天都见到他，他作证说威廉.卡利中尉看起来很平静，似乎没有感到不安，就像这是一次行动一样，都是日常的事情。
除了这些证据之外，法院还允许我们向你提供证据，表明在这次行动的几周前，一名越南男子被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抓获，并审讯了二十多分钟。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在审讯期间殴打了该男子，并在审讯结束时，亲自开枪射杀了他。在判断被告人杀人前，是否具有形成杀人意图的精神能力时，也可以考虑这一点。君子们，在事实上，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对南北小道和沟渠上的人们，有预谋的证据是压倒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他开始射击以及发出命令时的意图是什么。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打算让那些人死，并且在他杀死他们之前，或者命令他的手下杀死他们之前，他就已经形成了这个残暴的意图。
这就是法律要求我们证明的，这就是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是属实的指控。我们在本案中已经清楚地表明，所有事实都表明，就所有细节而言，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的行为是有预谋的。因此，我可以对你们说，在确定了所有这些犯罪行为都有预谋的事实之后，所包括的较轻的犯罪行为就不存在问题了。里德.肯尼迪法官还将指示你另一种可能的、较轻包含的罪行是故意杀人罪。政府再次指出我们有预谋。你没有必要考虑故意杀人罪。如果一个人因充分的挑衅而突然情绪激动，则法律承认，一个人可能会被环境激怒，以至于在他有时间控制自己之前可能会杀人。
再次，这是一种自发的反应，就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而言，事实否定了自发行动，那些与被告在一起的人的描述是，他很平静，他的行为就像每隔一天发生的那样，即这些杀戮发生的时间段，挑衅的行为不存在。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自己的证词，并没有反映出他处于愤怒之中，他的头脑被愤怒所迷惑，也没有反映出他自发地采取了行动。说明他在思考，可见他是有预谋的。如果我们已经毫无合理怀疑地表明了预谋，那么就没有理由得出与事实所表明的任何其他心态不同的调查结果。
我们还必须确定这些罪行中的每一项，都是在没有正当理由或借口的情况下非法实施的。在这方面，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虽然否认他实际上犯下了我们在审判中在具体一中所指控的行为，但事实上他试图根据他正在履行职责的理论，来证明他当天的所有行为是正当的， 他正在执行命令，这是他从连长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那里收到的命令。君子们，这是一次战斗行动，军事法官里德.肯尼迪已经告诉您们，战争行为并非完全不受法律管辖，各国包括这个国家，都已同意签订条约，试图维持适用于某些国家的某些基本人道主义原则对待战争的进行。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做法涉及到何时可以将人的生命，合理地视为战争行为的情况和法律。在战斗中杀死武装敌人当然是正当的战争行为。迎战、接近并消灭敌人是士兵的使命。然而，法律试图保护那些非战斗人员，即使是那些可能实际上参与过战争的人，一旦投降了，他们有权受到人道对待， 他们有权不被立即处决。
任何的美国军事法官都会指示你，根据法律，无论忠诚度、政治观点或之前的行为如何，人们一旦被俘就有权被视为囚犯，直到他们被释放、监禁或处决，但只能按照主管当局，根据法律和既定程序对被拘留或被俘的个人作出判决。君子们，就像本案中被告所经历的那样，一场审判就可以确定这些人有罪或无罪。任何美国军事法官都会指示你，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即决处决是被禁止的。作为法律问题，根据我们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美莱村居民可能在3 月 16 日之前的某个时间，向越共或北越军队提供的任何敌对行为或任何支持，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即决处决是合理的。即使是敌方武装部队当天犯下的敌对行为，如果这些人放下武器、举起武器并向美军投降，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们的即决处决也是合理的。
从法律上讲，如果在我们军队的有效监管和控制下，在美莱村杀害了不抵抗的人，那么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任何杀害这些人的命令都将是无效的。从法律上来说， 这是一项非法命令。在我们的案件中，我们没有提供有关这次行动的命令的任何证据。我们想向您介绍有关这些死亡的事实，我们想向你们展示，向你们展示，向你们清楚地展示，在美莱村被杀的人手无寸铁，没有抵抗，并且在有关日期没有对被告进行抵抗，他们是被立即处决的。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您个人对此法律有什么看法，你已宣誓在本案中适用的法律，也没有任何规定。
