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现状之必然 六

         3，国民党内的良心的痛苦挣扎

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联共容共政策的分歧，远比共产党内反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严重得多。自前身中兴会，同盟会至辛亥革命成功后改名为国民党时，骨干大都是旅居海外和两广侨乡的反满清人士。他们中的不少追随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拥护共和体制，崇尚民族独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却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竟然提出【联俄容共】并将其写入党章，激起了党内右派的愤怒和极力反对。

其中最有名的邓泽如（1868-1934）, 18岁时去南洋谋生，后因开锡矿而发迹，接着成立当地有名的企业家。1907年邓泽如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挂罗庇朥埠分会长，开始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财政角色。他从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等地为孙中山筹款，并在1913年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刻，依然对他表现无限的忠诚，后来在1922年与陈炯明的决裂中也不惜与孙中山沆瀣一气。

孙中山执行联俄容共政策的初期，在某种程度上还宽容国民党党员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人，公开向北洋政府情愿，要求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并支持苏联驻军外蒙古。此消息传开，引起国民党人士的愤慨，如当时任广东大元帅府参议孙镜亚（1886-1954）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国民党官僚朱和中（1880-1940）也批评上海的【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报刊在外蒙问题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邓泽如则指示国民党的上海老党员深入调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不守党义事”。不久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1876-1939）的女婿得到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案及宣言”。文件确证，共产党人背信弃义，确以党团的形式在国民党内存在，并且试图左右国民党的政策和扩大自己组织的阴谋。（请参考【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革命文献】，第九辑，第72-74页）

图12，辛亥革命元老之一： 左，邓泽如，原名邓恩，号愚翁，生于广东江门，马来西亚华侨。右，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省南海县，生于日本横滨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1923年6月18日，邓泽如在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案，虽经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代理人廖仲恺（1877-1925，儿子廖承志曾任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陆红色政权的红人）的竭力阻扰，但几经修改还是提交立案。提案得到国民党人广泛的支持，一时间联名支持监控信和支持弹劾案就有2000人之多，同时国民党党内对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趋于白热化。作为一个不惜牺牲一切，为争取全国实现共和的国民党，理应通过党内辩论，采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决争端，但孙中山听取鲍罗廷的建议，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不通过选举自任主席并集中所有涉及党务的一切决定权。当然，在鲍罗廷的影响下，虽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讨论，弹劾共产党的案依然不了了之。

1923年11月29日，作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之一的邓泽如等11人，把国民党的容共政策视作一团象征中国未来凶兆的漆黑乌云，决定直接上书孙中山。请愿书极为深谋远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借国民党之躯壳， 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隐阴谋”。尽管上书中，邓泽如对孙中山留足余地和面子，只是把矛头直指鲍罗廷和陈独秀身上，但此刻的孙中山早已被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宣传技巧所迷惑，亲笔著文严厉训斥那些不仅在中国人中，也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良知。

次年，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有一个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义直接对点名孙中山，指控其容共恶政的。他就是冯自由（1882-1958）。冯自由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华侨家庭，作为最幼的成员，14岁时就参加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兴中会分会。1905年成为同盟会最早的骨干成员，并出任香港同盟会会长。此后，直接参与筹画和指挥西南各省历次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据大陆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傅国涌的文章，题为“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2002年第2期【炎黄子孙】）：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自由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后，冯自由等五十余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会，反对国共合作。李大钊，鲍罗廷将这一“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的举动报告孙中山，要求严惩冯自由等四名为首分子。孙立即在大元帅府召集冯自由等，声色俱厉地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理应开除党籍及枪毙”。最后，冯自由受到严惩，被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即个人的名义）开除党籍。

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继（1882-1947）对孙中山开除冯自由大为不满，要求孙同时开除自己的党籍。同时与孙中山发生激烈的争执，最后孙竟然显得蛮横无理和撒野下作地说，“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否则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张继无耐地抱怨说，“总理自己发红，就不退，余已不忍多辩”。不过张继的反共立场从未停歇，后来成了西山会议派的骨干。

尽管遭到孙中山严厉指责，冯自由继续反对国民党的容共政策，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5月中旬，冯自由从北京来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宣言称：“吾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反对“强效苏俄”。终于为鲍罗廷和国民党的左派所不容，被开除出党。从此，这位最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即退离政治舞台，著书立传，其中有价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毫无疑问，他反对满清，拥立共和的英名却被国共两党的洗脑机器所无情过滤掉了。

邓和冯虽是国民党中的右派或保守派，但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热情依然是属于欲速而不达的激进派。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是一种漫长的演化过程，社会制度与百姓素质之间的实质关系，确切地说就是称身裁衣。文明的社会也是代表政府与百姓的一种良性的契约关系，随着百姓的素质提高，自然而然的瓜熟蒂落。邓泽如和冯自由的错误就是把革命当作走向文明的捷径，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个人道德品质依然处于中世纪的孙中山身上。毫无疑问，邓和冯倘若能让孙中山迷途知返，当时乃处于第一期的共产主义癌细胞绝对不会发展到扩散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最晚期。但事实证明，孙中山之类的革命领袖在追求权力的邪途中，不仅离革命的初衷越离越远，而且还丢失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