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意识与北明先生的中国激进思想九问

感谢高伐林博主多年来在其博客坚持转载一些有思考价值的文章。今天有幸读到北明先生祭余英时教授文：中国激进思想九问。

本人初来美国时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同学中有住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朋友，朋友的姐夫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好像是余英时先生帮助从上海某高校资助过来的。朋友在当地一家叫“好友记”的中餐馆兼职，余教授时常到这家餐馆买外卖，有数面之缘，但从未有过深入交谈。

先是听说余先生专攻中国断代史，后来听说他往来于美中之间，是赵紫阳总理的座上宾，尤其与赵派的智库学者交往甚深。“六四”之后赵下台，余从台湾筹集到几百万美金，成立基金会，资助一些六四后从中国流亡到美国的学者。

回答北明的问题，首先要理清什么是“激进思想”。如果一个家庭信奉伊斯兰教，把它改信基督教；或者多子多福改为计划生育一胎政策；或从地球中心说改为太阳中心说，这些都是激进思想。激进思想就是革命思想，就是破坏性建设。

一场带有破坏性的革命在实践中能否成功，不在于它多么美好，而在于其是否能够被当时社会的人，尤其是精英和大众百姓所接受。那么，当时的人为何愿意牺牲某些现实利益，接受一种新的革命性的，也许是外来的新思想？这大概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抽象的，集体的民族或国家理想模式，或者叫集体意识。

如果这一革命能够顺从集体意识，更有效地实现这个理想模式， 革命就可能成功；反之，遭致失败。当然，这一集体意识可能在不断地进化之中，伟大人物的出现，诸如战争瘟疫，新科技发明创造等重大历史事件和自然环境的变迁等等，都可能大幅度地改变或重塑这种集体意识。

从美国建国的例子来看，个人权利和自由（Individual Right 和 Liberty） 本是个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文明传承下来的抽象哲学道德概念。这个概念在落地美洲之前，在欧洲已有广泛深入的讨论和实践。先贤杰弗逊将这个概念落地于美洲，使其具体化，合理化，让普通百姓听得懂，实践当中做得来；这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围绕个人自由，定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中庸各方的利益冲突。这些定义的任何一点点差异，都可能造成后来实践过程中的巨大歧见；另一位杰出的人物麦迪逊则将杰佛逊的解释法律化，规范化，这样造就了美国今天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中心的集体意识。 

中国社会也有自己的集体意识，即天下大同观，它选择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权利。 大同观贯穿儒家经典，造就了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文明系统。但可惜的是，儒家文化的继承者中至今并未出现类似美国先贤杰佛逊一样的大思想家，能够重新审视世界现实，摸清中国人的集体脉搏，重新塑造或更新这个集体意识。反而以偷懒的方式，借用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壳，装上中国特色，下意识地置换成传统的儒家大同观，未能与时俱进，名不正，言也不顺。

即使这样，中国人的天下大同意识依然浓厚，在其之下的文明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

这次新冠疫情持续两年多，可以比较出中西不同集体意识造成的区别：大同观世界下的中国选择限制所有个人的权利，最大程度地力争整个集体的安全；西方选择以个人权利为主的集体意识，牺牲淘汰一小部分新冠病毒抵抗力弱的人群。这里无法简单地证明两种不同社会意识下文明的优劣， 但从根本上看，西方人难以接受中国人的做法，反之亦然。

集体意识是社会希望达到的终极目标，是人本位的问题。从技术层面讲，达到该终极目标都存在集权和分权两方面问题。西方的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宗教机构；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升学制度，官位年龄强制退休制度等等，都属于方法论和技术问题。 

回到北明的九问，仔细明辨，其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激进思想，而在于中国传统文明为什么如此顽强（一至三问），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为什么无法扎根中国，彻底改变中国（四至九问）。

中西方的集体意识都带有几千年的文明累积，就像一个建筑物，先有一个集体意识的兰图，接着一砖一瓦地建造，期间也许拆建翻修改建过多次。如果西方世世代代梦想建造一座摩天大厦，现代已完成的建设虽然未达最高理想，但也初见成效；而中国世世代代梦想建造一座天堂才有的园林，目前已建成苏州园林模样，现阶段尚可接受。你能够说服中西两个文明下的人民，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梦想，转而模仿对方吗？如果中西方所拥有的建筑材料，技术和场地环境完全不同，双方的建造方法可以互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