从法律上讲，士兵的服从不是机器人的服从。当他穿上美国军人制服时，他仍然有义务思考、推理，他有义务不是作为一台机器，而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合理的人，适当尊重人类的生命，以有义务做出合符基本道德标准的决定，有义务知道在他所面临的情况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可以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在本案中，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实际上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来实施他 1968 年 3 月 16 日在越南美莱村所做的勾当。他一开始就不能依赖命令，因为没有命令他将所有这些行为集中起来，不论 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并立即处决他们。
是的，接到命令要在美莱村与越共第48营遭遇并交战，我们向你提交了有关本次行动的行动前计划的所有证据。你听说过这次行动的任务是与预计在那里的敌方武装部队会面并交战，该命令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这是否表明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即决处决？您会认为这是3月15日发布的命令吗？ 因此，我对你们说，证据清楚地表明，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不能依赖 1968 年 3 月 15 日的任何情况通报中，发出的任何命令来证明其行为合理，因为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被告也不能相信行动当天向他下达的命令。
被告人威廉.卡利中尉作证说，他收到了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的命令，要浪费被拘留的这群越南人，君子们，他独自证明了这一事实。因此，君子们，这些行为在法律上是不合理的，被告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指示，要求他立即处决南北小道上的人民，那条灌溉沟里的七十多人，那个灌溉沟里的白衣出家人男子，或者那个孩子。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假设他有。假设他于 3 月 16 日接到命令，要在美莱村消灭手无寸铁、不抵抗的人们。军事法官会告诉你，如果被告知道该命令是非法的，那么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他行为的理由。如果一个人遵守这样的命令，一个人就已经采取了与发布该命令的人相同的犯罪意图。该命令并未免除您的责任。只有两个人有罪，而不是一个。责任是共同的，当他接受并遵循非法命令时，他就加入了同样的犯罪目的。他就是与下达命令的人有同样的犯罪意图。
君子们，理性的人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你代表了法律下的理性人，理性的人负责了解在特定情况下适用的法律。毫无疑问，理智的人会知道并且应该知道，在 1968 年 3 月 16 日他所处的情况下，任何命令在那条南北小路上聚集三十多人，并立即处决这些人是非法的，也是没有道理的。一个理智的人都会知道，把七十多人像一群牛一样---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放进那条灌溉沟里是违法的。一个有理智的人不仅会知道这一点，他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不能依靠任何命令来实施这种行为，从而免除自己对该行为的刑事责任。君子们，这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根据法律或本案的事实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地确定了我们所指控的每一项罪行的每一个要素，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些行为是不合理的，没有任何借口，我们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责任，现在你们有责任对本案作出唯一适当的判决、惩罚和裁决，即做出所有指控和具体情况的有罪结论！“
在美国军事法庭取得胜利后的庆功宴上，同僚们请他发表对案件的观点，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奥布里.丹尼尔是这样总结他的看法 :“只要是牵涉到了那么多人的生命，没有人会是赢家。”
威廉.卡利的辩护律师乔治.拉蒂默并非等闲之辈。他于1900年11月28日在犹他州德雷珀(Draper)出生，在犹他州公立学校完成小、中学教育，1924年在犹他州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在盐湖城为执业律师，1925年参加犹他州国民军，二战时积功升为美国陆军步兵第40师参谋长，战后继续在犹他州国民军服务，积功晋升为犹他州国民军准将。1946年，乔治.拉蒂默当选为十年期的犹他州最高法院大法官，1951年，美国国会设立美国军事法院，设定三位军事法官，乔治.拉蒂默接受哈里.杜鲁门总统提名，出任三位之一的美国陆军军事法官，所以他也是美国司法史上首批的美国军事法官。
