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尔茨访华：肃杀境况下的和煦阳光

（2024年4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再次访华。我仍然是旧文的观点，认为接触和对话是必要且有益的。不仅经济问题，即便出于民主人权，也应该更多接触而非“脱钩”）

   2022年11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籍总理朔尔茨率领庞大的政商代表团赴华访问，并得到中方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朔尔茨也成为中共二十大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世界大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

   朔尔茨在11个小时的短暂访问期间，与中方就中德经贸问题、中国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国际局势尤其俄乌冲突问题等进行了交流并向外界公开，表达了德国政府及朔尔茨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立场和意见。

    对于朔尔茨的访华，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同的评论，中国两岸三地的群体和个人，更是因不同身份和立场有着迥异的反应。中国大陆官方高度评价了朔尔茨访华，认为这有利于中德、中欧的经贸交流，让双方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而欧盟各国及欧盟中央也对此予以积极评价。

    但也有激烈批评的声音。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对于中共及中国有敌视心态或起码保持警惕的政治势力，一直致力于欧美与中国“脱钩”，自然反对朔尔茨对华积极接触。另有一些势力不赞同“脱钩”，但认为应高度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尤其香港和新疆的人权议题，反对朔尔茨的“妥协”。

   而台湾方面、居于海外的大陆和香港政治反对派人士，则普遍激烈批评朔尔茨的访华，认为这是对中共的绥靖，会助长中国大陆“专制极权统治”和侵害人权的行为、导致香港和新疆人权继续恶化、台湾更受大陆霸凌和威胁。他们甚至将朔尔茨访华比作二战前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妥协退让，并对朔尔茨乃至社民党政府大加挞伐。在他们看来，只有完全与中国“脱钩”，切断各种经贸、外交、政治往来，并且全力制裁中国、援助台湾，乃至与日韩印等各国打造反华包围网，才是最佳对华措施。

    显然，起码在涉及中国问题的舆论圈子中，反对、讥讽、唱衰朔尔茨访华的声音更加响亮刺耳，而赞誉的声音相对单薄和乏力。这很大程度在于中国大陆在国际舆论与文宣方面的弱势与陈旧，而非事情本身的曲直所决定。

    首先，无论是出于德国国家利益，还是欧洲、亚太及世界利益，德国都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及密切往来。当今的世界，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各国尤其各大经济体是相互依存的。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是全球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欧美是否应该与中国“脱钩”、是否实行“脱钩”，现实中都不可能真正“脱钩”。

   《经济学人》曾在特朗普时期“中美贸易战”时刊登了一副漫画，画中中美两国都在向对方喊话，以与对方脱离关系为要挟逼迫对方让步，但双方两条龙一般的身体却越缠越紧。这生动的描绘了中美两国经济社会联系、人员交流的紧密与难以切断。虽然具体说来，一些领域的确有冻结关系、停止交流的情况，但整体上是无法“脱钩”的。而相对中美关系的紧张，相对和缓的中欧、中德关系，就更不可能断绝了。

   何况，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的外交当然要以本国利益为优先，兼顾欧洲利益与世界利益，而不可能为了一些相对次要的或他者的关切，而放弃对主要的自身的利益的维护。在俄乌战争打击德国经济和能源供应，国家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德国当然需要首先考虑当前国家的危机，而非其他并不紧急的问题和域外事务。

    第二，对于人权问题，无论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还是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接触、对话、合作，都比切断往来、严辞谴责、全面对抗要更利于解决问题，更能够改善人权。

    关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欧美发达国家无论出于本国利益，还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责任心，的确有必要积极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及政治运作，促进中国的民主法治、民权进步、民生改善。

   而具体的促进方式，无论是人权对话，还是将经贸与人权挂钩，以及引导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接受普世价值，都要建立在与中国现政府接触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相对于改开之前的民权民生有颇大改善，科教文卫事业大有进展，就是得益于和世界互相拥抱。“欧风美雨”的思想文化浸染、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外人员交流的频密（尤其大量中国青年学生的留学与归来），都让中国和中国人民受益匪浅。在物质丰富、文教兴盛、国民素质得到提高的基础上，才能萌发更普遍的人权觉醒，以及对民主法治的向往和追求。这样基础上的民主才更稳健、自由才更有序。这也正是以克林顿政府为代表的“拥抱熊猫派”选择对华友好合作的逻辑和根源。

   虽然数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颇有波折，民主法治命运多舛，近年来中国政治也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变化。但即便如此，国际社会与中共领导的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合作，无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还是对于世界，都是利远大于弊的。即便近年中国政治方面的一些情形令人担忧，但这恰恰更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欧美发达国家增加对华接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参与，避免中国走向封闭和孤立乃至战争冒险，让中国不至于脱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阳光大道。

