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百年间两次痛失中国 川普何为（上）？
美百年间两次痛失中国 川普何为（上）？
文：格致夫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美关系是当下全世界关注的最大焦点。原因也很简单，中美贸易战的走向攸关全球经济的景气与否。
本文将从过往整整100年间中美互动历史的角度，审视对中国始终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如何两次痛失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天赐良机！这对判断今日中美关系的得失及其未来，应该有一定启发。
（一）一战后美国失去影响中国道路历史性选择的绝佳机会
自1840年起，英国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这个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就成了世界列强们砧板上的鱼肉。至1919年一战结束时，这种状况也没有任何改变。
而侵占中国东北尝到甜头的日本人，其贪得无厌的狼子野心在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中就已暴露无遗，其最终目标就是要鲸吞整个中国！作为实施其贪天战略的关键一步，依托早在一战结束前与英、法、意、俄4列强签订的密约，誓言在巴黎和会上，无视中国的正当诉求，夺取战败国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全部权益，扼住中国的咽喉，为日后全面控制中国打下基础！
而中国由于长期军阀混战割据，当时处于南北分裂局面——存在北京和广州两个政府。无疑，从国际社会的视角看，这是外部势力最容易介入，最容易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天赐机会！
那么，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一雪被列强宰割凌辱之耻的可能就不存在了吗？不，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个带有世界公正新秩序光环的、被神化的救世主式大人物——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
当年，威尔逊作为世界诸列强中崛起最快、也最有潜力的美利坚的总统，在成功连任后的1918年初，为了应对一战所造成的国际秩序危机，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欧美世界引发的恐慌，舍我其谁般地发表了他的“救世主张”——带有明显理想主义色彩的解决世界问题14点计划——后被称为威尔逊主义，主要体现四大原则：没有胜利的和平、民主的胜利、民族自决权和领土完整、建立国际维和组织的集体安全原则。
有西方学者把威尔逊主义奉为：“一个继往开来的社会哲学，其基本思想就是政治权力要服从大多数公众的意志，由此才能保障民主、平等与自由。”而威尔逊主义的具体目标是“按照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建立国际联盟，巩固战后世界新秩序。”西方学者尤其把威尔逊主义与列宁主义进行对比：“通过在所有方面完全彻底地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威尔逊已经成为西方的斗士——反对列宁主义的威尔逊主义的斗士”。
从美国的角度看，威尔逊主义体现了这个新崛起大国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成为“负责任大国”国际角色的认同；从国际社会看，威尔逊主义体现了美国作为世界新领袖对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国际新秩序的理想追求。
从1918年初威尔逊发表十四点演说到1919年初巴黎和会召开，在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大力宣传下，威尔逊主义在一年之内就成为一个响彻全球的新观念。为美国和他本人担负世界领袖使命所打造的这个新形象，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众多弱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中，受到毫无保留的真诚欢迎。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穷国弱国，早已沦为受世界诸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第一个良好印象，来自清末时期美国开始返还庚子赔款。于是，官方和民间中很多人都把威尔逊总统和他的主义当成了救星！威尔逊在中国很快成为名人，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
在国人看来，“民族自决原则”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公理与正义”。有人撰文论证：中国可根据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收回德国占领的“青岛主权”。威尔逊很快被中国人抬高为“救世主”。从当年上海一名普通女学生所言即可略见一斑：“夫威氏当欧战剧烈之时，毅然主张伐暴救民政策，及夫欧战告终，又提议民族自主自决主义。其爱国也，不独爱一己之国也，并爱世界万国也。其爱民也，不独爱一国之民也，并爱世界万国之民也。”
当时对中国社会具有思想引导作用的知识精英阶层，亦对威尔逊总统敬仰有加，更引发一般读书人的跟随。蒋梦麟称赞威尔逊“卫正义而摧武力兮，广四海为兄弟，望彼陆而思颜色兮，庆大同而呼万岁”！陈独秀尤其看重威尔逊“顶要紧的”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并将其归结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原则，作为他《每周评论》的宗旨。留美海归不久的胡适也是威尔逊主义的信奉者，他认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而他自己也相信的“公理战胜强权”“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以至于领导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卡尔·克里尔也在一封致国务院的信中写道：“威尔逊总统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偶像”！
1919年的巴黎和会，成为国际社会考验威尔逊主义的重大时刻，而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裁决可谓考验威尔逊主义的试金石，甚至攸关中国此后道路选择是向左或向右——走美国人的和平改良道路，还是走俄国人的暴力革命道路！