1965年出任犹他州赦免委员会(Utah State Board of Pardons)主席，但他没有投同意赦免威廉.卡利的票，因为他认为必须尊重和服从军事陪审团和军事法庭的裁决。利用犹他州赦免委员会的特殊权利来洗脱威廉.卡利的罪名，没有法理上的问题，但是会面临司法伦理和社会公义的严峻挑战局面。威廉.卡利被裁决罪名成立后，乔治.拉蒂默紧咬案件不妥协，继续上诉。1971年，他通过军事法庭，附加三十条审判不公正的法理和证据，入禀乔治亚中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要求人身保护令，主要法理和证据有十：
第一：舆论审判导致司法审判不公正；
第二：美国国会拒绝公布美莱村事件调查报告；
第三：有关证人拒绝服从美国军事出庭作证传票；
第四：刑事起诉威廉.卡利证据不足；
第五：介入美莱村事件的军人有一百五十余人，但是在舆论压力下，美国军事法庭才在1970年9月4日刑事起诉了查尔斯.穆特中士(Charles Kennth Mutte)和肯尼思.席尔下士(Kenneth Schiel)；
第六：陆军军事审查法院的判决有误；
第七：证据没有排除合理怀疑而确定卡利有罪；
第八：主审法官犯了错误，没有告知法庭成员有必要发现与谋杀指控有关的恶意预先考虑法理的存在；
第九：美国军事法庭起诉了最具争议的下达屠杀命令发布者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与及参与屠杀的另外二十四位美军，但在1971年8月1日，全部罪名因证据不足而不成立；
第十：美国军事法庭起诉了二等兵马克斯.哈德森(Max Hudson)和查尔斯.赫托(Charles Hutto)，无疾而终。
1974年2月27日，美国联邦三款法官詹姆斯.埃利奥特签批人身保护令动议，立即释放了威廉.卡利，全面恢复了他的自由。美国陆军司法部将詹姆斯.埃利奥特的裁决，上诉至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由于案件的敏感性，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院长下令，召开十三位法官全体坐堂联审，1975年9月10日，美国第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8票同意5票反对的结果，裁决詹姆斯.埃利奥特败诉，撤销他释放威廉.卡利的裁决，威廉.卡利的律师乔治.拉蒂默，将案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但在1976年4月5日被拒绝立案。按照美国司法惯例，凡是被美国最高法院拒绝接受的案子，则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为最终定谳。
根据美国陆军法典规定，被判刑的军人，在服役超过三分之一刑期后就有权假释，而威廉.卡利已经服刑三年四个月，距离法定假释期只剩十天，在铺天盖地的舆论抨击声中，在第二次重新审判不可能有公平审判的环境压力下，美国陆军司法部决定尽快息事宁人，不再继续关押威廉.卡利，任由他提前出狱。
詹姆斯.埃利奥特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1月23日，为了买美国联邦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Herman Talmadge)的面子而提的名，1962年2月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提名，1962年2月17日接到美国国务院颁发的美国联邦三款法官委任状。赫尔曼.塔尔梅奇和他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团伙，是约翰.肯尼迪在乔治亚州竞选总统的主力啦啦队。
在美国司法史上，爱好抽雪茄的詹姆斯.埃利奥特是一位臭名昭彰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一位坚定的种族隔离拥护者，直呼非洲裔美国人为“黑鬼”者。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法官资历，在当选为乔治亚州议员时，充当了当时是州长的赫尔曼.塔尔梅奇打手角色。捞到了美国联邦三款法官后，越发嚣张狂妄，每次审理种族歧视和民权案件时，这位准三k党所谓三款法官的话语，和原告律师的法理辩论，远比侵权被告还要来的多。
詹姆斯.埃利奥特上台第一年，就悍然拒绝了马丁·路德·金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Albany)领导的民权示威活动申请执照，被美国联邦第五巡回法院推翻裁决后，居然自我解嘲说 :“我只是保护大家免受暴乱的伤害而已。”金马丁·路德·金的传记作家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直接批评詹姆斯.埃利奥特?“是一位彻头彻尾而尖锐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可谓持平公论。
种族歧视意识已经深植到灵魂的威廉.卡利，当他的人身保护令动议入禀到詹姆斯.埃利奥特手里时，还未开庭，屠夫威廉.卡利的春天即将到来的论调，已经传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公居然活了九十六岁才闭上他的眼睛，也算是奇迹了。屠杀了五百余名越南无辜老百姓的威廉.卡利之得到自由，不是乔治.拉蒂默的法理胜利，而是美国精神的堕落，美国价值的败坏和现代文明蒙羞的苦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