   而对于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本质上也是如此。简单的封锁制裁，不可能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有太多实质性影响，以敌对态度批判相关人权问题，也换不来相关地区和人群的人权改善。相反，如果能够通过外交接触，并将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存废缓急与人权问题挂钩，兼用多种手段，起码可以缓解一些人权危机，改善处于不利境地群体和个人的处境，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铺设路径。

   以接触、对话、合作等方式解决中国人权问题，不仅是最有利的，也是现实中最可行的。许多鼓吹颠覆中国现政权的，无论是非如何，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行，或代价极大而令各方望而却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承认中共对中国的治权前提下，想方设法抑制中国人权危机的加剧和蔓延，徐图改善，是“最不差的选择”。

   第三，关于台海局势和其他国际争端与冲突，以及各种世界性议题，同样需要中国大陆的参与，且需尊重和理解其利益与关切。

   俄乌战争中俄方的连续失败，鼓舞了许多台湾人和其他支持自由民主人士的信心，认为可以在台湾海峡击败大陆的军事“入侵”。但他们忽视了俄乌战争已带来巨大伤亡，且迄今未有结束，这已经让乌克兰受到巨大损害，许多军民死亡和伤残，俄罗斯也有许多被迫参战的军人及平民死去。显然，战争并非益事，和平最为可贵。对台海问题而言，还是要避免战争，而非故意火上浇油、制造不必要的冲突。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欧美在已经陷入俄乌战争的情况下，是否还有足够力量支持台湾，显然是未知数。

    从法理上讲，台湾并非国际普遍承认的国家，中国大陆及大陆政权当然有权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介入并支持其中一方，并不合适。即便出于“捍卫民主”的价值观，也不应过于侵害主权至上的现代通行国际准则。对于台湾来说，保持和平也十分重要，如果开战即便台湾和美国等支持方胜利，两岸包括台湾方面也会生灵涂炭、经济民生也将受到巨大破坏。这样的悲剧结果，是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免的。朔尔茨的访问和对话，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几年来两岸的紧张局势，让台海继续保持和平。

   而俄乌战争的久拖不决、对欧洲及世界的伤害，也需要中国有所作为，起码不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以早日实现和平。这也需要与中国对话和合作。本次访问中朔尔茨得到中方反对在俄乌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声明，就是一个重大胜利（虽然象征大于实际）。

   而新冠疫情尚未完全结束，气候危机的危害越发明显，全球恐怖主义、贫困、跨国犯罪等问题也都很严重。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参与。

   基于以上原因，朔尔茨访华及其作为，无论从对德国、欧洲、中国、世界的现实利益，还是中国的人权改善、香港和新疆人权危机的缓解，台海的和平，以及其他需中国参与的国际事务的解决，都是明显有利的。

   最近数年，无论中国大陆还是世界局势，都不能令人乐观。冷战结束后至21世纪初，全球化高歌猛进、世界民主和人权快速进步；中国经济也高速发展、制度改革和公民启蒙有所成就、社会舆论相对宽松。而最近数年，世界保守民粹泛起、孤立主义回潮、各国强人政治和极端主义政策横行；中国的各项改革皆停滞不前、经济乏力、言论收紧，舆论风气恶劣极端，可谓一片肃杀。而最近过激的封城隔离措施，在中国更是造成了许多痛苦和悲剧，中国日趋封闭、国人孤立无援。

   在这样的情况下，朔尔茨的访华为处于困境的中国带来许多希望与温暖。德国作为经济和制造业强国，本次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带来大量订单，对于刺激疫后的中国经济颇有帮助。而其答应向中国外籍人员提供德国研制的BioNTECH疫苗，并准备逐步让中国国民也获取和接种，也有利于中国的防疫和国民健康。对德国而言，向中国出口飞机和疫苗等高附加值产品，也让本国处于困境的经济得到改善。

     而朔尔茨在与习近平、李克强会见中明确提出并强调的人权关切，也不是停留在口头，而是与中德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外交友好有着潜在的挂钩。中方既然收到朔尔茨访华的“大礼”，当然也会在相关问题上有些作为，起码不至于让情况恶化。自1999年起，中德两国就开始进行长期的人权对话，对中国人权的改善起到重大作用。朔尔茨的本次访华，也是人权对话的延续和拓展。

   而对于香港、新疆问题，朔尔茨的关切或许难以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国际社会能够增加一个与中国就这两个地区及民众人权问题的观察、对话、参与路径，显然胜于强硬敌对却无所作为的方式。台湾问题同样如此，火上浇油不如居中调和。假设站在中国大陆之外的立场看，即便对话和调和失败，对各方也并没有损失，也不会让港疆藏问题更加恶化。

