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通膨正在敲响美国经济的大门？

美国5万亿纾困案的影响

    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COVID-19纾困方案已经通过，加上川普政府先前发放的3.1万亿，美国在一年之内已撒钱近5万亿美元。未来是否出台更多的纾困方案，继续撒钱，需视疫情的发展而定。美国政府如此这般大撒钞票，会引发不良后果吗？ 

    纾困案中一大部分款项拨付给低收入人群，许多情况下是民主党支持，共和党反对。而在今次纾困案编制时，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以民主党人，前财政部长 Lawrence Summers为首的经济学家跳出来认为，再这样继续撒钱下去，美国经济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阻止了最新纾困案中提升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至$15美元的附加条款。

    所谓恶性通货膨胀就是工资与物价轮番上涨，导致货币大幅贬值的灾难。一旦走进这条道路，国家的前途堪忧。最后的解决方案只有提高利率，暂停经济成长，大批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以求重启经济。

    德国二战末期，国民党大陆撤离前夕，前苏联倒台之后的俄国，爱哭泣的阿根廷，近期的委内瑞拉，都遭受过恶性通货膨胀的打击；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之后的美国，都有过重度的通货膨胀。恶性通膨的受害者如德国和俄国，过后都实施极端保守的财政政策，时时警惕通膨噩梦再次出现。而美国在70年代的重度通膨危机之后，结合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格林斯潘执掌联储会时期设定了年2%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年2%的低通货膨胀率有两个考量，一是有利于经济成长，二是从长期的角度，逐步缓慢地释放通货膨胀的压力，以防止一次性高通货膨胀的形成。

    过去几年，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都低于2%的目标，通膨率为何如此之低，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理论上讲, 美联储设定的2%年通膨目标，是假设长时期（比如20年）通胀有个累积最高上限，2%是这个上限的年平均。 如果预期的长期通货膨胀水平大大高于最初想定的上限，这个2%的年通膨目标也应该随之上调。  理想的年通膨水平应该有利于经济成长和就业，有利于借助国债和储蓄保值，也为经济低迷时期下调利率，促进资本投资留下空间。有人认为，这个理想的年通膨率应在3%-5% 左右，而不是2%。 

    回到恶性或重度通货膨胀的话题，拜登和川普两政府一年内撒出的五万亿美元会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产生多大影响？如果疫情继续，政府还可以撒更多的钱而不会导致恶性通膨吗？答案是没有人知道。即使确切地知道政府一年内撒五万亿美元这个数，也没有人知道它在未来的某个时段内，会导致几个点的通货膨胀，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也只能猜想。但我们知道以下几点： 

产品制造能力是反通膨的保障  如果缺少商品生产和供应，老百姓的钱买不到东西，或同样的钱只买到越来越少的东西，就发生通货膨胀。由于美国的许多日用消费品和大宗商品高度依赖于海外进口，美国的反全球化浪潮必将缓慢下来。目前情况下，川普时期对中国出口所课的高关税依然有效，但中国仍然保持美国第一大贸易盈余国的地位，有些大件家用电器甚至要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从中国到货。反而，中国的高工资，进口原物料的涨价，可能导致出口到美国商品的联动涨价，影响美国通货膨胀水平。

美元资产与债务证券化的可持续性  美国政府发放五万亿纾困款之后，这笔钱很少会压在收款人的枕头底下，最后的归宿是国际银行和华尔街。所谓的美元霸权，是华尔街手持这些钞票，通过证券化等手段，如发行股金股票债券等形式，以世界货币的身份，流通到世界任何可以赚钱的地方，在全世界范围内重组生产要素，把纸张钞票转化成资产，形成新的生产制造能力。这一过程涉及到实打实的风险控制，市场开拓，管理团队能力，和世界经济大势等，最终要看华尔街有多大的能量消化掉这五万亿美金，将多大的部分转化成能够生成更多财富的资产。这些工作需要踏踏实实地一笔一笔地去做，和几个大家族秘密操纵美元与某些政府的阴谋论没有任何屁毛关系。纸币变不成资产，也就是纾困案实施后无法在后续有效利用的那部分纸币，必然反映到通货膨胀水平上。

美联储专业能力 阻击通货膨胀的最后一道闸门在联储手上。当商品供给出现问题，现金流通过快，或纸币太多没有办法形成资产，通膨就开始发酵。这时的联储需要提高贷款利率，鼓励储蓄以放缓现金流通速度，打击消费者意愿以减少消费，防止物价进一步升涨。提高利率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它在抑制消费的同时也意味着阻碍经济成长，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机会，给普通民众的印象是政府不会搞经济，搞坏了经济。政府因此可能强烈反对提高利率，尤其是在大选年。联储会的头头愿意得罪现任政府，为作出升息的正确决策而丢掉优渥的公职吗？

    美国的五万亿纾困案实施之后，它既可能导致美国经济更强，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甚至恶性或高度通货膨胀。这取决于国际生产厂商对美元的信心，是否愿意按原来的价格接受美元，取决于美国境外的这些厂商自己的出口生产成本；也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跨国金融公司和企业能否利用新的资金，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产能。无疑，纾困案规模越大，美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就越深，客观上，美国与世界最大生产基地中国之间的脱钩变得越来越困难，对全球化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