假如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主义真能发挥其神奇的功效，所向披靡，威尔逊得以实现其主持正义和国际公理的伟大理想，贯彻其民族自决和领土完整原则，力排列强们的分赃私心，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天经地义地归还中国，那么，无需太多想象力，基于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威尔逊主义的崇拜，对美国大力襄助的感念和对美国早已有之的好感，中国投入美国阵营，成为其在远东的坚定盟友，将是没有悬念的必然之举。
假如巴黎和会上能收回山东权益，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爆发。而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将理所当然地以美利坚为圭臬和远大目标，走美式民主道路将成为主流思潮；马列主义和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必将大打折扣，难以形成气候；而被誉为青年学生们思想导师的陈独秀也没有理由迅速左转。
值得一提的是，十几年后胡适在一场通信争论中还指出，陈独秀的迅速左转，与他五四运动后出狱便不得不离开北大优渥的环境，带着他的《新青年》回到上海有很大关系！或许还应该加一句，还与他对威尔逊主义的希望破灭，以及对日本等列强欺凌中国的愤慨有莫大关系！
假如没有陈独秀的关键作用，又缺失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和激进人才准备，在巴黎和会后仅仅两年就迅速成立中共，也将无从谈起，中国的历史将是另一番景象！
但历史并没有按照这样的假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所遭遇的无法摆平的两难困境。
由于克里尔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宣传，名扬世界的威尔逊主义给弱小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憧憬。但威尔逊本人的心情却是复杂又矛盾的。他似乎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的理想主义犹如一个不断被吹大的气球，恐怕难逃爆裂的宿命。
在巴黎和会前夕，威尔逊对克里尔说：“你所从事的宣传工作很伟大……但我觉得你在有意识地为我编织一张无法逃脱的大网。今天全世界都在求助于美国，向美国诉说他们遭遇的冤屈与希望。……但是你我都知道，要消除这些自古就有的不公正和当下的不幸，绝非朝夕之功，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力挽狂澜的。我总觉得，其结果将是一个举世失望的悲剧——尽管我内心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不幸的是，威尔逊的预感没有错，世界和中国知识界对威尔逊主义的“神化”，不过是一厢情愿。威尔逊主义终究不是灵丹妙药，一战后复杂的国际政治矛盾，不会因他高大上的主义而药到病除。
4月11日，英国代表根据与威尔逊达成的默契，没有投票支持日本的“种族平等案”。表面看，此举导致日本代表团此一外交目标受到重挫，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用冠冕堂皇的语言，重申日本对种族平等问题的立场，随后却表示，他将顾全大局，不强行要求通过这一提案！日方之所以将此问题与山东问题捆绑在一起提出，向欧美诸强施压，有其算计。最终目标正在于牺牲“种族平等案”这个筹码，换取列强们对其在山东问题上的支持！
这一策略导致英、法、美在“三强会议”（意大利因未达目的已退出和会）上达成一笔交易：在种族平等问题上，威尔逊获得英国的支持；那么，在山东问题上，威尔逊就不得不理解英法两国的“苦衷”，向日本妥协。关于这笔交易，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与威尔逊的交谈中暴露无遗。贝尔福说：“我们要求日本赞成的是不要把种族平等内容写进盟约。如果日本在种族平等和山东问题上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均受挫折，日本代表团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威尔逊本人也一直把山东问题视为验证其“民族自决原则”的一个重要案例。关于这一变故给威尔逊带来的挫败感，借其秘书贝克的话说，山东问题令威尔逊总统“蒙难”。
1919年4月25日，就在山东问题最后定案前，威尔逊与贝克有过一次长谈。威尔逊承认，“中日问题浮现，形成一个巨大难题”。他告诉贝克，自己没法看清楚，要在什么地方应用自己的原则。他自嘲说，他自己都得重读一遍“十四点宣言”，才能记得住其内容。当晚，威尔逊和贝克的谈话继续进行。贝克向威尔逊通报了媒体的看法。他发现，威尔逊的情绪“非常低落”，仅日本这一问题就让他头疼不已。威尔逊说：“日本人不是傻子，除非我们给他们想要的，否则他们是不会回家的，而他们想要的又是自己不该要的东西。”贝克回答说：“国际舆论都支持中国人的主张。”威尔应道：“我知道。”贝克又道：“尤其是美国的公共舆论。”威尔逊说：“这我也知道，但是如果意大利人坚持不参加，然后日本又走了，那国际联盟成啥样了？”
威尔逊总统在关键时刻改变立场，甚至美国代表团中的很多人（包括国务卿兰辛）也持反对态度，以至于在和会一次相关会议上，美国代表以集体离场表示抗议！而在美国国内，威尔逊尤其受到严厉批评（亦有党派之争因素），国会拒绝批准巴黎和会签署的《凡尔赛合约》，也拒绝美国加入威尔逊主导创建的国联。
在中国，由于未能达到收回山东权益目的，令国人陷于巨大的失望和义愤，随着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呐喊，威尔逊被神化的形象也随之破灭，被归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一丘之貉。中国知识阶层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中开始左转。
而当年新生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适时抓住了历史性机遇！巴黎和会后仅仅两年，主张暴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式中共就成立了。美国则失去了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个天赐良机！苏联通过扶持南方的孙中山国民政府和中共，成功影响了中国的未来走向。孙于1923年开始实施“联俄联共”策略，中共获得发展壮大的难得历史机遇，为日后执掌中国准备了最初条件。
如果说美国人有什么根本原因痛失中国，作为刚刚在世界展露头角的新生列强，百年前的美国确实还有些稚嫩和理想主义。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巴黎和会这样复杂的国际外交舞台上，远没有英、法等列强的那种老辣和贪得无厌，而处于下风；在介入中国事务方面，美国更远逊色于野心勃勃的日本。即使巴黎和会“背叛”了中国，如果美国人有日本西原贷款手法的十分之一，也不致于让新生的苏维埃占去影响中国走向的先机！