    而在气候危机越发严重，中国和德国均发生因气候变暖引发的剧烈洪灾和极端高温灾害的情形下，朔尔茨政府更需要与中国合作对抗气候危机，促使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履行“碳中和”的承诺，保护两国人民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

     因此，朔尔茨政府及此前默克尔政府（乃至更早的施罗德政府）对华亲近和合作的政策，虽备受批评，却是最有利于改善中国人权、缓解港疆台问题的。

    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大国、“一超多强”格局下的重要一极，也有着悠久而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从古至今都为世界的物质繁荣与精神进步起到巨大促进作用。而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饱经磨难，遭受数次残酷的外敌入侵和内部破坏，不仅让中国人民受创，也是世界的大不幸。因此，中华民族值得尊重，中国人民堪得同情，世界各国都有责任帮助中国的人权改善与民族复兴，中国的继续和平崛起也利于世界文明。

    德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创伤，无论是被纳粹主导，还是被美苏分割，都受害颇深（当然一定程度也是加害者）。所幸，德国战后的反思也极为深入，德国人民充分领会到了战争、暴力、以邻为壑、践踏人权的恶果，也深刻认识到了和平、合作、发扬人权、尊重多元的可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认知基础上，德国积极与法国和解、创建欧共体，促成欧洲联合；承认纳粹罪恶历史、对犹太人积极赔偿、追责战犯罪犯、订立法律严禁否认历史和美化纳粹、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并提倡多元族群与文化；新世纪敞开怀抱接纳数百万难民，将尊重多元和保护人权落实。而两德的分离与统一，也让德国人明白民族情感的血浓于水、同音同文的心灵相通，是不能也不应因制度差异而抹除的。

   推己及人，德国自然对辉煌伟大又多灾多难的中国颇有同情，对在二战中被纳粹盟国日本蹂躏而有所不安。而且德国在二战期间和之后遭受和接受了巨大惩罚，也通过自我革新清除纳粹余孽、补偿受害各方（犹太人、波兰人、希腊人、吉普赛人等），以及通过立法、发表国家宣言、领导人演讲等方式明确对纳粹之恶盖棺定论和不断批判，实现民族救赎与重生。而日本则是千方百计逃避历史罪行，不仅战争中绝大多数作恶者未受惩罚（只有极少量日人被定为战犯和被处决），且某种程度反而因侵略战争受益，战后利用冷战、依靠美国，让经济高速发展。几乎全民族一致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国民，数十年来过着全世界几乎最为富裕舒适安全的生活，这对受难的各国尤其中国、韩国、朝鲜人民何其不公。而如今日本从官方到民间还普遍粉饰历史罪行、以纪念烈士方式对待侵略战争中死亡的日军，部分人甚至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政治人物还时常拿纳粹德国对比中国威胁，毫不顾忌也不提及自己也和纳粹同盟作恶，丝毫不知羞耻。这些当然让知史明理的德国人愤怒。

    不像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回避、粉饰、美化的日本，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反思与批判是深入骨髓，令大多数德国人都拥有充分同理心的。无论是相对强调发扬基督教博爱传统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还是更重视多元包容、倾向革新的社会民主党，对华政策虽主要是利益考量，但也都真心关切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对创造了辉煌灿烂文明、坚韧顽强生存，却总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有着真诚的敬意与真挚的同情。

   经历剧烈现实洗礼和深彻思想反思的德国政治家和人民也明白，敌视和制裁中国，只会如凛冽寒风般让中国裹紧闭关锁国的布衾；只有让接触与合作的和煦阳光洒下，让法治与人权涓滴般渗入，中国才会有更多自由民主。如在俄罗斯问题上，德国许多政治人物如默克尔表现出的被认为“亲俄”立场（实际上当然不是绥靖和谄媚式的“亲俄”），其实就是出于理性与人道做出的最佳选择。在对华问题上的决策，自然是基于相似的价值动因和现实考量。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满清政府和中国民众曾残酷杀害约200名西方国家的教士与修女，但西方许多国家在要求严惩主要作恶者和获得赔款同时，在战后又“以德报怨”，利用赔款在中国兴建大学、资助中国青年乃至儿童赴外留学，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愚昧落后的境况，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和政治革命成功。此后的中国虽历经动荡，但也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出力甚多，与美苏英荷等国共抗残暴日军（甚至纳粹德国都曾出于利益和同情援助中国国民政府），中国的抗战成为国际合作反抗霸权入侵和人权侵害的典范。再后来中国与西方因种种不必要的冲突陷入对立，但历史友谊并不磨灭。改革开放后中西方的再次交融，让全球化得以扩展和加速，世界各国都受益匪浅。

   面对中国大陆的相对封闭和改革停滞，国际社会应该更多同情和改变，而非敌视孤立。如今各国非常关心香港、新疆、台湾问题。新疆的人权状况的确有严重问题，但香港和台湾即便受到大陆一些侵蚀和威胁，其民主法治水平、个人自由度、人权保障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仍然远高于中国大陆平均。因此，难道国际社会不是应该更多关注中国大陆/中国本部的人权状况、更加帮助处境更糟的中国大陆人民吗？

   至于新疆维族穆斯林的确面临各种压制，但详情及来龙去脉也并不是像西方先入为主的那样简单。新疆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及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社会恐慌，显然是导致“再教育营”政策的直接原因。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的确加大了对新疆尤其维族穆斯林的控制，但并没有实行狭义的种族灭绝。而中共建政七十多年中，对待各少数民族的态度和行为及与对待主体民族汉族相比较，其实是世界各发展中国家中对待少数民族较好的，甚至个别时期存在对汉族的某些“逆向歧视（如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当政期间）”。即便最近多年对部分民族存在歧视和压制，其程度在各发展中国家并不十分突出。

   而中共领导的中国，虽然相对世界尤其西方较为自行其是，但很少参与战争，近三十年更是对外毫无热战（与印军在边境的冷兵器冲突已是最严重的情形了），是世界各大国中除巴西外最为和平的国家，在许多国际争端中颇为克制，并非许多人认为的“战狼”国家。很多时候，中共主导的中国官方宁可牺牲本国国家和国民利益，也坚持对外的和平与妥协，世界各国均不能及。中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国民生活艰难，但中国并未对外扩张而是自强奋斗和自我消化痛苦，还成为“世界工厂”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中国还强力推行计划生育，为世界人口控制、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弱化地球生态危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如“房间里的大象”般的贡献和隐忍，都被国际社会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国际社会应对中国问题有全面客观合理的认知，而不是因为一些偏见就孤立敌视中国，乃至逼迫中国走入战争泥潭。

   一个封闭、贫困、与世界脱节的中国，是14亿中国人民的灾难，也会让世界更加危险。只有让中国更加开放、富足、与国际接轨和融合，才能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得到幸福，世界也得以和平安定，并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危机与挑战。各国各身份各立场的人们，不要被一时的冲突和对立冲昏头脑和蒙蔽视野，要体察中国人民的情感与需求，要从全人类的立场看待对华合作。

   无论德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当将经贸合作与人权相连，在思想文化交流中渗入普世价值，积极关心中国劳工、妇女、LGBT群体、残疾人、农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境况，将本国发达成熟的权利保障和公共服务机制引入中国，切切实实的改善中国人权。欧美各国也应该对中国大陆留学生及其他在地中国国民进行一定的公民教育和普世价值宣传，乃至一些更加直接有力的手段，让这些人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并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化的先导。

    各国不应总是将少数族裔及港台问题放在优先，中国大陆汉族居民往往同样需要了解、同情、帮助，也只有主体民族汉族广泛的人权觉醒和公民行动，才能有力促进中国民主进程。

    当然，在对话合作的过程中，也的确有必要对中共政权的邪恶一面有深刻的认知，在敞开怀抱同时保持警惕，尤其对那些表面和善礼貌、遵守规则、对西方友好，但是缺乏人道主义理念与正义精神、对内残暴对外隐忍、内心敌视西方人权和多元主义、时刻积蓄力量试图重走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旧路、极具社会达尔文主义内质的统治阶层及其他群体和个人，要知其心观其行，避免自己变成“东郭先生”，随时准备像《一千零一夜》中善良又智慧的渔夫那样，在受骗后重新将“魔鬼”关进“瓶子”。

    对于中共中国，在经贸和人文上要密切交流，尤其人文社科领域上要尽心帮助，促成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在中国的播散。民生科学和环保技术也要倾囊相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健康；但军事科技和具破坏性的技术和手段，当然不能授予，还要对中共的相关技术和手段予以防范和制裁，确保民主世界对专制中国在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但另一方面，各国也要尊重中国增强其军事实力的举措，允许中国在亚太和世界保持与其国力及国际作为相匹配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借此促使中国融入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秩序，最终和平解除西方与中国的壁垒与猜忌，让中国能够维护利益与尊严的同时，实现亚太稳定与世界和平。

    即便德国及欧盟各国对华接触并不能迅速的有效改变现状，甚至被中共政权和权贵利用，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失败也要锲而不舍，哪怕坚持对话一百年、尝试和平促变一千次，中国终有完全对外开放、清除一切壁垒，走向世界融合的一天。即便将中国设想为如朝鲜般封闭残酷，那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发达国家，也应该永远向中国敞开大门、随时欢迎中国回归世界大家庭。

   朔尔茨的访华如和煦阳光，使肃杀的中国与世界，有了一些温暖与希望。但愿这阳光能驱散敌意、冷漠、固执、仇恨，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族群平等享受繁荣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